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拉采尔：地缘政治学之父?

尽管拉采尔的名字出现在绝大多数与地缘政治学有关的文献中，但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可。科斯特在拉采尔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33]上强调，拉采尔和契伦之间、拉采尔和现代地缘政治学之间在科学和认识论上的连续性尚未得到证实。科斯特的那次演讲促使我重新界定当前研究的部分内容，以便更加彻底地研究拉采尔政治地理学的认识论内容。科斯特的主要观点将在下文呈现。

萨利夫斯基（Michael Salewski）是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是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学的圣经（Bible of ideologized Geopolitics）。[34]马齐斯教授与萨利夫斯基持类似的观点，但不赞同“意识形态化”的提法。他的佳作《地缘政治学：理论与实践》（Geopolitics.Theory and Practice）第四章的标题“拉采尔：德国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诞生”表明，他认为拉采尔是地缘政治学的创立者。[35][波茨坦大学近代史学教授]戈特马克（Manfred Görtemaker）间接地把拉采尔列为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之一，强调后者把地理因素呈现为政治冲突的重要参与者。[36] 沃特（H.Wolter）也认为拉采尔是地缘政治学之父，[37]舒尔茨（Hans-Dietrich Schultz）则相信，科学界更认可这位德意志地理学家是地缘政治学的精神导师（spiritus rector）。[38] 斯特雷克（Bernhard Streck）[39]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拉采尔有一个有意保密的地缘政治学时期，[40]以便将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政治著作和观念分离开来。他的这些著作和观念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帝国主义观念中得到庇护，又在第三帝国时期重生。[41]

与上述观点相悖，科斯特[42]认为，拉采尔建立的某种地缘政治学，可能由契伦完善为一个传奇。科斯特声称，鉴于其他运动和思想家对于契伦创造那个术语至少有同样的贡献，拉采尔只能部分地算作地缘政治学之父（同上）。他强调拉采尔并未参与“地缘政治学”一词的创造，该词由契伦于1899 年所创。科斯特指出，任何试图将“地缘政治学”一词转移到早期或古代的语境或事件中的努力都是不成功的，他否认存在任何前地缘政治学时期，因为在一个术语创造出来之前不可能存在这个术语的内容（同上）。科斯特发现拉采尔和契伦鲜有书信往来（即使有，也并非在交换理论和科学成果）。他注意到，尽管拉采尔有足够的时间，但他并未对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发表任何评论。直到1903 年，地理学家西格尔（Robert Sieger）才首次在德国使用这个术语。彼时，拉采尔已经达到生涯的巅峰，几乎不再发表文章。在科斯特看来，拉采尔和契伦都对国家和政治持真正保守的看法（前者是泛德意志联盟[ Alldeutscher Verband]成员，后者是高度保守的瑞典民族党[ Swedish National Party]成员），与其说是现代化的政治地理学——与当时是否叫“地缘政治学”无关——的共同愿景，莫不如说是这种保守看法把二人联系起来。他们的保守看法不是科学研究的主题，而更多是积极政治行动的触发因素。科斯特指出，契伦旨在创建一个政治体系，而非地缘政治学体系……因此，在契伦看来，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同时还有其他类别，其目标由专门的学科来实现。

科斯特教授把契伦著作《政治学体系概述》（Grundrisse zu einem System der Politik）中的政治学体系整理如下：[43]

科斯特相信，拉采尔并未在任何论著中以这种形式对“政治”这一术语作出这样的明确区分。他指责后来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甚至现代政治地理学家（例如：洛索[ Lossau]，1996 年和2002年），他们承认从拉采尔到契伦、豪斯霍弗、毛尔、奥布斯特（Erich Obst）等人的思想存在线性连续。科斯特（在我们看来错误地）相信，[44]拉采尔尚未为“政治地理学”一词作出明确定义。科斯特[45]援引拉采尔《政治地理学》一书引言中的段落，得出结论：根据拉采尔，政治地理学……只能在给定的土地上构建其国家理论。此外，政治地理学将国家视为一种人造物，只在大地的土壤上生长。[46] 国家与土地合在一起是政治地理学的主题，政治地理学可以解释为国家-土地关系理论（同上）。这种认识论解释反映出一种自然主义进路，在后起学者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指责地理决定论时起作用。[47]

为了进一步强化他的批评，科斯特提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vogel），一位德国领先的社会科学家，在国家社会主义建立后移居美国。1929年，魏特夫对拉采尔的著作提出（在科斯特看来准确的）批评，将《政治地理学》讽刺地描述为“未受污染的概念的理论”，未充分考虑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的问题。这一批评至今尚未引起德国地理学家的严肃注意，因为他们认为魏特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魏特夫看来，拉采尔没有充分考察国家复杂的总体内部发展，最终留下的是一个拼凑而成的神秘复合体，[只不过]在外部焊接在一起，从而助长科学上的错觉。[48]

与魏特夫的观点相反，第三版《政治地理学》的策划者奥伯豪姆（E.Oberhummer）相信，拉采尔把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的要素挪用并增添到地理学领域。他指出，政治科学家对拉采尔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要早于地理学家，后者仅仅勉强接受[拉采尔添加进去的]新材料。[49]

上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决定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接下来将尝试从三个方面阐明这个问题：

·拉采尔《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第1.1节的定义的比较，后者将一种权力再分配的地理分析工具这一特征归于地缘政治学。

· 拉采尔的认识论取向，即他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将领土因素升级为排他性的分析因素（即地缘政治影响的支柱），[50]对其研究对象采取一种一元论的进路；或者相反，他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考虑社会、文化、经济等其他参数，选择一种多变量的权力再分配分析。

· 他对后来乃至当代地缘政治学研究项目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