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新研究: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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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储道立

做学问,通常大家只想到研究对象,却往往忽略研究学问的人。我们研究一部经典,除了汲取前人的成果,还要想想这些研究者是何种人。《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古籍,又是一部兵书。研究它的人,除了时代、立场、学术方法等方面的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即文人和武人的不同。

此处的文人指知识分子或学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此处的武人,指军事理论家或将领,也包括军队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教学研究人员。

文人与武人读《孙子》,有同有异,以下仅就“异”言。为了说明问题,所说或有“极端化”和“过正”之弊。

就认识言,大别在“死”与“活”。在文人眼里,孙子是2500年前的古人,是个历史人物,《孙子兵法》是一部古籍旧典。文人认为孙子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员,他和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起,共同把中华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并在其中独树一帜,建立了系统的兵学理论,从而成为兵家的代表人物。在武人的眼里,孙子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通过武人的口和笔,孙子仍然在充当军事教官和军事教员;《孙子兵法》依然像现代军事学术著作一样,充当研究现代战争的理论著作和作战指导教科书,对今天的现代化战争依然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就目的言,大别在“知”与“用”。文人读《孙子》的目的是做学问,为的是增长学识,了解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或传统文化。武人读《孙子》的目的在运用,为的是增强军事理论修养,试图从中找到可以借鉴之处,提升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赢得战争。

就侧重点言,大别在“历史”与“现实”。文人读《孙子》,注重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旨在探索和揭示春秋时期的兵学思想体系、特质,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武人读《孙子》,注重其军事思想,尤其是战略思想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因为《孙子兵法》中揭示了战争的基本规律,论述了用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与战争密切联系的相关问题,比如战时经济、君将关系、士兵心理等,而这些内容并不会因为作战样式的变化而不再适用。

就研究范围说,大别在“博”与“专”。武人专门致力于孙子的军事思想研究,而不太关心其他方面。当然,这里的专门思想,也包含较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孙子军事思想的体系、战略战术理论、军事辩证法、战术原则、情报工作、后勤保障、军队管理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军”字或“战”字。除此之外,武人对其他问题则不甚顾及。而文人往往则是全方位地研究孙子,涉及语言文字、版本目录、历代流传、其人其事、历史背景、思想内容、文化特征、价值地位等等。文人的注意力不太放在打仗上。

就效果言,大别在军味的“浓”与“淡”。武人谈孙子,军味很浓;文人谈孙子,军味很淡。比如谈论地形,武人能密切结合战争,所言皆军事地形学,甚至提升到地缘战略,进而论述不同地形对行军作战的利弊,以及如何施用战术原则。文人则多半局限于地貌状况,不敢多谈如何结合地形部署兵力。文人偶然也谈战略战术,但是他们对于战争比较外行,容易出现常识性错误。比如,有学者将火攻和用间同视为“特殊战法”,即是一例。而武人则在军事问题上比较内行,比如,孙子说“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武人就能指出这是孙子在战术原则上的绝对化,有机械论的毛病。但武人也不免会犯一些超越时代的错误,比如,有人把火攻认同为古代的“核战争”,即是一例。

即使是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哲学意蕴,文人与武人也有不同。武人能扣紧用兵作战谈军事辩证法,军味虽浓,却显得逼仄单薄,文人则通常致力于哲学层面的探讨,并能与孙子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作横向的联系比较,军味虽淡,却较为深刻。但是,文人也不免流于空谈,他们的理论多半是不能拿来指导战争的。武人在谈论孙子军事理论的时候,也每每有说过头的情况,或者并非《孙子兵法》的实际情形。他们的缺陷有时表现为把孙子“现代化”,很容易受现代战争理论的影响,往往稍不注意就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加之孙子的理论和今天又确有相通之处,因而喜欢有意拔高孙子。比如“相敌之法”,一开始把它等同于今天的“部队侦察”,后又把它提高到情报领域的“战场侦察”,等到美军提出了“战场监视”,又提高到“战场监视”乃至“环境监控”方面。这些问题还不大,因为虽然二者内容大不相同,但在基本性质上还能沾上边。但是渐而也有很荒谬的地方,比如《用间》里的“乡间”,竟然说成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战争理论中的“人民群众侦察”,这是十分滑稽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些武人实际上根本不懂孙子,甚至没看过孙子,只听了一点只言片语,便以为很有心得了。

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别在“纸上考证”和“援引战例”。文人多考据,一字一句,耿耿于怀,务求辨出原貌。即便是专门探讨孙子的思想,也是哲学思想层面的,通常较少联系实际战例论述孙子的战略战术思想,加之文人一般不懂打仗,因此,即便是举例印证孙子的军事思想,他们也严格限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战例,很少甚至根本不提近现代的战例。因为“以史证史”是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文人偶尔援引战例,其目的一般是为了印证孙子的军事思想,是为了说明孙子军事思想产生的来源,即军事思想是彼时彼地战争实践的产物,决不是教人如何打仗。武人研究《孙子》特别喜欢援引战例,而且纵观武人的研究过程,可以发现他们所援引的战例越来越近,越来越现代化。开始还比较谨慎,引一点曹刿论战,或是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等等,大体上属于孙子同时代的战例,至多也是汉代或三国时期的战争,属冷兵器时代战例。后来则渐渐援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一战二战,现在则喜欢引用高技术局部战争了。他们这么做,实用性很强,目的在于学习打仗乃至教人打仗,赢得战争。至于效果如何,人家是否在打仗的时候想起你的教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器械,文人多考据,言其材料、形制、制作,视同文物,与农具、舟船无别,并紧密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武人则结合古代战争形态和作战特点,论其实战作用。

就研究成果言,大别在“整理国故”与“联系现实”。看文人的东西,如同参观历史博物馆,听文人讲孙子,如同欣赏古董,鉴定文物,领略中华远古文明,深感其博大精深。这种情况应该算是好的,因为它合乎学术正道。但是,也有某些不学无术型,为了别开生面,便玩些奇思妙想,把孙子的军事思想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商业、体育之类,这或许还能勉强接受,可是有的用于恋爱、家庭,讲述夫妇之间如何运用孙子兵法,便是天方夜谭了。

看武人的研究成果,如同看战争片,领略战争艺术和用兵谋略,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听武人讲孙子,如同教你怎样指挥战争(当然不能保证打胜仗,因为很可能会变成赵括,不是学以致用,而是学以致庸)。

还有一种特别常见的情况,就是听武人讲述孙子的军事思想如同听形势报告,因为里面有过多的现代内容,诸如现代军事变革、当代国际关系、冷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伊拉克战争、中美贸易摩擦、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等等,都扯了进来。这时候,你会感到,他们的“从孙子兵法谈起……”的标题,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孙子只是临时贴上去的一张皮。他们实际上常常是借孙子的某个思想试图提出自己对现代战争和当今国际问题的新思路、新观点、新理论。

武人研究孙子最极端的毛病在于一知半解便夸夸其谈,有些人仅仅知道一些孙子的名言警句,便可以大加发挥,标榜自己是个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或者从孙子兵法中抽出一句话便大谈特谈,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借孙子的某句话做引子(如同药引子),再把自己对现代战争或是国际问题的研究心得端出来。

总之,文人与武人的大别在“整理国故”与“联系实际”,或者说是“审视传统”与“理论创新”。

还想补充一点,《孙子》这部书有很多人在读,在当前还要看到国人读《孙子》和洋人读《孙子》的区别。而且区别很大,但这里只想简略说几句。

洋人读《孙子》,相对突出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从《孙子》中找到现代战略思想。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注意之处,就是,他们不但研究《孙子》,更研究中国思想界,尤其是中国军事理论界如何从《孙子》中汲取营养,由此来关注中国军事理论界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比如,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国内学界以前曾经批评其中有唯心成分,但后来又说强大的一方可以不战而胜,甚至是弱小一方也存在这种可能。我们的学术界反复强调这一点,也会为美国人所注意。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在认可美国此前曾提出的核战略和核威慑理论等。

美国军界和政界也非常注意从《孙子》中汲取营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衢地”。他们会把它提升到地缘战略的高度,认为孙子很早就提出了地缘战略思想。外国人读《孙子》,研究中国的学问,因为视角不同,总会有新发现,这种努力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剑平大概在二十年前随我攻读硕士学位,由古代军事思想而及孙吴兵法,由老子而及儒家经典,且于《孙子兵法》用力甚勤,兼顾传统治学路径与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此后他负笈北上,在著名军事史专家黄朴民先生指导下完成了他的这篇博士论文。论文以银雀山出土文献作为切入点,也是试图以新视角而求新发现,这种努力同样值得关注和肯定。论文能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在中华书局出版,证明他的努力和辛苦没有白费。如今书稿付梓在即,他约我作序,便拉拉杂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在我看来,剑平的研究,兼具文人读孙子与武人读孙子之优长,显得难能可贵。他又多次走上央视讲坛,以通俗的语言和观众交流研究心得,分享兵圣智慧,也引起孙子学界的瞩目。希望他在今后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2021年7月20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