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托基[1]的别墅
“在五岁到十二岁之间，我过着极为幸福的生活。”
（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于1973年的信件）
“我还想起来另一件事——罗伯特说，鲁珀特·圣卢的洗礼仪式上没有坏仙女。之后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如果一个坏仙女都没有的话，你哪有故事呢？’”
（摘自《玫瑰与紫杉》，阿加莎·克里斯蒂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小说）
沿着位于托基的巴顿路向上爬，一路陡峭难行，到了顶上也看不见什么。这里曾矗立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生时的故居，如今唯有想象力才能让它焕发新生。
终其一生，阿加莎都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童年时光。阿什菲尔德是她童年梦想的大舞台，她余生都做着与这所宅邸相关的梦。在被卖掉二十年后，阿什菲尔德于20世纪60年代被拆毁——这也许象征着最终的成长？——彼时的阿加莎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沿着这条路行进，很难在途中寻觅到过去的蛛丝马迹，因为留下来的少之又少。巴顿路不在镇上，却未能避开现代英国的影响：通往阿什菲尔德的小山上现在分布着华而不实的校楼，一个批发和进口仓库，一所学校和一片政府公租房。大致在阿加莎家的旧址上，立着几座平房，平房旁的一条小路通往一处以岩壁为界的秘密三角区。也许这里曾是她花园的边界？有可能。这里某个树桩周围的阴凉角落可能曾是“狗狗墓地”，家中的宠物，包括阿加莎的第一条狗——约克夏㹴犬托尼——都被埋在小小的墓碑下。
因此，在托基这一小片隐匿的土地上，在对阿加莎来说就像自己名字一样熟悉的海鸥鸣叫里，在形状未经改变的巴顿路上，想象力不懈地运作着，仿佛能看到她在那里欢快地迎着风来回走动的样子。孩提时，她和奶妈手牵着手；再后来，她穿上束身衣，拖着下摆尽是灰尘的裙子。想想，穿着束身衣爬那座山！正是在这里，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克里斯蒂骑着摩托车突突地赶来，寻找那位苗条的酷女孩——他在埃克塞特附近的舞会上对她一见钟情。阿奇和阿加莎的母亲坐下来一起喝茶，等着阿加莎从路对面回家。当时她在鲁克兰兹打羽毛球，那是少数几座像她家一样有着宽阔庭院的宅子之一。当时，那里就是她的世界，在那里度过的十几年有着专属于爱德华时代[2]的宁静。一个接一个的夏天伴随着漫长的雾气来了又去。斜坡的草坪上，点缀着几张茶几、蜿蜒排列的槌球铁环门，还有软塌塌的阔边草帽。空气中弥漫着玫瑰的馨香，幸福是一件易事。阿加莎·克里斯蒂从未忘却过那些年月，它们一直存留在她心底深处。
从巴顿路的顶端俯瞰托基，能看到起伏的七座山丘和弯弯绕绕的海湾，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显显藏藏的景致为阿加莎所熟悉和深爱，以至于她在20世纪20年代与阿奇环游世界时，给母亲回信说南非“和所有绝美的地方一样，就像托基！”。
那个地方已然不复存在。阿加莎少时的托基是有形且完整的。它是一片优雅而独特的土地，有月牙形和联排形的房屋，有隐匿于山林的宏伟的浅色别墅，有自己的规矩、结构和遥远的野性。这是个养人的地方，温和而滋润身体，是那种人们会带着介绍信来访的小镇。到了夏天，当地报纸每周都会刊登前来度假的游客名单，据说这些名单读来就像《哥达年鉴》[3]。此地的住家都和阿加莎一家同属一个阶层：上层中产阶级，或向往着上层的中产阶级。这种同质性十分珍贵。她周遭的一切都体现出一种保护和静止。正因为身处其中，她的想象力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
这样的想象力可以让她想象出21世纪的托基吗？二战后的那些年，阿加莎总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变革。在某些方面，她和她笔下的老妇人侦探马普尔小姐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都很现实，后者总是预想着最坏的结果，且判断通常是正确的。但阿加莎同时也是一位对上帝和人性怀有深刻信仰的女性。那么，她是否能够预见到，英国国内的剧变会如何扰乱她故乡那平静的节律？
托基敞亮的弗利特大道上散布着许多花哨的门面：1851年落成的市政厅，现在是一家特易购分店；有着浅金色石墙的老银行，现在是班克斯咖啡吧；优雅的海滨展馆建成于1912年，现在被围封着等待“开发”；“勇士拳击场”外面的棕榈树逐渐枯萎；平静的奶油色别墅上挂着“空房”的牌子；度假者赤膊走在高等联合大街上，阿加莎的父亲曾在那里为阿什菲尔德添置过瓷器……如果她能看到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对感官刺激和满足的急切追求，还有那紧攥在手中，像呼吸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手机——她恐怕会怀疑马普尔小姐的信条，即“新世界和旧世界是一样的”，而且“人类一直是以前的样子”[4]。在她七十多岁时写的最后一批作品之一——《天涯过客》中，她已经开始表达对未来的怀疑：
现在这是个什么世界……随时随地，万事万物都用于唤起情感。纪律？克制？这些东西都不再有任何意义。除了感觉，任何事都不重要。
那会造就……什么样的世界？
这些造就了今天的英国：躁动、不安、烦闷。在某种程度上，阿加莎已经预见了这一切，尽管她并不完全相信它会成为现实：《天涯过客》以对“希望”“信仰”和“慈善”的肯定作结。因此，她会为自己在21世纪所看到的某些东西而深感震惊和悲痛。她会哀悼这个小镇，在这里，她曾经梦想过、爱过，和小狗托尼一起奔跑着上山；失身于阿奇·克里斯蒂；成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是，她会对这种新的英式郁郁寡欢感到悲哀，因为生活于她而言是一份神圣的礼物。
在托基，阿加莎的影响随处可见——商店、博物馆、前往她成年后的居所格林韦的游船——但她却像大海的边缘一样难以触碰。她曾是什么，又是什么造就了她，这些几乎都已消散。只有在不朽的景致里，在泡沫拂过的古老岩石和甜蜜湛蓝的弧形海湾中，人们才能知道她看到过什么。只有在某些忽隐忽现的瞬间，人们才能瞥见一个身着白裙的女孩，脚步轻快地走过阳光下曚昽的街道，脑海中满是神秘的想法。没有比这更难解的谜团了：在这样一个致力于摧毁她所相信和代表的许多事物的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仍受到了莫大的欢迎。这个悖论一定会激发她的兴趣。
然后她会考虑晚餐吃什么，再想想她的花园，退回她脑海中的世界里去。
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那里：在自己的想象中，在阿什菲尔德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片阴影对她来说都神奇不已。她以孩童的率真方式爱着它。这率真中掺杂着成人的深沉，似乎她能凭直觉感知到爱里的悲伤。她深晓世事无常，也正是这种无常让幸福如此深刻。她有一种哀伤的本能。作为一个孩子，她对事物的纵观感使得她与众不同。即便沉浸在暖洋洋的静谧中，她也能感知到这些看似永恒的夏天终将结束，并把身处其中的每一刻都变成当下的记忆。
成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道：“没有任何快乐能与梦中的快乐相匹敌……”[5]她肯定是想起了自己做的梦，梦境中的阿什菲尔德是何等神圣：
花园尽头如梦似幻的田野……她自己家中的秘密房间。有时穿过储藏室就能到达；有时，它们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直通爸爸的书房。但它们始终都在那里，尽管你早已将它们抛诸脑后。每一次的似曾相识都会让你感到喜悦和激动。然而，它们实际上每次都相差甚远。但在找到它们的时候，总有一种好奇而隐秘的快乐……
这段话出自1934年出版的《未完成的肖像》，是她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六部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与她自身经历的相似度直追她去世后出版的自传。许多童年故事在两本书中都有着墨，但《未完成的肖像》似乎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真实。向往与怀念浸润了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她对于八年前被夺走的过去的爱恋。书页上，那些伤口仍在隐隐渗血。
阿加莎从未失去透过孩子的眼睛来感受世界的能力（“……很多很多年后，当你是个孩子时，就像你永远都会是的那样……”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在一封1930年的信中如是写道）。[6]她既保留了记忆，也保留了对于这些记忆的直接感受。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鲜活了。第一部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出版的作品《撒旦的情歌》（发表于1930年）的主人公是个男孩，名叫弗农·戴尔，但他早期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和阿加莎自己的如出一辙。
来了个新的保姆，一个瘦小的白人女孩，眼睛突出。她的名字是伊莎贝尔，但被唤作苏珊，因为“更适合”。这让弗农十分不解。他向奶妈寻求解答……
“有些人在给孩子洗礼时，装模作样地想要模仿（ape）上等人。”“猿猴”（ape）这个词分散了弗农的注意力。猿猴是猴子。人们是在动物园给自己的孩子洗礼的吗？
和阿加莎一样，弗农也会做白日梦，比如这个曾在阿什菲尔德无限大的花园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梦：
人们看不见格林先生，就像人们看不到上帝一样，但对弗农来说，他再真实不过了……格林先生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他会玩，而且特别喜欢玩。无论弗农想到什么游戏，都正好是格林先生喜欢玩的游戏。他还有其他优点。比方说，他有一百个孩子。还有另外三个……他们顶着弗农所知道的三个最动听的名字：狮子狗、松鼠和树。
弗农也许是个孤独的小男孩，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你看，他有格林先生、狮子狗、松鼠和树一同玩耍。
阿加莎从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这样的想法不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珍视孤独，以及从中获得的空间，以便她去体会不同的人生。她也珍视隐私，当无意中听到奶妈与女佣讨论她最早想象出的游戏之一（“噢，她装作小猫和其他小猫一起玩”）时，她感到“难过透了”。她是给自己家施了一个精妙的咒语。神秘感让魔法得以留存。在阿加莎孩提时的照片里能看到一张充满秘密的小脸：一个倔强的小仙女，坐在她魔法花园中的柳条椅上。
“我要了解其中每一棵树，并给每一棵树赋予特殊的意义……”[7]
她终生都在透过这双孩子的眼睛来看阿什菲尔德。在侦探小说《空幻之屋》中，她描绘了一栋名为安斯威克的房子，这座宅邸对书中的人物而言代表着消逝的幸福，它的花园里种满了阿什菲尔德的树。
有棵玉兰几乎遮住了一扇窗。下午时分，它让金绿色的光充盈了整个房间。透过另一扇窗可以看到草坪，一棵高大的巨杉像哨兵一样挺立着。右边则是一棵粗壮的紫叶山毛榉。
啊，安斯威克——安斯威克……
阿什菲尔德是什么样的？一座不宏伟但舒适的大别墅，有精致的草坪通向一片小树林。一个家庭的居所。从一些令人感伤的、边缘泛红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它曾是一堆和谐元素的叠加。别墅一部分是双层，一部分三层，有好几个烟囱，一直向下延伸到花园的宽大窗户，一个笼罩在爬山虎阴影中的门廊。还有一个种满了棕榈树的温室，在那个衣着厚重的年代是个闷热的暖房。而在另一个温室（“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它叫K.K.”）中，放着一匹名叫玛蒂尔德的木马，还有一辆上了色的名为真爱的马车。阿加莎在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命运之门》中写到了它们。在这部作品中，侦探小说的惯例逐渐隐匿，而她像个幽灵一样自由自在地回到了过去。与她所有晚期作品一样，这本书是对着口述录音机录入的。[8]在一条短暂的录音中，她嘶哑的声线里满是回忆。玛蒂尔德被描述得“看起来孤独而凄凉”，鬃毛脱落，一只耳朵坏了。但当书中的一个人物跳到她背上时，她仍然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奔跑，一如既往。“它还挺能跑的，是吧？”“是的，它还挺能跑。”
在写作《命运之门》的几年前，阿加莎收到了一封来自托基旧友的信。“我们的花园，你家的和我家的，都是充满魔力的地方……巴顿路已然面目全非，阿什菲尔德旧址上已经建起了新房，这太让人难过了。”[9]然而，尽管阿什菲尔德魅力超群，也无法与阿加莎后来在德文郡的家相比。格林韦是白色的、有着乔治王朝风韵的完美建筑，像一颗镶嵌在达特河上的浅色宝石，与她视作梦中情屋的阿什菲尔德一样充满魔法。而且，尽管幼年阿加莎深爱自己的家，但她始终在试图突破它的极限。她在自传中写道：“我曾有个比世上任何事都更加迫切的愿望，就是想某天成为‘阿加莎夫人’。”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无关势利的愿望，即占据那个始终盘桓在她想象力边缘的神奇地方。在晚期小说之一《长夜》中，她如此描述对完美住宅的印象：“你是那么想要它，以至于都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那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有趣的是，一座房子就能具备这样的意义。”
《撒旦的情歌》中的小男孩并不住在阿什菲尔德，他是一座名为普桑修道院的大宅的继承人，这座宅邸有着难以形容的古典之美。在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另一部作品《玫瑰与紫杉》中，女主人公伊莎贝拉与她的家圣卢城堡几近一体，“老派、严厉，且朴素”。阿加莎渴望行走于那样一个世界，并将其称作是属于自己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在格林韦能够这样做，但从伊莎贝拉的角度而言，并非如此。阿加莎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产阶级，但同时又比常人思考更深刻。她不会因为沉溺现实而失去自我，因为那能够幻想出圣卢城堡的头脑不会让她这么做。
毫无疑问，如果她出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家庭，她的精神世界远不会得到如此自由的发展。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但是，来自托基的米勒一家并不像他们的外在那样传统。家人间的互动让阿加莎既受到保护，又独立生长，这对于她发展自己的独特个性是极为理想的。
出生于1890年9月15日的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她的姐姐玛格丽特（小名玛奇）十一岁，哥哥路易斯·蒙坦（小名蒙蒂）十岁。父亲弗雷德里克太过绅士，从不干涉自家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母亲克拉丽莎的好奇心则更旺盛，不过她有一种本能的智慧，知道该将这种兴趣表现出几分。克拉丽莎常被称作克拉拉，她就像《撒旦的情歌》中照顾弗农的护工。“他能够与之说起狮子狗、松鼠和树，还有格林先生和他的一百个孩子。护工弗朗西丝从不说‘多么有趣的游戏啊’，她只会询问这一百个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
事实上，克拉拉是个独特的存在。无论是通过故意不作为还是主动参与，她对阿加莎施加了几乎绝对的影响。她个子不高，长相出众，有一双像聪明的鸟儿一样近乎黑色的眼睛。她是阿什菲尔德宇宙的中心，让想象力成为可能并尽全力保护它。她亦可能是阿加莎一生的挚爱。
《未完成的肖像》写于克拉拉去世八年后，作为一首抒发绝望和失去的圣歌，它是这种爱的见证。在书中，阿加莎毫无保留地写道：“哦，妈妈，妈妈……”她想念当时在国外度假的母亲。四十多岁的阿加莎与八岁的西莉亚（阿加莎在作品中虚构的自我）有着同样的痛苦，她仍然追念着克拉拉。“每个晚上，在苏珊给西莉亚洗过澡后，妈妈就会走进儿童房给西莉亚把被子‘最后掖好’。西莉亚称之为‘妈妈掖的被子’，她会努力一动不动地躺着，以确保‘妈妈掖的被子’第二天早上还在。”
克拉拉对女儿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至少在阿加莎眼中的确如此，前者会对她投以“奇异的、闪闪发光的、探究的目光”。这一点也在自传中有所体现。自传提及了1896年阿加莎和父亲一起去法国考察时发生的一个插曲，有位导游为了取悦她，在她的草帽上别了一只活蝴蝶。
西莉亚十分难受。她能感觉到蝴蝶的翅膀在她的帽子上扑扇。它是活的，活的。被穿在别针上！她感到既恶心又痛苦。大滴的泪水逐渐在她的眼眶中汇聚，并顺着脸颊滚落。
她的父亲总算注意到了。
“怎么了，宝贝？”
西莉亚摇了摇头。她的抽噎愈加频繁……她怎么能把发生了什么说出口呢？这会极大地伤害导游的感情。他本意是好的。他专门为她捉了这只蝴蝶。他为自己把蝴蝶别在她帽子上的主意深感自豪。她怎么说得出口，说自己不喜欢它呢？而现在再也、再也没有人会理解她的想法了！拂过的风让蝴蝶的翅膀扑扇得更厉害了……
妈妈会理解的。但她不能告诉妈妈。他们都在看着她——等着她说话。她胸中洋溢着某种可怕的痛苦。她沉默地、痛苦地凝视着母亲。“帮帮我，”她的目光说道，“噢，请一定要帮帮我。”
米丽娅姆[指克拉拉]同样凝视着她。
“我相信她不喜欢帽子上的那只蝴蝶，”她说，“是谁把它别在那里的？”
克拉拉的精神世界同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但与阿加莎不同，她的这一特点源于不安全感，而非被保护的感觉。
她出生于1854年。她的父亲名叫弗雷德里克·伯默尔，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陆军上尉，在三十六岁那年爱上了一个尚不满十七岁的美丽女孩——玛丽·安·韦斯特。在结婚十二年，育有四个孩子后，当时驻扎在泽西岛的伯默尔上尉因为摔下马背而丧生，玛丽·安成了穷困潦倒的年轻寡妇。几乎在同一时间，玛丽·安的姐姐玛格丽特与纳撒尼尔·弗雷里·米勒——一位比她年长得多的美国鳏夫——缔结了一段不那么浪漫但经济上更为合算的婚姻。玛丽·安陷入困境后，玛格丽特当即提出自己可以接管妹妹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唯一的女孩，时年九岁的克拉拉被交到了她手上。
阿加莎对于韦斯特姐妹的故事十分着迷：19世纪初，她们成了孤儿，被亲戚凯尔西一家收留，并在后者位于萨塞克斯的农场长大。孩提时期，她听说了许多关于自家祖上的故事。她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有关“普里姆斯泰德农场的凯尔西一家”和富有的克劳德表兄弟的故事。韦斯特家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家抽屉上总是有真正的花边”。[10]对她而言，玛丽·安与弗雷德里克上尉的故事尤其鲜活。也许因为这个故事对她来说已然成了浪漫与忠诚的化身，她在1944年给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个自己的版本：
[我的外婆]十六岁就结婚了[“他们说你这么嫁给我太年轻了，波莉。”“如果他们不让我嫁给你，我明天就和你私奔。”]，嫁给了一位比她大二十岁的英俊的陆军军官……
她长相极为出众——行人们会停下脚步盯着她看——她几乎分文未得，不得不做手工刺绣和缝纫来养活并教育孩子们。她丈夫的军官同僚中至少有三位想娶她，其中两位家境宽裕。就经济而言，这本是很理想的。但她拒绝了所有人，也从未有过情人，直到七十岁还坚定地宣布，她希望自己死后，遗体能够被运到泽西岛，与丈夫葬在一起……[11]
实际上，她的三个儿子，哈里、欧内斯特和弗雷德里克最终得偿所愿，将玛丽·安葬在英国，便于他们去上坟。没有人知道她女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批评自己的父母是一种属于现代的自由，而在某些方面，具有那个时代典型特质的克拉拉不会想到回避曾经把她送走的母亲。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和阿加莎一样独来独往，却因此感到寂寞，总是抱着她最喜欢的书《金河王》在病恹恹的姨父家中徘徊。被送养一事让她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对待玛丽·安的态度从来都无可指摘。二十多岁时，她写了一首题为《致母亲》的诗，诗中洋溢着无懈可击的感情：“爱是天使……守护着通往天堂的道路。”不过，这随便写给什么人都行。写给玛格丽特姨妈的诗则更为个人化一些，她毕恭毕敬地赞美姨妈是“有价值之人，为众人所爱戴……”。
阿加莎在自传中写道，玛丽·安的行为几乎无可指摘，她把克拉拉送走可能是因为她认为女孩谋生需要帮助，而男孩可以自己闯荡。然而，克拉拉总是认为母亲只是不那么爱她而已。她太敏感了，承受不住这样的拒斥。
我认为她所感受到的怨怼，在没人要她这件事上所受到的深深伤害，扭曲了她对生活的态度。这使得她不信任自己，并怀疑他人的喜爱。她的姨妈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幽默而慷慨，但对孩子的感受缺乏感知。我母亲拥有一切所谓的优势，如舒适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但她所失去的无可替代，即与亲兄弟们在自己家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是阿加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儿童在自己家中的成长需要，以及他们被送走（或者像《奉命谋杀》中那样，以100英镑的价格被卖掉：“那种羞辱——那种痛苦——他永远不会忘记。”）时所遭受的伤害。这一主题是《破镜谋杀案》和《捕鼠器》的核心所在，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触及，而且她对待这个主题的态度自始至终地严肃。阿加莎天生就对克拉拉的情绪感同身受。事实上，她是如此爱自己的母亲，以至于多年后她为《清洁女工之死》中的一位女性角色写下这段话时，她可能经历了比克拉拉本人更强烈的痛苦：
“前几天有个女人在报纸上写信……一封愚蠢至极的信。她问什么是最好的做法——让孩子被一个能给他提供一切好处的人收养……或者当你给不了他任何好处时，是否该留下他。我认为这很愚蠢——真的很愚蠢。如果你能让孩子吃饱——这就是全部所需。”
“……我应当知道的……我的母亲抛下了我，我拥有他们口中的一切好处。当你知道自己并不被需要，你的母亲可以让你离开时，这想来永远都很痛——永远——永远……我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的——世上所有的好处都不能让我这么做！”
当然，这些都是阿加莎的言论，克拉拉绝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但毫无疑问，克拉拉的童年经历对她造成了影响，这在她与女儿们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也对她的婚姻产生了影响。玛格丽特和丈夫没有生育，但纳撒尼尔在第一次婚姻中育有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的儿子。他比克拉拉大八岁，是个地道的纽约人，尽管他有瑞士的教育背景、法国人的世故和英国人的礼节，还是门槛极高的联合俱乐部成员。他是个直接从《纯真年代》中走出来的美国人，向往神圣的欧洲主义。但他仍然是美国人，内心有些自由的东西，譬如开放的想法、下流的言语，以及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态度，而这些都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阿加莎为自己的美国血统感到骄傲，在一次前往纽约的访问中，年事已高的她坚持认为应该去拜访自己米勒家的亲戚们位于布鲁克林的坟墓，尽管她与他们素未谋面。事实证明，她的精神也比托基所允许的更为开放：新鲜空气不仅存在于她的肺里，也日夜奔涌在她的血液中。
米勒家的财富是在美国创造的，但在曼彻斯特也有相关利益。所以纳撒尼尔和玛格丽特婚后定居柴郡，好儿子弗雷德里克会前去拜访他们。他身上世界主义的气息，让郁郁寡欢的小克拉拉目眩神迷。
她会在1878年嫁给他这件事则是个童话，一个可以与玛丽·安·伯默尔的故事相媲美的浪漫故事，只不过在弗雷德里克放弃许多轻率的风流韵事（其中之一是与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转而向全心全意待他的亲爱表妹求婚一事上，能够嗅到一丝微弱的家族支持的气息。而多年前，他对她一句“漂亮的眼睛”的不经意赞美早已点燃了她的灵魂。是不是有些《万尼亚舅舅》中索尼娅的影子？“如果一个女孩相貌平平，每个人都会说，你的头发真好看，你的眼睛真好看……”克拉拉不是个美女。事实上，她拒绝了弗雷德里克的第一次求婚，因为她觉得自己“又矮又胖”。但她性格非凡，比她丈夫的性格强大许多，而这一点终将拨正他们婚姻中的天平。
尽管如此，在订婚期间，她给“F.A.M.”（弗雷德里克·阿尔瓦·米勒）写了许多诗，诗中展现出自己满怀热情与不安的感激之情。
天堂的上帝听我说，听我低声祈祷。
让我与他相配，尽管如此卑微，却能分享他所有爱与生命。
诗中还经常浮现某种古怪的恐惧感：“让他远离一切邪恶，还有诱惑的奸诈力量。”显然，她对于丈夫轻浮的过去有着清醒认知，并对其重演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他飞快地爱上脸蛋和花朵，用那百无聊赖、漫不经心的样子。”她的诗写在一本“相册”（购自贝斯沃特的怀特利商店）中，字迹认真，反复提及对于背叛的担忧：
哦上帝！这是否只是个幻想。
我少女时代的梦想。
他是否还是以前完美的英雄，
让我甘愿洗手做羹汤的那位？
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弗雷德里克不是个忠诚的丈夫。他偶尔会对这些诗做一些小改动，故而非常清楚它们严肃的主旨。但早在孩提时期就失去了确定性这一点，让克拉拉做好了期待最坏结果的准备。在这个层面上她与阿加莎完全不同，后者早年的幸福生活导致她毫无准备。“有些人是明智的——他们从不期望得到幸福。我期望过……”她后来在《空幻之屋》中写道。
童年幸福的源头很大程度上在于阿加莎能够感知到父母的婚姻是宁静而稳定的。然而《未完成的肖像》一如既往地让当时仅仅是直觉的东西浮出了水面。“在意太多并不总是明智的。它永远是你肋间的一根刺……”米丽娅姆对女儿说。之后还讲道：
“千万不要让你的丈夫单独待太久，西莉亚。记住，男人是会忘记的……”
“除了你，父亲决不会看任何人的。”她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
“不，也许他不会。但我一直留意着。有个侍应女佣，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姑娘，那种我之前经常听你父亲赞赏的类型。她当时在给他递锤子和一些钉子。这过程中，她把自己的手覆在他手上。我看到她了。你父亲几乎没注意到，他只是看起来有些惊讶……但我立刻把那个姑娘撵走了。”
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拥有一切他那个阶层的不可撼动的自信，在阶层上他略高于克拉拉（《清洁女工之死》中的女孩也因为被收养而得以嫁给一位绅士）。他的样貌并非油画中人：从照片中能够看出他是个留着胡子的胖男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有一双后来为阿加莎所继承的深邃而迷蒙的眼睛。但所有认识他的人似乎都喜欢他。阿加莎在自传中提及阿什菲尔德的快活气氛时写道，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终生无所事事。年轻时，他是社会名流；中年时，他是逍遥绅士。“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此从未做过生意。”一封联合俱乐部寄给美国大使的介绍信中如是写道，当时阿加莎十八岁，即将走入社会，“委婉地说，我可以为他做最高级别的担保，而且他的女儿阿加莎·米勒小姐似乎在各方面都有资格被介绍。”
尽管阿加莎十分崇拜思维敏捷又聪慧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无法抗拒地景仰着弗雷德里克的从容魅力。她想要融入的是他的阶层，尽管她自身的背景实际上更为有趣，且让她拥有了更复杂的人生观。同样地，她也没有遗传父亲无所事事的天赋。但她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看不出工作在道义上有什么正确之处。我父亲是一位有内涵的绅士，一生中从未做过哪怕最轻微的劳动，然而他是个最讨人喜欢的人。”[12]她说的是真心话，但她也想成为能够说这话的人——那个阶层的人。
弗雷德里克不只是懒，他还有点傻，尽管绝非智力上存在缺陷。他清楚地了解周围人的价值。他还写过几个小故事（无疑是为了向家人示好），从其中能看出一些他女儿天赋的来源，这些故事证明了他的写作水平远高于克拉拉。后者的睡前故事充满创造力——阿加莎对于克拉拉没法继续前一天的故事，而只是简单地编造一个新故事的做法感到既沮丧又着迷——但克拉拉吃力的写作逐渐更深地淹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规约中（“所以，我已经死了！那么这一定是我的精神，它有意识……”）。[13]
弗雷德里克写过一个题为《亨利的婚约》的故事，改编自他向克拉拉求爱的经历。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亨利为“虔诚而高尚的”玛丽安所崇拜。和克拉拉一样，玛丽安也毫无幽默感可言。“亨利很爱她，但因为自己向来懒散，在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时没有表现出不体面的急切。毕竟，真的没什么可着急的。”
弗雷德里克一直等到三十二岁才放弃了寻欢作乐的生活，向克拉拉求婚。亨利始终没有娶玛丽安，而是告诉她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对方的“小手让亨利赞叹不已。玛丽安的手很有型，却有些大了”。听到这个消息，玛丽安高尚地与他断了往来。“她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会一直将她视作自己遇到过的最动人的女性之一。她的用词让他很高兴……”相较于亨利的冷酷，弗雷德里克是善良的，但这个故事与克拉拉的诗作贯穿着同一股暗流。
在表面的活泼之下，克拉拉的内心始终感到不安。和霍尔曼·亨特笔下的修女一样，她身上燃烧着一种充满激情的虔诚。弗雷德里克对待生活总是一笑而过。他的另一个故事《詹金斯举行晚宴》，背景设定在纽约那种他早已熟门熟路的俱乐部：“祝酒词——‘女士们，上帝保佑她们！’已经干了第27次。”这个故事体现了弗雷德里克自身的魅力，也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
吉米把他的年收入花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出于对未来的不屑一顾，多花了一些。他的俱乐部伙伴们都很喜欢他……诚然，他“最好的姑娘”之一曾遗憾地说过他的脑力配不上他的财力。当一些好心的朋友向吉米重述这句话（肯定是原样复述）时，这位年轻人极其好脾气地表示那位女士说得很对，并立即出去给她寄了一束昂贵的月季切花……虽然吉米并非什么英雄人物，但确实是个友善可爱的家伙。
和吉米一样，弗雷德里克也会滥用他继承的家产。较之肆意挥霍，他这样做更多是出于懒散。如果他和克拉拉一起回到了美国，就像他在婚后曾打算做的那样，他也许就会注意到自己在纽约的投资和财产管理方面的不善。但事情并未顺着这条轨道发展。相反，在瑞士度过了长长的蜜月之后，新婚的米勒夫妇来到了时尚的度假胜地托基，1879年1月玛奇在那里出生。1880年6月，蒙蒂在一次纽约之行时呱呱坠地，克拉拉随后回到了英国，弗雷德里克则留下“处理”生意事务。当他回到托基与她会合（他曾打算待一年左右）时，他发现她用姨父纳撒尼尔留给她的2000英镑买下了阿什菲尔德。这一财产处理方式比弗雷德里克所做过的任何决定都更好。这也是个大胆而独立的举动，一下子就把克拉拉从弱势者提升到了平等伴侣的位置。
弗雷德里克曾在纽约各种拈花惹草，在仅仅三十多岁时，他就舒适地开始了中年生活。在这一点上，托基给予了他很大的推动作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托基比阿加莎幼时更精致优雅：当时还没有海滩混合浴，没有可供散步的公主花园，也没有可以听音乐会的海滨展馆。它是一个满是举止得体的富人和阔绰的体弱多病者的小镇（拿破仑三世在下榻帝国饭店时恢复了健康；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在位于维多利亚街的浴场泡过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上流感太过强烈。“托基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简直想在镇上跳舞，除了戴眼镜什么都不穿，把这地方搅乱……”鲁德亚德·吉卜林如是写道，他并不以玩世不恭而闻名，“别墅、修剪过的树篱，以及佩戴着呼吸器乘坐臃肿四轮马车的胖老太太们……”
但这里的一切都非常适合弗雷德里克。这里有他的家和孩子，他以一种直接的、非维多利亚式的方式疼爱着他们。“上帝保佑你，我的小宝贝，”他在1896年从纽约寄给阿加莎的信里写道，“我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好女孩……”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就是顿顿大餐，步行去皇家托贝游艇俱乐部，还有购物：厚厚的一沓账单显示出他是多么轻易地就花掉了他认为是无限的收入。在我们已经知道钱正逐渐耗尽的情况下，这些字迹精美的账单看上去难免有些令人作呕。我们能够想象出弗雷德里克每天早上衣着光鲜，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笑逐颜开地上街前往俱乐部，一路上难以抵制多诺霍酒吧或维多利亚街上的美术品陈列室的诱惑。在伦敦时，他也以类似的放纵态度消费。有许多账单来自西一区珠宝店，其中一张高达810英镑。他还买了高级家具（在联合大街买了五把奇彭代尔设计的椅子）和一些品质不那么好的画作：一幅幅油画把阿什菲尔德的墙壁挤得满满当当，尽管房间本身是通透且优雅的。当地一位艺术家N.J.H.贝尔德受托为弗雷德里克、三个孩子、蒙蒂的狗和阿加莎的护工作画；这些画现在还挂在格林韦宅邸。它们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你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像几个星期没洗过澡！”克拉拉如是评论道，当然画家没有画她的肖像），尽管被称为“奶妈”那幅有一种柔和的佛兰德式暖意。“我认为这是一幅非常迷人的画，”1967年，阿加莎在给一位正整理贝尔德画作的女士的回信中写道，“我父亲一直对（贝尔德的）作品评价很高。”[14]
就这样，弗雷德里克缓慢而悠闲地走过了一生，凭借他的萨克森—科堡相貌和雷打不动的温和友善成了托基的尊贵人物。他和克拉拉经常在家招待朋友们享用丰盛的晚餐。他参与了一些慈善性质的业余戏剧表演——据当地报纸报道，他在《斑鬣狗》中饰演的费利克斯·菲默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他还担任板球俱乐部的官方记分员，俱乐部的场地在阿什菲尔德另一头的巴顿路上。1943年，阿加莎收到一封信，信的开头如下：
我十岁时，我父母住在托基板球俱乐部场地附近，对我来说，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会有任何地方像它一样。我对它充满了崇敬……
米勒先生在我的记忆中是多么清晰啊！他长得那么像爱德华国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以前溜达着去场地的方式老套得可爱，让人印象深刻。这一切现在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躺在记分牌附近微微隆起的地面上，记分牌顶上飘扬着精美的红白黑三色旗……[15]
阿加莎也会记得这些。她经常陪弗雷德里克一起去看板球：“我对于父亲允许我帮助他记分感到非常自豪，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她还和他一起学习自己喜欢的数学（“我认为数字有某种神圣感……”《魔手》中的一位年轻女子说道），这些课程是她最接近正规教育的时候。克拉拉把玛奇送到布赖顿上学，上的是后来的罗丁女子学校（蒙蒂上的是哈罗公学），在那之后她便认为阿加莎不该去上学，也不该在八岁前学会识字。但也只是想想罢了：阿加莎四岁时便无师自通。“恐怕阿加莎小姐能读书，夫人。”奶妈语带抱歉地向克拉拉解释道。
没有人知道克拉拉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理论。她的决定可能看起来有些武断，尽管它们大多被证明是正确的，比如买下阿什菲尔德，或是几十年后警告阿加莎不要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她了解人性，这让她变得明智。但也有人说她是个“通灵者”（小时候她曾梦见普里姆斯泰德农场被烧毁，不久后它的确遭到焚毁），这有时会让她有些愚钝。多么荒唐的突发奇想才会让人试图阻止一个聪明的孩子阅读，尤其是在阿什菲尔德这样塞满了书的房子里。在弗雷德里克的账单中，有几张是开给“弗利特街书商安德鲁·艾尔代尔”的，他从后者那里买了许多书，其中包括售价4英镑的47卷《康希尔杂志》（现在还在格林韦的图书馆里），售价5英镑的乔治·艾略特全集，还有每本12先令的“法国经典作品”。难以想象阿加莎能够一直被关在那个世界之外。她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她逐字弄懂了L.T.米德夫人写的一本名为《爱的天使》的儿童读物（克拉拉认为这本书是“庸俗的”），她经常听人读这本书，能把声音和书页对上号。从那时起，她什么都读：莫尔斯沃思夫人、伊迪丝·内斯比特[16]、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旧约》的故事、《历史上的大事件》、她心爱的狄更斯，以及后来的巴尔扎克和左拉。在克拉拉看来，这些都是世俗的教育（尽管幼年阿加莎太过天真，没能在文学中看到现实，对她来说，书自成它们的现实）。有人说阿加莎从未完全掌握拼写和语法，因为她识词的方式很不正规，但这未免夸大其词。从往来信件中确实能看出她偶尔会拼错，如“现像”“防碍”“自打狂”，但她的侦探小说体现出她相当坚持正确用法：“‘是我（It's me）。’马普尔小姐说，难得一次用错了语法。”[17]
不送阿加莎去全日制学校是个挺正常的决定，奇怪的是她没有家庭教师。或许克拉拉清楚地知道阿加莎作为女儿的心意，她宁愿把这份心意据为己有；或许她试图阻止阿加莎阅读是某种控制手段；又或许她只是想尝试一下与大女儿不同的教育方式。送玛奇去上学这件事不同寻常，虽然有人说她有能力读剑桥大学，弗雷德里克绅士地表示了反对。（“她满脸写着格顿学院呢”，在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爱的重量》中，这是作为一句侮辱性的话出现的。）相比之下，阿加莎只接受了音乐方面的外部教育，然后从十三岁起，每周在托基一家由某位姓盖耶的小姐经营的淑女机构学习两天。父亲和玛奇教她写作，母亲会快速地给她讲一些历史上的有趣事件。除此之外，她全靠自己。
这可能成就了她。阿加莎是像南希·米特福德那样自学成才的人，毕生都在学习和阅读，她们的思想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成年后，阿加莎公开表示过对于“学术”头脑的尊重：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是一位牛津出身的考古学家，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她为此十分仰慕他和他的朋友们。尽管如此，她对自己不那么正统的思想路径有着天生的自信，这在她的短篇小说集《赫尔克里·波洛[18]的丰功伟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部小说集以她所谓的“通俗”形式改写了12个神话。她用了个小妙招，让它们成为她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要解决的故事：例如，尼米亚猛狮是一只被绑架的哈巴狗。同时，波洛用一种不敬、犀利又确实相当精彩的方式对希腊神话进行了反转。
就拿这位赫拉克勒斯来说吧——这位英雄！英雄，是吗！他除了是个智力低下，有犯罪倾向和大块肌肉的生物以外，还是什么呢！……整个古典模式都让他震惊不已。这些神和女神——他们似乎和现在的罪犯一样，有许多不同的别名。事实上，他们看起来绝对是罪犯那一类的。酗酒、淫逸、乱伦、强奸、抢劫、杀人和诈骗——足以让负责刑事案件的法官永远忙不完。没有体面的家庭生活。没有秩序，没有方法。
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阿加莎本人的意见，但她会很乐意思考这些。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特有的礼貌做一名反传统者。由于从未被“教导”过，她对于学习的“正确”方法毫不担忧。
因此她的大脑总在天马行空，而且这个聪明的大脑还开始了创造性的吸收过程：那么多个世界，阿什菲尔德、托基、家人、用人和社会礼仪……还有那些更遥远的奥秘，就像浩瀚大海那隐秘的蓝。
孩提时期，井然的秩序和高度的确定性将她保护得很好。她生活在W.H.奥登所描述的那种侦探小说的完美结局处：“美学与伦理融为一体的优雅状态。”[19]善意无处不在，父母爱她，上帝也爱她。她对待上帝极其认真，甚至担心礼拜日时父亲在花园里玩槌球是否会影响他的灵魂得救。她的家运作得高效而得体，以至于它本身拥有了一种道德感。阿加莎也总是承认，用人们的存在使这种优雅的状态更易于达成。
如果没有奶妈、厨师简和数位女佣[20]，阿什菲尔德就不可能拥有这样有序的悠闲氛围。尤其是简，她是个不折不扣的伟大厨师。她经常为八人以上的聚会做饭，除了微红的脸色之外，没有任何慌乱的表现；阿加莎会在她身边蹦蹦跳跳，希望能吃到一把葡萄干或一个刚出炉的冒着热气的酥脆岩皮饼：“我之后再也没有吃过像简做的那样的岩皮饼了。”食物是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柱。一家人的周日午餐包括“一块巨大的周日烤肉，通常配樱桃馅饼和奶油，还有一大块奶酪，甜点最后会用最好的周日甜点盘呈上”。十人晚宴“首先选择浓汤或是清汤，然后是煮大菱鲆或鳎目鱼排，之后依次是果汁冰糕、羊脊肉，还有一道出人意料的蛋黄酱龙虾。甜食是蜜饯布丁和俄式奶油布丁，最后上甜点。所有这些都由简一手包办”。[21]阿加莎总是吃得很多，但三十多岁前一直都保持得很苗条。
用人们是阿什菲尔德的“建筑师”。他们亲手造就了阿加莎的日常生活。她在自传中也提到，他们是“最丰富多彩的部分……如果我是现在的孩子，我最会怀念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用人（原文如此）”。现代人无法理解她对待用人毫无愧疚和疑虑的态度。阿加莎确实说到他们“清楚自己的位置”，但清楚自己的位置并不意味着顺从，而是自豪，一种作为专业人士的自豪。
好的用人是真正有地位的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认为‘从事服务’是令人羞耻的，而去商店却是气派且独立的行为。人在店里受的气远比……任何一个合格的用人受的都多。”米奇，《空幻之屋》中一个不得不靠卖衣服为生的角色如是说。阿加莎认为自己能成为出色的侍应女佣（就像《罗杰疑案》中出身优越的厄休拉·伯恩一样）。在和丈夫阿奇环游世界时，因为手头紧张，她一度考虑这样做。
然而，糟糕的用人则得不到尊重。当女佣无法胜任工作时，就会被描述成扁桃体肥大、不会发“h”音的糟粕。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阿加莎的声誉在20世纪末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好的用人就是极好的动物。”《无人生还》中一个角色随口说道，语带赞赏与轻蔑，这话往往让习惯了自由开放的我们心跳得像紧张的老太太一样。
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例如，《黑麦奇案》中“受惊的兔子”格拉迪丝表面上是阿加莎笔下最为懒惰势利的人物之一，但实际上是故事的核心，对情节发展至关重要，并得到了设身处地的同情。“生活是残酷的，”马普尔小姐说，“人们不太清楚该如何对待格拉迪丝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去看电影，做诸如此类的事，但总在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或许那也是一种幸福，但他们会感到失望……”
这一观察明智而切实。然而由于阿加莎自己创造的刻板印象，我们旋即将其和格拉迪丝一同纡尊降贵。正如她常做的那样，阿加莎利用了熟悉的刻板印象来颠覆我们的期望。这也是她最聪明的把戏之一。它其实远不只是一个把戏：她通过这样突然的手段展示了自己的洞察，以及对人性的理解。
在《黑麦奇案》中，马普尔小姐知道（不是猜测）格拉迪丝的死亡时间。因为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会把第二个（茶）盘拿进客厅”。此处她间接对用人的重要性表达了敬意——向他们在阿加莎的生活中，还有她笔下的侦探小说里所创造的井然秩序致敬。
她终生痴迷于家庭秩序。在1957年出版的《命案目睹记》中，她创造了一个名为露西·爱斯伯罗的角色。露西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成为一名出色的用人后，她获得了可观的财富。“露西利用闲暇时间，擦洗了她一直想擦的厨房桌子……然后把银器清洗得闪闪发光。她做了午餐，收走并清洁碗碟……她将茶具放到托盘上备好，配上三明治和抹黄油的面包，并给它们盖上湿餐巾以防止干燥。”这段冗长的陈述是一首赞美诗，赞美了这些精练而光辉的仪式，它也描述了一个幻境，我们所熟悉的元素在其中变得分外崇高。
战后，用人的缺失改变了阿加莎的世界，也改变了她的作品。她的创作一直为那种不容侵犯的日常秩序所支持，所以从战后的作品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秩序的缺席。在1952年的小说《清洁女工之死》中，寻找用人作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具有某种潜意识中的象征意义——某种旧秩序已然改变。受害者之所以令人扼腕，主要因为她是一位可靠的清洁女工（“我亲爱的先生……她来了”）。一年后，在《葬礼之后》中，一个角色以阿加莎的口吻哀叹当时“没有用人……只有几个进来的女人”。现代人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事实上现在仍有很多用人，却很少有人像阿加莎那样坦率地表达对用人的态度）。不过，她的观点还是较为复杂的，至少在她想表达复杂性的时候。例如，《空幻之屋》中有一个名为戴维·安格卡特尔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特权家庭充满了左派厌恶；在一个极为简短的场景中，他对着米奇大谈政治，说她如果是个工人，会更好地理解阶级斗争。
“我就是个工人。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想过得舒服一些。箱式床、羽绒枕……清早的茶点轻手轻脚地放到床边；瓷制浴缸里翻涌的热水和芬芳的浴盐；那种真能让你陷进去的安乐椅……”
正滔滔不绝地列举的米奇停顿了一下。
“工人们，”戴维说，“应该拥有这一切。”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米奇由衷地答道。
但童年阿加莎为秩序所保护，为秩序而快乐。她喜欢厨房里有序的忙碌，喜欢自己棉布裙上的浆粉，就像她喜欢幻想骑着白色小马，去往阿什菲尔德花园尽头那条闪闪发光的河流一样。后来，她喜欢平凡却有魔力的露西·爱斯伯罗，后者像挥舞着魔杖一样挥舞着她的刷子，把一栋房子变成纯洁美丽的天堂。尽管阿加莎有着汹涌澎湃的想象力，但她始终对日常的力量感到着迷。
她听着日常的女性对话长大，这同样让她感到快乐。她像听音乐一样辨认出某些短语，领会它们的含义，并享受它们在脑海中的舞动。“我还没吃完呢，弗洛伦丝。”“请原谅，罗太太。”她在厨房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当时一个用人在简用完餐之前就从茶几边起身了。她毕生都记得这些琐碎的交流。她喜欢听玛格丽特·米勒和玛丽·安·伯默尔（她总是称她们为自己的“婆婆们”，尽管玛格丽特实际上是她的姨外婆）之间的淑女式口角。“胡说，玛格丽特，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胡言乱语！”“是吗，玛丽，我来告诉你……”她尤其喜欢玛格丽特顺口的论断中隐含的微妙意义。“多么好的一位女士。L上校是她丈夫的老朋友，后者请他照顾她。当然，这没有什么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这没问题。”[22]她把这些话满满当当地存进脑海，就像玛格丽特用“枣子、果脯、无花果、法国黑李、樱桃、白芷、成包的葡萄干、数磅[23]黄油，还有一袋袋糖、茶叶和面粉”填满伊灵家中的橱柜，用柔滑的天鹅绒和丝绸制品填满卧室里的箱子一样。
当她的父母一同外出旅行（克拉拉认为和弗雷德里克同行是她的责任）时，阿加莎会去“姨婆婆”玛格丽特家的大房子玩，后者作为一位富裕且有地位的寡妇从柴郡搬来了这里。“B婆婆”玛丽·安则住在贝斯沃特。这两位姐妹间有着深厚的羁绊。晚年时她们是亲密无间的伙伴，二人都身板敦实，好面子，常穿密不透风的黑色丝绸裙装，但她们在地位上的差异显而易见。玛格丽特更自信，玛丽·安是她的陪衬。玛格丽特会让妹妹去维多利亚的陆军和海军商店跑腿，然后以“回报”为名在经济上为她提供帮助。在伊灵，玛丽·安总带着各种纽扣、丝带和长短不一的布料。在对它们进行严格的评头论足后，玛格丽特会从自己鼓鼓的、内衬闪烁着金光的钱包中掏出钱来支付。正如阿加莎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老姐妹们把陆军和海军商店视作“宇宙的枢纽”。阿加莎偶尔也会陪她们去那里，在晚年时写的《伯特伦旅馆》一书中，她让马普尔小姐回忆起那个场景：
马普尔小姐将思绪拉回到海伦姨妈身上：在杂货部寻找自己的专用售货员，舒服地安顿在椅子上，头戴软帽，身披她称为“黑府绸”的斗篷。然后大家会慢悠悠地度过长长的一个小时，其间海伦姨妈会想出所有能够买到并储存起来的杂货，以供将来使用……在度过了愉悦的上午时光后，海伦姨妈会以她那个时代的俏皮方式说：“那么，小姑娘觉得用些午餐如何？”……之后，她们买了半磅咖啡奶油，坐四轮马车去看午后场演出。
这些被阿加莎视为表演的场景满足了她心底的某种渴求。它们体现了一种坚定的女性确信：一个有序的家庭在真人身上的投射。她曾想象过奶妈的版本（“在奶妈之后，还有上帝”[24]），尽管奶妈只是把阿加莎当作孩子来对待，因此缺乏世故的维度。同时，克拉拉又太富有变化和创造力，不像玛格丽特·米勒那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奇妙女性本能。“一定要把人往坏处想”“绅士们需要的是关注和一日三餐”“永远不要和单身男性坐同一个车厢”“俭以防匮”“绅士们中意外形”“每位女性手头都应该有10张5镑纸币，以备不时之需”“绅士们可以很讨喜，但不要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这些是玛格丽特在伊灵常说的话。她笔直而坚定地坐在一屋子厚重的红木家具中，低声向克拉拉提出建议（“不应该让丈夫独自待太久”）；应付一个使用人怀孕的年轻人（“嗯，你会尽力为哈丽雅特做正确的事吗？”）；在茶席上与她的男性朋友们聊天（“我希望你妻子不会反对！我可不想惹麻烦！”）。她有力而理智的声音左右着秘闻，把它们变得朦胧而亲密，这对阿加莎来说几乎无法抗拒。
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属于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小马，也没有闪闪发光的河流。尽管如此，它们也有独属于自己的美。她从不重复自己听到的任何东西，无论多么有趣。在这一点上，她与“家里其他人”很不一样，“他们都是外向的健谈者”[25]。与之相反，她听取并吸收着那些她甚至从未理解的事物，让它们在她的脑海中形成某种特定模式。
未来某一天，曾在陆军和海军商店与她的海伦姨妈坐在一起的马普尔小姐会成为那位姨妈的翻版：精于盘算，富有同情心，面对现实毫不畏缩。这并不是阿加莎：她会畏缩。和大多数现实中的作家一样，她作品中的自己比生活中的更坚强。但她始终有一种想要再现童年时代那些女性的冲动，以及使她信赖和安心的全知全能。马普尔小姐就是最贴切的例子，尽管她的脆弱和慌乱都来源于艺术创作。更接近玛格丽特·米勒那直截了当的风格的是《斯塔福特疑案》中的佩斯豪斯小姐（“我讨厌流口水的女人”）和《沉默的证人》中的皮博迪小姐（“如果我是个年轻女孩，我不会看上这种年轻人的。嗯，特雷莎应该有数的，她有过足够的经历，我敢肯定”），还有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小说《母亲的女儿》中的劳拉·惠兹特堡女爵，与其说她是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个绝妙的传声筒。她之所以会在书中出现，是因为阿加莎对她的喜爱。“我很传统，”她抽着雪茄说，“我希望一个男人能够认清自己，并信仰上帝。”“没有人能真正毁掉别人的生活。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沉湎于此”，“生活中的半数烦恼来自欺骗自己，假装自己是个更好、更优秀的人”，“爱你的人越少，你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少”。没有人会像劳拉夫人那样说话，但她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因为对阿加莎而言她就是真实的。她是女性自信的真正精神体现，用阿加莎一直渴望听到的声音，传达出她的创造者的想法。
阿加莎在一个母系家庭中长大。居于强势位置的都是女性：克拉拉、玛格丽特、聪明的姐姐玛奇、奶妈、厨师简。她的父亲和哥哥压根没有发言权。弗雷德里克对此丝毫不在意，而蒙蒂无疑是在意的。
阿加莎从来都不是女权主义者。她非常清楚女性的价值，但认为女权主义是对她们的贬低。放在今天，她会因为持这样的观点而深陷各种麻烦。1962年，她罕见地接受了一份意大利杂志的采访，态度不怎么客气。她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愚蠢，她们正在放弃经历多个世纪的文明以来获得的特权。远古女性像永动机一样劳作，我们似乎决心回到那种状态——自愿地或附和地，从而放弃休闲和创造性思维的乐趣，以及对家庭状况的改善。”对于科学发展是否需要女性参与的问题，她的回答是：“我应该说，没有女性，它也可以发展得很好。”
阿加莎相信女性特性有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独立于男性，“当然，我们是有特权的性别”。然而，和她对大多数主题的思考一样，她的信念是流动的、复杂的，并诚实地表现出不确定性。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死亡终局》中，她描述道：
厨房里丰富多样的声音，老埃萨高亢尖锐的声线，萨蒂皮刺耳的音调，以及凯特那几乎微不可闻的、低沉悠长的中音。女人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闲聊、大笑、抱怨、责骂、感叹……被这种持续而喧闹的女性气质所包围的雷妮森突然间感到窒息。女人，嘈杂的、大声喧哗的女人！一屋子女人——永远不会安静，永远不会太平，总是在说话、感叹、讲事情，而不是做事情！
而凯伊……凯伊沉默而警觉地驾着船，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要捕的鱼上……
在这部作品中，女性的生活被视作是某种强大的东西。“男人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孕育孩子的必要条件，仅此而已。但种族的力量在女性身上……”凯特如是说，但这样的说法也有局限性和限制性。还有另一种更难寻觅的幸福，即当一个女人长大成熟后，内心仍能藏有孩子般的单纯。
雷妮森几乎每天都要上坟，她已经养成了习惯……她会坐在石室入口的阴凉处，双手握着一条腿的膝盖，目光越过绿色的耕作带，凝望呈现出浅浅的亮蓝色的尼罗河。越过尼罗河，远方是柔和的淡黄褐色、奶油色和粉红色，朦胧地融入彼此。
当阿加莎和第二任丈夫前往东方旅行时，她也会眺望超凡脱俗的景致，找寻这种要求极高、几乎令人不安的平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回归，回到她多年前在阿什菲尔德的花园里发现的其他世界。“你很幸运，雷妮森，”她的祖母埃萨说，“你已经找到了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对大多数女人而言，幸福意味着来来去去，忙于小事……它本就是由许多小事串成的，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
对于克拉拉，这个与阿加莎最亲近的女人来说，幸福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她爱她的家，尽管她太过坐立不安，无法从中得到绝对的满足。她努力输出自己并不出色的艺术天赋（她连刺绣都做得不太好）。她的唯灵论既深刻又多变，似乎她能感觉到其重要性，但又不清楚该如何处理。她徘徊在不同的宗教间，认真考虑过归信罗马天主教，又在唯一神教、基督教科学派和琐罗亚斯德教间游移不定。她确实在家庭中找到了幸福。虽然她深沉的仰慕并不总能得到弗雷德里克平静而宠溺的微笑。蒙蒂很“难缠”，但玛奇和阿加莎都是出色的姑娘，她们的创造力让克拉拉自身的创造力得以找到出口。不过，克拉拉与小女儿的感情最深。正如阿加莎之后在《未完成的肖像》中写到的，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一种危险的感情强度。”在之后某段时间，阿加莎和克拉拉会成为彼此爱意的唯一接收者。
* * *
“给阿加莎的收据”——克拉拉用圆润而扎实的笔迹在一本练习本的第一页上写道。
奶油酱炖鸡：选一只上好的小肥母鸡……蒙特克里斯托鸡蛋三明治……亨利四世炖蘑菇……婆婆的葡萄干布丁……沙拉酱：两个煮熟的鸡蛋黄打成光滑的糊状，放一茶匙芥末、盐，还有几颗红辣椒。然后放一茶匙醋。在此基础上放两汤匙最好的油，在搅匀后放两汤匙奶油……
周五晚：鳎鱼、烤鸽子、炸土豆配沙拉、樱桃馅饼、奶油……
对阿加莎来说，这些精心抄写的食谱中蕴藏着何等的梦想，对完美生活的何等憧憬，就像她童年那样有条不紊、周到妥帖！一百年过去了，写有这些菜谱的练习册被收在格林韦宅邸的楼上。就在阿加莎以前的卧室里，一个高大美观的抽屉柜中。一个压印着“克拉丽莎·米勒”名字的绿色皮箱里装着食谱书，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一个金色材质的男式钱包，上面绣着“克拉丽莎致弗雷德里克”，里面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一个绣有交织的首字母F和C的女式钱包，还有一句话“让我成为你心的封印，因为爱强烈如死亡”；一个信封里装着弗雷德里克用过的皮尔斯香皂，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克拉拉的诗集；她在瑞士度蜜月时留念的几片雪绒花，夹在写给“F.A.M.”的信纸中，被压得几乎粉碎；她的结婚证书；一个装有信件的绿色文件夹；一份1894年哈罗公学演讲日的节目单；一张阿加莎小时候的照片，她正坐在一棵小棕榈树下的柳条凳上；一张弗雷德里克小时候的照片，看起来和阿加莎十分相像；一张克拉拉自己的照片，穿着绣花礼袍坐在阿什菲尔德的餐桌边。一封克拉拉从伊灵寄给阿加莎的信：“我亲爱的小宝贝，我相信你一定很冷，阿什菲尔德有这么多雪……亲爱的小姑娘，妈妈渴望再次亲吻和疼爱她的小甜豆。姨婆婆向你问好……告诉简，请她买只山鹑来给你做些罐头肉，用茶点或者早餐时吃。”一封玛奇从伦敦写给阿加莎的信：“我亲爱的小鸡崽，你过得怎么样？希望你表现得非常之好，不要把我忘了。”还有一封弗雷德里克从伊灵写给阿加莎的信，落款日期是1894年6月15日：
我非常渴望再次见到你和你亲爱的母亲。阿什菲尔德看起来非常迷人，你会觉得自己的房间漂亮又舒适，里面有新的家具和墙纸。当我说起你的时候，斯科特[26]看起来十分难受，似乎在对我说：“我亲爱的小女主人永远不会回来了吗！我是多么想念与她和奶妈一起散步的时光啊。”我听说你婆婆要给你画肖像。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之好，我希望你能用小手搂住婆婆的脖子，替我拥抱她并给她一个吻。你一定要永远待她好，待她温柔，想到你确实是这么做的，我很高兴……
如此多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如此多的情绪被叠进纸里，能感觉到把记忆保存在信封、小盒子和压花箱子里的愿望是多么强烈。箱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保留着彼时本能的气息。
格林韦的橱柜和抽屉里还有些其他东西。像雪堆般柔软的洗礼袍。一些出生证明：克拉拉生于贝尔法斯特，阿加莎生于阿什菲尔德，阿加莎的女儿罗莎琳德生于阿什菲尔德。克拉拉和弗雷德里克的婚宴菜单镶在相框里：“婚宴：宫殿花园平台，1878年4月11日。”一张日期是1940年6月17日的账单：“出售位于托基巴顿路的阿什菲尔德——2400英镑。家具和家居用品——21英镑，19先令，6便士。”
一盒又一盒的照片：阿什菲尔德；普里姆斯泰德农场——玛格丽特和玛丽·安儿时的家；克拉拉和阿加莎的小狗托尼；玛格丽特·米勒威风凛凛地坐在一辆三轮马车上；蒙蒂身着马车夫制服，坐在玩具车“真爱”里，前面是一只套着缰绳的山羊；少女玛奇穿着长裙，笑容聪明而自信；大约七岁的阿加莎和朋友，可爱地躲在花园里的酒椰叶椅子后面偷看。此外还有：一把装在细长盒子里的白色扇子，是弗雷德里克送给玛格丽特的礼物；一本属于玛奇的剪贴簿，她在里面贴了一些自己的舞蹈卡片，还有裁下来的装满鲜花的马车——“1878年于瑞士。母亲婚礼之旅留念”。克拉拉的《师主篇》，耿稗思所著，阿加莎在其扉页上写道：“谁能将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在另一个皮箱中还有一本“自白录”，其中每个家庭成员都写下了他们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最喜欢的美德，最喜欢的颜色，男性偶像与女性偶像，当下的心境，等等。这本册子令人浮想联翩。它薄薄的书页上满满当当的斜体字，似乎让人眼前浮现米勒一家在阿什菲尔德客厅里的场景：透过延伸到花园的高大窗户，能看到他们坐在自家与世隔绝的天地里，火上利索地烤着冷杉球果，一家人一边啜饮着樱桃白兰地，一边思考自己的答案。家中的女性们诚挚而高洁，对待自白游戏极其认真，从不开玩笑或进行讽刺。
1871年，玛格丽特·米勒写道，她最喜欢的美德是“自我否定”，她的主要特点是“固执”。对于“如果你不是你自己，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她的回答是：“一个更好的人。”玛丽·安·伯默尔拒绝被这个问题所利用：“我不羡慕任何人。”她认为自己的主要特点是“缺乏谨慎”，她当时的心境是“忧虑的”。她对痛苦的理解是“负债累累”。她小心翼翼地写道，自己的男性偶像是“纳撒尼尔·弗雷里·米勒”，那位为克拉拉的成长提供经济支持的姐夫。
与此同时，时年十七岁的克拉拉将自己当时的心境描述为“渴望有一条长裙”，尽管她不会有机会穿上它。因为玛格丽特虽很富有，但并不计划让养女进行社交。也许是意图影射姨妈和母亲，克拉拉写下的自己的主要特点是“非常喜欢孩子”。她对幸福的理解是“永远做正确的事”。她最能够容忍的错误是“矜持”：她撒的谎沉甸甸地落在书页上。
这些女人是多么圣洁的生物啊！她们的品味又是多么维多利亚：她们喜欢门德尔松、兰西尔[27]、阿尔伯特王子和“南丁格尔小姐”，不喜欢“欺骗和装腔作势”。一如既往地，弗雷德里克对这个游戏的态度并不认真。1872年，他写道——也许写的时候向表妹克拉拉眨了眨眼——自己的主要特点是“无所事事”，他最讨厌的是“早上起床”。至于当时的心境？“非常舒适，谢谢。”
阿加莎七岁时第一次玩自白游戏。她的某些答案是自发的：她最讨厌的是“到了睡觉的时间却很清醒”；如果不是她自己，她会是“一个仙女”。但当她写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是“做个好孩子”，她的男女偶像分别是“父亲”和“母亲”，她最喜欢的画家是家庭肖像画家“贝尔德”时，她那有着大双眼皮的眼睛一定在寻求认可。
当然，她是认真的。然而这就是为公众所知的阿加莎，她始终保留着一部分真实的自我：一个试图取悦和获得周围人慈爱认可的小姑娘。一个“严肃的小姑娘”，正如她在《未完成的肖像》中写的那样，“对上帝、良善和圣洁进行过许多思考……唉！真是孤芳自赏”。
阿加莎这样说自己有些苛刻，但也许她明白自己幼稚的宗教热忱并不完全真实：对她梦想中那个从衣装到灵魂都是洁净的世界而言，这种热忱不可或缺。她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好女孩，一个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人物——系着腰带，穿有圈环的衬裙，床边放着一本《圣经》。她愿意相信责任。这就是她所处的时代，她所成长的环境。但这同样是她的本性。
她的想象力总是漫游在美德之境中，道德、安全和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阿加莎是个好孩子，她就会很安全；如果她安全，她就会幸福。事实的确如此，但也有些令人心碎，因为这不可能持久，生活中那些甜蜜的秩序把她保护得太好了。她像克拉拉的雪绒花一样被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尽管她当时只有七岁，但她内心知道这一点。她的幸福很完整，但她在自白中写道，她对痛苦的理解是“我爱的人离开我”。这意味着她曾为父母前往纽约度假而感到痛苦（“家，有妈妈的家……哦，妈妈……妈妈……”）。她还经常做噩梦。
在“枪手”这个噩梦中，阿加莎熟悉和喜爱的地方——比如阿什菲尔德的茶桌——被一个长着杀人犯的眼睛、没有手的幽灵入侵了。起初，“枪手”是一个人，他身着法式制服，头发涂了粉，扎着辫子。然后梦境变了。她在《未完成的肖像》中如是写道：
这会是个快乐的梦——一次野餐或聚会。突然，就在你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一种诡异的感觉悄然包围了你。某个地方有什么不对劲……那是什么？啊，当然，“枪手”在那里。但他不是他自己。“枪手”就是客人之一……
最可怕的是，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可能是妈妈、爸爸或奶妈……一个你刚刚才说过话的人。你抬头看了看妈妈的脸——那当然是妈妈——然后你看到了那双淡灰蓝色的眼睛。从妈妈裙子的衣袖里伸出来的是——哦，可怕！——恐怖的残肢。那不是妈妈，是“枪手”……
阿加莎十一岁时，父亲在他位于伊灵的继母家去世。“医院里的一位护士走了出来，叫住正在上楼的婆婆。‘一切都结束了……’她说。”
在皮箱内的绿色文件夹里，克拉拉保存着丈夫去世那年收发的信件。“亲爱的爸爸，听闻你还在生病我很难过，我们非常想念你，”阿加莎在1901年年初写信给父亲，“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因为简让我在厨房做蛋糕。我做了几个加无核小葡萄干的，还有几个加姜的。今天的茶点我吃了德文郡奶油！”
五月，克拉拉和身体不适的阿加莎一起去了伊灵。那时，弗雷德里克已病得相当重，但他像一位真正的绅士一样，反去关注他人。“从你今早的来信中得知，阿加莎做得并不如你希望的那样好，我非常痛心……玛奇明天要招待十个姑娘来打乒乓球，她为此感到很自豪……我的状态还不错。”[28]
与此同时，1901年整年间，他一直在记录“心脏病”的发作次数。他在六月至九月间记录了30次：“轻微发作。晚安”是常见条目之一。克拉拉可能在丈夫去世后才看到这份清单，因为他不想让她担心。十月，他从自己所在的俱乐部（温德姆，位于圣詹姆斯广场）写信告知她自己在伦敦拜访专科医生的情形：“今早我见了桑瑟姆，他跟我说的和上次大抵相似。他坚持认为我的问题与心脏神经有关，而非其他……过去的两天里，我感觉好了许多……请上帝保佑，我已经受够医生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现实：一个月后，弗雷德里克去世了。他终年五十五岁，辞世时住在离伦敦较近的伊灵，他本打算在那里找一份工作。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财务问题对他的早逝不无影响。他的心脏和财富同步衰弱，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给克拉拉的信中，他写道：“我回来后没有收到过来自美国的信——我试着把这看作好事。”[29]
那时，除了忍受这些事实已别无他法：打理纽约房产的成本远超其租金收入，一位托管人住进了精神病院，另一位托管人则因潜在的挪用公款嫌疑开枪自尽。
早在1896年，当弗雷德里克首次意识到危机的本质时，他采取过各种行动。他出让了阿什菲尔德和家中的用人，与妻女一起搬到法国住了一年。这是拮据贵族们熟悉的节流方式之一。那时候一些东西要比现在便宜：在欧洲大陆住酒店的费用低于在英国打理一所大宅，而社交生活可以通过介绍信来维持。在起初的六个月里，米勒一家住在波城，清澈的山间空气让那里以有益健康闻名。之后他们去了同样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考特雷，然后是巴黎，最后到了布列塔尼。阿加莎对于这段旅程非常兴奋，甚至没有想念阿什菲尔德。她在母亲的陪伴下一直都很快乐。不过，她在法国并未沉湎于精神世界：从抵达的那一刻起，她就感到失望，因为这里的世界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渴望看到山峰的她被“一种永远不会忘记的幻灭感”击中；“那远远越过我的头顶，一直向上、向上，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哪里——它是超出了我的目之所及和理解范围吗？”[30]
她心满意足地活在现实中，七年来第一次像其他正常的、活泼的小女孩一样行事。她很容易就交到了朋友，并“发现了……恶作剧的乐趣”，戏弄酒店里的其他客人，比如拿着孔雀羽毛躲在楼梯下，在别人经过时用它挠他们的腿。她学会了游泳，这后来成为她毕生的爱好。她看着姐姐玛奇逐渐走向性成熟，还迷上一个阴郁的电梯服务生，并渴望有一天能撑起“有领子和领带的条纹上衣”。她逐渐喜欢上了年轻的玛丽·西耶，她是克拉拉从裁缝店中带走的小工，后来成为阿加莎的旅伴和法语会话者——如同克拉拉大多数直觉判断一样，这一决定也十分成功。
阿加莎对于全家搬到法国的原因没有自觉的认知。但一如既往地，在《未完成的肖像》中能看出她所理解的比她当时意识到的要多。书中有一个场景，她的父母在波城一家酒店见到了来自英国的朋友格兰特一家：
西莉亚无意中听到格兰特先生对她母亲说：“见到老朋友约翰[弗雷德里克]吓了我一跳，但他告诉我，自从来到这里，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事后，西莉亚对母亲说：“妈妈，爸爸生病了吗？”
她的母亲回答时面色有些怪异：“没有。没有，当然没有。他现在完全好了，只是英国的潮湿多雨导致的。”
得知父亲没有生病，西莉亚很高兴。她认为他不可能有病——他从不睡觉，从不打喷嚏，也从不呕吐。他有时会咳嗽，但那是因为他烟抽得太凶了。西莉亚知道这一点，因为父亲亲口告诉她的。
法国对弗雷德里克有帮助。然而对他来说，富足的岁月已成为过眼云烟。他在自白录中写道，他所理解的痛苦是“对过错的自觉”，可见他可能为此饱受折磨——自己留给心爱的家人的钱是如此之少，财富的流失正是因为他绅士般的疏忽，克拉拉将被迫卖掉他稀里糊涂买来的奇彭代尔和谢拉顿家具，甚至阿什菲尔德本身都可能被出售。不过因为克拉拉天生不会责备，他多少也会为此而感到安慰。她认为能与弗雷德里克结婚已是无价幸福。在自白录中，他也描述了对幸福的看法，那就是“被完美地爱着”：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愿景，弗雷德里克已经实现了，他也清楚这一点。临终前不久，他在给克拉拉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男人能有你这样的妻子。”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封信还在她的皮箱里，与弗雷德里克葬礼的服务单和他安眠的伊灵公墓的落叶放在一起。“我看不见你，亲爱的心，但我能看到/仿佛我的双眼在你的脸上获得了慰藉”：这是克拉拉——情意绵绵的小克拉拉——写在装有她丈夫用过的最后一块皮尔斯香皂的信封上的话。
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五年后克拉拉去世，阿加莎将成为她母亲生活的核心。“你必须为你的孩子们而活，记住，亲爱的……”在伊灵照顾弗雷德里克的护工说，后来克拉拉也是她照顾的。“是的，我必须为我的孩子们而活。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我知道的。”但她真正为之而活的是阿加莎。玛奇很快就要结婚，蒙蒂参军随团出国，而且阿加莎对克拉拉来说也一直是特别的存在：她不善表达的深情，她敬慕的眼神，她一直渴求的那份对爱的平静自信。和克拉拉一样，她理解失去的恐惧，尽管在弗雷德里克去世前她从未经历过这种恐惧。因此，克拉拉与阿加莎建立起了她与自己母亲从未有过的联结。克拉拉被规约着的激烈情感都为阿加莎所接收，二人间的亲近关系变得如电流般强大。它成了阿加莎内心的光芒，在之后的日子里，时而会耀眼到让她看不清前路。
“我的外婆是个危险的女人，”多年后，阿加莎的女儿罗莎琳德如是说，“坚强而危险。我母亲从未想过她是错的。”[31]
父亲的去世并没有终结阿加莎的田园牧歌。在《未完成的肖像》中，身在国外的父母分别给她寄了一封信，当时她和外婆一起住在伊灵。“两封可爱的、可爱的信。”她写道。但令她感到痛苦的是母亲那封：“家，她想回家。家，有妈妈在的家……”
虽然阿加莎深爱着父亲，但只要能和克拉拉在一起，没有父亲的陪伴她也能感到快乐。在他去世之前，她只知道控制和礼节。突然间，她的生活一度变得不稳定。“我走出了作为孩子的世界……进入了现实世界的边缘。”她得以窥见一些原始而可怕的东西。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好女孩一样，她到母亲的床边告诉她，“父亲”现在在天堂很快乐。克拉拉不希望他离开天堂，是吧？“不是的，我希望他离开那儿。只要能够让他回来，我愿意做任何事——任何事，什么事都可以。我希望他回到这里，就现在，回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一起。”克拉拉是如此悲痛欲绝，以至于她也病倒了。她的心脏衰弱了，睡觉时枕边放着提神的碳酸铵溶液。在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阿加莎晚上会站在她的卧室门外，留神听她的呼吸，有时会为一声呼吸等上几个小时。对家长怀有如此强烈的爱并非易事，因为人们终将离开，这一点阿加莎已经明白了。
玛格丽特·米勒以她善良但缺乏想象力的方式，试图与克拉拉分享她自己对于继子去世感到的悲痛。《未完成的肖像》里提到她在早餐时朗读吊唁信：
“克拉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好人，”她开口道，一边读一边抽泣，“米丽娅姆，你真的应该听听这个。这会对你有帮助。他的文笔多么优美啊，在描述逝者总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突然间，米丽娅姆似乎从静默中被唤醒，大叫起来：“不，不要！”
克拉拉最不想做的事莫过于此。弗雷德里克是她的，而且是独属于她的（“我会很乐意为你而死……”她在1877年写给他的信中说道。玛格丽特怎么能理解她呢？）。他的缺位让这个家失去了平衡：在这个由复杂的女性们组成的家庭中，那个得体而轻松的存在消失了。克拉拉一生都不得不对玛格丽特心存感激。“我相信你和亲爱的婆婆在一起非常非常开心，”1897年，她写信给在伊灵的阿加莎，“亲爱的小阿加莎，你和亲爱的婆婆一起，家里是多么快乐啊。你一定要对她好，要很爱她。”但克拉拉并不爱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从未真正爱过克拉拉。而随着弗雷德里克的离去，这个母系家庭一时被愤然扯开，露出了底色。克拉拉的怨怼再也遮掩不住：对把她送走的母亲，还有提出要接手她的姨妈都是如此。
“西莉亚想知道婆婆是不是真的喜欢妈妈，妈妈又是不是真的喜欢婆婆。她不太清楚是什么让她产生了这种想法。”这是死亡的真实后果，一种未必与悲痛有关的、混乱的情绪波动。这是成年人的情绪，前后矛盾且不合逻辑。
难怪阿加莎会退回自己的脑海中避难，并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一所“女孩们”的“学校”。
首先是埃塞雷德·史密斯，她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非常非常聪明……然后是安妮·布朗，埃塞尔的好朋友……伊莎贝拉·沙利文，她有红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长得很漂亮。她富有而骄傲，不讨人喜欢。她总觉得自己会在槌球比赛中击败埃塞尔，但西莉亚确保了她做不到，尽管她有时因为故意让伊莎贝拉错过球，而觉得自己有些卑鄙……[32]
在这七个女孩中，有一个拒绝为阿加莎背负现实：休·德·韦尔特，有着金色的头发和浅蓝色的眼睛，性格“奇怪地没有色彩”。当其他女孩喋喋不休，相互交流，有着明确的过去和未来时，埃尔茜·格林出身贫穷；休的妹妹薇拉·德·韦尔特日后将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美人——而休仍然沉默地观察着。
到了晚年，阿加莎仍然偶尔会想起这些“女孩”：“即使是现在，有的时候，当我把某条裙子放进柜子时，我会对自己说：‘对，这会很适合埃尔茜，绿色一直是她的颜色’……这样做能让我笑出声来，但‘女孩们’仍然在那里，尽管她们不像我，一点都没有变老。”[33]
注释
[1]托基是阿加莎的故乡，一座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沿海城镇。——编者注（如无特殊说明，书中脚注均为编者注）
[2]指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代（1901—1910）。
[3]《哥达年鉴》记录了欧洲王室与贵族的族谱。
[4]摘自《破镜谋杀案》。
[5]摘自《梦幻之路》一诗。
[6]MM致AC的信，1930年8月6日。
[7]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8]1989年，阿加莎为《命运之门》录制的六十卷“皮带”，即磁带，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480英镑为一位法国收藏家所购。这违背了她女儿罗莎琳德的意愿，她说：“如果一定要公开，我宁愿在她年轻时公开。”这些磁带是由阿加莎的打字员乔利太太录制的，她去世后，磁带落入匿名卖家手中。
[9]阿德莱德·罗斯致AC的信，1966年3月15日。
[10]AC致布鲁斯·韦的信，他曾联系她说“我相信我们是三代表亲！”，1968年6月15日。
[11]AC致MM的信，1944年7月23日。
[12]《周日电讯报》采访，1964年5月10日。
[13]来自题为《约旦夫人的幽灵》的故事，以笔名“卡利斯·米勒”写作。
[14]AC致伊妮德·邓肯的信（后者当时正在编纂贝尔德的作品目录），1967年2月21日。
[15]弗雷德·洛克致AC的信，1943年11月26日。
[16]晚年时，阿加莎给莱昂内尔·杰弗里斯写了一封赞美信，后者是将内斯比特《铁路边的孩子们》改编为1970版电影的导演。在她的侦探小说《ABC谋杀案》中，她把对内斯比特的喜爱赋予了那位“有铁路意识”的杀手。
[17]摘自《加勒比海之谜》。
[18]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名字相近，后者曾接受国王的十二项任务，其中一项便是杀死尼米亚猛狮。
[19]摘自《罪恶的牧师之家》一文。
[20]19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全家包括：弗雷德里克、克拉拉、玛格丽特和阿加莎·米勒、简·罗（“厨师”）、玛丽·塞耶（当时被聘为阿加莎的法语旅伴）、伊丽莎白·威廉斯（“客厅女佣”）和路易丝·巴克斯特（“女佣”）。顺带一提，“珍妮特·罗”这个名字被用于《怪屋》中的保姆。
[21]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并在《命运之门》中被再次提及。
[22]摘自1968年寄给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温德姆的信。阿加莎引用了自己祖母的话，然后说道：“我敢打赌肯定有什么问题！我敢打赌，人们内心深处都明明白白”。
[23]1磅约合0.45千克。
[24]摘自《撒旦的情歌》。
[25]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26]斯科特实际上是蒙蒂的狗。他当时在哈罗公学就读。斯科特的像是画家贝尔德在1893年为米勒家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它在十五岁时被撞死，由蒙蒂埋在“狗狗墓地”。
[27]埃德温·亨利·兰西尔（Edwin Henry Landseer，1802—1873），英国画家和雕刻家。
[28]弗雷德里克·米勒致CM的信，1901年5月9日。
[29]弗雷德里克·米勒致CM的信，1901年10月24日。
[30]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31]出自与笔者的谈话，2003年。
[32]摘自《未完成的肖像》。
[33]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