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版导论 经济失调的利与弊
二战后，也就是在“凯恩斯革命”[1]之后，我们所教授和宣传的既定经济学观点令人生畏。这些观点不会轻易向不同观点让步。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时期的经验已充分表明，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无法充分解决经济体系崩溃的问题，因而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我们又一次达成了新的共识，所以请尽量不要打破这个新的共识。
这个新共识就是将经济学划分为两大板块——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与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任由经济体系发展，那么经济体系的整体表现不会达到最优。如果想让经济体系拥有令人满意的表现，政府不管是直接介入还是通过中央银行间接介入都是必要的。我下面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企业、企业与市场间的关系，以及企业针对宏观经济政策所安排调度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做出的应对。在这里，除了一个重要例外，微观经济的表现最好，考虑到现有的创业艺术和相关的智能发展水平，这是可以预期的。
所有微观经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企业要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给出的价格和回报。在正常（也是受到极大推崇）的完全竞争或几乎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没有企业可以控制市场价格或是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或持久的影响。企业完全服从于市场的客观权威。企业具有追逐最大收益的本能和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毫无选择地接受市场提出的价格和成本。企业无法完全有效地以充分的竞争力来应对这种外部影响，只能尽己所能。从任何角度看，企业都只是受到客观市场力量摆布的无力的工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一贯如此。凯恩斯革命使我们必须对市场需求进行管理，但这场革命却没有触及企业服从市场这一历史悠久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这一在教科书中十分著名甚至近乎完美的企业服从市场的概念也存在例外，那就是垄断。更确切地说，是各式各样的市场缺陷：垄断企业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价格，具有敏感利益的少数几家公司通过调节产量来确保维持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拥有特定品牌或者远离其他竞争者的地理优势导致企业对价格具有部分控制权。不过在这方面，企业还是要根据市场力量所塑造的外部环境进行调整。通过确定产量或控制销量，从而使价格、销量分别高于和低于完全竞争时的价格和销量的做法确实是可行的。但是和竞争企业一样，对垄断或寡头的最终控制掌握在通过市场执行决策的买方手中。这就构建了在所有经济学教育中居神圣地位的需求曲线。垄断者会根据需求曲线来调整产量，而产量最终也会被需求曲线控制。而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和竞争一样，仍然拥有最高权威。垄断企业的存在仅仅可以令生产者获得的收入稍有提高。
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微观经济学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尽管有些企业的规模比其他企业都大，而大部分企业的规模要比埃克森、通用汽车、壳牌公司或IBM小；尽管有些企业可以影响价格（或者买方的实力雄厚到可以影响成本），其余企业则做不到；但是所有企业本质上都具备相似的动力和基本特征。对利润最大化的渴望是所有企业经营的动力。这种渴望十分强大且共通，企业的组织运行也完全是为了这个。
第二个假设是：企业累积的利润一定属于企业的所有者，即资本家。这些所有者拥有企业经营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力是由产权赋予的。尽管“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因为具有某种易受攻击的含义而必须谨慎使用，但这就是资本主义。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性（所有企业都在以类似的方式应对这种终极势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在教科书中我们称之为“最大化收益”；企业里的所有权力都来自所有权。即使是现在，人们都觉得这些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些原则跟我们脑海中所以为的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假设尤为重要，即竞争的存在。如前文所述，在垄断情况下，经济表现达不到社会最优。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垄断者可以将自身的价格保持在高于社会必要或社会希望的水平，也就是超过由众多效率相似的生产者组成的竞争性市场所建立的价格水平。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垄断者强大的买方地位，它们可以支付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这就是跟“卖方垄断”相对的“买方垄断”。虽然现实中存在这样的垄断缺陷，但是在公认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人们还是坚持竞争性理论。竞争既可以保证社会经济表现达到最优，又是测试社会是否达到最优的可行手段。在大型企业这样的经济参与者看来，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中还存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烦恼：社会上永远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即大企业总是会与垄断扯上关系。而这种印象又导致公认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极其重视反垄断法，尤其是在美国。虽然少数人有过尝试，但现实是没有人能合理地论证产业的属性或结构是不是真的被反垄断法改变了，虽然人们嘴上一直这么说。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小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惊人地相似，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有的采用了反垄断法，有些根本没有通过类似的法案。不过人们对公认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抱有希望。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个与竞争模型相去甚远的由巨型企业组成的世界，总是会逃避现实：“当然，我们应当更加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结果是，反垄断法变成了不断对大企业造成轻微骚扰的法案[2]，也成了律师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及筋疲力尽的自由派人士不可或缺的避难所。
现在我必须回溯到过去几年。如前文所述，在凯恩斯革命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人们甚至都不曾听说过微观、宏观这样的说法。商人从商品的出售中获得可以支付工资、利润、利息或租金的资金，商品的销售创造了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这就是流传甚广的不朽的“萨伊定律”。伟大的让·巴蒂斯特·萨伊来自法国，生活的时代与亚当·斯密接近。萨伊定律认为，需求永远等于供给。也许市场参与者收到的部分利润、租金或工资（可能性尤低）确实会被节省下来，不被花掉，但是我们完全不必考虑这种情况。储蓄越高意味着利率越低、投资越高，最终导致需求增加。如果支出流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而暂时出现问题，那么市场对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又会再次令需求与供给相等，从而保证不会出现需求的短缺。市场的这种“善举”还延续到劳动力市场：如果出现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的情况，那么工资会自动下滑至雇主可以雇用市场上所有劳动力的水平。
经济体发展的趋势就是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也就是均衡经济学。我们在学习这一系统的时候绝对会为它近乎完美的特点感到震撼，除非你像我那样很晚才开始学习经济学。
不过这种完美的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趋势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粗暴地毁灭了。其他人，包括一群被纲纳·缪达尔激发和影响的年轻瑞典经济学家以及两个不受认可的美国人威廉·T.福斯特和维德·卡钦斯都做出了跟凯恩斯一样的预测，但是美国人明显对此不屑一顾。凯恩斯的权威无论多么令人不安，都不会轻易遭到抵制。他认为需求内在的充足性以及充分就业均衡并非必然。当人们和企业认为现金更可靠而不愿意支出时，也就是出现流动性偏好时，就会出现需求的短缺。另外，在一个存在工会和其他抵制工资与价格自由波动的世界里，通过良性的市场调整来实现充分就业也是不可能的。需求短缺的结果可能是持续的失业。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又进一步佐证了凯恩斯的观点，也正是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写作并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有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凯恩斯革命就此发生。此后，不单是左派人士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右派人士也认为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干预经济可以弥补需求短缺造成的影响，也可以防止需求过剩现象的出现。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机制进行干预。第一种是公共预算。通过公共预算的赤字或盈余在私人需求的基础上对总需求进行增减。第二种办法是通过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来鼓励或抑制借贷，并主要通过利率波动来影响投资资金的支出，进而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宏观经济学就是因这两种机制而诞生的。
本书关注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结构也是这样诞生的。[3]我们主要关注微观经济学。如前文所述，在凯恩斯革命发生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基本保持不变——其实它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亚当·斯密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市场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消费者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对利润的追逐不仅仍然是企业的主要动机，而且是唯一的动机；企业仍然由所有者或其直接代理人管理；在允许少数垄断或非完全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微观经济的表现仍然是最优的。凯恩斯做的仅仅是指出经济系统的明显失灵以及失业和萧条不断循环的趋势，并要求政府或中央银行采取行动。对政府来说，修正市场失灵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而它能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只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总需求调整到与总供给一致的程度，政府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凯恩斯革命被视为一种明显的激进的威胁。凯恩斯这个名字受到的诋毁可以媲美马克思。美国的保守人士尤其痛恨凯恩斯，因为与马克思相比，他是一个明显的近在眼前的威胁。而实质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非常保守的，它既保护了经济学的传统主题，对更大范围的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也很有限。如果所有的革命都这样克制就好了。
人们对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的强烈维护是意料之中的事。不仅是因为这种共识丝毫没有触动甚至没有批判过企业自身的权力和独立性，还因为这种共识非常切合经济学的本能和文化。与其他职业、学术团体一样，我们的本能是保护本学科的知识成果，因为这些都是几代人花费数年甚至数百年不断思考进化的成果，是我们在青年时代花费了大量努力习得的。在我们心中，可能只有宗教信仰的地位才能略微胜过这些我们已经接受的知识。而凯恩斯革命全面地保留了这一切知识成果，它没有触及那些长时间以来我们学习和教授的关于市场本质及其优势的理论，也没有触及所有教科书中阐释和教导的主要理论。凯恩斯革命在假设竞争性市场的前提下，也保留了为经济学主题增色并且可以将业余爱好者、浅尝辄止的经济学爱好者、技术上存在不足的人、胸无点墨的人与专业经济学家区分开的令人惊叹的数学工具。教授经济学理论高级课程或者立志教授此类课程的学者，可以继续珍视那些令问题更加神秘的精练和复杂的理论，因为教授这些内容赋予了他们不容置疑的威信。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的公认的经济学理论还做出了另一种贡献。它忽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继续忽略了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最棘手、最难控制的问题：如何处理权力的存在形式以及对权力的追求。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黑洞。所有人都相信，在政治领域，人们会追求权力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尊重、赞赏、自我实现以及其他的满足感。权力本身就足以令人渴求。每次大选，候选人会花费无数的金钱来争取胜利，因为权力会带来巨额回报。也没有人会真的怀疑，在经济生活中，人们也会用类似的手段去追逐权力，因为人们享受并且珍惜在现代企业中行使权力的机会；人们还认为，随着企业不断扩张或者与其他企业合并，权力还会继续扩大。所有人也都同意，现代大型企业及其高管都具有影响政府、媒体甚至所有公民的权力。不过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困难：经济学所教授和研究的内容并没有涉及评估或衡量权力以及权力意志的方法，经济学家无法用几何表达式或代数公式来描述权力的作用以及运用权力的冲动。
人们是如何解决这一关于权力和权力追逐的难题的呢？办法就是认为权力不存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在凯恩斯出现后，经济学还是维持这一观点。如果所有的企业和高管的行动都要服从追求利润的原则，而反过来所有对利润的追求都要服从市场的规则以及消费者终极的至高无上性，那么权力问题自然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企业和企业中的员工不过是受控制动机驱使的无权无势的机器人，而这种控制动机又是完全服从于市场力量的。企业无法独立行使权威，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一切都服从于追逐利润的动机。这种假设解决了经济学中最令人尴尬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为社会调节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服务。如果关于权力的问题不是这么微妙，它就会打乱教科书和经济学教学的框架。撇去主观性和所涉问题的难以衡量性，每年成千上万的学生都会对经济生活中权力的作用和对权力的追逐有所警醒。经过适当引导，有些学生认为有继续探索权力这一主题的必要，有些则会将运用权力当成个人的目标。通过观察现代企业如何行使权力，另一些人会认为这种权力在损害他们的自由或福利，因而应当予以抵制。上述这些情绪，尤其是最后一个，会在社会上引起麻烦。所以现在彻底回避这一主题及其社会影响的做法也许更明智。所有权威都必须服从利润驱动、受到客观市场管理的概念就这样巧妙地实现了，唯一的代价就是造成了我们对经济世界的严重误解，不过所有为避免在知识理解上出现不便而采取的行动都会产生这样的代价。
关于在凯恩斯之后的非社会主义世界里经济学的广泛特征，我就说这么多。我所思考的和促使我写作本书的正是这个体系，以及为保护该体系不受现实的打击，专业经济学所形成的文化、神话和它所提供的便利。这种尝试还算令人满意。用现实来揭示这些被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家珍视的经济学定理的不合理之处，自然会招致批判，不过利用现实作为武器来对抗这种为了专业上的便利性而取巧的行为也有令人满意之处。接下来我会谈谈这种练习带来的惩罚与乐趣，不过我首先要谈谈是什么引导我开始这项练习的。
二战初期，我亲身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负责战时价格控制的组织和管理。在那时，我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要与大企业的高管和大量的小企业家联系。后来，作为《财富》杂志的编辑，我也见过许多企业高管（当然见得更多的是他们的公关人员）。无论是高管还是他们所在的企业，都跟教科书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宣称的很不一样。我刻苦自学后发现，现实世界与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之间的不相关已经明显到令人尴尬的程度。
在战争年代控制大型工业企业产品的价格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任务，因为涉及的企业本身已经有足够的权力可以控制价格，所以它们也具有服从政府管制的能力。当时存在这样一条定理，即要固定已经固定的价格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控制农产品和小企业产品的价格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些行业中，原始的市场仍然占统治地位；在这里，没有一个单个的生产商可以影响产品价格。因此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是，法律无法要求任何一个生产商“稳定住价格”。所以价格确实是由市场客观地制定的。
因为这些经历，我的脑海中也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存在二元结构的印象。经济体不再是由许多家小企业组成且每一家都服从于市场管理，垄断的现象也不再是偶然发生。相反，经济体中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而这个部门是由几百家或者上千家企业组成的，这些分布在若干行业的企业都有很强的实力。另外，经济体中还存在一个由上百万家小企业和农场组成的传统市场部门。
我对经济体系存在二元结构依旧印象深刻。在我担任记者因而有机会进一步了解现代大型企业的关注点、结构和动机后，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企业不但可以影响自己产品的价格，还密切关注如何为产品进行市场管理、如何控制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以及这些投入品的价格。
1932年，小阿道夫·A.伯利（Adolf A.Berle,Jr.）和加德纳·C.米恩斯（Gardiner C.Means）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在书中，他们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大型企业的权力已经全面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股东变得被动且毫无权力。米恩斯还继续展示了大型企业面对大萧条期间的通缩压力在价格上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更加具有反抗性，与小型竞争性企业很不一样。与现代企业及其高管的接触使我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也加强了我对权力已经从股东手中转移到管理层手中的印象，而且管理层的动机也远不止为股东追求利润那么简单。
如果所有作者都能就上述现象做出阐释，那么可以说，《新工业国》中的观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间经过大量思考——产生的。我一开始并不打算挑战既定的经济学体系，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我本人的经济学思想就源自这一体系。但是我开始察觉到，传统经济学体系的中心假设及其主要结论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呈现的现实。然后我又开始渐渐理解、懂得——这个过程要更长一些——经济学中使这种谬误和谜团延续下去且一直受到维护的深层次文化原因。
一旦开始了这项根据现实对传统经济学观点提出挑战的任务，我就发现这绝非易事。这项任务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不安。上千家大型企业的产值之和在当时已经超过了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这可不同于街角杂货店的扩张。这些大企业不同于小企业，它们的确是在寻求控制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寻求一种可以预见未来的能力，而且不单单是针对价格，还针对企业运营过程中所有相关的要素：成本、劳动力供给、政府行动或政府干预，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消费者或其他买家的反应。大企业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它们实施全面计划过程的一部分，而成功实现这项计划也日益成为中层管理人员的职责。计划的结果并不总是完美的，计划的过程也远没有那么可靠，但是企业追求计划的热情不会因此被浇灭。
如果生产商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消费者接受，那么消费者自然就不像假设中所说的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为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生产商的工具。生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满足生产商的目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就要做好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宣传和促销的准备。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比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性受到侵害更能令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感到困扰，而且能引发他们如此充满正义感的反应。
为了对财务、生产、营销、技术开发、劳资关系和现代企业中的许多其他事务进行管理，或者说进行计划，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相当巨大甚至是宏伟的机构。从本质上说，这一机构的权力来自企业所有者，不然这一机构如何能获得履行职能所必需的权力呢？这种权力又能来自何处呢？随着企业中这一机构的出现，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它的动机。它还会继续无私地为股东的经济利益服务吗？如果还存在其他动机，我们就必须放弃企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了。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不会心甘情愿地努力为素不相识的人增加艳遇机会。同理，我们也应该假设，没有哪个企业高管会在金钱方面持有类似的中立动机。
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企业高管自然也会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根据我们对所有高管的行为的假设，他们自然会关注组织的规模、权力、影响力，以及他们在组织中所隶属的部门的情况。这些人还尤其会关注他们在机构中的威信和权力。如果我们相信权力一定会成为个人的目标，那么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权力也终将会成为组织的目标。通常，一家大企业无论是在权势上还是名望上都胜过小企业。在大企业中，关于机构雄心和行为的规则已经明显侵害甚至部分取代了利润动机的规则——所谓利润动机就是为大部分被动且素不相识的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
还有一种更深入且更令人不安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大型组织之间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1959年春天，我在苏联待过几个月，在与苏联工厂的管理者和苏联经济学家交谈的过程中，我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这种融合是存在的。我的这一结论发表后，苏联和西方工业社会都出现了另一种“融合”：东、西方的批评家一致谴责我，认为这种言论无论对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家来说都属于异端邪说。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是，也许经济学家最为珍视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也不能幸免于难。也许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政策本身就是更为宏大的计划过程的一部分，它设法为企业减少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源自商品和服务总需求的大幅随机波动。
在任何节点上，客观地看待现实都涉及与后凯恩斯主义的正统观点、主流专业文化和舒适性之间尖锐、严苛甚至是具有攻击性的冲突。
由于出任驻印度大使，我必须全力处理公共事务，所以本书首版的面世推迟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手稿一直寄存在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我回来才开始修订。当它最终于1967年出版时，我不无期待地等待着来自学术界的反馈。
学术界很快就有了反应，虽然严厉但总的来说是有益的。就像许多人之前预计的一样，我发现批评家给予我的帮助有时比我的朋友还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先生。他在《财富》杂志上用郑重、警惕的语调撰文警告商人和企业界人士，说我在以一种毁灭甚至颠覆性的方式破坏商业体系既定的防守线。他呼吁人们要高度重视我的观点并进行恰当且有说服力的反击。我是在一个可爱的夏日，在从拉瓜迪亚机场飞往新罕布什尔州基恩的途中读到这篇“请愿书”的。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观点“看似冷静实则满心欢喜地颠覆我们最为珍视的社会和经济学思考”。他警告说：“我们要做好（与这种颠覆）长期抗战的准备。”[4]我发现自己居然非常高兴，因为这恰恰是我希望出现的反应，没想到它真的出现了。
在一场同志式的讨论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M.索洛教授发起了一场更为正式的攻击。[5]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索洛教授一直是自由派凯恩斯主义的官方发言人。他的使命很具体，就是维护微观经济学世界——凯恩斯未曾染指的竞争性市场世界——传统上的完整性。
这场攻击设计得并不完美。他一开始就犯了点小错：做出了一些稍微针对我个人的评论，认为我的学术研究不够严肃（“他与漂亮的人厮混在一起；就我所知，他本身就是个漂亮的人”）。接下来他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攻击我的基本意图，认为我在方法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在从现代企业基本性质到权力和有组织的智力活动的作用，再到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性，最后到政府相关作用的问题上，我都是从更宏大的经济学框架着眼的，但是索洛教授却认为不该如此。索洛教授断言，经济学家将会明智地忽略这本书，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是“意志坚定的小思想家”，所以一定会像他说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相当理智地接受了经济学大楼的主要框架，然后只去检查大楼的边边角角。很明显，索洛教授想要维护的是一个用来掩盖更大谬误的显而易见的设计。这个更大的谬误就存在于那些纪律严明的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假设和信念中。
经济学中的职业尊重被恰当地授予那些处理微观问题的专家，这些问题包括研究棉纺织行业劳动力需求函数的性质、电冰箱市场的性质（我之前指导过的一篇博士论文就研究这个主题）、零售利率对美联储政策的不同反应或者是现代对消费者盈余概念的修正。不过这种专业化没必要也不应当成为忽视类似企业本质、市场、动机这种更宏大的问题的理由。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专业化应该被用来掩盖更大的谬误。我曾严肃地指出这一点。
索洛教授为了维护消费者至高无上性的假设再一次对我进行了大力回击。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性是在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我在刚开始写作此书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会在后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索洛教授认为，现代广告（例如赫兹与安飞士的对抗[6]）的作用互相抵消，所以不会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选择，也不会影响消费者独立的至高无上性（按照这个观点，香烟和威士忌的广告也不会影响这些产品的销量）。他还判断说，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还认为我提出的现代企业中技术专家阶层这一机构的设立是不现实的，“技术专家阶层”（technostructure）这个词本身就是个“失败品”。不过事实上，这个词在本书出版后却一直流传下来。
就好像对克里斯托尔先生一样，我也非常感谢索洛教授。他的攻击和我的回应都流传甚广，其他人也纷纷加入两方阵营。虽然许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但在这些交流中，回应批评家的人往往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所以他的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一开始发起攻击的人。如果批评家想说服读者赞同自己的观点，那么他的攻击批判必须是晓之以理的。但是回应批评家的人就不会受到这种限制，他在维护自己的观点时大可以慷慨激昂、动之以情，我以小人之心揣度一下，即使他出言恶毒，读者也会觉得：“这是（批评家）自找的。”
更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发现还同样需要感谢大量的后凯恩斯主义古典学说的捍卫者。在有些问题上我无须做出过激的回应，因为大家亲眼所见的证据（或者说是可获取的统计数据）已经足够震撼了。对于批评家来说很不走运的一点是，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大企业、现代企业的官僚属性、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股东影响力悄无声息的消亡，这些现象都太常见了。也许更明智的做法是干脆忽略现实，回避，或者说承认现实对传统思想和教科书提出的挑战。印第安纳大学的斯科特·戈登教授是非常忠于古典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但他在看过本书后不无感慨地说：“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还在坚持认为企业是纯粹的工具，是风险资本家联合构建的组织，这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也严重误导了我们在某些领域实施的经济政策。《新工业国》这本书如此畅销，所以它在无形中又一次将当代一些最重要的事实展现在众人的面前，那就是企业已经开始成为主要的社会机构了。”他进一步补充说：“现代大型企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股东的控制，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从内部获取所需资本，并由职业经理人打理；而管理企业的机构确实是拥有独立动机和偏好且在社会、心理上具有一致性的系统。”[7]
戈登教授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不过更严峻的问题在于虽然学界承认了理论与现实的不符，但是这并没有撼动已经确立的经济学教学内容，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教科书中的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都是由关注课堂教学、教科书销售和卖书收入的学者撰写的。要想最大化卖书的收入，他们撰写的内容就必须符合先前确立的理论，现实世界中令人不快的真相最多只能作为偏离主题的选读内容或建议阅读的内容出现。所以可以断言，我的这些异见不会对教科书上的内容产生太大影响。在教科书中，市场无论有多不完美，都依旧占据统治地位。边际收入还是要等于边际成本；经济生活及其目的仍然是满足人类自发产生的欲望和随之产生的幸福；产值越高，人们就越幸福。而要令人们幸福，也就是说要满足人们自然产生的欲望，显然就需要企业的存在。这里需要质疑的就是企业投入和经济生产本身的社会意义。企业有没有资格生产公共品？企业是不是间接地在为那些制造欲望的人服务？企业的生产实际上是为了生产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吗？最后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并不怀念企业停止生产的那些商品，我们怀念的只是自己失去的工作和收入。不过，为了经济学思想的声誉考虑，我们还是不要说出生产其实只是为了生产者的真相吧，这种危险的想法应当被束之高阁。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家逐渐形成了一套详细的关于欲望的理论。这套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认为随着对某一种产品消费的不断增加，消费者从额外单位的产品中获得的满足感（即效用）开始下降。当消费者从不同商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边际相等，即边际效用相等时，个人的消费模式就达到了均衡。而随着产出的不断扩大，不断下降的边际效用和不断上升的边际成本共同作用，最终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供给和需求均衡，达到了社会最优的产出水平。但是如果生产者不安于现状，继续设法影响或塑造消费者的欲望，那么这种“社会最优”的概念就岌岌可危了。当生产者为影响消费而额外支出的成本与得到的额外收入持平时，就实现了另一种均衡。生产者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但是这个结果并不符合社会最优的定义。那些将数学工具运用得得心应手、得出的结论符合社会传统预期的教科书内容也因而遭遇重大危机。学界当然要极力避免这种危机。诚然，广告和其他为管理消费者欲望而做出的各种努力确实是存在的，企业也确实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甚至经济学家本人也会看电视，但是学界还是坚定地认为，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二者应当井水不犯河水。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触及的是如此敏感的领域。
相应地，批评家对消费者至高无上性的回应也是一如从前。消费者的欲望当然会受到文化观念而不是生产者的影响。但是广告、推销术、对大众欲望的精心培养，这些从总体上讲都是肤浅的课题。或者正如索洛教授所言，不同生产者的努力互相抵消。这些手段不会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经济现实，也不会对深层次的经济现实进行修正。我实在忍不住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回应的力度恰恰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关于消费者欲望产生的既定经济学理论是多么不堪一击。
这些就是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回击。现在我也许可以谈谈本书的出版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在学界存在这样一种共识：任何人如果胆敢背弃某一学科既定的传统理论，那么他就要做好承担相应后果的准备。他将自己贬出了所在的学术圈，所以他需要足够的勇气。似乎任何涉及学术观点冲突的人都有必要将这样的悲壮故事延续下去，不过很遗憾，这并非事实，或者说，现在已经不会再上演这样的故事了。如果我撰写的是一部立足于传统经济学框架、有理有据、鲜有创新的著作，那么学术期刊上会出现措辞温和的书评对我加以肯定。然后这部著作大概会发行几百到几千本，读者的数量极为有限。之后我可能会受到美国经济学会的邀请前去主持一个关于创新的研讨会。
但是我目前付出的努力换来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拜我的批评者所赐，我的书在国内外已经有了数百万读者，而本书的畅销还进一步影响了我在现实中的生活。因为我相信本书的“离经叛道”使它一定不会得到很好的反响，所以我主动与出版商约定每年只需支付给我一定数量的收入，我预计这会将稿费的支付期延长到两到三年，从而以完全正当的手段减少我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因为本书的畅销，我在10年之后才收齐了所有的稿费，而我的出版商等于坐享了一笔长达10年的无息贷款。而且我在恰当的时机被选举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我并没有因为提出异见而受到惩罚。读者有理由怀疑那些痛陈自己如何因为追求真理而遭受苦难的作者，而我的经历令他们更加有理由怀疑。
自《新工业国》面世以来，已经过去了18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也涌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所以我必须在新版中对之前的理论进行修订。很多新情况、新书和新观念都证实了本书的论点，我相信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的此书，当时我显然没有预见到过去20年会发生规模如此之大的并购行动。这些并购是为了实现企业增长、获得相关的管理技术权力和威望，我当初并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但在之后的几版中我都对这些现象着以适当的笔墨。这些并购行动也证实了我的观点，即权力和相关尊重作为现代企业的动机是何等的重要。正如我的同事罗伯特·赖克总结的那样，这种企业的并购行为几乎不会对提高企业效率、增加生产者利润或是增进消费者福利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它更多是为了获取权力。[8]
同时，利润最大化的概念在企业管理中体现出来的基本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即使再伟大的付出，也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企业高管在并购活动中获得的巨额薪酬中转移出去，尤其是“黄金降落伞”方案——因并购产生的潜在被解聘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发起的行动——更加引起大众的关注。而一般情况下的企业薪酬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代管理者的表现已经表明他们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近年来，即使企业的利润保持不变甚至是有所下降，高管的薪酬还是不断增加。近期的文献和事件已经充分证明，经济学家所坚持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观点与管理层把持的企业中的现实是矛盾的。在现实中，高管完全有权为自己设定薪酬水平。[9]
现在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即现代企业巨头的董事会成员不过是管理层挑选出来的傀儡，以沉默和顺从著称，至多是为了表现管理层对黑人和女性的接纳态度。这种观点已经尽人皆知，毫无新意了。
另外，我在早期的写作中并没有充分预见和掌握所谓的“技术专家阶层管理的反向动力”。我也没有预见到技术专家阶层在进行计划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外界不确定性的约束。我之前将技术专家阶层描绘成相对竞争力较强的工具，是为了实现任何个体所不能及的卓越目标而将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组织在一起的机构，也是实现现代企业的复杂任务所必需的组织。它现在仍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有质量保证的组织。近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技术专家阶层就像所有其他组织一样，会为了自身的延续而采取一些行动，也会变得越来越平庸，而出现这些情况的可能性也随着企业和行业的成立年限，以及技术专家阶层对像钢铁这样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过去做的事总能转化为智慧，卓越的品质可以是最类似于那些高管和其他管理人员身上体现出来的品质。
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种倾向。如前文所述，在战争和战后的年代，当我与大企业的高管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我被那些充满自信、装腔作势的人的数量之多，以及他们为了迎合传统牺牲有效思想时的自我肯定震撼了。所以当我在与煤矿、钢铁、肉类包装和其他一些传统大规模生产行业中巨头企业的众多高管打交道时，我的脑海中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蠢货”两个字，包括在与福特汽车这样的超级企业的高管打交道时。你尤其会为企业官僚与他们产品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撼。你只有在和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度过整整一天后才会充分理解一块粗钢中所蕴含的技术含量。当我初次写作时，我应该更多地将这种倾向归结到组织的老化过程中去。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官僚、不作为的倾向并不是公共机构的专利。
至于有关外部对技术专家阶层的影响，以及技术专家阶层进行计划时所处的框架在成本、价格和销售方面的确定性降低的事，我并没有预见到技术专家阶层会遭受来自外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这部分是因为我刚刚提到的老化过程。日本企业成立时间更短，由于企业老化而导致的竞争力减退还不明显。另外，由于日本的工资一般是根据现行的物价水平进行设定的，所以日本的工资/物价不会像在美国（以及英国）工业界那样动态变化。所以，当衰老的欧美工业因为管理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上升而逐渐衰弱时，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就发起了进攻。人们都相信正是这种来自他国的竞争大大削弱了老式工业的计划过程所需的确定性和有效性。
现代企业对货币政策的依赖也进一步损害了企业的计划活动。最初写作的时候，我认为灵活而又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会对现代企业的计划活动有所帮助，因为通过公共支出和税收，政府可以调控总需求并且减少需求的大幅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政府依靠利率限制物价对大幅赤字进行融资，同时就像在1981—1982年间的衰退加萧条的情形中一样，不断抑制商业投资和消费者借贷，最终在企业的计划体系中引入新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对计划体系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有充分展露。
我们应当注意到，货币学家的信念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信念，或者说是教科书中市场主宰一切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只要拥有所需的价格和成本的灵活性，那么货币主义就是奏效的。但是现实是，在这个由高度组织化的企业构成的经济体中，如果将货币主义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那么货币学家将会引入现代大型企业避之不及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关于货币学家是现代企业体系忠诚的朋友这一点没有人可以质疑。但是就好像作者会因批评家的严厉批评而受益一样，企业高管也会被他们的朋友伤害。
在早期写作的时候，我对军备竞赛的结果过于乐观，同时缺乏应有的洞见。我当时的观点非常局限，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没想到在里根任职期间，美苏关系发生倒退，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随时可能触发大规模的过度杀戮。
我之前隐隐的乐观，说明我并未充分意识到军事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独立的力量。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始终坚信，公共权力最终要服从大众意志，这就是民主。民主的意志压倒一切，它是我们的终极理想。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军事工业的既得利益者而言，民主进程的更大权力和限制都还有待证实。
同样，我也没有预见到军备竞赛和相关的武器开支会对美国的经济体系产生何等负面的影响。在过去这些年里，资本和工程、科技类的人才都被集中到了国防工业的狭小领域，而日本和德国却将资本和人才用于更加广阔的民用工业领域。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尤其是日本，在民用工业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显著的经济优势都是在二战失利后才逐渐累积起来的，战败反而给它们带来了经济上的胜利。
在过去几年里，华盛顿一直在强烈要求日本增加国防支出。考虑到这种支出对我们的工业产生的影响，以及日本工业在没有这种支出的情况下取得的发展，这种要求背后的逻辑和用心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并不愚蠢的日本人为什么会愿意顺从地参与到这项自毁经济的行动中来。
还有其他几个问题需要我来进行修正。以前我认为直接限制工会工资和企业产品价格是抑制工资/物价动态的合理且必要的手段。如果不这么做又想要抑制工资/物价通胀，就只有通过严苛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限制总需求，同时引发衰退和失业，进而控制住物价和工资。但是现在我再也不会将政府限制工资和物价作为合理的政治前景了。毋庸置疑，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就指出，从长远来看，工会的力量将会下降，而这种下降的速度远超我的预期。这部分是因为就业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服务类和管理类的工作中去，而工会的势力很难触及这些行业；部分是因为里根政府利用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衰退和失业手段重创了工会的势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来自外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工会势力的减弱又反过来削弱了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导致的通胀势头。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但是本书所强调的近期导致通胀的最大原因至少在短期内被抑制住了。
但是自里根总统就职以来，我对科教领域将产生的影响倒不是那么有信心了。有意也好，无意也罢，里根总统的目的就是挑战科教领域的权威，在公共生活和政策中主张更为狭窄的金钱观。所以，此处描述的科教领域就变成了一股阻碍的力量。掌权者握有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最后一点，也是我个人非常赞同的一点是：在本书的论证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变革是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相应地，允许变革的发生，包括那些之前没有预见到的变革，就等于证实了本书宣扬的经济发展过程的观点。我冒昧地说，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注意的。与之相反的是，传统经济学令人生畏的机构和影响力总是抵制那些不可否认却又令人不快的变革事实。经济学如果想像物理、化学、微生物学和天文学那样自称是一门科学，就必须不断提炼理论和阐释、不断累积细节信息、不断深化基本概念。在这里，我断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才能准确地描绘现实。我可以大胆地说，刚才所提到的修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本书初版的观点。这些修订也许还更加重要。没有人能自称是完全与时俱进的，但是经济学，尤其是我们在课堂上教授的那部分，还是恋恋不忘过去的理论。时间已经过去了，那种对过去理论的执着与现代现实间的冲突已经比我第一次在书中谈论它时更加严重了。
注释
[1]指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的革命。——译者注。
[2]所以近期最受欢迎的一件事莫过于，里根执政期间司法部高级官员一边肯定政府关于坚持市场化的言论，一边放任大型企业不断扩张直至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这样一来，政府就在实践中废除了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竞争性假设。
[3]本书现在这一版与第三版是一样的。正如我在第三版中提到的，在某个时候，必须暂时中止对一本书的修订，错漏和过时之处都应当被视为这种艺术形式不可避免的缺憾。
[4]“Professor Galbraith's ‘New Industrial State.’”Fortune(July 1967).
[5]“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or Son of Affluence.”The Public Interest,No.9(Fall 1967),p.100 et seq.
[6]赫兹（Hertz）和安飞士（Avis）都是汽车租赁公司。——译者注。
[7]“The Close of the Galbraithian Syste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No.4,pt.I(July-August 1968).
[8]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New York:Times Books,1983).
[9]参见：Fortune(April 1,1985),“Why Chief Executives’ Pay Keeps Rising”。该文的一个小标题是“本该抑制高管薪酬的措施并不奏效”。文章的结论是首席执行官在设定自己薪酬时具有很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