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说：生活的透镜

一份畅销杂志的编辑曾经很骄傲地告诉我，整个大萧条时期，他没有发表过一篇跟大萧条有关的故事，没有失业，没有廉价旅馆，没有等待救济的队伍，没有绝望。与之有关的非虚构作品有几十篇，但故事或连载一篇也没有。小说是提供消遣的，不是带来启示的。小说是苯巴比妥（镇静安眠剂），不是安非他命（一种兴奋剂）。即便是对小说有不同看法的“高品质”杂志，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种逃避的想法。我知道这样一本杂志，它是美国最优秀的出版物之一，却拒绝了一个所有编辑都感兴趣的故事，仅仅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因癌症濒临死亡的女人。杂志的读者有不少上年纪的女人，而小说不应该触碰她们的恐惧。

不管赞同与否，那种被称作谎言的小说不在我们当前的讨论之列。我关心的是真实的小说，是反映经验而非逃离经验的小说，是激发而非麻醉的小说。所谓的严肃小说，是由不同类型的作者为不同的读者写就的。它在意图、材料、手法和其最终的效果上都有所不同。如果它提供愉悦——它理应这样——提供的是更高层次的智识和情感维度上的愉悦；如果它经营伪装——它也理应这样——会创造一个以假乱真的世界来讽喻现实。严肃小说未必伟大，甚至未必具有文学性，因为实践者的天赋也许不如他们的初衷值得信赖。然而，所有平庸或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写就的。

严肃小说的作者与消遣小说的作者之间的区别，是艺术家与工匠的区别。前者具备原创设计的才能与特权，后者则不具备。按照蓝图着手工作的人是绝对值得尊敬的，然而跟绘制蓝图的人比起来，他就只能退居次席了。

我不喜欢“艺术家”这个词。它被狂想家扭曲了意义，被虚有其表的人滥用，被徒有天赋之才却不懂谦卑的人玷污。它大写的字母里，彰显着令人厌恶的傲慢，有的艺术实践者用傲慢来报复公众对自己的忽视，有的则用它掩盖个人的弱点。我在这儿用这个词，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词来指代那些严肃的词语、声音或者色彩的“制造者”了。

在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书》（Books）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经勾勒过严肃的艺术家应当具备的品质。他说：

有些小说家会觉得，相比其他人，自己是更高等级的存在。如果这么想，他们就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出发点。驾驭词语的才华，没有那么了不起。装备着长射程武器的人，不会因为手握火器就配得上猎手或勇士的名号。是许多其他的品质或气质共同塑造了他，使他有别于他人。他的武器库里纵然有成千上万个短语，其中能够击中那遥远而缥缈的艺术标靶的，也许寥寥可数。在与人们相处时，他应当敏感地去感受他人不彰不显的优点，而不应当对他人的细微过失吹毛求疵，对他人的错误求全责备。当然，他也不必对人性抱有太高的期许，人各有不同，他有描绘他们的荒唐或糟糕的自由。我希望他能以最大的宽容看待人们的想法和偏见，因为那绝非出于恶意，而是源自他们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甚至他们的职业……我希望他在心智成长的同时，能够通过耐心而慈爱的观察扩展他的同情。如果说世上存在着完美艺术的许诺，那么，只有在尝试公正地生活时，才有可能找到它，而在那些荒谬的公式中，在规定了这样那样的技术概念的特定方法里，不可能找得到它。让他在实实在在的事物中完善他想象的力量吧……

严肃艺术家的工作，是在没有特定秩序的地方带来秩序。他用一生的经验做材料，不论是实际的经验还是间接的经验，它越宽广，越深刻，就越有用。不管是长痛还是短痛，它对他伤害得越深，就越有帮助。它越让他沉迷忘我，就越有效。不过，在用自己的经验推测所有人类的经验时，总是会无章可循，矛盾重重，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更是常常一团乱麻。他用想法、画面和人物等塑造出它的形状。在世界的茫茫沼泽里，他踏出一块立锥之地，或者换个说法，在这片令人无所适从的旷野中，他用手圈定了界限。他追求的是最清晰的视像，这或许需要他眯着眼，甚至弯下腰，从叉开的两腿间俯视。无论他怎么做——用什么方法是他自己的事——即使面对最微不足道的短故事，他也可以尝试用各种虚构细节来“创造一个世界”。引号中的话是康拉德说的，但这项工作对任何一个严肃作家来说都是永不停息而且历久弥新的。因此，每一个作品都不是套用公式的产物，写作不是连接与装配的手艺，也不是靠灵机一动，而是对作家全面的理解力的考验，是作家自身的整体感觉和认知的反映。

小说写作是为了反映或启示生活，因此，其材料必须来自生活。这些材料包含人、地点和事物——尤其是人。如果没有人，小说就不能称为小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小说家都有义务成为笔下人物的爱人，尽管他也许会像摩门教传教士一样，爱一部分人远多于其他人。不可避免地，他的故事和小说中的人会是他自己了解的人，当然也包含一些变形。于是，每部小说开篇那煞有介事地宣称“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脆弱声明，无一例外是种欺骗。除了自己了解、撷取素材，作者没有其他创造人物的方法。如果人物跟任何一个在世或过世的真实的人没有一点相似性，这个人物会非常没有说服力。作者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重组片段，略过某些人格，强调某些人格。把两三个人的特点赋予到一个虚构人物身上，然后祈祷人物原型不会起诉自己。

小说作者是具象事物无可救药的爱好者。他必须从这些素材中进行虚构：心口上窝着的愤怒、空空荡荡的深夜街道、风吹过杨树叶的声音。在一篇给一部“二战”时期的意大利小说写的颇有争议性的前言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把笔触伸向了众多具体的事物：

一个作家发现雨（他指的是现实中的雨）是这些东西做的：知识、经验、葡萄酒、面包、油、盐、醋、床、清晨、夜晚、白昼、大海、男人、女人、狗、心爱的汽车、自行车、山丘与谷地、在笔直和弯曲的轨道上出现和消失的火车……敲打椴树的公松鸡、甜甜的青草香、新鲜烟熏皮革的味道和西西里岛。

一个严肃的作者是生活中感官细节的贩卖者，是事物的感知者和处理者。他最珍贵的工具是他的感觉和记忆，最先在他头脑中形成的是形象。他不是普通的或理想的归纳者，不是处理概念的人，尽管有些作者尝试用理性的方式对小说做理论性的研究，认为这样能让小说收获更多的尊敬。

毋庸置疑，思想在小说中有它的地位，任何一个小说作者都需要头脑。不过，思想却不是最适宜于小说的主题。它缺乏足够的戏剧性。它充其量是个副产品，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在读者自己的脑中形成的。思想和一般化的归纳，应当如草蛇灰线一般，在人物、地点和动作的选择编排中暗示出来。它们应当萦绕在小说的片段中，像黑夜中的鬼魂，轻盈地掠过阁楼的窗。

任何优秀的严肃小说都从现实中拾取素材，其片段应当栩栩如生，合乎事实与日常的观察。这些片段重新组合的方式、整个结构以及情节的轮廓都有意义。如果小说足够出色，它的意义会伸展，建筑物会投下比其本身更颀长的影子，特殊的细节会变得典型、有象征性，无限地适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因此，作者创作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无生命的东西。它会扩张、伸展，潜入读者的脑海中，变成他思维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使意义普遍化的能力，给了严肃小说启发和解放的功能。不过，没有小说被要求必须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内涵，在阐述观念的时候，任何比鬼魂更笨拙的表现形式都应该被揪出队伍，接受体检。

相对来说，作者使用何种方法来传达意义，是无足轻重的，当然，对于他自己另当别论。现实中，不同的作者总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发声的方式。海明威说，没有一部经典会与它之前的经典有丝毫相似之处。V. S. 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说，重要作者的标签并不来自他采用了什么新的素材，而是来自新的洞察力。

为了更好地看清一切，对于作者来说，将个体经验做一些扭曲常常是必要的。就像早先提到的，他可以上下打量、蹲下、戴上眼镜，或者随便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他把自己世界中哪怕一个小角落看得更清晰，就足够了。这里只举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例子，他笔下充斥着噩梦的世界就是一种新的洞察。小说用庄严肃穆的有逻辑的表达，牵引出一个个新的讽刺和新的幽默，在它的奇异外表之下，卡夫卡的小说映照着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行政机构，它远比许多具象主义的小说作品更有说服力。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简化是必不可少的。依照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所有的艺术都是简化。海明威学着“从最朴素的东西开始”，把丰富的词汇一一剥去，只剩下光秃秃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把句子简化成简单的陈述，删掉所有复杂的拉丁文法，甚至尝试剔除隐喻这种惯常的“小伎俩”，简化他的人物，简化他的主题，甚至把他最喜欢的死亡主题渐次砍削，直到剩下最简单最暴力的内核，于是呈现出一种形式，一种极端的艺术化的简化。海明威小说中的世界也许不是我们喜欢的世界，但毋庸置疑，它自成一体。尽管手段不同，康拉德的世界同样是简化的。它像一艘船，甲板是土地，船员是所有人类，道德的宇宙笼罩着他笔下人物的行为，它飘浮于上空，像海上的星星一样切近又邈远。甚至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一样，表面上，他是最复杂、最琐碎、最细致、语言最繁复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实际上，他也是以简化开始的。他所有故事中的决定性时刻都来自人物的道德选择，为了给这些选择扫清道路，一开始，他就刨除了某些作家用以建构小说的大部分地基。詹姆斯的人物无须为生计发愁，每个人都从詹姆斯那里轻易地继承了财产。没有一个詹姆斯的人物会像大部分人那样，被家庭责任所束缚，或者被生活的罗网拴住手脚。在詹姆斯建造的世界里，他有意让所有人物说走就走，完全脱离俗世的羁绊，以使他们的道德选择能够“纯粹”而不受干扰。尽管现实的选择是复杂的、犹疑不决的，充满微妙的踌躇和克制，有妥协和细小的顾虑，然而，简单化处理同样直击人心。

作者选择的任何简化处理都是正当的，能够评判它的只有实际效果，即它最终成功与否。每个作家都是摸象的盲人，再伟大的作家也会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虚构的世界会反映作者个人的特殊理解。契诃夫（Chekhov）的世界是合理的，有着一目了然的特点：忧伤的人们走在灰暗、泥泞的路上，或者乘渡船被流放在铅灰色的西伯利亚河流上，再或者用短暂的苦笑调侃一下惆怅而失意的日子。汤姆·利（Tom Lea）在《斗牛壮士》（The Brave Bulls）中塑造的世界也一样，他把人类与恐怖的对垒放置在斗牛这一仪式化的奇观中展现。在《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里，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①用专横的暴力实现了本质上的简化，把一对老于世故的纽约人抛在了原始的撒哈拉沙漠。这就像把文化的样品涂抹在试片上，放在显微镜下观看。

当然，没有作者能够看到或知晓一切，或者把所有生活都放进自己的小说里。作者的才能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描写他想描写的一切，同时又不至于模糊框架的棱角。正是这个框架、这些限制，为读者提供了有限的视角，让他们得以在聚光灯下和焦点中审视一切。

阅读像上述这样构思和创作的小说，肯定会丰富认知。然而有一个丰富读者认知的元素常常被忽视，我试着称其为“不期而遇”（intense acquaintance）。在真实或虚构的世界中徘徊时，我们寻找的也许是我们自己，然而这样的相遇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找寻一种完全私人的联系，让我们从他人的身上看到自己。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在C. S. 刘易斯（C. S. Lewis）口中的“个人异端”（personal heresy）这边，尽管毫无疑问，不会有像刘易斯先生这样的逸事爱好者寻章摘句，发现我说了上面这句话。弥尔顿是否虐待他的女儿，或者康拉德是否喜欢在餐桌上把面包屑弹得到处都是，完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艺术家自身，是他提炼和净化之后的精神、他对世界的总体理解。这个层次的了解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但是，被一本书深刻而剧烈地打动，是一种最私密的体验，也许比结婚更私人化，这种关系比五十年的朋友关系更坦诚。在小说里，我们能建立比现实中更亲密的联系，我们知晓比朋友身上更多的秘密，我们知道这个作者跟我们相似，我们知道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同样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徘徊流浪的人，如何努力地生存，兴许还活得平静安详。

我深信，这就是我们阅读的最终目的。不像某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艺术并不是珍宝，而是一个透镜。透过它，我们寻找纯净和诚实的艺术家的精神。那个掠过虚构窗口的意义的鬼魂，戴着他的面具。阅读对我们一生的回报，是与那些或温和或有力或反叛或包容的灵魂相遇，让我们得以邂逅相互混杂、丰富多彩，却又永远高山景行的人类。

①美国小说家、作曲家、旅行家、编剧、演员，出生于纽约皇后区。作品有《遮蔽的天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