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B.怀特书信的行文，在从容不迫的节奏中闪现着敏锐的真知灼见，这一点与人并无不同，其出众之处在于，读者常会不期而遇诗意之震撼。例如，在这本此前从未与读者谋面的修订版书信集中，提到捆扎与寄送不久前故世的妻子的生前书信时，作家如此写道：
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的回忆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的感觉，伤过心的人都熟悉，它带着那份弥足珍贵的率真和情感的共振。数月之后，怀特又留意到一条狗的寂寞：“一天，我不在家的时候，它在起居室找到了我的一件羊毛衬衫，把它撕得支离破碎，这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焦虑，我不得而知。”无论是对于年迈的还是年轻的怀特，焦虑都是其一大性格要素。正如一篇以区区数笔虚构出某位“沃朗特先生”的短文所言：他的写作生涯开端于恰尔兹餐馆，一位女招待把白脱牛奶溅到他身上，“当时沃朗特先生记下了这场灾难，并把文章卖给了一家创立不久、缺乏经验的杂志，由此得到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只要记下一些简明易读的关于自身的不幸之事，就能得到报酬”。在怀特写作生涯的另一端，年迈的不幸在一棵倒塌的树上得到了共鸣：
我花了几百元钱想尽力保住这棵榆树，却是枉然。那棵树还是随着一声砰然巨响倒在了草地上。现在，他们要我花一大笔钱尽力保住自己的视网膜，但这终将依旧枉然。
这个敏感易伤、洞察秋毫的男人发现，艺术创作的天地同时盛产重创，当童话经典《夏洛的网》改编成动画片时，他写道：“听到威尔伯在汉娜-巴贝拉的影片中唱着‘我能说，我能说’，就觉得自己能无往不胜，我想仗剑疾行，却找不到剑。”
在怀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有很多信是写给当时正在潜心创作怀特传记的康奈尔大学的斯科特·埃尔吉教授的，信中，友情使严苛缓和了不少。怀特耐心地勘误，提供实据，并幽默地提出异议：
我觉得，即使你已经做了一些删节，文稿还是太长。最可怕的事实是，我的一生并非如此有趣。我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尽管写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当手稿成为书籍时，书的主人公表达了“关于封套上内容简介的疑虑”：
内容简介中称我为“美国最受爱戴的作家”。这不但会引发质疑，而且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卖点。我是个老派的广告人，我知道，读者宁愿去买一本关于人人都恨透了的作家的书。
几个月后，他用这样令人震惊的笔调向传记作者形容该书：“您这本传记所写的那位作家，永远无法让您的书堪称一流。”两年之前，在他们合作期间，怀特一边表示想引退不干，一边还表达恭敬之意，他对埃尔吉如此说道：
对于我在你修改文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说，我颇有犹豫，生怕让读者有这样的印象，好像是我附身于你写起了自己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传记主人公依然活着，还在说三道四，这样的角色让我颇感不安，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既希望置身度外，又渴望帮着澄清事实，两种愿望同样强烈，让人左右为难。
怀特与其教女多萝茜·罗布拉诺·古思合作于1976年出版的近700页的书信集，也让他感到焦虑。这种对他个人、以及对与他通信者隐私的侵犯，与其本意相悖，而且，要不是凯瑟琳·怀特旷日持久、耗资不菲的疾病使他认识到出版书信的必要性，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在该书的“作者语”中，他特有的俏皮和含蓄可见一斑：
从理想意义上说，书信集理应在作者身后出版。其益处显而易见：编辑可以自由驾御，作者可以彻底隐身——于坟墓，毫发无损地隔离窘迫，跳脱诽谤。我已然无法符合这种理想状态。由于典型的命运失误，我仍然活着，而此书也只好委屈于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了。
长寿到勉强成为本人传记和书信集的合作者，并且要对这两部作品一遍遍地修改和斟字酌句地润色，这确实很让他烦心，甚至成为一种折磨，可对于众多的怀特爱好者来说，这不啻为一种恩赐。《E.B.怀特书信集》是作家迄今最长的一部作品，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是他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作品以10页可爱有趣的斜体文字开篇，讲述的是作家在纽约郊区的佛农山度过的欢乐童年。第一封信是作家9岁时写给哥哥阿尔伯特的，信中不时闪现着强烈内敛的情感、清澈透明的意境，以及淡淡的忧伤，这些后来都成了作家独特的风格：
这不算是很好的一天，我得了感冒，没去上学。妈妈给我买了1个网球，要是我［请注意这里巧妙的虚拟语气］非常小心的话，我可以用你的球拍吗？我这会儿正写信的时候，听说菲利斯·古德温［邻居家的孩子］死了。他们没有找医生，便有了如此结果。
他的兄弟们，尤其是斯坦利，后来都成为通讯记者，这激发了小怀特最为自由的自我表达。随着文学才华的迅速发展，怀特的书信伴他经历了初恋，在康奈尔的自我流浪生活，以及此后在纽约的广告工作，为此他往返于工作和佛农山的父母家。1925年，他搬到了城市，和其他3个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合租一套位于西12街的公寓，尝试过起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接着被亚当斯（弗兰克林·P·亚当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专栏“指挥塔”和初出茅庐的《纽约客》杂志接受。该杂志的编辑罗斯看似凌乱随意，却是个完美主义者，他邀请怀特加入员工行列，并给他安排了最低层的编辑工作：“关注有报道价值的事件，即对其他报刊上的补白进行编辑，加点妙句警言等。”怀特在这方面表现出色，他的笔触灵活、天马行空，由此赢得了罗斯的青睐；56年之后，他依然干着这份无名的时闻杂谈的工作。1982年4月，他最终因视力衰退而辞职。他在《纽约客》谋得了生计，获取了终身职位，还娶到了爱人，即编辑凯瑟琳·萨金特·安格尔，怀特第一次在办公室露面时，她就向他致意。很久以后他这样回忆着，“我注意到，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头鬈发），很有一套技巧，能让年轻的投稿人感觉轻松自在。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我未来妻子标致的容貌，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毫无知觉。”
收入本书中间部分的，是大量怀特与杂志、读者以及投稿的同事，其中包括与那位反复无常、咋咋呼呼的办公室同事詹姆斯·瑟伯之间的通信，其间充满了无尽的优雅和愉悦心情。瑟伯与怀特合作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讽刺挖苦作品《性是必需的吗？》。他的书信在优雅和愉悦中总带有无法平息的焦虑，一种超越罗斯这本杂志的视界的渴望，而当时他已经享有了特殊的、倍受关爱的卓绝地位，只是这一卓绝是褊狭有限的。1929年，他从安大略写信给罗斯，“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除了比不上你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你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在焦虑不安中，在充满幽默的不自信和书信体背后，他怀着一种坚定的雄心，1981年，他向金基德（尤金·金基德）袒露了这一雄心：
据我回忆，当我觉得文章缺乏价值或不够优秀时，有时候会署上假名。我希望“E.B．怀特”这个名字能与卓绝、与文学杰作相连。可能我有一次用假名给《纽约客》寄了稿子，想看看我是否会被拒稿，不被接受，不过我已记不清是否真这么做过了。但是，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那时的我年轻浮躁，为所有真实的和想象的失败而忧心忡忡。
他在对纽约和对缅因的爱之间徘徊；1938年，他逃离城市，来到缅因州北布鲁克林的一个海水农场，把那里的生活记录在《哈泼》月刊的专栏里，并最终结集成为他那本最佳作品（如果非要提出一部最佳作品的话）《吾之甘露》（One Man's Meat）。在该书1942年第一版问世40年之后，怀特在序言中这样回忆道：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曾有某一个阶段是彻底清醒而非半梦半醒的。对于我，那就是在缅因度过的5年时光……我突然像一个孩童似的观察、感受、聆听。那是一段珍贵而不再重回的日子，一段令人沉醉的岁月。我真是很幸运，能把其中的一部分记录在纸上。
令人惊讶的是，之后几年里他尝试起了另外一些文学类型，其中包括他与凯瑟琳一同编辑的《美国幽默资料库》（A Subtreasury of American Humor）；他为《纽约客》众所周知的非政治性版块“备注与评论”供稿。二战落下帷幕时，这些稿件开始主张建立跨国联合来维护和平，而他也作为记者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创立大会；他还将昔日康奈尔大学教授威廉·斯特伦克的语法手册编辑成一本畅销的英语写作指南；应继子罗杰·安格尔之邀，为《假日》（Holiday）杂志写了一篇不朽的纽约市志；他还创作了3部著名的、至今依然很受欢迎的童话。没有写作任务时，他在农场里不停地忙碌，喂养动物、盖屋顶，用双手劳作。他赖以维生的手工劳动，即靠双手打字爬格子，也是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不是很愿意将自己视为书信作家，他告诉斯坦利，“我避开写信，它和写作本身太接近了，让我头痛。”
事实上，他睿智的大脑和积极的态度十分敏感脆弱，他常常遭遇偏头疼的折磨，1943年10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将其形容为“一次精神崩溃”。1945年，他如此安慰斯坦利：
别担心我的身体，我好多了，足以胜任工作。两种情况曾折磨过我，一种是我潜意识中的老鼠，还有就是颈椎的骨刺，而两者相比颈椎问题较轻。我花了18个月来……摆脱老鼠……不管怎样，我现在好好的，又安然无恙了，谢天谢地。工作很顺利，也睡得着了，经过了一年半载，这可真令人神清气爽。
他的焦虑已经成了一种疾患，他的短篇小说《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和《门》（The Door）就微妙地谈到他所接受过的一种精神治疗方式。1982年5月，在他提供给那位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传记作家斯科特·埃尔吉的一长串建议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我能尽力明辨的是，令我恐慌的忧虑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担忧，它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担忧，就是他作品最深沉的主题。在他的一些散文，如《一头猪的死亡》（Death of a Pig）和《重游缅湖》（Once More to the Lake）中被具象化了，这些文章既带有激励性，又蕴含着忧虑。
现在，在怀特孙女的编辑指导下，书信集中又增补了一扎信件，那是他生命最后的、最灿烂的那段时光中的思想交流，它为作家完满的写作生涯划下了绵延不断的弧线，在这些愉悦人心并且时而优雅美丽的副产品中，我们可以追溯作家倾心追索的写作历程，看他是如何与这个粗糙顽劣的世界，与疾病，以及与某种苛刻挑剔的谦逊抗争的。他的笔调中饱含着自然的、自我贬损的幽默家的捉弄意味，不过，和本奇利、佩雷尔曼和弗兰克·萨利文不同的是，怀特并不是纯粹的幽默家；作为一位美国著名的文体家，一位从全方位、多角度揭示生命的歌者，他赢得了让人认真阅读的权利。从一名创作短句小诗的“‘短篇’作家”（借用他本人的语汇）起步，他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提升着自己的才华，同时回避着宏大叙事。他那荒原似的、碎片般的《重访动物园；或，奥利·哈克斯塔夫之生平》就揭示了他具有创作大型诗歌的愿望；1937年年中，他甚至花了一个长假的时间来创作该作品，并对当时大概吃惊不已的妻子解释道，“一个被某种诗情热忱缠绕的人会去竭力探寻某种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私密，［而且］确实得断然放弃惯常行为，例如养家糊口和跑腿赚钱等。”他显然从未尝试过为成年人创作长篇小说，但他的书信带给我们小说所无法给予的东西：生活的日常细节，它所呈现的那些令人疲惫厌倦的责任和礼仪，那似乎无休止的生计维持（尽管它终有尽头），那些奔波劳作中日积月累的或被遗忘或被怀恋的时光，还有在艺术家选择了那条道路后那些个频繁降临却很少公然申明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