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奢靡的生活与唯美的文学

南陈文学概览

经济的繁荣不一定影响文学的质量，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关系。北朝相较于南朝，在文化上就显得荒芜。

南朝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使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了充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裕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富裕的经济消磨了斗志，淡化了责任感，使创作上呈现软化和艳化。同时，相对独立的庄园经济减少了对政治的依附，文人惬意地享受着庄园生活，纯粹地从事艺术活动，世俗功利性相应减少了，以情悦性的主体审美功能就增加了。

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经济有如此紧密关系的，还是六朝文学。六朝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自觉的精神以及求新、求变的勇气和实践。

六朝宫廷和上层社会的艺文之会，构成了某种风雅。例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梁书·昭明太子传》）。其弟简文帝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纪》）。其他如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南朝梁元帝萧绎、南朝陈后主陈叔宝等，都召集文会，共同形成了爱好文雅的风习和文艺成绩。上层社会成员有时也形成文会，比如南朝陈的大将侯安都就曾召集文会。

不仅如此，宫廷和上层成员还是文艺风气的领导者和急先锋。南朝宋初的文学风气，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二）。谢灵运领导山水诗的形成和普及，得自江南山水的直接熏习。南朝齐“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等提倡“新变”（《南齐书·文学传论》），永明体是近体诗的先声。南朝梁和南朝陈的宫廷又创造了宫体诗。不仅如此，新兴的绝句也早早流行在宫廷诗坛。据《南史·梁本纪》，简文帝被囚时，作“诗四篇，绝句五篇”，元帝临死前“制诗四绝”。散文方面，整齐漂亮的骈体文盛行，至徐陵、庾信时达到高峰。与此相对的，是北朝以质朴散文为主题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

“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他们很少经历过时世的剧烈动荡，所感兴趣的，只是凭借富裕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去领略自然界的秀美，咀嚼人世间的悲欢，以及在声色中寻求感官的刺激”（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

文学思潮也是由上流社会倡导的，比如南朝的“缘情”说，由王筠在《昭明太子哀册文》中提出：“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之后，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文章且须放荡”。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佛教经论也出现相应的色欲异相之说。因此，裴子野《雕虫论》说，萧纲“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叶燮的《原诗》也说，“六朝诗则有枝叶”，“六朝诗始有窗棂楹槛、屏蔽开阖”，“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这些都显示出在诗歌形式结构上的细致唯美追求。相对来说，在这样环境下的文学格局，比较狭小，“气格卑弱”，然而形式优美，“圆美流转如弹丸”（谢朓语，《南史·王筠传》）。

到南朝陈后主之时，文艺气氛已很浓厚，而与北方在军事上抗衡的力量丧失殆尽。陈后主君臣沉浸在宴乐之中，文学笼罩着浓厚的脆弱浮靡的氛围。

陈后主因为狎客的宫廷生活方式，一直为后人诟病，其文学风格，与中原传统诗书礼义的道德风范背道而驰。这一切的产生有着特殊背景。

陈后主荒淫的生活方式和文学风格，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蛮族风气特别是巫风的影响，不能简单归之荒淫的道德谴责。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一类的诗歌，体现出异质之感，包含了衰亡的气息和华丽的宫廷气氛，还有妖异的风格。

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妖姬”一类的词，为陈氏偏爱。这是一个脆弱的、不真实的场面，那些芳林、流光的华丽，好像不是正常的华丽，而是带着异样的色彩。

听筝诗

文窗玳瑁影婵娟。香帷翡翠出神仙。

促柱点唇莺欲语。调弦系爪雁相连。

秦声本自杨家解。吴歈那知谢傅怜。

秪愁芳夜促。兰膏无那煎。

这些诗句让人明显感到“妖而浮”的特点。它们艳丽，却艳丽得不正常。它们蕴含着死亡的气息，却又异常华美。总而言之，描写的不是正常的现实世界。陈后主艳情诗独特风格的来源，应该是南方蛮族的原始气质和巫风。蛮族民间风气影响皇帝的诗歌，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和梁简文帝萧纲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的比较中，更容易发现陈后主生活和诗歌的异质成分。

梁、陈前后时间相距较短，这方面的差别很微妙，但在一些诗人的诗作里也很明显。萧纲无论是血统还是宫廷环境，都在中原大姓的范围内。他的文友徐摛、庾肩吾都出身世家。尽管萧纲所作宫体诗受到“放荡”的批评，但他的放荡止于作诗，而“立身先须谨慎”（梁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即便是作诗，他的兴趣也只集中在“女性”，很直白。试看萧纲《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作者只是细致直白地刻画了女子的姿容和一举一动。萧纲这类诗很多，和传统风雅完全不一样，但并不妖异。

陈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陈书·后主纪》），李煜也是如此。李煜风流，善写词，试看其传世名作《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明显可见，李煜有一颗赤子之心，和陈后主的怪异不是一回事儿。再看李煜言情的作品，比如《谢新恩》，即便也有衰亡气息和宫廷气氛，但描绘的是正常的感情：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馀上苑风光。粉英金蕊自低昂，东风恼我，才发一衿香。

琼窗梦醒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碧阑干外映垂杨，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妖异的风格，还见诸史书对陈后主及张贵妃其人其事的描绘。陈后主荒淫的宫廷娱乐本身，是怪异的。

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南史·陈后主纪》）

“狎客”的玩赏，是君臣男女相杂，通宵达旦宴饮，制五言诗，并且以此为常。这和传统的风雅迥异，除了因为末世颓废，应当是受南方蛮族风气的影响。绮艳、轻荡而又哀伤的男女唱和，弥漫于陈后主的宫廷，那是怎样的气氛呢？用“妖异”来形容，应该是确切的。

陈后主的生活和诗作，对于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是异端，所谓全无心肝，完全背离传统。陈后主宠妃张贵妃的形象本身，也充满了妖媚的气息。

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陈书·后妃传》）

陈后主有很多地方可能受到了蛮族风气的影响。

《陈书》记载，陈代开国君主陈霸先乃“吴兴长城下若里人”，虽有两百年前的中原血统，实为土断吴人。其妻章要儿“吴兴乌程人也”，“本姓钮”。往下，陈世祖之沈皇后“吴兴武康人也”。再往下，陈叔宝之父陈高宗也是“先聚吴兴钱氏女”，只有生母柳皇后乃“梁武帝女长城公主”之女。到陈叔宝本人，皇后沈氏出吴兴，“母高祖女会稽穆公主”，而张贵妃直是“兵家女也”。由此可见，同南朝其他朝代的君主受高门大姓浸染不同，陈叔宝的家庭影响兼有中原传统和南方吴人的成分，后者占主流。陈叔宝的血统，主要是南方吴人。

陈高祖隆起之时，多借助南方豪族之力，之后陈代朝廷官员里，土著成员很多。陈后主在陈代灭亡前，没经过动乱，基本上处在深宫温柔乡的庇佑之下，活动范围就是深宫那块地盘。他的交际圈，一是文人，二是后妃。陈后主文学集团成员，在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留有诗作或有文传世的十人中，徐陵（陈朝高官，基本不参加陈叔宝文学聚会，严格地说不属于其文学集团）是东海人，江总是济阳考城人（外家岭南豪族），傅是北地灵州人，王瑳属大姓，这四人算是中原名门出身，而陆瑜、陆琼、陆玠、顾野王乃吴郡吴人，陈暄是义兴国山人，孔范是会稽山阴人，此六人是南方吴人出身，平日和陈后主关系亲近，还有些同乡同姓的牵连。陆瑜去世时，陈后主亲自写《与江总书悼陆瑜》，饱含欣赏和感情。在文学水准和贵族风度方面，陈后主较多地吸收了徐陵、江总等中原大族士人的优秀因子，不过，这两人的诗中没有出现过陈后主《玉树后庭花》那样的风格。南方吴人出身的六人，通过频繁的文会往来，可能在风格上、气质上熏陶了陈叔宝。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慧，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后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陈书·后妃传》）

张贵妃是贫寒土著出身，聪慧。她从陈后主游宴，推荐其他宫女一起参与，形成所谓狎客的怪诞局面。这种做法有蛮族的原始风气影响。张贵妃擅长巫术，所谓“鬼道”“妖巫”“淫祀”，肯定是蛮族风气。作为陈后主文会的重要参与者，张贵妃应该给了陈后主极大的影响。

南方土著的风格影响文人的诗歌，很早就有了。比如，《楚辞·招魂》里就写到“士女杂坐”的楚地巫风，它也促成楚辞奇谲瑰丽的风格。西晋东渡后，南方的吴声西曲开始陆续影响文人的诗歌。永明体的兴起和吴声西曲的影响也有密切联系。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局限于吴声西曲的文字本身，未深刻到南方蛮族风气。此外，文人对吴声西曲的态度很矛盾。高门大姓看不起它，称之“淫声”“妖俗之言”。《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妖而浮”的特点为中原正统所排斥。同时，吴声西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礼乐文化。“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萧子显《南齐书》）正统对这类民歌的态度一直是抑制的。《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的编撰者莫不如此。即便是吴声西曲本身，也一直缺乏在正统文化中真正繁兴的土壤。帝王诗歌风格受其影响就更有限。梁代诸帝诗作基本不见有类吴声西曲的“妖浮”风格，陈后主诗作中妖异的特点就比较明显，与土著风习有共通处。

妖异的氛围，在南陈末渗透到艺术领域。南朝陈的姚最在《续画品》中评论沈粲的画作：“笔迹调媚，专工绮罗屏障，所图颇有情趣。”调媚之情趣，在当时的文艺中有所蔓延。陈文帝陈蒨永宁陵的石麒麟造型，灵动俊美，矫健秀逸，纹饰繁缜华美，张口露齿，足跟着地，足趾翘起，足掌心朝前，给人“张牙舞爪”之感，其特色亦见妖异的形迹。

这里说的南方蛮族或南蛮，泛指当时南方溪、俚、越等古族。南朝商业城市发达，士族喜居都邑，特别集中于建业和江陵。侯景攻破建业，西魏攻陷江陵以后，梁朝绝大部分士族被消灭，南方的土著豪酋趁机崛起。陈朝是依恃南方土著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陈朝南方蛮族兴起，蛮族风气，包括原先三吴士族保留的地方习气，逐渐弥漫，甚至影响了帝王的生活，这在陈朝之前是少有的。

相对于发展成熟的中原文明，南方蛮族的主要特点包括近似原始状态的“野”和“巫”。他们对于男女人伦不像中原正统那样严肃，这为陈后主放荡的宫廷生活特别是狎客的方式，提供了基础。当地盛行巫风，也是张贵妃“鬼道”“淫祀”之由来的最好解释。

其实，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异质的成分，古已有之。例如，战国时期，楚国屈原的《离骚》《九歌》等有浓烈的巫风气息。又如，唐代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未尝没有吸收胡人的豪放气息。往大处说，佛教思想从印度传来，逐渐中国化。其他诸如燕乐、胡服等，不胜枚举。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只不过是其中的个例，尽管对于他本人影响是深刻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次妖异颓靡的气质，融合着衰亡气息和宫廷气氛，完全颠覆了已有的儒家雅正传统，所以不见容于世，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