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想到要写一篇关于地缘政治学之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博士论文，我就兴奋不已，但很快又继之以忧虑和些许失望感。这种忧虑和失望之感是在我第一次阅读《生存空间》（Living Space，Der Lebensraum）的原文和希腊文译本之后产生的——该文不断提到动物、植物，还在某种程度上提到诸原始部落。于是，拉采尔的这篇文章与地缘政治学没什么关联（不同于我的初步印象），这一点变得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的困难表明，去探索拉采尔作品中迷宫般的道路可能不会得到任何幸运的结果。然而，我却从未向我的导师马齐斯（Ioannis Mazis）教授坦承过我的顾虑，他通过自己为《生存空间》的希腊语译本所写的前言，极为热切地向我推荐拉采尔的这部论著。我的顾虑还因一些困难而加剧，例如：拉采尔的部分专论（超过1200种）和文章无法获得；二手文献相对有限，其中包括极具争议和偶显极端的观点；他的写作具有多维度，涉及领域从动物学、政治地理学到生物地理学、人种学等。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我以观察者身份参加的[德国]莱布尼茨区域地理研究所（Leibniz-Institut für Länderkunde，简称IfL，该研究所藏有拉采尔的档案）于2004年11月18日至20日举办的“拉采尔的地理学空间”（The Spaces of Ratzel’s Geography）学术会议，从诸多层面为我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我得以与[德国]莱布尼茨区域地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建立起沟通渠道。在我接下来的两次研究之旅中，他们都非常热情好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我还同其他科学家（主要是德国科学家）建立起联系。这一步除了为许多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还打开了我的研究的第一部分。特别是，那次会议上提交的一篇稿子说，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与[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Rudolf Kjellen）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之间存在不连续，这使得学界有必要对比研究拉采尔科学框架的总体指导方针与更当代的地缘政治权力分析系统——特别是我导师马齐斯教授的希腊系统地缘政治学派（Greek Systemic Geopolitics School）。这种比较路径将最终揭示出地缘政治学中术语使用上的巨大混乱，这是任何知识性讨论的最低要求。马齐斯教授时常在讲座中指出这种混乱的存在，诙谐地将其描述为“巴比伦聋人之间的对话”。

二手文献中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进路，把拉采尔同时呈现为人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地理决定论者和多维分析者，有机论者和社会科学家，地缘政治学的先驱和同一观念的反对者。有基于此，我在与马齐斯教授多次讨论后，认为有必要研究并彻底分析拉采尔思想的结构要素（structural components）。本研究结合拉采尔的传记，相当详尽地呈现他的一些较鲜为人知的文章和他的完整文献目录（这个版本没有收入拉采尔的传记和文献目录），旨在为相关科学家或读者提供一份有充分文献根据的资料，以理解拉采尔的知识和哲学背景。马齐斯教授认为，我的这样一项研究对探析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而言是原创性的，同时又很必要，它将同时还原地缘政治学的伦理自我意识和认识论上准确的地理学基础。对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诸多迫切疑问，马齐斯教授常引用他自己的老师沃尔科维奇（Maurice Wollkovitsch）[的话加以回答]：

亲爱的，地理学家就是一个“乐队指挥”（chef d’orchestre）。尽管他只会演奏他指挥的交响乐队的部分乐器，但是他清楚如何通过他的指挥来产生和谐！

本研究将分析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拉采尔的观念对更当代的地缘政治分析系统的影响，另一个是通常归给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后文会表明，这是错误的）。同时，我还将探讨以下更加具体的问题：

· 界定和确立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的必要性（详见第一章第3节）

·研究他的异质且多学科著作的方法论进路（详见第一章第4节）

· 重新界定他思想发展中的地缘政治学阶段（详见第一章第5节）

· 他的国家概念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参数作为国家权力因素的评价（详见第二、三、四章）

· 生存空间概念的生物地理学内容及其与政治地理学的界线（详见第三章）

·他对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的态度，以及对达尔文的理论即进化论和退化论的态度（详见第四、五章）

·他的整体世界观及其与民族冲突时期兴起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对抗（详见第四、五章）

·他在分析社会和国际事务方面对跨学科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进路的贡献（详见第一、五章）

· 他对欧洲的架构的思考（详见第六章）

我对拉采尔的这项研究绝非面面俱到、详尽无遗。研究拉采尔无论如何都需要一支庞大的多学科团队。即便在严格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层面，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因此，本研究更应视为一个理论指导，以帮助阅读和研究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著作，甚至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

这项同时带有个人、家庭和职业目标的研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物质支持，倘若没有诸多人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不可能完成。我在此向他们公开致以诚挚的谢意。

当然，特别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马齐斯教授，他确保我能完全自主地研究，为我减轻每个程序上的困难。他还是我真正的良师，他重视方法论，重视他的数学式分析结构，重视不偏不倚的分析态度，把这些传递到我的思维方式中。这些正是地缘政治学的基石，也是一般而言生活的基石。如他喜欢对形形色色的听众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无菌分析思维”（sterilized analytical thought）的价值。

在我研究的各个阶段，来自德国的帮助至关重要。莱布尼茨区域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沃登加（Ute Wardenga）教授和该研究所地理学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布罗吉亚托（Heinz Peter Brogiato）博士对我慷慨相助。莱比锡实证主义者圈子（Positivist Circle of Leipzig）对我也有重要意义，同莱比锡大学教授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博士的交流对我的研究极具启发。同样，我要公开感谢科斯特（Klaus Kost）和穆勒（G.H.Müller）两位教授，他们欣然从私人藏书中为我寄来珍贵的资料。我的朋友特隆扎（Dionisia Trontza）也为我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作为一位语文学家，她欣然承担起编辑希腊文最终版本的艰巨任务。此外，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兼同事马祖库（Hara Martzoukou），她对此书的出版居功至伟，因为英文译本经过她的审阅。

最后，这一努力的成功，离不开我的爱妻索菲亚尼杜（Helen Sofianidou）对我的爱以及在各方面提供的支持，她对我的研究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在我业已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这些研究工作更减少了我陪伴家人以及两个小女儿莉娜（Lena）和赞蒂普（Xanthippe）的时间。我不能忘记我的父母——迪米特里斯（Dimitris）和海伦（Helen）——对我无限的支持。

斯托扬诺斯（Alexandros Stogiannos）

希腊科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