前言

除去下放的年头，我在北京居住了将近四十年，其间经历了许多决定祖国命运的大事，也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热”：打鸡血热、甩手热、红茶菌热、出国热、炒股热……赶时髦，凑热闹，大概算不得是中国人独有的习性，外国人也一样，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便是如此。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这个热，那个热，大凡称得上热的东西，通常都来得快，去得快，而且过去之后几乎不留什么痕迹。在这一点上，欧洲的“中国热”有些特别，它不仅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一百余年，而且对欧洲颇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此而言，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我们不妨称之为东学西传。作为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大体上可以分作俗和雅两个层次。所谓俗，是指下自市井细民、上至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一般地说，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物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甚至有某些误差，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中包含有某些非理性成分。有人认为“中国热”妨碍了欧洲人对中国获得正确的认识，原因大概即在于此。俗层次的“中国热”虽然表明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充其量只留下了一些如今成为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所谓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雅层次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做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不过，俗与雅两个层次的“中国热”虽然有区别，却并不各自独立，应该说它们是同一大潮中的两股支流，前者引发了后者，后者深化了前者。

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成为许多学者深入研究的对象，并且已有一些有分量的专著问世。相对而言，同一时代的东学西传似乎较少引起注意。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利玛窦，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的冯秉正，对许多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关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有朱谦之先生的名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85年新版更名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等不多的几部著作。近年出版的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等书，表明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与西方学者在同一领域中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显然还有差距。

研究这段东学西传的历史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再无其他令西方人倾慕的东西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中，一些人盲目崇洋和妄自菲薄的心态有所滋长，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这种现象，叹惜和责备都无济于事，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摆出雄辩的事实，纠正偏颇的认识。通过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那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商品的热情，胜过如今的某些年轻人对于“耐克”“阿迪达斯”的追求；那时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今日某些中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地位。为什么那时的欧洲人如此看好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不比欧洲落后。换句话说，中国不是从来就落后，落后挨打只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既然有过灿烂的往昔，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第二，为探索中国由先进变成落后的原因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尽管欧洲人曾将中国奉为典范，寄托过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但是时隔不久，中国的形象不仅黯淡了，而且变得丑陋了。中国成了列强欺凌的对象，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强加给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曾几何时，昔日对中国顶礼膜拜的欧洲人，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到了我们头上，小脚和长辫成了洋人心目中中国人的特征。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罪责难逃，我们自己身上难道就没有任何问题？悠久的华夏文明究竟有哪些应该扬弃，有哪些应该弘扬？第三，探索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规律。异质文化的接触是永恒的历史现象，当不同的文化发生冲撞时，短时间内也许有高下之分，但从长远来看，彼此融合是必然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相互接触日益频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行动，以便更好地把握未来。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就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而言，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外交官、商人的回忆录和游记，当时的欧洲作家对中国的评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细细分析的原始资料。可是，这些文献数量极大，且不说有些年代久远的外文资料无法在国内读到，纵然有机会出洋考察，也没有时间把它们哪怕仅仅浏览一遍。除了原始资料，还有大量二手资料，其中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该尽可能了解和掌握。朱杰勤先生翻译的德国人利奇温所著《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其实并非最具权威的著作，但在我国的名气却极大，频频被论者引用，原因之一是同类译著为数太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注意。近年来，中华书局组织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等名著，为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据说《耶稣会士书简集》正在翻译中，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翻译工作也正在筹划。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重要原始资料的翻译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在这个学科里的研究工作。

对于并不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来说，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至今依然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考虑到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读物目前尚属罕见，所以本书以描述史实作为首要任务，尽可能真实地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轮廓勾勒出来，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因此。书中叙述多于评论，介绍多于分析。当然，纯客观的叙述和介绍是不存在的，在叙述和介绍过程中，作者必然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看法。

欧洲“中国热”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这三位皇帝在位的百余年堪称繁荣昌盛的辉煌时期。但是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来看，在这百余年中，似乎没有什么超乎前人的成就可言。在物质文明方面，没有进行过堪与长城、运河媲美的伟大工程，没有出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术那样永远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方面，既没有产生孔子、孟子那样万世景仰的贤哲，也没有给后人留下汉赋、唐诗、宋词那样的艺术瑰宝。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吸引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外来的信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户，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但是，送上门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

反观欧洲，情形恰好与中国相反。中国并没有派遣传教士前往欧洲传播华夏文明，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竟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市井细民全都卷入其中，令他们如痴如醉，无限向往；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商品的西去和传教士的东来，固然为欧洲的“中国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外来文化这种迥异的反应，原因何在？但愿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就能听到宏论和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