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6年，就在荣格82岁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开始了。根据长期的谈话，我做了一些谈话记录，《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一书就是来自这些记录。这些谈话发生在4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对话的间隔不定，或长或短。这本当时委托给我的书，以一种宝贵的方式得到了补充——荣格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字补充了它。他还授权我根据其他的一些著作补充这份笔记。作为那本书文字版的基础材料与原始素材，部分的谈话记录最后却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被收录在书中。
如今，30多年已经过去。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读者可以变换角度，或是用不同的眼光来阅读当时没能收录的种种注释。事后再看，荣格的口头表达中存在着很多自发性的特征，似乎在启发人们去理解他的个性、发展，还有他的思想世界，因此我做出决定，希望能够让感兴趣的读者接触到它们。如今能够呈现给各位的这本书，就是对当时那份谈话记录进行了摘录与编辑取得的成果。尽管它们是碎片化的，但你却可以通过它们进一步地观察荣格的思想世界和个人经历。《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一书并非阅读本书的必要前提条件，但若对它有所了解的话，就能够在理解本书的时候具备一些全局观。[1]
荣格在联想过程中讲述的一些轶事，还有他个人的记忆或是关于特定主题的某些评论，似乎不适合呈现在当时的那本书中。当时还有些反思性质的解释也被省略了，这是因为考虑到它们看起来太直观，甚至可能太大胆、太离奇。尤其是荣格的某些思考，比如关于死后的灵生、转世的观念、因果报应等观念，以及对某些宗教问题的考虑。这些思考所具有的“非科学性”与这些陈述产生的背景情景有关：它们每次都是在具体情境下自发地反映；这种情境可能涉及荣格正在研究的著作或学术论文，也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影响，比如与他人的相遇、往来的信件、书籍的出版或是书籍版本的更新，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当下的内心意象与首要任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对话发生在荣格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话发生的不久前，他的夫人艾玛·荣格去世了，他长久以来的伴侣托妮·沃尔夫（Toni Wolff）也去世了，而他自己也面临着死亡这个话题。
在对话中，荣格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情况，让自己的讲述随着源源不断的想法而自由流动。与我交谈时，他不会考虑同时代人可能会给出的批评，因而他没有受到阻碍。他也不在乎自己的言论或直觉是否合理，是否还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他能够经常如此自由地表达，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相信我，相信我了解他的学术工作，也相信我熟悉他的书面表达。偶尔，他就像是在对着我自言自语。[2]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家越来越能够理解这样的方式，对自发性的陈述也越来越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还有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内容，初步完成的阶段性成果，联想的过程等。本书关于学术主题的笔记也随着这样的兴趣而产生了价值：它们是处于初生状态的思想，绕着困难的问题打转，尝试接近意义所在。
很多内容与信仰相关。作为一名科学家，荣格总是在书信和著作中强调，人类所有陈述或想法都只是表达了灵魂中的上帝意象，而且在当时的日常表述中，他也总是会提到“上帝”。对于荣格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的学术工作中，某些宗教陈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因为这些工作涉及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可知的，是神秘的，最终也是不可能确定的——它们与上帝有关，或仅仅与人的想象有关。
这些笔记当时被保留，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它们私密的性质导致出版似乎为时过早。这首先关系到他的同事、他同行的伙伴托妮·沃尔夫，多年来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自从《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出版以来，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说法，无论真假——在书籍、媒体、电影中……所以，也许是时候和盘托出荣格自己对她的评价了——这在我们的谈话中有所涉及。而荣格惯用的方式是仅仅谈及心理方面的背景，而不涉及周遭所经历的事件。所以，他所描述并解释的其实是促使他步入这段关系的梦境，以及在托妮·沃尔夫离世之后，他所梦见过的内容。
荣格与我针对《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的工作而产生了相关的对话，虽然此后有时候会被错误地假设，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过“口授的自传材料”。
荣格没有向我口授过书中的任何内容，哪怕是一行。他只是自由地描述，让我写下自己想要记录的东西。我会不时地提出问题，又或是发表评论，很少会有第三方在场谈论些什么。如果我能够成功地触及某个正确的观点，那么荣格不仅会回答我的问题，还会让他的思想带着他走向更远。在同一次谈话中，他经常会谈到不同的话题。在完成这项工作的数年、数月间，他会经常来来回回围绕一个问题发散出许多不同的想法。此后，如果我们又回到相同的话题或是谈及相关话题，荣格往往会增添些什么内容。在关于回忆的谈话中，荣格的叙述是绝对具有联想性质的，为了适应这种联想的流动，我必须提问或给出评论，否则这样的流动就会趋于干涸。
由于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且因为我知道他的大部分著作，了解他的思路，也对很多参考资料相当熟悉，所以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在口头表达时会将很多知识性的内容视作理所当然的背景资料。必要时，我会谨慎地对笔记进行补充与再加工，这也是我与笔记产生的直接联结。
每次记录内容的时候，我都是按照自己期待的发展去记录。如果需要逐字记录这些自由的话语，那么需要速记，不过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掌握这样的技能。但是一旦有机会，我就在当天用通常的字迹抄录和编辑笔记，还会将任何萦绕在我心头的内容添加进去，并将所有的内容转化成可读的，尽可能努力靠近荣格直接而自由的表达。保留这些陈述的自发性特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也始终明白，“说话并非书写”，在将口语转化为文字时，为了得到文本，我不可避免地进行过设计和改造。这也意味着为了提高文本的可读性，我会对荣格关键词式的陈述进行补充，又或是补充一些荣格未明确表述的前提条件。每小时的谈话中，每种情境下，荣格的说话风格都会存在不同的表现，所以很难将它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形式。
那时我应出版商的要求，从不同时期的笔记中提取相关主题，按内容归类，然后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从一开始，出版商就要求文字要尽可能与荣格直接的叙述对应，类似于自传的形式。[3]荣格本人将我称为这整个项目的“合著者”与责任编辑，甚至一度建议这本书以我的名义出版。所以说，尽管我们有合作，但这绝不是一本自传。
对于本书，我需要做出一些补充性的说明。不同于《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那样被主题的连贯性所约束，这本书能够将陈述的零碎特征呈现得更加清晰可见。所有的记录都注明了日期，呈现出日记性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使用简短的介绍性评论或注释，这样能够将文字置于某些情境中。这些片段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被分配进了四个更大的主题中。
我年事已高，留给我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关于这本将在未来出版的书籍，我要感谢在创作过程中鼓励并支持我的所有人，你们陪伴着我，也相信它的价值。特别感谢伦敦的劳伦斯·凡·德·波斯特爵士（Sir Laurens van der Post），以及艾因西德伦的戴蒙出版社的出版商罗伯特·欣肖与埃琳娜·菲斯利，他们根据我的编辑信息对文本进行了补充，并计划在未来出版本书。
安妮拉·杰斐
1991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