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本书讨论的是宣统年间少壮亲贵群体与政局演进的关系。
“亲贵”，是清代范围狭小、身份特殊并且作用重要的一个政治群体。“亲”意指血缘亲近，“贵”表示地位显赫，在晚清政治场域中，亲贵特指担任要职的宗室王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宣统年间活跃于政坛的亲贵中，除奕劻外，余皆新崛起的少壮派，主要有载沣、载洵、载涛、载泽、溥伦、善耆、毓朗等人。本书即以这些少壮亲贵作为研究对象。
我对清季少壮亲贵群体的关注始于写本科毕业论文期间，当时我选择了一个与清末立宪相关的题目，在研读相关论著的过程中了解到载泽、溥伦等亲贵的一些立宪言行，这与此前在读通史中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亲贵专权”“纨绔子弟”的印象迥然不同。后来读硕期间，我在阅读清末报刊史料时发现，今日学界所研究的“一流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能并不被朝野所关注；而今日并不为学界重视的人物，则可能是彼时朝野关注的焦点，清季少壮亲贵即是如此。作为断送了祖宗基业的失败者，学界对这一群体鲜有专论，偶尔涉及也往往作为成功者的背景；然而，翻阅清末史料，少壮亲贵们往往占据着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他们参与着朝廷大计、国家要政，其政治态度也是朝野各派极力争取的重点，在彼时政坛绝对属于“一流人物”。此后我针对这一群体搜集了一些文献，形成了一些看法，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变局中的亲贵：载泽与清末新政研究》。读博之后，我仍注意着少壮亲贵的相关问题，写了一些论文，业师孙燕京教授嘱示我要“大处着眼”，把对个体人物的研究扩展至对少壮亲贵群体的研究；同时要“小处着手”，聚焦宣统一朝，从具体事件入手考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研究》。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博论完成后这三年多时间我又写了两篇相关论文，认识较之前深化，文献亦有所扩充，这期间学界同仁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产生了一些新成果，因此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对博论原文中的一些内容、结构、文献、观点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调整与增删，以期对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的关系有进一步认识。
一、问题的缘起
在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带有一定的皇家私有特性，象征皇家的宗庙与象征国家的社稷结合而成的“宗庙社稷”构成一姓江山的精神象征，而王朝更替的最直接体现便是“国姓”的变更。在历代王朝中，清代政治的家天下色彩尤其浓厚，统治者重视发挥本家族成员的政治作用，形成了亲贵辅政的传统。虽然清廷有禁止宗王干政的祖训，但实际上，在清代大部分时期，皇家子孙往往能够凭借血缘身份赢得最高统治者信任，进而执掌国政，左右政局。清代统治者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宗王问题，使之成为不同于一般官僚的特殊辅弼力量，于是我们在清史中常会看到“王大臣”的现象，如议政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赞襄政务王大臣等，这里将“王”与“大臣”并列，以示宗室王公与普通满汉官员的区别。自后金建政时期诸贝勒襄理军政奠定基业，到宣统年间亲贵用事断送国祚，清王朝可谓以亲贵辅政始，以亲贵辅政终。
“新清史”学者习惯将清代政治的成功归因于所谓“满族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唐宋元明各代的宗王政策似乎不算成功：或授之以权柄，则往往出现藩王割据、叛乱直至攘夺皇位之事；或严禁其干政，则难免造成皇家虚弱，被外戚或异姓大臣篡权夺位。清代与之相比，其亲贵辅政传统是建立在宗王掌握权柄，同时皇权对宗王保持着充分驾驭的基础上的，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但是，将此认定为“满族因素”则并不准确。首崇满洲固然是有清一代的立国理念，而满人之中亲疏等级仍十分明显，亲贵可谓“首崇之首”，其皇族身份常常是超然于族群身份的，如在官员籍贯中，皇族（宗室和觉罗）与八旗、各省是并列的关系，清代官制中还专设“宗室缺”。亲贵群体对清王朝的认同，已不仅是满洲族群认同，更多的是比族群认同更加狭隘的家族认同、血缘认同，而这种基于家族、血缘认同形成的政治关系并非清代所独有，乃是历代共有的家天下特征。于是可见，当清廷倚信亲贵时往往以周公辅成王故事比附，标榜的也是周礼中的“亲亲之道”，体现的是对中华传统政治理念的认同。或可如此理解：西周以后，历代“心向往之但不能至”的“亲亲”治国理念，在清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贯彻。清代亲贵“谊属宗支，休戚与国”，“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以皇家立场参与国政，对清王朝国政发挥着重要作用。
晚清以降，面对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清廷一方面相继推行洋务、变法、新政、立宪，改变或放弃了某些“祖宗之法”；另一方面，对重用亲贵这一“祖宗之法”仍坚持不变，甚至愈演愈烈，直至宣统朝形成了亲贵用事的局面。彼时掌握权柄的亲贵，除奕劻外，皆是政坛新进的少壮派。清统治者重用他们无非是希望能在危机中挽救国运，毕竟是爱新觉罗皇家的江山社稷，自家子孙能够真诚维护；然而清王朝却在亲贵用事不久旋即覆灭，少壮亲贵也因此被贴上了“纨绔子弟”“少不更事”“擅权误国”等标签。
宣统年间的亲贵用事是导致清王朝覆灭的一大弊政，一般晚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常会涉及，但多知其事而不知其详。不少论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仍来自《异辞录》《国闻备乘》等掌故笔记，此类著述多是作者的后见之明，并且带着遗老情绪批判少壮亲贵断送祖宗基业，以此审视该群体难免流于空泛。与此同时，关于宣统政局的研究则多选取近代史的视角而非晚清史视角。简而言之，前者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新兴因素，后者则是王朝史。[1]近代史视角下的宣统朝是君主专制走向灭亡进程中的短短三年，以故相关论著多秉持“专制与民主”“革命与镇压”“近代转型”之类的叙事方式；但若从晚清史角度视之，则宣统朝仍有其开局、发展、转折、终结的各个阶段。
因此，我认为宣统朝作为清代十二朝之一有其相对独立性，不能因为它的转瞬即逝而将其淹没在近代史叙事之中。“新朝新气象”缘何发展为王朝末路？抛却各种宏大且抽象的“必然因素”不谈，执政群体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少壮亲贵即是探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首先，少壮亲贵是宣统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清廷与立宪派、少壮派与元老派、满与汉等各种关系，少壮亲贵必须直面以上种种关系，其举措是否得当关乎政局走向。其次，少壮亲贵是宣统朝各项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开设资政院、缩短立宪年限、筹设责任内阁、编练禁卫军、清理财政等等，均与他们密切相关。其间他们或积极倡导，或有所顾虑，或陷入各种权力纠葛，对改革进程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少壮亲贵在保路风潮、辛亥革命、清帝逊位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事件直接影响到清王朝国运，其间少壮亲贵的政治言行不可不予以重视。
本书以《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为题，讨论少壮亲贵与宣统年间政局演进的关系。为阐明这一主题，须首先强调以下几个关键词。其一，“家天下”，这是本书的研究视角。既往研究常以满汉矛盾解释亲贵柄政，我认为这忽视了亲贵的特殊性，将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简单化了。亲贵与清廷的政治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家族认同、血缘认同之上的，亲贵辅政体现了清代政治的家天下特征，本书着重从少壮亲贵维护宗庙社稷的视角解释相关问题。其二，“少壮亲贵”，这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指这一时期新进政坛，掌握权柄并且年富力强的宗室王公。其三，“宣统政局”，是指从载沣摄政到清帝逊位期间的清廷的政治局势，主要包括这一时期的中枢决策历程、关键人事嬗递、重要政治举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等等。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以重要事件为节点，呈现这一时期政局演进的历程。
二、学术史回顾
中外学界对清季统治集团与中枢政局关系已有不少研究，这里简要评述与少壮亲贵和宣统朝政局相关的研究，从学界对少壮亲贵的群体研究、个案研究、对宣统政局的研究三方面展开梳理，以此说明前人的学术贡献与本书的研究起点。
（一）关于少壮亲贵的群体研究
清季少壮亲贵出身、年龄、政治经历、思想倾向多有共性，并且在重大事件前后相互沟通，商讨对策，这使得对少壮亲贵开展群体研究成为可能。当前专门以少壮亲贵为对象开展群体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多是在研究“满洲贵族”“皇族”“皇室”“统治集团”时涉及的，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宣统年间的亲贵集权。
宣统年间，少壮亲贵尽出掌权，排斥异姓大臣，此系导致清廷失去人心的一大弊政，民国初年诸多清史、近代史及掌故笔记常会述及这段历史，如胡思敬《国闻备乘》、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此类著述仅限于记述掌故、轶事，难以算作研究论著，但其所记内容皆来自作者的经历与见闻，具有史料价值。在此之后，不论是在国民党时期的建国史书写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革命为主流的近代史叙事中，宣统年间的亲贵集权往往被视作辛亥革命时机成熟的背景，学界并未对其开展专门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
宫玉振考察了宣统年间亲贵与言官关系的变化，指出双方为了反对袁世凯而联合，又因亲贵集权而分裂，这种变化是清廷失去人心的一个缩影。[2]亲贵集权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因而也有学者从满汉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3]其中，路康乐注意到，载沣依靠的并非全体满人，而是皇族宗室，尤其是直系王公，优柔寡断的性格使得他无法解决满汉问题。迟云飞则认为，载沣不肯放弃满人尤其是皇族在政府高层的优势地位，为平衡奕劻的权力，只得任用少壮亲贵。王开玺《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一文反对将清末国政中存在的问题笼统归因于满汉矛盾，他认为有清一代满汉矛盾总体上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由于亲贵本身即有种族性特征，加之清末排满浪潮风起云涌，满汉矛盾不免被夸大。[4]
近年来，学界对该议问题的研究更加精细。樊学庆《赵炳麟与宣统朝亲贵用事政治格局的出现》一文考证了“亲贵用事”这一说法的由来与所指范围的变化，继而考察赵炳麟在促成亲贵用事中发挥的作用，指出赵此后有意掩饰该事，甚至努力营造反亲贵专权的姿态。[5]不同于过往研究将“亲贵用事”当作既成的政治现象来描述，该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历程，注意到历史现象背后的丰富内容。刘琼《世袭特权与国家治理：宣统朝摄政王载沣的权力观偏差及其成因》一文分析了宣统年间中枢权力结构重建背后的逻辑和观念，认为少壮亲贵虽占据要职，但并未掌握实权，他们存在严重权力错觉和公器私用的权力观偏差，他们的世袭身份和特权意识是造成这种偏差的主观原因。[6]该文并不注重史料方面的挖掘，其可贵之处在于对既知史实的创新解读。
第二，亲贵内部分裂与争斗。
宣统年间亲贵尽出掌权，这非但没能使他们团结一致力挽时艰，反而让他们走向分裂。相关论著利用清末时人的记述与回忆，梳理了宣统年间亲贵内部分裂与争斗的基本史实线索，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分裂与争斗加速了清王朝覆灭。[7]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丰富，也有学者通过重构历史事件的历程，揭示宣统年间亲贵内部政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更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考察。
学界首先注意到皇族内阁出台前后的亲贵政争问题。李细珠《论清末“皇族内阁”出台的前因后果——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一文考察了皇族内阁从产生到终结的基本历程，认为在设立责任内阁问题上，载沣派主张急进，奕劻派主张缓进，双方的对垒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表面上双方势均力敌，实则奕劻派更胜一筹，因此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无人可以取代，其他内阁成员的安排则是两派相互较量寻求平衡的结果。[8]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一文论述了皇族内阁出台前后皇族内部围绕内阁展开的争夺，指出内阁之外有毓朗联合载涛争夺军权，内阁内部有载泽与奕劻、溥伦与奕劻之间的种种矛盾，皇族内阁使亲贵群体进一步分裂，这是清王朝崩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9]李凤凤《清末“暂行阁制”的制定与权力纷争》注意到以载沣为首的少壮派与以奕劻为首的元老派在设立责任内阁问题和军权问题上的纷争，指出少壮亲贵希望借设立责任内阁之机排除奕劻、那桐一派势力，而在军权上，载沣则有意偏袒载洵、载涛。作者认为“暂行阁制”实际是两派博弈与妥协的产物，而非按照立宪原则设立。[10]
此外，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一文注意到亲贵内部争斗与袁世凯复出的关系，认为宣统年间的权力格局从隆裕、载沣互为牵制发展成载涛、载泽两派的争斗，亲贵内争使得各方皆有拉拢袁世凯的必要。辛亥袁世凯复出主要得益于亲贵的支持，而非列强施压。[11]该文不仅拓展了亲贵内争的研究议题，史料范围也较此前研究有较大突破。
第三，少壮亲贵与清末改革。
清廷最后几年的中心任务即是立宪改革，作为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少壮亲贵为摆脱统治危机亦积极趋新求变，但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于是学界对少壮亲贵与改革失败的关系展开讨论。相关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诸亲贵在改革中表现得比较积极，并非守旧无为，对他们改革失败原因的认识则有所不同。
马勇《从倡言改革到反对革命：对晚清皇族的一个分析》一文指出，皇族亲贵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始终走在前列，但随着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威胁到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12]尹煜《年轻满洲亲贵集团的政治目标与挫折，1900—1911》一文集中探讨少壮亲贵的政治主张与实践过程，总结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财政枯竭，且中央政府的事业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与协助；二是少壮亲贵没有实际操纵政治权力；三是社会上的华侨、立宪派、革命派等力量已经能够对抗国家。[13]何瑜、黄煦明《清末满蒙亲贵的危机意识与应对之策》一文认为宣统年间的亲贵们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局势表达出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并制定了相关对策，但是亲贵们对危机的认识不同，因而采取的对策也不同。至于亲贵挽救危机失败，作者归因于保守力量过于强大，并且亲贵们对局势认识不够充分。[14]孙燕京《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一文是明确以“少壮亲贵”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改革的思想动因与心理基础的一部力作。该文指出，少壮亲贵是立宪趋新的一个群体，其政治心态根植于“救急解困”，他们不服输，敢于任事，思想开明，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少壮亲贵们已经突破了旧体制和专制的惯常思维，反映了一定的现代性追求；但他们把时代进步与极端利己结合起来，最终导致改革失败。[15]
除以上对少壮亲贵与清末改革关系的宏观检讨外，韩策《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一文则着眼微观，详细考察了宣统二年国会请愿期间汪荣宝为善耆、毓朗草拟说帖一事，以此展现了清季留学生与亲贵结合，联手影响朝廷决策的政治现象。[16]该文并不追求宏观上评价少壮亲贵，更注重对具体史实的建构，可见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精细化趋势。
第四，亲贵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抉择。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推出的一系列应对举措皆无济于事，最终清帝被迫逊位，清王朝覆灭，学界对这一时期亲贵集团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关注。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办理剿抚事宜”，既往论著多已述及奕劻为起用袁世凯做的努力，近年来学界注意到少壮亲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丁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问题考述》一文认为载沣在决定起用袁世凯的过程中前后态度有明显变化，起初反对起用，但他性格懦弱，毫无主见，最终不得不忍泪屈从奕劻等人的要求；该文还认为载泽、载洵二人也积极支持起用袁世凯。[17]王春林关注到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问题，认为在鼎革之际，亲贵们的反应被放大，这源于民众对宣统朝亲贵用事的痛恨，亲贵捐输背后有袁世凯与亲贵集团的矛盾，也反映了清廷上层的现实考量。[18]沈洁《“家”“国”与“满”“汉”——再论清帝逊位和1912年大妥协》一文考察了辛亥革命之际亲贵仓皇逃亡，认为皇室亲贵内部的相互疑忌、庸碌和自私最终葬送了清王朝；清帝逊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次剧变，它使得皇亲、贵族、袁世凯皆成为无负和平、齐赴共和的成员。[19]
除以上对具体事件的考述外，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一文从心态的侧翼探究了诸亲贵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与抉择，指出他们中鲜有“殉节死君”之人，而多是“隐忍不发”“处之泰然”，少数人则伺机东山再起；究其原因，既是危局所迫，又与满汉矛盾、权力失衡、缺乏应对机制等体制内因素有关。[20]不同于过往相关研究多关注权力利益的取向，该文从心态角度进行思考，揭示了亲贵群体的更多面相。
（二）关于少壮亲贵的个案研究
此类研究中，以关于载沣的研究较多，善耆、载泽研究亦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他人物鲜有论及。
载沣是宣统朝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也是少壮亲贵集团的最核心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专辟“大小醇王”一章为载沣作传，该著史料详尽，论证严谨，系比较系统的人物研究，许多分析颇有创建。[21]李志武《载沣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与李学峰《载沣与宣统政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载沣摄政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及其影响。
除了综合性的考察之外，更多的论著则是侧重某一专题，如探讨载沣集权与清廷灭亡的关系，相关论著都注意到载沣为稳固皇权而进行的财政、军事集权举动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而且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导致清王朝的覆灭。[22]李学峰则相继考察了载沣摄政期间推行的铁路政策、海军政策以及应对辛亥革命等专题。[23]
载沣驱袁事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受惠于史料的拓展，学界近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方法视角更加多样。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一文从中外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载沣驱袁事件，注意到该事件背后的国际因素，认为载沣驱袁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有关，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24]李永胜则在《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当时袁世凯并未提出中美联合制日的策略，载沣罢黜袁世凯的远因是对袁在戊戌年间告密行为的记恨，近因则是袁世凯反对财政中央集权与擅自谋划中外互派大使两事，言官弹劾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25]周增光《失败的集权与立威——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一文关注的是载沣罢黜袁世凯理由的转换与该事件的后续影响，认为载沣驱袁并未如愿建立起个人权威，反而引起内外臣工、立宪派与外交团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并在客观上助推了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26]
近年来，载沣摄政时期的权势结构引起学界重视。孙昉、刘平《论宣统朝载沣与隆裕太后的交替持权》一文指出，载沣在宣统朝的三年间重用少壮亲贵，将隆裕太后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在袁世凯压力下退出前台，隆裕太后出面。此后二人构成一种默契，客观上减少了清帝逊位的阻力。[27]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一文考察了宣统年间的监国摄政王体制，认为其核心是臣掌君权，易受慈禧遗旨以及皇室权力斗争的影响，载沣后续又未能及时推行立宪政制以消除隐患，宣统朝的亲贵政治与政出多门由此发端。[28]
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系清季亲贵中比较开明的人物，在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中表现颇为积极，其中善耆主持清末警务民政而且与革命党有千丝万缕联系，载泽则是促成慈禧太后下定立宪决心的关键人物，学界对肃、泽二亲贵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关于善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清末改革、满汉关系、革命党关系上；关于载泽的研究主要关注他推动预备立宪。[29]总体而言，得益于近年来相关档案的开放与史料汇编的出版，相关研究论著对善耆、载泽在各自职任上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做了较翔实的梳理，如善耆在民政部尚书任上办理地方自治，筹建新式警政制度，载泽在度支部尚书任上推动财政、币制除旧布新等基本事实得以明晰，相关论著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基本肯定了他们在清末改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注意到其亲贵身份的局限性，评价亦趋公允。
除以上三人外，学界对少壮亲贵中其他人物的研究极少。崔志海《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一文利用美国国务院档案对1910年载洵访美事件展开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改变以往的依赖欧洲和日本的军事政策，转而寻求美国支持。[30]刘灿《宗室亲贵进用与清季权力格局——以毓朗之政治交谊为中心》一文考察了毓朗在清季政坛的进用历程，分析了清季中枢权力格局，认为宗室亲贵并非庸鄙无能，他们对政局有重要影响。[31]此外，学界对溥伦、载涛也有所探讨，但仅限于人物事迹介绍，尚难算作研究。
（三）关于宣统政局的研究
广义上讲，上述关于宣统朝少壮亲贵的研究均属于宣统政局研究的一部分，这里要评述的，是专门对宣统朝宏观政治局势进行的考察。
较早关注宣统政局的是民国时期的掌故笔记，如胡思敬《国闻备乘》，刘体智《异辞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这些笔记对宣统朝权力格局、重要人物出入行藏，以及罢黜袁世凯、亲贵纷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述。虽然这些记述篇幅较小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文章，但其作者们均亲身经历过宣统时代，其评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亲历者的观察与反思，具有史料价值。此外，近代以来各种版本的清史、中国近代史亦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宣统政局，不过此类著述侧重记叙重要事件线索而并不致力于细致的考据和分析，尚不能算作专门的研究成果。
成文于1980年的李侃《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一文是较早专门考察宣统政局的一部力作。该文提出晚清史研究应当将研究重点放在统治集团上，考察了宣统朝统治集团的活动情况，述及预备立宪、亲贵集权、罢黜袁世凯、政治腐朽、财政崩溃等史实。该文对统治集团立足于批判，认为清末立宪是假立宪：“以载沣为首的统治集团之所以对预备立宪表现得如此热心，而且信誓旦旦地‘期在必成’，这并不是他们真的对实行宪政、‘变法维新’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更不是有了什么改弦更张、除旧布新的宏谋远略，而是同样想要利用‘立宪’这块金字招牌装潢门面，推行君主专制。”作者还认为，宣统朝统治集团极其腐朽，经济崩溃，不可能照旧维持下去，载沣的决策不仅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而且为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创造了条件。[32]
此后，学界继续就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的关系展开讨论。李细珠《试论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一文分析了宣统政局的形成、演变、特点与影响，认为宣统政局的形成应当追溯到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在载沣集团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争斗中形成的，宣统政局有政局动荡不安、权力处于失控状态、皇族亲贵擅权、满汉矛盾激化几个特点，这些特点构成清朝速亡的重要因素。[33]李书源《载沣与宣统政局》一文认为清统治阶级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清统治阶级与立宪派的矛盾、满汉民族矛盾、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构成了宣统政局的基本网络，载沣摄政后的种种政策没有缓和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34]詹士模《宣统朝的政治领导阶层（1909—1912）》一书系统考察了宣统年间政治领导阶层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推行的政策及其对国政的影响，指出宣统年间清廷核心领导层政治识见和能力不足，导致决策品质太差，政策偏向，激起人民不满；变乱发生后，清廷对政治资源的控制不足，加之袁世凯窃权，最终导致清王朝覆灭。[35]
（四）研究现状简评
通过上述回顾可见，学界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的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进展。
其一，研究内容上，清季少壮亲贵的主要政治活动，如参与立宪、推动改革、争权夺利、辛亥抉择等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过去由于革命叙事占绝对主流，少壮亲贵被视作革命对立面，缺乏足够关注；即使有所涉及，也以批判其腐朽为主。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少壮亲贵在立宪、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改革举措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相关史实得以揭示，一些历史细节逐渐明晰。
其二，研究视角上，得益于近年来相关档案、报刊、日记等史料的发掘，如今相关研究更多地采用中观、微观视角，以人物为中心，以实证为基础，利用丰富的史料建构少壮亲贵参与清季国政的重要史实，注重对关键历史细节的考察；并且摆脱了简单化、绝对化、脸谱式的解读方式，注意到历史进程的复杂面相。
与此同时，当前相关研究仍有若干薄弱之处可以拓展。
首先，关于少壮亲贵群体的专门研究数量较少，相关论著多属于在对统治集团的研究中涉及的。并且，不少论著存在将“亲贵”与“皇族”“权贵”“贵族”混淆的现象。在晚清政治场域中，“亲贵”有其特定的指涉范围，基本特指掌握重要权柄的宗室王公，某些论文把端方、那桐等异姓满大臣归入亲贵之列加以研究，指涉有误，并不符合清季政坛的派分实情。
其次，一些关于少壮亲贵与清末改革的论著仍局限在对制度文本的解读。制度文本的出台标志着某种改革方案形成，但这并非改革的全部内容，其酝酿、制定、修改、落实中的各种内外因素影响及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均有待细致考察。
再次，宣统朝少壮亲贵的一些重要事迹，如调整中枢、应对请愿运动、商讨国会年限问题、筹设责任内阁、应对保路风潮、讨论逊位等，既往论著多知其事而不知其详，这些内容乃是宣统年间的国家大事，颇为时人所关注，其历史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证。
最后，当前相关研究仍不免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见。由于少壮亲贵断送了清王朝，其失败者的形象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相关论著多秉持革命史、改革史的书写模式，论证他们是如何走向失败的，较少从实践角度进行考察，以致相关结论大同小异。
三、史料搜集与分析
研究宣统朝少壮亲贵，可以利用的史料尚属可观，但比较分散。
第一，少壮亲贵本人的文献。据笔者所见，少壮亲贵的日记、文集留存极少，仅有载沣的《醇亲王载沣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溥伟的《逊国御前会议日记》、善耆的《肃忠亲王遗稿》、毓朗的《余痴生诗集》。这些文献是考察清季少壮亲贵出入行藏、人际交往的重要史料，但对研究宣统政局而言价值不一。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写于1905—1906年间，于宣统朝无涉；《醇亲王载沣日记》包含宣统朝三年间载沣的完整日记，但文字相当简略；《肃忠亲王遗稿》和《余痴生诗集》中的诗文多属于人际交往或个人抒情，于政治活动涉及较少；溥伟的《逊国御前会议日记》记录了清帝逊位之前数次御前会议的基本情况，对考证辛亥革命中少壮亲贵的言行有重要史料价值。
第二，档案、史料汇编。这是本书开展研究的主体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查阅的《宫中朱批奏折》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少壮亲贵所上的奏折数量尚属可观，涉及整顿军备、开设资政院、筹设责任内阁、弹劾军机大臣等议题；已出版的档案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等，亦有不少与少壮亲贵相关的上谕、奏疏。史料汇编方面，过往关于宣统朝的论述往往淹没在辛亥革命叙事中，少壮亲贵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常可见诸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汇编，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等等。少壮亲贵是清末宪政、军事、财政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一些关于清末立宪、军事、财政的史料汇编如《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清末海军史料》《清末新军编练沿革》《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等，亦有不少内容与少壮亲贵密切相关。
第三，其他时人的日记、书信、笔记、回忆录。这类史料在探究少壮亲贵政治活动内幕细节方面有重要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亲历者对宣统朝局及少壮亲贵的即时观察和事后反思。例如，汪荣宝在宣统年间与善耆、溥伦等亲贵来往密切，在《汪荣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少壮亲贵政治活动的细节，对研究政情内幕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清末言官恽毓鼎虽然与少壮亲贵们没有太多往来，但他对朝局颇为关切，其所著《澄斋日记》有助于了解时人对朝局的即时观察。比较而言，清末高官的个人日记对国政的记录反而极为谨慎，如《那桐日记》《荣庆日记》《徐世昌日记》，虽不可避免地涉及朝中大事与亲贵人物，但记载极其简单。书信方面，报人汪康年十分关注政坛动态，《汪康年师友书札》记载了他对政坛亲贵的观察和评价。盛宣怀在宣统年间与载泽、载洵等人交往甚密，其信稿中有不少他与少壮亲贵的互动。笔记和回忆录方面，毓盈的《述德笔记》主要回顾其兄长毓朗的言行，颇有溢美之词。胡思敬的《国闻备乘》、刘体智的《异辞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揭露了许多宣统年间的宫廷秘闻，早些年一些论著考察宣统朝亲贵集权、政争即以此作为立论基础。这类史料生动鲜活，于考察政情内幕有参考价值，但主观性较强，某些记载并不符合史实，使用时须加以甄别考订。
第四，报刊。少壮亲贵是清末政坛的明星，一时炙手可热，因此报界对他们的政治举动颇为关注。《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顺天时报》《时报》《盛京时报》《东方杂志》《国风报》等主要报刊对少壮亲贵政治活动有相当多的报道和评论，是档案史料的必要补充，有助于考证少壮亲贵在重要事件前后的行踪。少壮亲贵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的完整过程常需要借助报刊史料才能还原蛛丝马迹，报刊上的相关评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壮亲贵在舆论中的观感。
四、研究侧重与全书结构
近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已明显呈现出“实践转向”，注重考察历史人物在特定情形下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政治活动。遗憾的是，学界对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的研究，不论是传统的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抑或是新兴的权力结构研究、政治认同研究、跨学科研究，似乎仍给人以“推果求因”之感：从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中得出抽象的理论分析，进而为清末新政失败与辛亥革命成功寻找原因。这仍系理论思维而非实践思维。
理论分析之于史学研究固然重要，并且往往有理论才有高度。不过，我认为在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研究领域仍有诸多史实尚待厘清，例如皇族内阁作为亲贵专权的高峰，学界一般认为亲贵内部激烈争夺总理大臣之位，然稽诸史料可见，彼时总理大臣候选人奕劻、载泽，出于现实考量并未极力争取，反而相互推辞；又如载沣以年仅二十出头的载涛执掌全国陆军事宜，学界一般注意到了时人对这一举动的质疑，实际上在日俄协约之后，时论对载涛的评价与期待颇高。若不把这些史实弄清便进行理论分析，所得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本书并不侧重“理论高度”，而是侧重“历史深度”，旨在做一点基础性的实证研究，以建构相关史实为主。考虑到宣统年间有关少壮亲贵的一些基本史实是清晰的，学界已经做了充分研究且本书并无新见，对于这些内容，本书在行文中略作简述；对于学界尚未充分研究的内容，或者本书相对于已有研究有所新见之处，在行文中会详细展开。总之力图将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这一议题做实、做细。
本书重点关注宣统朝少壮亲贵的政治实践活动。实践是有目的的活动，宣统朝少壮亲贵的所作所为均有其现实考量，而其深层次考虑，我认为是维护爱新觉罗家的江山社稷，是一种家天下的思维；实践的本质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因而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谋篇布局。
全书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梳理有清一代亲贵与国政的关系，论述清末新政期间少壮亲贵在政坛的崛起，旨在说明宣统朝亲贵用事是清王朝亲贵辅政传统的延续，是清廷在危机中挽救国祚的一个常规选择。
第二章考察宣统朝的第一阶段，即载沣摄政的头一年半多时间内的主要政情。把持朝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死去，年轻的载沣摄政，时人对这位新统治者一度抱有相当高的期待。载沣摄政后对朝政提出不少有益政见，但他并非一名政治强人，懦弱的性格使他难以掌控朝局走向，时人的期待亦逐渐趋于冷淡。在此期间少壮亲贵获得载沣重用，庆袁一派遭到削弱，清廷权势发生转移。亲贵用事一度遭到时人物议，但载沣不为所动，因此得罪了言官。不过，少壮亲贵们在各自任上积极趋新求变，成为朝中最为活跃的改革因素，在舆论中树立起急进改革的形象，时人对他们的质疑暂时沉寂。
第三章考察自载涛考察回国到皇族内阁登场的主要政情，这是宣统朝的转折阶段。第二次日俄协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载涛归国后提出一系列急进的改革主张；随后清廷改组了相对保守的军机处，毓朗入枢标志着少壮亲贵在朝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时人对朝局转机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在少壮亲贵促动下，清廷决定缩短国会年限，但这是一个折中老少各方的决策，未能满足时人即开国会的愿望；随后，载沣、溥伦在资政院弹劾军机事件中令议员们失望，而被外界视为短期内唯一指望的责任内阁在老少亲贵一番纠葛后竟推出一个暂行阁制和皇族内阁，清廷民心尽失。
第四章考察少壮亲贵在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期间的主要活动。载泽与盛宣怀谋划干路国有，酿成风潮，随后由于载泽与总协理大臣政见分歧且各怀私心，清廷进退失据，终致风潮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发后，少壮亲贵们一方面寄希望于袁世凯能镇压革命，一方面又做出“实行立宪”的姿态企图挽回人心。但彼时民心已去，少壮亲贵从时人眼中的勠力革新者转而成为擅权误国者，受到朝野上下的指责，交权后依然难以挽回人心。讨论逊位期间，亲贵内部发生分化，溥伟、善耆等人依然企图负隅顽抗，载沣、奕劻、隆裕自知大势已去，倾向主和逊位并严格约束主战王公。最终，溥伟等人失势，清民双方达成逊位协议，清王朝终结。
总体而言，全书以“家天下主旨——清代亲贵辅政制度——宣统朝少壮亲贵政治实践”的基本思路展开论述，着重考察少壮亲贵在宣统朝历次重大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希望通过展现少壮亲贵与政局的互动，向读者叙述传统家天下王朝走向终结的历史。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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