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本《孙子》的研究概况

1972年的重大考古发现，让银雀山乃至山东临沂，忽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虽然正值特殊年代，但有关银雀山竹简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还是在筚路蓝缕中获得艰难起步。学术界围绕简本《孙子》，初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银雀山竹简《孙子》问世差不多十年之前，也即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使得这部原本深藏秘府的宝典自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可惜的是，受到当时政治气候影响，学术界对这个重要版本的研究力度非常薄弱。相比之下，银雀山汉简本《孙子》的问世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多少也为当时的《孙子》研究注入一些生机和活力。这个时期诞生的重要研究论文有：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7]、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8]、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9]、遵信《〈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谈谈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孙子兵法〉竹简的出土》[1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11]、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12]。这些论文纷纷论定孙武和孙膑各有兵法传世，十三篇即孙武亲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有关记载可信。司马迁关于《孙子》的记载，曾受到宋代以降学者的持续怀疑，但到了此时已得到学界几乎一致的肯定。

由于受到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有关研究不免会受到“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这仅从以上所列吴树平的论文题目就可看出痕迹。正是由于不逢其时，包括《孙子》在内的整个银雀山竹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从总体上来看都显得举步维艰，难如人意。且不说出土竹简的整理出版工作进展缓慢，但就简本《孙子》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来说，也显得缺乏力度，明显地不够深入。幸运的是，“文革”结束了，有关研究工作终于获得重新起步的机会。

“文革”后的《孙子》研究迅速向前迈进，取得了不少进展。围绕银雀山出土文献的《孙子》研究，也渐渐步入正轨。银雀山竹简为我们研究《孙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在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后，不少学者认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有关记载可以得到确认，因为银雀山竹简为我们提供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各一部，而且也有类似《吴问》《见吴王》这样的《孙子》佚文支持司马迁的有关记载。与此有关的重要论文有：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13]、金景芳《〈孙子〉十三篇略说》[14]、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15]、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16]、吴如嵩、魏鸿《汉简两〈孙子〉与〈孙子兵法〉研究》[17]、黄朴民《孙子的著述及其释疑》[18]等。

考察这段时间的研究论著可以发现，“《孙子》作者为春秋末期的孙武”一度成为学术界占据主流的说法，这和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初，也即“文革”期间产生的主流研究观点可谓一以贯之。但此时的研究更具广度和深度，有关论证也更加具体和严密。

当然，也有学者对近乎形成定论的“春秋末期成书说”提出反对意见。齐思和、李零等学者基于银雀山竹简，得出与上述诸家完全不同的结论。齐思和在编撰论文集[19]时，用汉简本“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句，为自己早年的“战国成书说”作证。李零则撰文《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20]，继续坚持“战国成书说”，支持齐思和的观点。如此看来，有关《孙子》十三篇的作者及成书时代问题，似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尚未到盖棺定论之时。

简本《孙子》出土之后，对这种新出版本的文本考察，也引起研究专家的极大兴趣。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在竹简的释文之后，又附有大量异文比较，为我们探讨简本与传本之间的差异、合理利用竹简本的校勘学和文献学价值等，提供了不少帮助。这期间诞生的重要论文主要有：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21]、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22]、李零《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23]、马数鸣《〈孙子〉校注的几点补正》[24]、钮国平与王福成《〈孙子〉校解举例》[25]、白于蓝《银雀山汉简校释》[26]等。在这期间还诞生了几部《孙子》校勘专著，都或多或少地利用和吸收了简本《孙子》所提供的信息。首先要数吴九龙主持编写，杨炳安、吴如嵩、穆志超、黄朴民参与编写的《孙子校释》[27]。该书总结和吸收了历代《孙子》校勘的成绩，同时注意参考银雀山竹简本所提供的信息，对《孙子》进行了多方校理，有不少重要发现。该书还附有英、日、法、俄、德、阿拉伯等六种翻译文本，对《孙子》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28]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作者通过多方努力补齐银雀山竹简的缺字，对于考察《孙子》古本的面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吴九龙的《银雀山汉简释文》[29]按照原简顺序，向我们提供了银雀山一号和二号汉墓出土简牍的文字信息，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简本《孙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还有一些著作或多或少地对银雀山竹简有所涉及。主要有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30]、骈宇骞的《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31]（与段书安合著）和《简帛文献纲要》[32]、陈丽桂的《近四十年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33]、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34]、李均明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合著）[35]、沈颂金的《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36]等。

探讨和研究简本文献价值的专题论文也陆续涌现，如黄朴民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之文献学价值刍议》[37]、徐勇的《当前〈孙子〉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释疑》[38]和《〈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39]、宋会群的《论临沂汉简〈黄帝伐赤帝〉的著成时代》[40]、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内容概说》[41]和《兵书新注商兑》[42]、关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的几点考证》[43]、张震泽的《先秦兵法书之发展与〈孙膑兵法〉之注释》[44]、赵逵夫的《〈孙膑兵法〉校补》[45]和《〈银雀山汉墓竹简〉原列〈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校补》[46]、周生春的《简本〈孙子兵法〉的篇题与“天”“地”含义考》[47]、田旭东的《〈孙子兵法〉善本考》[48]和《先秦齐国兵学成就略论》[49]、宫玉振的《〈孙子兵法〉“九变”考》[50]、王中兴的《竹简本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比较研究》[51]、明茂修与张显成的《四十年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研究综述——研究的分期、学科分布与展望》[52]、郭克勤的《“汉简孙子十三篇”的文献学价值》[53]、程浩的《银雀山汉墓一号木牍重审》[54]、宋开霞的《银雀山汉简的文化价值》[55]和《从〈擒庞涓〉看孙膑与孙武的师承关系》（与邵斌合作）[56]、王晓雪的《〈孙膑兵法〉的流传、失传及研究价值初探》[57]、陆继鹏的《简本〈孙膑兵法〉兵阴阳思想探析》[58]等。

更为可喜的是，有不少硕博论文关注到银雀山竹简，如苏成爱的《〈孙子〉文献学研究》[59]、张海波的《银雀山汉简兵书类文献校释》[60]、耿雪敏的《先秦兵阴阳家研究》[61]等、刘小文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军事用语研究》[62]、吴春生的《〈孙子兵法〉疑难词句辨析》[63]、赵强的《银雀山汉简〈六韬〉词汇研究》[64]、李丰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形声字研究》[65]、汝鸣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异文研究》[66]、刘冬的《银雀山汉简校读丛札》等。[67]虽说有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语言学范畴，但也多少能说明学术界对银雀山竹简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正在逐渐加强，相信这对简本《孙子》研究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

简本《孙子》出土之后，也立即引起了台湾地区孙子研究专家的高度关注。台湾地区著名孙子研究专家魏汝霖、钮先钟等，及时关注到银雀山竹简文献。魏汝霖《山东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之研究》[68]，利用银雀山竹简所提供的信息考察《孙子》的成书时代，对《孙子》佚文和十三篇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钮先钟的著作《孙子三论》[69]，也大量吸收简本《孙子》信息，对包括成书年代等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银雀山出土竹简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在得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子》之后，日本学界便马上给予了高度关注。1975年，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简本《孙子兵法》数月之后，日本龙溪书舍随即影印出版该书。日本著名孙子研究专家服部千春的《孙子兵法校解》[70]，大量利用了简本《孙子》。大庭脩的《汉简研究》[71]也有专门章节讨论“临沂竹简兵书与兵家”，对《孙子》多有涉及。马来西亚籍华裔学者郑良树也对银雀山竹简高度关注。他还利用《吴问》等出土文献，对《孙子》的写作时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孙子》完成于“孙武卒后四十余年间”[72]。这篇论文，连同他的《论银雀山出土〈孙子〉佚文》，都收入《竹简帛书论文集》[73]。此外，由于安乐哲的努力，简本《孙子兵法》于1993年在美国得到翻译出版，使得西方人对其有了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