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斯宾格勒的不祥预言

梅里（Robert W.Merry） 撰

郑惠文 译 周行 校

一个问题纠缠着美国：美国是否正在世界舞台上没落？外交政策论文充满了对此表示肯定的论调。有的人，比如肯纳（Parag Khanna），认为这种没落由一些美国不能掌控的力量所致。包括耶鲁大学的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内的有些人则认为，美国通过“帝国式过度扩张”以及其他出自全球野心的行动，导致或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自身的没落。还有一部分人，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卡根（Robert Kagan）和斯特拉福的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则主张美国压根儿没有没落。但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是个核心而不可避免的问题。

这或许是个错误的问题。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严肃分析美国作为具有全球性大国的命运，必须在西方语境中进行，这里的西方主要指欧洲。

卡根对此表示怀疑。在2003年出版的名著《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中，[1]他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他写道：“他们共识极少且越来越不理解对方。”且又补充说：

当涉及设置国家优先权、确定威胁、定义挑战、制定并实施外交和国防政策时，美国与欧洲有不同做法。

也许如此。但美国与欧洲的确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命运休戚与共，这一点不会随双方的喜好而改变。想想希腊与罗马，也都是古典文明的一部分。二者尊崇同样的神明，追求同样的艺术表达样式，且在各自最繁荣的时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看待政治。并且，罗马将军穆米乌斯（Mummius）和美忒路斯（Metellus）水陆两面进军希腊，迫使罗马与希腊的命运最终粗暴地结合在一起。但这与小斯基皮奥毁灭迦太基性质不同，因为希腊人并不代表异族文明。杜兰（Will Durant）将希腊文明的终点定在325年，是时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罗马随之决定性地背弃了属于自己的希腊遗产。

美国与欧洲也是如此。因此，研究美国的没落一定会引向西方没落的问题。而对西方没落的分析必定指向斯宾格勒，这位德国知识分子在1918年写出他的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第一卷，随后在1922年完成第二卷。斯宾格勒的论点要求读者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读者们确实这么做了，斯宾格勒因而曾经影响广泛。但如今，他和他的作品都已黯然失色，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研究美国没落的学者们，曾参考过这位德国浪漫式思想家的消极沉思或他的主要历史理论。卡普兰（Robert D.Kaplan）在世界各地研究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的学者，他认为斯宾格勒“……文字晦涩，催人入眠，同时思想深奥，坦率地说，英文译本有时不太好懂”。卡普兰认为，我们借助地理学更能看清历史的意义，而非借助斯宾格勒热切思考的所谓引导历史的文化力量。

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如法伦科夫（John Farrenkopf）在他的《没落的先知：斯宾格勒论世界历史和政治》（Prophet of Decline,Spengler on World History and Politics）中指出，斯宾格勒的衰退论在二战后的美国吸引了许多思想和行动上卓越的人，包括凯南（George Kennan）、基辛格、尼策（Paul Nitze）、哈利（Louis Halle）、摩根索和尼布尔。凯南在年轻时留德期间读过斯宾格勒的原书；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和康德，尽管基辛格最终拒绝了西方无法避免会走向没落的观点，但他曾坦白，自己用这个德国人的观点来“保持吸引力”；尼策年轻时离开华尔街去哈佛大学专程学习衰退论；哈利则据说因为沉迷于该书而成绩糟糕。尽管如此，法伦科夫注意到，斯宾格勒“在现代国际理论中的地位很少受人关注”，“他的富有挑战性的观念尚未被重构成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立场”。也许他认为，除了那些最理论化的沉思之外，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有点过于不祥。

斯宾格勒的著作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出现，而传统史学家也立即对他发起了攻击。休斯（H.Stuart Hughes）在《斯宾格勒批判》（Oswald Spengle,A Critical Estimate）里提到，学术界“备感尴尬，不知道如何对待这本书”。尽管《西方的没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也言之有物，但学界并不认为它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成就。休斯写道：

它太形而上、太教条了——在所有方面都太极端了。但它就在那里——真理之路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他似乎在说，之后的学者不太可能忽略这本书，但也不会搞清楚如何把书中观点纳入他们自己的思考。

拙文的意图在于，以斯宾格勒的讨论作为棱镜，帮助我们观测这个世界在公元2013年的状态，并考察关于美国和西方没落的问题。虽然我这么做不能保证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但我确信，这一论题的要素也许会启发我们努力理解我们的时代。斯宾格勒的作品就像一剂猛药，适量服用有益健康；但正如休斯所言，由于其形而上、教条和极端的性质，囫囵吞下则很危险。此外，斯宾格勒的论题是不折不扣的命定论，这在哲学上不免引发疑虑，在心理上则很难让人接受，毕竟人们对命定论的非道德内涵心生抵触，更何况命定论还攻讦无论神圣还是世俗的救赎概念。

但斯宾格勒思想的两种品质值得特别留意。一是对“进步观”的驳斥。这个西方的陈腐观点认为，人类几个世纪以来通过越来越快的发展速率不断前进，从原始和野蛮状态到启蒙和文明，而且还会通过自己在地球上的经验积累而继续前进。进步观从13世纪萌芽开始，几乎启发了西方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正如作家兼哲学家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所言：

在西方文明中，没有一种单独的观念比进步观更重要，连与之同等重要的观念也没有。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进步观也是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例外论的先驱。它是福山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的基础，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顶峰。该观点激发了如今的外交政策信念，这一信念在政治光谱中相当盛行，即认为美国的世界角色是用西方形象重塑其他社会和文化。

斯宾格勒正相反，他认为历史是各种不相关的文明的故事，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然后没落。这一循环视角包括某种潜在的看法。首先，由于各种文明和各种文化皆不相同，所以不可能存在普世文化。没有哪个产生自某种文化的思想可以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不管以和平方式或通过暴力。而且，文明的没落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则，适用于所有文明，当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

基于对八大文明的研究，斯宾格勒的第二个鲜明观点是，没落的进程伴随着某种帝国冲动和对恺撒主义的向往。霸权冲动与独裁形式一起显现。如比尔德夫妇（Charles and Mary Beard）在《美国人的精神》（The American Spirit）中所言：

斯宾格勒对历史的判断显然给美国读者带来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文明”注定灭亡，另一个恺撒——一位铁血征服者，会终结这种文明。

斯宾格勒称这一阶段为文明阶段，它能够持续两个世纪。如果通过斯宾格勒的棱镜看待当今世界，那么，美国人如今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国家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是否正在拥抱斯宾格勒所说的文明阶段的那些元素。

但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宾格勒其人其学。他1880年出生于哈茨山（Harz Mountains）北部地带，作为采矿工程师的父亲严厉而冷淡。接受完传统的高中教育后，年轻的斯宾格勒在柏林、慕尼黑和哈雷（Halle）的大学里研究数学和科学。他没有通过口试，这也许是其人生最大失落。尽管六个月以后他最终还是通过了这次考试，但那次失败使他不能获得德国大学教授的头衔，于是他辞去之前的工作，屈尊去高中教书。但没过多久，他就放弃教职，搬到慕尼黑，依靠继承的财产在那里平静生活。

1911年，他见证了自己的祖国与法兰西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的激烈冲突。战争之所以得以避免，是因为德国在不列颠鼎力支持法兰西之后退让了。但这个事件也形成了斯宾格勒不可磨灭的恐惧，他担心德国与英法联盟间会爆发不可避免的战争。他认为，这种悄然逼近的冲突是史诗规模的碰撞，将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

他开始写书预测这次冲突，并探索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大不列颠这个民主资本主义的贸易帝国本质上已经没落；而德国，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性帝国，在斯宾格勒的国家观中代表一种更神圣的普鲁士文化（Kurtur）。问题在于：哪种力量能够在自己的文明阶段主导西方。

但是，他立刻就形成一种视野，用于更加广阔地探索各世界文明的兴衰，包括在文化上已经耗空、贫瘠的西方文明。他投身于这次探索，即使他之前预测过的这场战争已变成血淋淋的现实，他也没有停止探索。最终，1918年，维也纳的布劳穆勒（Wilhelm Braumuller）出版社推出《西方的没落》第一卷。预想到惨淡的利润和低销量，布劳穆勒只印了1500册。

这本书对德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同巨石投入蚁穴。几年后一位学者写道：

从未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获得如此成功——无论在受过教育还是未受教育的读者当中，在严肃还是势利的读者当中。

八年内，这本书卖了十万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如休斯所言，斯宾格勒变成了“时代的哲人”。读者为他极端的大胆所吸引。他不是用笔在画布上画，而是用手臂来回挥动，勾勒出西方哲学的全部线索。

我们可以把斯宾格勒的论题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首先从他对以下观念的反驳开始：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探究来理解历史，因为根本原因可解释为一系列展开的事件。斯宾格勒对此说“不”，他认为理解历史只能通过领会命运的神秘，这才是“所有历史的本质与核心”，而这“不可能通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探讨的认知形式而到达”。因此，斯宾格勒拒绝通过科学手段研究过去的目标，而选择一种专注于严格历史类比的分析框架。这种方法显得有些神秘，但斯宾格勒拒绝用科学手段来考察西方兴衰，也许预示了今日所谓“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智识潮流。这种刚出现的分析框架拒绝用线性的科学手段来解释有生命的宇宙内部的组织、演化和行为的基本原则，而是在“行为体”（agents）中探索一个“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互动，无论这个系统是活细胞、免疫系统、器官、人类共同体还是国家经济。

其次，斯宾格勒拒绝人类统一体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探究来追溯这一概念在地球上的滥用情况。他写道：

“人类”没有目标，没有观念，没有计划，并不比蝴蝶或兰花这一类东西更多。

相反，他提出自己关于不同活文化的论题：

我看到……大量强大有力的文化（Cultures）构成的戏剧，每种文化都带着源自母地（a mother-region）土壤的原始力量而生长，其整个生命周期都与这片母地紧密相连；每种文化都给它的物质和人印上它自己的形象；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观念，它自己的激情，它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感觉，它自己的死亡。

第三，如果“人类”是一种无意义的抽象概念，历史是不同文明间的故事，那么，认为西方在世界历史上占据中心舞台就愚不可及。斯宾格勒将欧洲中心论归结为“史学的托勒密式体系”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他自己的“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式发现”，他的观点不会为古典的或西方的文明提供相对于其他伟大文明的特殊位置。他写道：其他文明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这些独立世界处于历史的整体图景之中”，与古典的或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并在某种程度上因“精神的伟大和激增的力量”而超过古典的或西方的文明。

在这里，斯宾格勒的观点变得更加神秘，因为他将各种伟大文化描绘成本质上有机的实体，这些有机实体的出现、发展和没落阶段在不同文化间有显著的相似。他写道：

文化是有机体，如果我们解开它们的外形，我们会发现构成所有个体文化的原始文化—形式（Culture-form），这种原始文化—形式反映在它们的各种外在形态中。

斯宾格勒说，之所以追求历史类比对理解“历史循环”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学习过去文明的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明，理解当前的文化健康或没落状态。

斯宾格勒说，每种文明的诞生，都始于一个特定地区的民族相当突然地发展出一种特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世界观完全新鲜，不受制于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新文化出现后，随之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道德感，道德感激起对完满（fulfillment）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转而释放一种激情，用于创造性的表达、新的探究方法以及新的知识模式——这些都与新文化的独特“灵魂”相一致。

对创造性表达的激情，以及文化知识的新张力，可持续好几个世纪，大致一千年或更久，除非被外力阻断。但它终将慢慢消失。然后文明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民族传统的堕落和对文化的无知热情（innocent enthusiasms）。它的文化本质曾经来自土壤，后来通过“母地”传播到城镇、乡村和城市，如今这种文化本质已成为少数富裕而强大的“世界城市”的统治，但这些“世界城市”扭结并歪曲旧概念，代之以犬儒主义、世界主义、反讽和一种金钱文化。

这样，斯宾格勒严格区分了文化与文明。文化是创造性能力的阶段，是乡村的“灵魂”；文明是物质成见的时代，是城市的“智力”。休斯阐释道：

只要文化阶段存在，一个社会里的领军人物便显现出一种对艺术“风格”和个人“形式”的明确感觉。实际上，风格和形式的崩塌最清楚地标志出了由文化到文明的转变。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想法，思索它的含义。回想一下，斯宾格勒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写作，当时西方的前卫派运动仅仅是一个由艺术家组成的小集团，热衷于攻击流行文化中的传统情感。正如作家兼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解释：在斯宾格勒时代，这些人对向大众讲话并不感兴趣。他们的艺术精妙而特殊，仅仅是为了前卫派本身——那些人往往瞧不起大众以及传统观点和文化。那时曾有少数人预言说，这些前卫派的犬儒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终将被流行文化本身吸收，被大量民众，包括所谓的大众——就是前卫派攻击的同大众——所接纳甚至信奉。但是，斯宾格勒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过是任何文明从自己的文化阶段过渡到文明阶段的必然结果。

斯宾格勒也预言西方未来出生率会衰退，这主要由女性主义的出现所致，而女性主义也是他描述的文明阶段的一个特点。女性主义在西方的出现和成功，在我们的时代被视为公民进步的一个标志。然而，对其他文明循环的研究使斯宾格勒相信，情况正好相反，这是文化没落的一种反映，主要因为女性主义会导致生育率降低。他说：

最初的女人，即农妇，是母亲。她从小一直渴望的使命就包括在这个词中。但现在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女人，即同志，她是从北部戏剧到巴黎小说这一整套都市文学中的女主角。她不再有孩子，只有冲突的灵魂；婚姻成了一种手段，目的是达成“相互的理解”。无论不会错过任何东西的美国妇女，还是总担心爱人离开的巴黎妇女，或是易卜生笔下“为自己而活”的女主角，她们都不需要孩子——她们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不能生育。

斯宾格勒说，这种现象存在于每个社会由文化向文明转变的阶段。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导致他所谓的“人口锐减”。斯宾格勒在政治领域看到一种相似的现象。把目光投向公元前400年的雅典，投向恺撒时代的罗马，他看到一种进步的堕落：

与任何地方一样，选举从阶级代表的任命，变成政党候选人的战场，成了金钱可以干预的领域，而且……投入的钱也越来越多。“个人手中能积聚的财富变得越多，政治权力的斗争就越会发展成一个金钱问题。”

但文明阶段最明显的标志，是斯宾格勒所谓的对恺撒主义和对帝国的不可避免的渴望。斯宾格勒所作的历史类比告诉他，由文化到文明的过渡解放了某种权力意志，对内显现为在文明内部巩固力量的冲动（drive），对外则体现为维持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的冲动。斯宾格勒写道：“帝国主义是一种纯粹的文明。”在探究这些让人倍感刺激的惑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他的历史类比，因为他把这些类比运用于世界历史上的各种伟大文明。

斯宾格勒所谓的八大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墨西哥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他极为关注三个文明——西方文明（他称其为“浮士德式的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波罗式的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麻葛式的文明”）。每种伟大文化在自己的世界观、哲学基础，艺术表达方式、科学技术甚至数学方面都十分独特。

每种文化皆有自己独特的空间概念，这一概念为该文化提供首要的知觉符号，塑造其身份并引导其每一种想法。比如，埃及式的灵魂认为自己是沿着一种狭窄的、规定了的“生命路径”下降，最终到达生命的最终审判。斯宾格勒说，那就是埃及式灵魂的“命运—观念”，且这一文化的整个“形式—语言”都在阐明这一个主题。因此，第四王朝的金字塔是一个按节奏安排的空间序列——走廊、大厅、拱廊庭院以及变得越来越窄的带柱子的房间。埃及的浮雕和绘画总是成排出现，引导观赏者走向一个确定的方向。斯宾格勒写道：

对一个埃及人来说，主导他的世界—形式的深度经验无疑带有指向性，他甚至认为空间多多少少是一种持续的现实化过程。

或者考虑一下中国的首要符号，它受“道”这个具有强烈指向性的原则引导。埃及人沿着由不可阻挡的必要性规定的道路行走，中国人则被引向自己祖先的坟墓，不是受石壑引导，而是受友好的自然本身引导。斯宾格勒写道：

没有别的地方能使景观真正地变成建筑材料。庙宇不是一栋自我限制的楼房，而是一种布局，在其中，有着明确形式和位置的山、水、树、花和石头，与门、墙、桥和房屋同等重要。

他还补充说，唯有在这种文化中，“园林艺术才是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

古典文化，或阿波罗式的文化，主要符号则大相径庭。这种符号最恰当的表述就是“身体与形式”。它小而受限，刻画清晰，有着固定的根基，比如帕特农神庙。斯宾格勒写道，阿波罗式的建筑以牢固的基础和底座为特征。“多里斯式的柱子安插在地基中，主殿常常让人觉得是从下往上延伸而来”，而且“柱子得到不成比例的强调”。这种对身体的强调导致雕塑成为古典人的典型艺术形式，并导致多神论——“个别身体的多样性”——成为古典人的宗教框架。诚如休斯所言：

独立而无依凭的裸体雕像，以其和谐的轮廓和平静的目光，以可见的形式象征人的独立自为这一古典态度以及对神秘命运的安详接受。

对麻葛式的人（Magian man）而言，主要符号是洞穴，光从其中穿过并与黑暗战斗。从建筑角度看，麻葛文明的教堂体现出这一特征，这特征甚至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教堂用厚墙封住洞穴，用些实用的窗将外面的光带给里面的黑暗，这些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艺术表达。这一持续的冲突定义了麻葛式的精神，善与恶之间“持续、未解的斗争”占据这种精神。斯宾格勒说，在这些斗争中，个人意志的概念“毫无意义，因为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首要的，神已对其产生影响”。这使我们注意到麻葛文化与浮士德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

在麻葛世界中……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在理论上既不可能也没意义，然而在浮士德文化中，教会与国家（State）之间的冲突内在于这两个概念之中，这种冲突符合逻辑、必要且无休无止。

斯宾格勒说道，在这种浮士德文化中，指导性的形式概念不过是“纯粹的、不可感觉的、无限的空间”。也就是说，“浮士德文化力求跨越各种感性障碍朝向无限”。“无限”作为一个概念，对古典思想家来说完全陌生，因为他们的数学取向是几何学（形式和比例），他们也没有负数甚至零的概念。但斯宾格勒说，西方人抛弃了欧几里得的公式，转向全新的数学方法，将宏伟的浮士德式观念纳入其中。“替换具体的线和平面这一感性元素……代之以点这一抽象、立体、非古典的元素”和“空间位置间不确定的相对价值”。因此，西方人构想出西方的微积分和西方的物理学，这些研究模式在任何其他文化中都不可设想。

建筑方面有一种类似的区别。伊奥尼亚式（Ionic）建筑盘旋式朝上，而哥特式（Gothic）建筑则直直耸立。所以，西方人必然发明飞拱（flying buttress），必然能够建造反映出他们对空间的无限向往的教堂。或者说，他们发展出作为建筑的窗户：“从中可感觉到想从内部拓展到无限的意志。”

正如传统建筑使雕像成为阿波罗式艺术的首要形式，西方建筑则不可避免地导向音乐。斯宾格勒写道，从1500年左右到约1800年，在浮士德式的人在与自己的“空间超越的意志”搏斗的同时，器乐产生，并成为西方支配性的艺术形式。但最初西方人改变的是绘画，绘画在16世纪经历了它独有的“决定性的划时代转向”。西方画家用光和影突破空间和时间，为他们的作品带来维度，且使背景成为无限的象征。这就是“浮士德式灵魂的深度经验……反映在一幅画的运动（kinesis）中”。这种艺术表达在伦勃朗那儿达到全盛。且重要的是，随着荷兰的巴洛克式（Baroque）绘画达到鼎盛，巴洛克式音乐直耸式的崭新表达增加了西方的文化动量。

至于西方科学，诸如望远镜是一项西方发明，或人类的飞行首先发生在西方，就并非偶然了。类似地，在戏剧方面，特别是肃剧方面，西方发展出一种有穿透力的“传记”（biographical）方式，这种方式与古希腊的“事件”（anecdotal）相反。前者处理人的整个一生，后者处理单个的时刻。斯宾格勒问道：

俄狄浦斯或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整个内在的过去，与半途突发在他们身上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另一方面，“在《奥赛罗》这部心理分析的杰作中，奥赛罗过去生活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特性，都与后来的灾难有某些关系”。西方的艺术表达深入生命的心理学，最终落脚于对个人的专注，这是人格观念的开端，这种开端随后创造出关于忏悔和个人赦罪的神圣仪式。

斯宾格勒写道：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来看整个图景——哥白尼式的世界扩展至我们今天掌握的星空，哥伦布的大发现在西方发展成一种对地球表面的全球性控制，油画和剧院的透视法，我们的文明对于极速转变的渴求，对天空的征服，对极地的探索以及攀登几乎不可攀登的山峰——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看到涌现出浮士德式灵魂的首要符号，即无限的空间。而那些特别西方式的灵魂—神话（soul-myth）创造——诸如“意志”“力量”“行为”之类，必然是这个首要符号的派生物。

斯宾格勒总结说，但所有那些渴望、深察、探索以及艺术表达，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西方就已经完成。他认为，新的文明阶段的标志，表现在新的伪艺术表达中，即不再称颂西方基本的文化观念，而是抨击这些文化观念；表现为非个人的世界城市的兴起，这种大城市带来的世界主义压倒旧的民族传统；表现为对金钱文化的专注；表现为出生率下降和只属于自己的那种易卜生笔下妇女数量的增加；并最终表现在一场殊死斗争之中，斗争一方是受成功伦理支配的英格兰民主国家，另一方是受义务伦理支配的德意志社会型国家。

斯宾格勒确信德国会在这场斗争中胜出，并成为“最终的西方国家”，培养出未来的恺撒，他将领导西方走向西方最后的文明辉煌：统治世界。斯宾格勒通过仔细研究的历史类比而得出这些结论。但他关于殊死斗争的说法错了，他于1936年去世，来不及看到他的祖国被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强大力量所击败。这股力量的领导者就是极速上升的美国，而美国所关切的，恰恰是自由民主、自由市场以及个人对自我命运的掌控。然而，他仍得以在有生之年拒绝德国法西斯主义，因为这股异己力量无法带德国走向他渴求的文明间的（intracivilizational）胜利；或者反过来说，他在有生之年遭到了早期纳粹的拒绝，纳粹在1933年掌权后禁了他的书。无论如何，是美国而非德国，成了西方最终的国家，能够定义西方文明并在西方经历自己的文明阶段时决定西方的命运。

以斯宾格勒的棱镜评价我们自己的时代，会使我们不由得产生一系列观点。首先，斯宾格勒通过一种怪异的洞见，预言了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现象，包括世界城市和金钱文化兴起，以易卜生笔下妇女的渴望为中心的强大的女性主义出现，金钱在政治中发挥力量，出生率下降，以及充斥着犬儒主义和世界主义、决心摧毁过去文化真理（verities）的前卫文化趣味大肆流行。

其次，斯宾格勒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处于上升状态的文明没有其特征和发展。相反，文化和社会的衰退和没落倒有很多标志。即使神圣的进步观向西方社会掩盖了这个真理，但事实是明确的：西方文化的没落是彻底的——正如斯宾格勒理解并预言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已故的巴尔赞（Jacques Barzun）说得很好，他写道：我们的时代看不到任何前进的清晰线条。这个时代面对的困境正是可能性的丧失。艺术以及生活的种种形式看起来已然耗尽，发展的阶段业已结束。各种机构运作艰难。重复和失望就是难以忍受的结果。

第三，斯宾格勒拒绝普世文化这一概念，他的拒绝一度成为西方思想中颇有争议性的论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普世文化是美国政治的基础之一。我们时代的一些学者在这一点上重复了斯宾格勒的观点，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及更重要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后者常被视为同时代政治理论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亨廷顿援引斯宾格勒，谴责“西方盛行的对历史的近视看法，这种看法仅根据与西方相关的各阶段而对历史进行整齐的划分”。他也拒绝那种“广为传播但狭隘自负的认识，即认为西方的欧洲文明就是当下世界的普世文明”。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2]亨廷顿引用了他赞同的布罗代尔的评论：认为现代化或“单极文明的胜利”会导致几世纪发展而来的多元历史文化的终结，几乎是一个幼稚的观点。

这种观点形成了亨廷顿的著名论题：冷战后的世界正向一个充满文明冲突的时期发展，各种不同文明背后的文化激情，会塑造我们时代巨大的地缘政治断裂线。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他的看法，其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似乎证实了他富有争议的观点。不过，一些外交政策学者还是拒斥他的思想，这些学者支持福山之类的知识分子的普世论概念，而随后的历史事件证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一种知识糖果（intellectual confection）而已。两种观点在知识界的命运，折射出流行的西方普世论观点及其先驱——进步观的力量。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当今美国或更一般的西方世界这些接受进步观和欧洲中心论的地区，没有与斯宾格勒产生共鸣。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推崇文明伦理的所有元素并视这些元素为进步的社会里，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他预见到这些元素，并认定它们其实是文化没落的迹象。

当斯宾格勒仔细地观察西方文明的未来时，所有这些现象都没有让斯宾格勒忧伤。他也没有为自己预见到的西方帝国主义时代和民主制度的没落而悲痛。这些同样仅仅是西方正在经历的自然发展循环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作为西方的产物，他对西方权力和荣耀的最终阶段这一观念感到兴奋。

但现代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也许会仔细思考斯宾格勒以下预言的含义：西方的最后一个国家，会带领文明进入一个因民主制度严重腐蚀而导致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一点上，这位神秘的德国思想家会正确吗，既然他那么多关于西方行为和文化模式的其他预言全都正确？我们时代重要的外交政策辩论，比如，美国是否应继续实行冷战后以美国例外论和西方普世论为名实施的干涉主义政策，或者，美国是否应为一种更实用的军事和经济权力而放弃那一使命——大抵而言，这种辩论不就是一场关于斯宾格勒是否正确的辩论吗？

今日外交政策辩论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同集体大众脱节。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情感支配着共和党，这种情感支持美国广泛卷入海外事务，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民主党则受威尔逊式的道德至上情感的强烈影响，这种情感往往也会同样导致拥护干涉主义，即使这种拥护有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民意调查则显示，美国人民对这两种干涉主义的效力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因此，美国有时候就好像在一个自动驾驶系统上蹒跚向前，同时又伴随一种不可阻挡的、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事务的力量，即便全体选民越来越不满这种卷入。斯宾格勒预言说，西方的民主形式将随着西方朝向帝国的文明推进而必然腐蚀，这一预言正确吗？当然，对这么一种东西，并没有流行的意见。但是，我们能看出美国正向那个方向前行的某些迹象，这些迹象反映为国家行政部门一方日益增加的篡权倾向，其代价就是国会，以及国会对这种倾向的消极默许。从美联储近些年显著增加的权力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美联储能够跳过国会的许可而直接分发资金给银行，来实施其“量化宽松”政策以放松资金约束。国会却一声不吭地默认美联储这样侵略其宪法规定的管辖领域。

于是我们触到了不得不思考的真正问题，这也是全球不稳定状况升级时美国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西方的最终国家，美国是否注定会成为斯宾格勒所说的混合着独裁冲动与霸权热忱的国家？我们或许会对斯宾格勒教条性的决定论产生某种自然的厌恶，这里正是这种厌恶能起作用的地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美国的未来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但斯宾格勒的大胆看法可以成为对美国人的巨大警示，他们要致力于保护神圣的文明习俗，因为这些习俗以他们的共和国为基础而形成。西方文化健康的时代已死去，死去的方式也大致如斯宾格勒所预测。无疑，他对过去伟大文明的研究，事实上也准确地辨认出，一些压力和强力将在文明发展的特定时刻出现并导向帝国和恺撒主义。献身于保护自己的旧制度的自由人民会抵抗这种推力。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动驾驶系统上，这些制度就得不到保护。如果美国朝向帝国主义的文明冲动没有受到美国人民及其领袖的自觉反对，那么，这种冲动就将蔓延开来。一旦蔓延，民主共和国就会在这种冲动醒来时崩溃。那么，笑到最后的，就是斯宾格勒了。

注释

[1][译注]中译参刘坤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译注]中译本参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