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及价值

儒家将“不朽”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的生命价值观激励着一代代儒家读书人致力于“内圣外王”“明德新民”。然而，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不朽”的，却是少之又少，而将“三不朽”集于一身者，更是凤毛麟角。而王阳明，就是被认为达到了“三不朽”境界的学者之一。清代学者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他不但认为王阳明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而且认为他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绝顶”，评价不可谓不高。王阳明将道德修养、实事实功与思想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令人一改宋元之后对儒生“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坐而论道的刻板印象，被中外许多人视为楷模。他在明朝中期政治黑暗的时代里力挽狂澜，数次平定叛乱，挽救危局；他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特立独行，面对诽谤和诬陷坚守节操，从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以一颗“光明”之心走完生命的历程；他在思想上敢于质疑，勇于开创，开一时风气之先，“王学”不但一度风靡大江南北，而且影响远播海外。此外，他的书法、文章、辞赋等成就，也被后人称为“足为临池之模范”“自足传世”。

作为思想家来说，王阳明所创立的“良知”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启蒙意义，正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中所评价的，“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王阳明思想的启蒙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经”的普遍性、权威性价值的打破。自从《诗》《书》《礼》《易》《春秋》等著作上升到“经”的高度之后，对经典的推崇愈演愈烈；对经典的崇拜，相伴而生的便是对经典文辞中所记载的道理、准则甚至是经典的作者的崇拜。这样，道德准则逐渐由直接来源于人伦日用的“善”的观念的体现，演变成为具有外在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法则和教条，并且由于与封建国家维护尊卑等级制度的要求相吻合，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和大力推行。在这些具有权威性、普遍性的准则面前，每一个人都只能是被动的服从者。换句话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需要做的就是对“经”的信仰和遵循，而不需要主体自由意志的参与，这就是封建社会晚期的道德生活中普遍的“寐”和“迷”的原因，甚至视“以理杀人”为当然。

王阳明认为，“经”是前代的圣贤们的“良知”与他们所处时代具体的情境相感应的结果。因为是发自圣贤们的“良知”，所以它们在善恶判断上具有合理性，这一点不言而喻；学习者阅读经典，对于“致吾之良知”是有帮助的。然而，如果像世俗的读书人一样，无视情境的差异，将经典中记载的规矩准则当作通行的标准，“拘执比拟”，在王阳明看来，只能束缚自己的“良知”，有害而无益。王阳明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对“经”的价值进行了区分。一是历史性价值。王阳明认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五经亦史”。经典中所记载的事例，无非是当时的人们在“良知”的直接指引下按照“道”的要求进行的实践，每一例都是“事”与“道”的合一，都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通过对这些史实的阅读和思考，有助于后世的学习者了解和认识善与恶之间的分界。二是实践性价值。王阳明承认“经”的历史性价值，但对其现实的实践性价值则持保留态度。具体的“事”不但与“道”合一，而且与“时”合一；只有在具体的“时”中，才有相应的“事”。经典中的事迹和准则尽管有历史的合理性，体现着“道”的要求，但不能成为千古不变的固定模式。具体的情境发生了变化，实践的方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应当运用什么样的具体规则，必须依据道德主体的“良知”才能判断。因此，对于经典的价值，王阳明的态度是：“《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在他看来，经典的现实价值在于启发主体“致吾之良知”，而不可当作事先经过“讲求”的“定理”。自己内心的“良知”，才是善恶判定的最终依据。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李贽等王门后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离经叛道”思想的源头。

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打破了对于“经”的迷信，承认了主体自主的道德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正是有鉴于此，有人认为，王阳明在儒学史中的功绩，类似于近代西方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

打破了经典的桎梏，也就意味着给每个人自我主动的选择提供了可能。王阳明对主体在行为选择中的能动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直接将行为善恶判断的依据置于主体的“心”中，而不是以通过向外寻求而获得的某种准则或者认识作为标准。这种思想的启蒙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它为人人平等的观点开辟了道路。“良知”人人都具有，无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只要有主体的自觉，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对于弟子“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观点，王阳明持赞同的态度，这既是对先秦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继承，也是他对人与人在“良知”层面上的平等性的承认。另一方面，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虽然没有明确否定“经”所具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价值，但他将“良知”作为具体情境之下行为正当性判断的依据，已然将经典的客观性价值置于行为者的主体性价值之下。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压制最为严酷的时代。在对外在规则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过分强调而形成的让人的思想窒息、思维愚钝的空气之下，所谓启蒙，最直接的任务，就是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激发出来，让主体成为权衡和抉择自己的行为的主人。王阳明的“良知”理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总之，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理论体系，在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皇权专制达到顶点的时代中，对于主体价值的发现，以及破除外在权威的束缚，都起到了积极的意义。这一点不但为王阳明学说的追随者和同情者所承认，而且也是他的思想的反对者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正如尊崇程朱理学的清代学者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所说：“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这种“暗室一炬”般的理论，尽管招致旧秩序的维护者们的敌意和围攻，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王阳明思想的这种启蒙意义和他重视知行统一的精神，使得他不但在中国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而且他的思想传播到海外，在日本等国家赢得了大量的崇拜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深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这一点今天已经成为共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05年8月曾经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中说：“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答铁铮》中也认为：“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王阳明的思想无论对于指导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还是指导个人的立身处世，都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他又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王阳明作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传承历程中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王阳明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借鉴、继承、发扬，都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王阳明的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的借鉴和发扬中，也需要以正确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即：要批判地吸收，既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也不能胶柱鼓瑟，不知变通。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复古保守思潮在中国的大地上也重新泛起。不可否认，这股思潮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大都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怀有同情、理解、欣赏和宽容之心，通过他们的提倡和介绍，客观上能够使大家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理解，保持中国文化发展的血脉。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方法上的不科学，在强烈的复古感情支配下所提出的设想或采取的行动不能与时代的发展相协调，不但可能会限制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对于指导个人的人生实践，也是弊大于利的。

对于古代的圣贤和经典的态度，王阳明也是极其反对照本宣科、守株待兔、生搬硬套的做法的。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是“致吾之良知”，而不是从中寻找确定的法则；对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需要用“心”去体会，切忌将古人的论述当作不变的法则和死板的教条，以为在古人的指导之下亦步亦趋就可以实现美好的人生和崇高的境界。也就是说，古人留下的书籍和论述只是发明我们每个人内心中的“良知”的工具，“良知”才是我们在实践中进行判断和抉择的根本依据。而依据“良知”所进行的抉择和判断，则是将“良知”与现实情境相结合进行权衡的结果。因此，王阳明虽然鼓励人读书，但他反对在文辞上穿凿附会，在行为上模仿比拟的做法。他认为，这样的读书学习，只会给“良知”更多的蒙蔽，在“致良知”上增加障碍，这样的“学”还不如不学。

因此，今天在对王阳明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进行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用“心”加以体会，而只是想从王阳明的论述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和固定不变的准则，简单模仿，亦步亦趋，就不能将“知”与“行”在现实的情境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是王阳明所反对的，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正是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把对王阳明人生智慧的解析与王阳明著作的品读结合起来，希望以前对王阳明及其思想没有深入研究的读者，能够在导读的指引下，细心体会王阳明的观点和智慧，真正能够通过阅读，提升自身的品质和能力，为事业和人生的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内在素质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