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党的领导与国家发展方向

对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来说，社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社会发展方向对了，国家发展就能少走弯路，否则就会坎坷曲折。但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需要探索和遵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一个有科学理论指导，并具有明确奋斗目标的“先锋队性质”政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社会发展导向能力。

一、发展方向是国家的根本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跃迁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领域诸多要素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的开展必须符合自身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实践要求。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方向正确，社会运行就会有序、有效；发展方向正确，会大大减少发展需要付出的成本；发展方向正确，诸要素价值会得到充分体现；发展方向正确，社会会得到整体性持续发展。尤其对工业化后发的国家来说，方向关乎国家命运。

（一）现代化有不同模式

现代化是各国各民族的必由之路，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它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各国各民族客观上存在自身发展条件、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政治结构、人口素质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因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种种区别。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即所谓的“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同样，东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两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存在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

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也使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渐获得了相对的优势。伴随西方殖民者的脚步，西方现代化以势不可当的态势影响和扩展到全世界，到19世纪中后期，现代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遍议题。“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在此前5000年中的变化都还要巨大。”[1]进入20世纪，现代化进一步成为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目标。有学者认为，从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历程看，代表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英国—美国式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二是德国—日本式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三是苏联—中国式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其实，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化存在诸多类型，如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而西欧、北美、北欧三个模式共同点较多，可统称为西方模式。

就现代化的成功概率而言，至今成功率最大的莫过于西方和东亚两大模式。这两大类现代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启动来源上，西方是内源型，而东亚则属于外源型；经济上，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而东亚模式则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文化上，西方模式主要是基督教文化，而东亚模式主要是儒家文化。西方模式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但东亚模式里仍然存在诸多不同类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事实上扮演着维护中国社会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的角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也激励、鼓舞着中国共产党走向强大。

（二）中国具有特殊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的。中国共产党萌芽和诞生之际，中国已经告别了泱泱大国的辉煌岁月，处于风雨飘摇中。历史上，不同于现代化早发国家，中国的政党并非产生于宪政结构之下，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也就是说，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的使命是构建国家秩序。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现代化失败之际，其神圣使命就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建设好，如何把国家引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驱使中国共产党走向强大。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二重性。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体可以列入东亚模式。而且中国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可比之处，这有助于探讨亚洲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但要强调的是，中国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从社会制度看，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的深深痕迹和鲜明特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

其差异性主要在于：一是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不是东亚一般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政府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从政治体制角度看，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较多中央集权成分，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三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其与儒家文化及中国共产党丰富革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革命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即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变相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出的新文化。

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道路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人间正道，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中国从来都是主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化，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丛生、前景堪忧，世界普遍开始对其丧失信心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三）中国现代化需要导向力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强大的能矫正社会发展走势的导向力。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阶级、阶层，所有政治集团和利益共同体，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都必须作出各自的回应与抉择。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切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即中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并发展的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围绕着对现代化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究竟选择何种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实质都是围绕中国社会发展走向而展开的。但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走向是缓慢、模糊，甚至倒退的。究其深层原因之一，是没有强大控制力并能提供正确导向的政治力量。因此，造成了近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定与发展的走向不确定、路径不明确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的一个具有鲜明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建立了一个统一、高效、强力的政权组织，使中国有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和方向。1949年后，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奠定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全新工业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形成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科学理论，制定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发展战略，完善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领导制度体制，建立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组织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之后，中国现代化全面加速推进。

从近代到当代，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发展过程。1949年的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足5%；今天的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7%。1949年，中国人生活十分困顿，民不聊生是真实写照，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上是生活的常态；今天的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住得更舒适，出行更方便，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可爱的中国”已成为现实。1949年的中国，国力衰弱到了极点，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一起垄断了主要工业，中国人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杂交水稻、量子通讯、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还有高铁、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互联网购物等新兴技术，都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名片。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是加速度发展、高质量提升的现代化。

现代化还涉及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家战略是国家为实现其长远目标而综合利用、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在国家的种种战略体系中，国家战略处于最高层级，事关全局，起着主导作用，其他方面的战略都要受国家战略的指导和制约。可以说，国家战略的性质、地位以及落实情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因为国家战略直接决定了国家运行方向，关系到国家能否抓住和利用战略机遇，关系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配置和整体效能，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国民的精神状态。正因为如此，推进和实现国家战略的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学的国家战略必须符合国家实际，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国民利益要求。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符合国情，即符合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状况、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若脱离了国情，国家战略就不可能科学化，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并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了发展过程可能出现的波折甚至倒退，保证了国家持续平稳发展。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2]显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说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出现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主导型”政党对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出现失误。相反，“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保证经济快速发展时，他们的人民自然倾向于给予他们充分的合法性”[3]，也以此形成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国家发展提供良性支撑。

二、党的领导确立正确导向

中国从世界大国成为世界强国，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世界格局变化和发展的必然。

现代化作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其整个过程大致存在着社会革命和社会渐变这两种变迁类型。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里，现代化需要在稳定有序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直线型的循序渐进，所有已经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社会渐变与突变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都直接或间接与社会导向有关。社会导向正确，现代化发展将会平稳和有序，反之则起伏不定甚至滞后倒退。

党的领导的有效导向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新中国立国导向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4]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5]这表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必须由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来领导完成。

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延续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条件。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取得了土地改革、稳定财经秩序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中国后来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也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导向

改革开放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提出的强国之策。这个强国之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后的进步和发展，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40多年来，党之所以能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从宏观上看，关键在于党坚定地发挥了正确社会导向功能。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深刻揭示和阐发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动力、力量、目标、条件及发展前途，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制定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牢牢把握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进程和力度。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峻考验的背景下，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焕发新的蓬勃生机，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走向强国实现民族复兴、通向灿烂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的。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但必须看到，探索出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实属不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是在历经挫折、彷徨后才终于觉醒，才最终成功探索出来的。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党之所以发挥好了正确导向作用，根本在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果断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是党运用教育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社会手段，使广大社会成员摆脱思想上、体制上的禁锢，统一意志，产生共识，把社会诸要素联结在一起，凝聚各社会系统和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向心力，达成既定的社会目标。

（三）党的领导具有决定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最核心力量，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坚强基石，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海市蜃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和谐就是空中楼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有力保障，离开了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就会走向歪路、邪路。可见，党的领导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制度变迁要充分考虑改革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效益，要衡量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要遵循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在发展路径选择中，一般会选择那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也就是边际效用最大化的路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选择和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佳的发展路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迅速地垮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其激进的改革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苏共对自己党的历史和传统组织结构的严厉批判和迅速抛弃，超出了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承受能力，违背了改革的渐进原则，“休克式疗法”的发展方向导致出现了致命的错误，其教训极为深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世界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现代化道路应该从本国国情出发。现代化道路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化道路要坚持改革创新，僵化停滞没有出路。现代化道路要坚持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闭关锁国和以邻为壑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开放包容精神和心怀世界情怀的政党，具有大国大党气度的政党，善于推进政治现代化，这对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至关重要。

三、党的领导具有自身优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中国实现有效领导，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实现有效领导的多项优势条件。

（一）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上指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思想理论犹如指南针，用不同的思想开展理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反映了党的建设的自身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突出特点和显著亮点，事关党的建设的灵魂和精髓。党的思想建设是最基础的建设，渗透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没有党的思想建设的支撑和保障，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会失去内核，就无法有效地得到延续。

思想建党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并武装全体党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实践。党之所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找到了依靠的革命力量和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以及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性任务。

在理论指导上，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正因为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革命行动的失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影响，导致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动荡、混乱和发展倒退、停滞，其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理论作奠基，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以及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并丰富发展，很好保证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6]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保持活力的一大法宝就是不断坚持理论创新，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在世界上有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政党超过6000个，但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善于以科学理论进行系统教育和武装自身的政党并不多见。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完整的党校体系，系统地对党员和干部实施理论培训教育；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保证了理论学习任务的落实；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积极促进理论联系实际。这种“理论武装”不仅仅局限于党内，而且延伸、扩展到社会各个层次中。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建设经验，如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紧紧围绕政治路线来加强、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武装全党，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等。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有效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政党，奠定了广泛和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各级党组织通过教育、宣传、发动、引导等方式，让社会民众了解、接受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参与到党组织开辟的各项事业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前行力量和有序的行为规范，确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不偏移。

（二）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路线指引道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党的思想灵魂和行动纲领，规范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解决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僵化以及行动上的盲目性的问题，有效统筹并保证社会各个系统和各个层次之间功能耦合及有机协调，从而汇聚成合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确保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是指人们认识事物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党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化和应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正因为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正因为我们党确立了思想路线，才实事求是地选择了中国发展道路，才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规划，才建立和形成了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以保障中国社会健康发展。

纲领是政党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是党的性质的具体集中体现，是党的一面旗帜。恩格斯曾指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党的纲领标志着一个党是否成熟及成熟的程度，是统一全党思想、信念和行动的政治基础，是党用以号召群众、集合队伍、组成千百万浩荡大军的旗帜。因此，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需要有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现阶段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执行得如何事关国家发展方向。

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内在逻辑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正是这个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没有偏离、发展的中心没有错位、发展的目标没有模糊。因此，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越是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越是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越要自觉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绝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

（三）党建立了科学的领导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的发展，与党的科学领导体制密切相关。

领导体制指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它用严格的制度保证领导活动的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和连贯性。领导体制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关系、发生作用的桥梁与纽带，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体制的核心内容是用制度化的形式规定组织系统内的领导权限、领导机构、领导关系及领导活动方式，任何组织系统内的领导活动都不是个人随意进行、杂乱无章的活动，而是一种遵循明确的管理层次、等级序列、指挥链条、沟通渠道等进行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活动。而且也不是一种千变万化、朝令夕改的活动，它有一套固定的规则、规定或组织章程，各种领导关系、权限和职责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特点是由组织系统的领导体制所决定的，没有一定的领导体制，组织系统内的领导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尤其不能稳定有序进行。在任何领导活动中，都是领导者根据实际需要，对被领导者的思想、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和约束，而被领导者又影响领导者，形成双向互动，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如何，往往看建立在什么样的领导体制之上。

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借以贯彻进行的实体。借助于领导体制得以显现出来的群体功能远远大于个体功能之和。因为，科学的领导体制能够把零星个体整合到整体之中，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把分散的要素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关联，产生新的力量，以发挥新的功能和作用。

领导体制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实现组织目标、任务的保证。领导体制是决定领导效能高低的重要变量。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的决策与有效的执行，就要落实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集体领导是实行个人分工的基础和前提，分工负责是实现集体领导的有效途径和保障，处理好两者关系，就是处理好决策权与实施权之间的关系。在集体领导方面，凡是重大问题，都应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决不能个人说了算，从制度上保证决策正确。在分工负责方面，领导班子成员要无条件服从和执行集体决策，按照分工，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大胆地、负责地、创造性地工作，主动克服困难，完成分担的任务，保证集体决策得到贯彻执行。

领导体制是领导者同社会发生联系与作用的合法化证明。领导者在领导体制中的定位，是其进行有效领导的重要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种“中国领导体制”的制度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体现了“集中”，另一方面体现了广泛的民主，因为在中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党可以通过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坚强有力的整体。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规范着我们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关系，规范着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组织、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全党与中央的关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必须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使各方面关系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民主集中制保证和强化了中国制度的整合力，具体体现了“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是理解中国党政关系的根本，是理解中国各种权力关系的关键，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总钥匙”。

中国这种领导体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集中性。西方多党制的国家比较难以实现有效的集中，这是多元、分散的利益主体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不仅是不同主体具有不同利益，更重要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主次关系”，相互牵制的力量十分有限。西方社会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因此，西方政府与议会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由于立场、观点等不同，容易出现“碎片化政治”，很难实现“集中统一”“达成共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7]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重大决策都是由党的委员会集体决定，从国家层面看，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都是党的委员会成员，这也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和其他组织中设立的党委（党组），接受批准其成立的党委的统一领导，定期汇报工作，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同级组织中得到贯彻落实。而且不断推进在新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做到党的工作进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系，要在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决维护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

2.全局性。领导者作为个体的人，虽然在自身所属的单位或部门中起着统御全局的关键性作用，但在大局中必须接受领导体制的规范与制约。在中国，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方位领导，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新时代的全局性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过程。党的领导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这包括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可见，党的领导涉及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不是部分而是整体。

3.稳定性。在西方政治框架中，领导者或领导集体是经常变动的，况且每一个领导者的思想作风与行为方式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因此，相对西方的这种政治体制而言，由于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不变，中国的领导体制因而能够保持相对长期稳定。大政方针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其根本内容不变、领导方式不变，能够一届接一届干下去，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也增强了“中国道路”的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从领导体制上保证了国家的稳定性。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其他方面的议事协调机构要同党中央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调整相衔接，保证令行禁止和工作高效。中国不会出现西方国家时常出现的“政出多门”“内阁危机”等现象，所以党的领导决策和执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4.科学性。任何社会的领导活动，其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领导者的思想与活动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集中制体现了领导科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便利的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既强调民主也强调集中，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创造活力，又有利于统一思想和行动，是科学、合理、有效率的制度，符合领导规律的要求。民主集中制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党的科学化建设水平和确保我国长治久安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既是保证党的决策民主、科学和保证党内团结统一的根本原则，也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贯彻执行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则，更是保证党组织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原则。

5.系统性。领导体制作为一个系统，是一个包括各级各类领导机关职责与权限的划分、各级各类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者的领导层次与幅度以及领导者的管理制度在内的有机整体。

党中央本身就是一个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及总书记组成。党中央在实施组织领导时，涉及政府组织、人大组织、政协组织、司法组织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组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在这个大系统内，各个组织相互关联，通过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有各自的分工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通过领导体制“整合”为一个整体，发挥整体性作用。

系统既有横向的系统，也有纵向的系统。一般来说，纵向结构的系统内，有多少等级层次，就有多少领导层次。中国目前有五级行政单位，即中央、省、市（地）、县（市）、镇（乡）。由于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事务点多、工作量大，领导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

（四）党建立了稳固的组织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最巨大的力量来源于组织，有了组织才能聚集力量、释放力量，这不仅仅是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当今世界，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特有的政治现象，政党组织的强大与否是衡量政党力量的核心标准。因此，世界各国政党无一不追求建立强大的政党组织，但其结果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政党怀着崇高理想、肩负着神圣使命，从创建开始就重视组织的力量，发挥组织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特定的奋斗目标。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有它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组织是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了特定目标而存在和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党的发展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有阶段性目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即组织目标具有科学性，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确定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整体目标，也是各级组织奋斗的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从组织上保证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包括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由全体党员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特殊情况外，都由选举产生。选举要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在各省、各市、各县都设有地方组织。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当地党员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地方代表大会及各级委员会负责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地方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等所有基层单位，都设有基层组织，三名党员就可以组建一个支部。目前，全国共有46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覆盖全国各地，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它们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强调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并通过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和手段保证这种统一。决策和执行都离不开人。“不换思想就换人”。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8]1983年底开始，历时三年，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整党，从组织和思想上纯洁党的队伍。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党的十六大以后，又开展了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两学一做”教育等，通过这样的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锻造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党员队伍。因此，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一批拥有理想坚定、境界脱俗、品德高尚、能力超凡、意志坚强等优点的杰出党员，形成了“组织力量”，发挥着巨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意志还扩展和延伸到民主党派组织中，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现象”。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多党制”，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界别，表达不同阶层的民意。另外，民主党派汇集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能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思考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立法、人事安排、重大工作部署等提出建议或意见，保证决策的正确。

（五）党制定了战略发展目标，从战略目标上确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方向不是空洞的，是具体的。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近、中、远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来确立和实现。发展战略通常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发展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做出的相对长远的谋划服从于组织的远大目标。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党内成员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实践证明，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开展一系列具体工作并夺取领导活动的总体胜利，因此，发展战略制约着领导功能的发挥，决定着领导活动的总体成败。

发展战略通常体现全局、整体、长远的特征，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9]

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大，要素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社会主体的行为影响越来越广，因而战略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战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出现了诸如“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国防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人才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等。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从执掌国家政权开始就高度重视国家发展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0]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描绘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三步走”战略：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49年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实现了独立和统一，为强起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达到了小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勾勒出了美好蓝图、铺就了宽阔道路；进入新时代，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分两个阶段继续前行，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为何如此快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发展战略，保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同志曾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11]

历史表明，党要发挥好正确的发展导向功能和作用，必须要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必须确定适应国情的发展道路，必须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此外，还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适时做出正确的决策，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同时，需要科学、规范的制度体制以及较强执行力的组织体系加以保障。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3]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