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找到音乐楼并不困难，因为它紧邻着玻璃温室。

温室的南北墙都设有巨大的落地窗，天花板上也嵌着几块玻璃，一看便知造价不菲。靠窗种着各色球根植物，中间则是几株热带树木，树下摆了两张圆桌。只是此时里面空无一人，毕竟满园春色就在温室之外。

相比之下，音乐楼只是座橙黄色的二层小筑，与我刚刚去过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偏偏又建在温室旁边，让人很难提起兴趣多看它几眼。

正巧这时有两个女生并排走出音乐楼。她们手挽着手，另一只手里抱着乐谱，应该也是音乐生，我便向她们打听了李舜颜的所在。

“她在四号琴房，一进门左边第三间就是。”

琴房的门远远不似教务主任办公室的那般厚重。走廊里琴声四溢，就像是一整锅烧开了的水，正在盖子底下拼命地扑腾着。

我来到四号琴房门口，从里面传出来的旋律还算悦耳。如果没有三号琴房里传来的噪音搅局，应该会更悦耳才对。我没记错的话，那是萧邦[1]的《船歌》。如果里面的人弹的是悲多汶[2]的《槌子键琴》，我大概会直接打断她。好在《船歌》不算很长，我有耐心等。

可惜我的等待并未换来尊重，当我终于敲响了那扇门，没人过来给我开门，只得到了一句冷冰冰的“进来吧”。

我走进那个狭窄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立式钢琴，一个琴凳，地上铺着枯黄的木地板，惨白的墙壁上什么都没有悬挂。一个小得可怜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此时没有亮起。如果关上门，外面的光与空气就只能通过北墙上的一个小窗子渗透进来。

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清了钢琴前的女孩。

她没有站起身来，而是坐到了琴凳左侧的窄边，身子侧对着钢琴，转过头来看向我这边。女孩生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和一个敦厚老实的鼻子，一边的嘴角却执拗地向下撇着，显得刻薄寡恩。如果她脸上的五官是一家人，它们的生活一定相当精彩而不幸。她没有将一头长发束起，几缕微卷的发丝垂到了胸前，其余的则散在背后。

那件浅灰色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很合适，至少比穿在葛令仪身上合适。

钢琴的谱架上摊放着一本乐谱，上面写满了笔记。钢琴上方还摆着一本倭铿[3]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应该也是她带过来的。书里夹着一支铅笔，下面则压着一条水蓝色的缎带。

我忽然觉得，若有好事者要编一本带插图的辞典，困扰于如何写“女学生”的条目，只消将我眼前的画面拍成照片，收录进去，便已胜过千言万语。

“你是岑树萱的室友吗？”

“我是。”她说。看来她就是李舜颜了。

“有人拜托我寻找你室友。”

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她只是瞥了一眼，没有伸手去接，然后就转过身去，重新对着钢琴坐好，脚也放回到了踏板上面。

“是葛令仪教你来的吧？”

“为什么这么觉得？”

“学校那边不会这么关心一个学生的死活。她家里是开电影院的，在省城总归有些人脉，不到迫不得已，也不会去请私家侦探帮忙。所以只能是葛令仪了。”

说完，李舜颜就背对着我再次按下了琴键，弹的还是那首《船歌》，只是触键时没那么用力，让琴声刚好能跟隔壁的噪音相抗衡，又不至于遮住我们的对话。

“看来你室友除了葛令仪之外，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

“的确是这样。”她说，“虽然我并不觉得她拿葛令仪当朋友。”

“你好像不怎么喜欢你室友。”

“确实不怎么喜欢，但也不觉得讨厌。其他人应该也是这么看待她的——葛令仪除外。”

“你好像也不怎么喜欢葛令仪。”

“没错，我很讨厌她。”

“我们还是来聊聊你室友吧。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上周日晚上。她回来过一趟。”

“‘回来’是说她回到宿舍了？”

“算是吧。”李舜颜停顿了一下，指尖下的音乐却没有间断。“不过她没有进到宿舍楼里面来。我们住在一层，她只是从外面敲了敲窗户，让我把她的一样东西递给她。拿到东西之后她就走了。”

岑树萱当时没有进入宿舍楼，难怪舍监不知情。

“她有没有说之后要去哪里？”

“没有，她连句谢谢都没说。”

“她让你递了什么东西，方便告诉我吗？”

“没什么不方便的。一个木头匣子而已，有点像陪嫁用的首饰盒，看着有一定的年头了。正面有个抽屉，从上面应该也能打开。外面加了一把铜锁。”

她说得很详尽，一定是仔细观察过，只可惜对于这类物件她的知识实在有限，只能讲出这么多来。相比朝夕相对的室友，李舜颜似乎对这个木匣子更有兴趣。

“你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吗？”

“没见她打开过。递给她的时候倒是听到里面有很清脆的声响，像是金银玉器碰撞在一起。大概是些首饰吧。”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室友的？”

“不到一年前。她是从去年六月开始住校的。”

“岑树萱家离学校不远，却选择住校，这里面有什么缘由吗？”

“我不清楚，也没听她提起过。”她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却没有就此打住。“不过住校的理由，无非就是那些吧。要么是家住得太远，要么是家里太吵闹，要么是跟家人不合——反正她不是音乐生。”

“如果方便，我想去一趟你们宿舍，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我倒是不介意，反正那里什么也没有。只要舍监没意见……”

“我已经跟你们教务主任打过招呼了，舍监应该不会阻拦。”

“也好。正好今天我也不想再练琴了。”

李舜颜停止演奏，阖上了琴盖，起身把那条水蓝色的缎带从书底下抽出来，用它将长发束在脑后，又拿起乐谱和书，抱在胸前。

这时，夹在书里的铅笔掉落在地，滚到了我脚边。

她站在原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上的铅笔，似乎是想让我替她捡起来。

然而她并不是出钱雇我的人，我也不喜欢被人用眼神使唤，只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转身开门离开了四号琴房。

来到室外，李舜颜走在我后面，跟我保持着不到一米的距离。我很清楚，她不会主动跟我搭话，这辈子都不会。

“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先夸奖你钢琴弹得不错。”

“没这个必要吧。”她毫不客气地说。能如此轻易地表示轻蔑，正是她这个年纪的特权。她们还不会因过于露骨地表达情感而付出什么代价。“我当然知道自己弹得怎么样。就算被外行人夸奖，也不会觉得开心。”

“那如果被外行人批评了呢，会生气吗？”

“当然会生气了。”

“你这样岂不是很不划算。生气的时候很多，开心的时候却几乎没有。”

“确实很不划算。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不如欣然接受我这个外行人的夸奖。你弹得挺好的，至少比隔壁三号琴房的那位强多了。”

“刘小姐，恕我直言，你真的很不会夸人。”

“这也算是职业病吧。”我说，“做我这行，免不了要向人打听各种事情。很少有人被恭维几句就说出实话，反倒是被激怒之后才会口吐真言。”

“你跟葛令仪也是这样打交道的？她可比我更容易被冒犯。”

“学校里有什么人冒犯过她吗？”

“那真是多到数不过来，虽然大多只是她自己觉得被冒犯了而已。”说到这里，李舜颜像是忽然有了兴致，加快脚步凑到我身边。“葛令仪好像很向往欧洲贵族夫人，尤其向往她们的沙龙文化。她喜欢那种被一群人簇拥着的感觉。放学之后，她经常会邀请一大帮同学聚在温室里开茶话会，各个年级的人都有……”

“在我们刚经过的那个温室？”

“对，就是那里。她会准备些高级点心，还有上等的红茶。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那些东西弄进学校的。受邀参加的人如果运气好，还能从她那里得到各种礼物，文具、摆件、化妆品，听说还有人拿到过美钞。送什么全看她的心情。周末她还会带着她的跟班们去喝咖啡、看电影，也都是花她的钱。”

难怪程女士听到葛令仪的名字会如临大敌，险些犯了神经衰弱——对于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来说，这类法国贵族的行事风格未免有些刺激。

“她这么破费，一定很受同学欢迎吧？”

“才没有呢。”李舜颜再一次露骨地表示了她的不屑。“葛令仪是个很难伺候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一言不合，就会被逐出那个小圈子。刚建立起的脆弱友谊，也就这么灰飞烟灭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她周围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一直留在她身边的就只有岑树萱了。”

“你室友很会讨葛令仪的欢心吗？”

“不，我不觉得。她只是很少说话罢了，当然也就不会有‘一言不合’的时候了。葛令仪那么中意她，可能就像是喜欢一件漂亮但没有生命的东西。”

圣德兰的宿舍楼也是栋无甚可观的二层建筑，黄墙、朱瓦、绿窗，默默地坐落在学校的西北角。

楼外没有单独的围墙，只是种了几圈树木，隔出了一个天然的院落。院子里设有石桌椅和爬满葡萄藤的架子。周围的树木大多是蔷薇科的，如今正是最繁盛的时节。楼前还对称地种着两株玉兰，已经过了花期。

宿舍楼的入口正对着舍监室，任何人的出入都会引起舍监的注意。我很自觉地走进了那扇洞开着的房门。

舍监比我想象得年轻许多，最多不过二十岁。她耷拉着眉毛，面颊和嘴唇都毫无血色，仿佛大病初愈一般，坐在一张硬木的办公桌后面，无精打采地织着毛衣。

或许是为了迎合程女士的趣味，舍监也是一副维多利亚时代的打扮。不过，同样是黑色的连衣裙，穿在她身上并不会让人联想到寡妇，只会觉得像个苦命的家庭教师，刚刚到一幢随时可能闹鬼的老宅赴任。

在舍监旁边还坐着一个女孩，分明是刚刚被程女士训斥过的那位。她已经擦过了脸，头发也重新梳过了，只是衣领处仍留有水痕。此时正握着一支自来水笔，对着本铅印的校规一笔一画地抄写着。

我向舍监递上一张名片，说明了原委。

“我听说过你，刘小姐。”她的嗓音也很稚嫩，透着一股书卷气，想来没碰过烟、没沾过酒，也没经历过世事。“你是不是帮学校办理过案子？”

“谈不上是办理案子，只是找回了一笔钱而已。”

她看了一眼我身边的李舜颜，又将视线转到我这里来。“既然程女士同意了，那就请便吧。只有一个要求，不许拍照。”

“放心，我只有捉奸的时候才会带上相机。”

说着，我将手提包打开，拿给她检查。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没有一时兴起带上那把左轮手枪，否则她大约会以为我是来打劫的。她也没有对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黄铜指虎表现出应有的好奇。她若问起，我准备骗她说那是我闲来无事时锻炼握力用的。好在她什么也没问。

离开舍监室，李舜颜领着我去了她和岑树萱的宿舍。

那是个背阴的房间，没比琴房大出多少。它的布置不知是追慕着“天然去雕饰”的美学，还是深信着“装饰即罪恶”的教条，全然不像是富家小姐的闺房。紧挨窗子摆着两个破旧的书桌，靠着东西墙各放了两张床，铺上了我只在医院里见过的白色床单。除此之外就只有衣柜和放脸盆的架子了。天花板上有个带罩子的灯，桌上却没有台灯，这也就意味着她们晚上只能背着光完成作业，实在是个愚蠢至极的设计。

不过，看到那水蓝色的爱国布裁成的窗帘，我又觉得圣德兰的确对得起贵族学校的名号。毕竟在公立学校，女学生的制服上衣用的就是这样的布匹，在这里却只配做成窗帘。

李舜颜把乐谱和书放在了左边的桌子上。

她的桌上，紧贴窗台立着一排书，开本各异，最大的几册明显是乐谱，另外就是些喜欢倭铿的人也会喜欢的哲理读物。或许是为了将一排书固定住、不令其东倒西歪，李舜颜在左右两端各放了一册砖头。一本是曾被《浮华世界》的女主角丢出马车的英文辞典，另一本则是钦定版圣经。还有几本书平放在桌面上，摆在最上面的是里敦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那一定是她们英文课的教科书，因为旁边岑树萱的桌子上也有本一模一样的。

岑树萱的书全都平躺着堆在桌上。除去课本和明显是充当教科书用的英文读物，她的藏书全无规律可言，就像是在书店里闭着眼睛购买的。里面既有丁尼生悼念友人的诗集，也有扫叶山房刊行的石印本《正续词选》，甚至还有本左翼文人写的三角恋爱小说。

“你室友的兴趣还真广泛。”

“你是说这些书吗？”她瞥了一眼旁边那张桌子，“肯定都是葛令仪送给她的，只能代表葛大小姐的兴趣罢了。”

“和葛小姐这样的人做朋友应该很累吧，要迎合她的兴趣实在太难了。”

“我想也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好了。”

“就像你室友那样？”

“对，就像我室友那样。”她将那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插进那排立着的书里，放在一本张东荪翻译的《创化论》旁边。“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识和自由意志，还是说只有一部分人有，另一些人只是被某种类似物理法则的东西支配着、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有时候’是指看到岑树萱的时候？”

“对。”

“如果她真的没有意识和自由意志，我翻看她的东西她也不会介意吧。”

“我猜你什么都找不到。”她说，“我好歹跟岑树萱做了快一年的室友，对她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她不记日记，不写信，不去舍监那里借电话联络家里，周末也从不回家。每次离开学校都是跟葛令仪一起。柜子里的衣服除了几件从家里拿来的，都是葛令仪送她的。这些书也是。如果抽屉里有什么小物件，一定也是葛令仪花钱买的……你查看过她的东西之后，会增进许多对葛令仪的了解；而对于我的室友，很可能还是一无所知。”

“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小匣子不是葛令仪给她的吧？”

“应该不是。那是她住进来的时候就带过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加入葛令仪的圈子。”

结果正如李舜颜预言的那样，我查看了岑树萱的衣柜、抽屉，翻看她的每一册藏书和作业本，结果一无所获，甚至没发现她写下的任何一个汉字。在这所全以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里，这倒也不足为奇。她写在作业本上的英文字母都僵硬得近乎印刷体，里面既看不出人情味，也不包含任何关乎她个人的内容。

“她以前把那个小匣子放在什么地方？”

“衣柜里。我从来没见她拿出来过。”

“她特地回来取它，还选了种不会惊动舍监的方式，那个小匣子对她来说应该很重要，或是马上就要用到它。”

“也许她要嫁人了吧。”李舜颜说，“那说不定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嫁妆。我听说她母亲几年前就去世了。”

“如果是要嫁人，为什么没有告诉葛令仪呢？”

“我若是她，也会瞒着葛令仪的。那位葛大小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自己百依百顺的跟班，听说她要结婚，自然是要万般阻挠的。所以还是瞒着为好。刘小姐，我奉劝你一句。如果真的是葛令仪拜托你去找她的，还是就此收手吧，再查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说完这番话，李舜颜拉上窗帘，又打开了房间里唯一的那盏灯，回到书桌前坐好，摊开那本《维多利亚名人传》，低声朗读了起来。

我只好将这理解为对我的逐客令，就简单地说了句“我先回去了”，又表示了感谢。李舜颜没有中断朗读，只是抬起左手摆了几下，权当是道别了。

离开的时候，我再次路过舍监室，那个不幸的女孩还没有抄完校规。可能是觉得她还不够悲惨，舍监将一根毛衣针抵在纸上，指出了一个错字。她长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换了一张纸，重新开始抄写。

“对了，”我问舍监，“我听说上周日晚上岑树萱的父亲打过电话到这边来，当时是你接的吗？”

“是我。”她继续低头打着毛衣，随口应付道，“我如实跟他说了，他女儿不在学校。”

我又向舍监问起了对岑树萱的印象。

“她很安静，如果所有住宿生都像她一样安静就好了。”

“这里平时很吵闹？”

“那群爱折腾的还没有回来，等她们回来可就热闹了。”

可惜那热闹我无缘得见。

我走出宿舍楼时，夕阳投下的树影已铺满院落。此番调查不算全无收获，至少让我对要找寻的岑树萱有了些初步的了解，这了解便是：似乎没有人真的了解她。

沿着漫长的回廊一路走到校门口，我向门房打了声招呼。

门房是个年近六十的跛子，眼睛也瞎了一只，很像一个《悲惨世界》里的人物。就算他全力奔跑起来，怕是也追不上一个女学生，因而校方才放心地任用了他。当然，如果学校里真的闯进什么歹人，他唯一能做的也不过是用桌上的电话机报警而已。

此时他正斜靠在藤椅子上，抽着烟袋锅子，点的是极劣质的烟丝，那气味连我这个老烟民都觉得呛鼻。

“周日晚上有个学生进过学校，很快就出来了，你有印象吗？”

他吐了口烟，缓缓地回答了一句，“周日的事情谁还记得啊。”

我很清楚，对于这种人，铜子儿显然比名片更有用。他接过我递过去的零钱，十分爽快地翻开了记录簿，并在四月八日那栏找到了岑树萱的名字。

“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女生进来过一趟，说是有东西忘在了学校。我让她留下名字之后就放她进去了。”

“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

“拿了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天黑我没看清。”

“那天晚上还有人打电话到学校里来，是吗？”

“让我想想，”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似乎是还想要钱，见我迟迟不给也就不再做指望，老实地回答道，“有个男人打过来，自称是住宿生的父亲。隔三岔五就有这种电话打过来，我直接转给舍监了。”

“你没问他是谁的父亲？”

“他没说，我也没问。”

“也没把岑树萱来学校的事情报告给教务主任？”

“一个学生到学校拿东西，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要报告？”

看来没有人告诉他岑树萱失踪的事情，他大概也没兴趣知道。

我渐渐发现了，圣德兰女校真正的门面，并不是涂着朱漆的大门，也不是从围墙外就能望见的教堂和钟楼，而是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男人。任何一个到访者只要见到这位门房先生，就应该明白，尽管这里有个葡萄牙修女做校长，校名也来自一个西班牙圣女，却终究是一所中国人的学校。

注释

[1]今多译为“肖邦”。

[2]今多译为“贝多芬”。

[3]今多译为“奥伊肯”，德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