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之死

谭苦盦

抗战期间，一代史学名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日寇铁蹄下“我七百年来文化中心的故都”北平逝世。而其死因，历来有着两种说法，一为义愤说，一为胃癌说。前说迎合了有些叙述者乃至研究者的“立场”，认可度高，影响力大，实则辗转引述，反复润饰，渐与事实相去甚远。至于后说，虽未失去本然，但有许多细节尚待逐一厘清，也有个别执见应予重新反思。

一

“也许是他（孟森）最小的一个弟子”朱文长说：

七七事变后，他老人家因为年龄太大，只得暂时留在北平。敌人进城后来到北大，首先就将图书馆里藏的一幅古东三省舆图找出来，因为看不懂，知道心史先生对此有研究（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论此图的），于是找了他去强迫解释。就这样将他老人家郁郁的气死了。（朱文长《海涛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9页）

而孟森的“后辈晚学”何勤华也说：

孟森研究清代史的时候有一个绝活，即专门考证清朝末年俄国和蒙古的边界的地形，写了《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一书。这个成果被日本人知道后，日本人就来收买，他不出让，日本人就通过朋友给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他始终不肯交出来，最后，日本人就强行抄家，把这个《考证》抄走了，孟森当场就气病了，住在医院里，吐血，没过几天就去世了。（何勤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见《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关于孟森之死，朱文长与何勤华认为与“界线图事件”相关，只不过朱文长说得相当简略，而何勤华说得相对细致一些。综合两人所述，特别是后者的刻画，一个“自强不息、爱国爱学”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于纸上，须眉毕现，音容宛在，而其悲愤之情力透纸背，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然而两人所说其实均是耳食之言，当不得真，因为根据“界线图事件”的亲历者严文郁的说法，当年之情形与事实并未如此，则朱文长之说大端有绪、细节无稽，而何勤华之说渲染过分、信实不足。

严文郁说：

提起“俄蒙界线图”一节，我知道最为清楚。……我于民国二十四年第二次（第一次为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孟先生七十大庆的祝寿会上认识他，但过从不密。二十五年某日孟先生到图书馆来访，手拿一轴裱好的地图，展开给我看，即是宣统三年调查的“俄蒙界线图”。他说此图为前清理藩部旧藏档案中散出，极有价值，学校应该购藏，但售主要价三百元之多。初听如此巨款，心中暗吃一惊，经他详加解释后，我竟被说服了。我回答孟先生如果历史系同意（系主任为陈受颐先生），我愿购进，在该系应得书款项下开支。后来他与系中商妥，我随即与售主办好交易。此一近世之珍贵参考资料因孟先生的重视与介绍，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但谁也想不到此图竟夺有功文献学人的寿命！图购到不久，孟先生写了一篇洋洋七八千字的《考证》，初登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后转载于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考证》发表后，用日本退回庚子赔款所办的东方文化委员会的主持人桥川时雄读到这篇文章，即刻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封公函，请求用该会图书馆名义向北大借阅此图。我收到信后，心中非常踌躇。我想日本参谋部可能绘制得有更精细的俄蒙地图，但在中日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候，这二张罕见地图，仍以不落到日人手中为是。因此我毅然决然拒绝了桥川的要求。幸好以后日方未来纠缠，我以为事已告一段落。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畔的枪声燃起了中日大战的烽火。八月初国军撤出北平，日军开进城内。地方得力于绅商先与日军接洽，没有像南京那样的大屠杀。居民虽饱受恐惧，但安然渡过难关。……北平沦陷敌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仍未停顿。因系暑假期间，内部职员仅在上午办公，阅览室则上下午开放，俾研究室（馆内共有研究室二十馀间）教授及留校同学可照常工作及阅读。八月下旬某日下午，我回家吃过午饭，正在午睡之时，电话铃响了，接听系图书馆打来的。对方说：“现有自称东方文化委员会研究人员数人，由日本宪兵驾汽车来馆，索阅‘俄蒙界线图’，并追询孟森教授住址，应如何对付？”我知道孟先生住在离汉花园北大红楼不远的银闸胡同，嘱咐同事以“不知道”回答日人。至于地图在书库第一层善本书中，可以取出给来人参阅。又请他们随时将演变情形向我报告。不久馆中又来电话，谓日方人士已去马神庙第二院文书处，查询孟教授公馆所在地。我即命人速至银闸胡同孟先生府上通知一声，因孟先生已逾古稀之年，惟恐受惊致疾。第三次报告是孟先生表示无所畏惧，决不回避。我听了心中大大地赞叹心史先生临难不苟免的精神。东方文化委员会人员终于来到孟家。寒暄之后，说明来意，表示对“俄蒙界线图”至感兴趣，要请孟先生到图书馆亲予指教。孟先生毫不迟疑的同他们回到图书馆。展开地图，有问必答的消磨了不少时间。日人至感满意，最后取出照相机请孟先生和他们共摄一影作纪念。照完相孟先生独自回家，日本人写完借条将图携走了。此图后来下落如何，我因未回北平，不得而知。……孟先生翌年去世的消息，后来闻之于北大同事，但不知致死之由与那两张地图有关，所以上述一段故事至今尚未对任何人谈及。（严文郁《孟心史先生与“俄蒙界线图”》，见《传记文学》1968年第13卷第4期）

严文郁的叙述较为客观详实，不似朱文长与何勤华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与个人揣度，就连严文郁自己也认为“故将前后经过补充一二，以资信实，且作将来写孟森先生传记者的第一手资料”。

据严文郁忆述，在“界线图事件”中，孟森的表现是从容而平静的，对于日本人的要求也相当地配合，不亢不卑，不惊不迫，虽在内心深处，“郁郁”是可能的，但是“当场就气病了，住在医院里，吐血”乃至“郁郁的气死了”则未必然。且严文郁前后两次强调“谁也想不到此图竟夺有功文献学人的寿命”以及“不知致死之由与那两张地图有关”，足见在亲历者看来，该起事件不过是一般性交涉，既谈不上侮身败名，更够不着丧权辱国，因之致死，是殊不可解的。

而同样地，在罗常培认为“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之中“有几件值得记的事”，其一就是：

8月25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人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三多时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见《罗常培文集》第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也并无只字谈及孟森的“过激反应”。何况，“界线图事件”起于1937年8月27日，而孟森则卒于1938年1月14日，相隔将近五月，何勤华说“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近乎凭空信口，无从采信。

二

至于日军为何挑起“界线图事件”，严文郁说：

日本人的动机是想从地图上发现甚么秘密。一年以前未曾达到目的，在占领北平以后，仍未忘情于此。足见他们处心积虑，无孔不入，亡华之心，无时或忘。他们其所以坚持要找孟先生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想利用孟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作宣传，大弹其“中日合作”的滥调。可是孟先生大义凛然，决不与日本人接近。较之那些日本通出任要职者有贤与不肖之别！（严文郁《孟心史先生与“俄蒙界线图”》）

但日本人究竟“想从地图上发现甚么秘密”，则未明说。在严文郁之前，1938年8月15日，也就是孟森“归道山七个月了”以后，卢逮曾从当时“张鼓峰问题”引起过一段关于孟森的回忆，涉及“界线图事件”以及日本人的“秘密”。

“张鼓峰是苏联滨海省和我国吉林省交界地方的一个山峰，这里地势十分险要，为两国边境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石公《谈一谈“张鼓峰事件”》，见《战时民众（重庆）》1938年第11期）。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张鼓峰向苏军挑衅，但在苏军有力的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8月10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缔结停战协定。当时，张鼓峰乃伪满洲国“领土”，因此停战协定规定苏日双方界线的最后划定由苏联代表二人、日本与伪满洲国代表二人组成混合调查委员会处理。

从动因看，“张鼓峰事件”就是一起因为“边境”问题而引发的战事，所以卢逮曾从“张鼓峰问题”联想到了“界线图事件”：

是一段痛心的、值得注意的回忆！是去年北平陷敌后的一件事实。……该图购妥以后，由心史先生借去研究一过，写成短文一篇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不料这篇文章却惹起一段风波，同时也完成了心史先生的“最后一课”！……客秋故都仓促沦陷，八月底倭奴桥川（桥川时雄）率敌武装宪兵二三人到北大图书馆索阅此图。在俘虏状况下的馆员又那能抗拒！但是在愤恨惨痛的情形里，却久觅不得，敌人坐候至三小时馀，颇觉不耐，遂傲狠的嘱咐馆员明天上午必须寻出，到时再来。敌人去后，馆员们少微沉静了一下，就在编目室里找着那份中俄交界图了。次日上午九时馀桥川和敌宪兵偕同倭外务省特派员及“伪满外务部”特派员各一人到馆，馆员即将该图取出令其阅览。……倭奴汉奸等反覆检视良久，终不能明白这图上所绘的究竟是中俄交界的那一个地段，询之馆员当然也不能代为解释。倭奴桥川乃乘车赴马圈胡同三号把白发皤然忧国成疾的心史先生请来给他们讲解。心史先生到后，就坦然的，以警斥顽敌的态度，按图详为讲释指明某地距某城约若干里，以及该国的东西起止点。倭奴汉奸均恭谨听讲，并提出若干疑问，心史先生均一一为之详细讲说，以予满意的解答。最后心史先生乃反询彼等是否尚有疑问。倭奴等都鞠躬敬谢答以满意，如此心史先生的最后一课便将近下堂的铃声；而心史先生却严肃的说：“这幅地图所指示的，是自满洲里，以西至库伦西面唐努呜染海东端的中俄交界图，对于你们现在的需要没有关系。你们要想也利用这幅地图，那总得等到你们的武力能侵侵外蒙古以后吧！”倭奴汉奸听了这段诫训，都失望含羞的相顾索然而罢，仍将该图留置北大图书馆中。心史先生便如结束了他的最后一课；而今他已归道山七个月了，我们将得的抗战最后胜利，他已不能亲见！（卢逮曾《从张鼓峰问题引起的一段回忆——纪念孟心史先生》，见《政论》1938年第1卷第21期）

卢逮曾叙述的基本事实与严文郁所说是一致的，可能也是“闻之于北大同事”，而所异者，除了在遣词上较多情感倾向之外，在立意上，恐怕也是“借题发挥”而已，因为“两周以来，苏倭张鼓峰事件闹的有声有色，吸引着全世界的视线，更打动了若干中国人的心弦。而今总算暂时告一段落，前途发展如何，现在尚难预测”，是以必须通过宣扬孟森“他这种‘畏武装不能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以达到警世的政治目的：

我们在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倭奴是怎样急迫的想寻觅关于东三省的中俄交界的历史上的证据。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材料，每逢边界有了纠纷，在外交上只能听凭俄国一面的主张，而他们是绝对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的，所以他们目光四射的在我国寻求这方面的文献。他们这种广泛、细密的注意，是如何的值得我们重视！个人相信心史先生那篇文章发表以后，除了极少数研究我国东北史地和中俄边疆问题的人们或曾注意过外，恐怕另无人重视！敌国朝野却这么注意它，足见他们侵略的用心真是像“水银泄地”一般的无孔不入啊！

于是大声疾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敌之谋我如此，而我拒抗侵略又岂能不倍徙于敌”。不过，虽然卢逮曾将“界线图事件”视为“心史先生的最后一课”，但未明确地提到孟森的死因。或许在卢逮曾看来，孟森之死与该事件并无多大关系。

三

朱文长与卢逮曾并非“界线图事件”的亲历者，故在辗转叙述该事件时难免掺入个人的理解与目的，如朱文长明显是为着表现“爱国情操”，而卢逮曾则是为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但这夹杂的臆见或者私计，有时易于异变为误会乃至曲解，如孟森另一位弟子吴相湘在谈到“界线图事件”时说：

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竟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先师心史先生强迫索取清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这是先师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图刊载天津、上海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被日本军部注意，故派武装宪兵向先师强索。先师因此气愤至极，步行回家，祭拜先灵并写下“白发孤儿辞先灵”诗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傅斯年师复相湘手翰有云：“心史先生之丧，是国事殄瘁中一大伤心事。”（吴相湘《马神庙·译学馆·汉花园——北京大学忆往》，见《传记文学》1987年第50卷第5期）

其中“日本宪兵竟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先师心史先生强迫索取清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一句，所涉及的地点“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以及时间“清宣统元年（1909年）”有误，“祭拜先灵”之诗亦误。孟森此诗题为《九月二十一日家忌祀先祭告》，作于1937年9月21日，共有两首，吴相湘提到的是第一首：

白头孤儿拜起迟，乱离衰病两难支。抛家子妇依亲串，避乱儿童误学期。体苶更无生可乐，时艰翻觉死非宜。征东将士如龙虎，家祭留身谨告知。（罗常培《孟心史先生的遗诗》，见《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

孟森之母张太夫人育有三子，孟森居长，而孟昭常其次，孟鑫行三，但胞弟二人均早亡（孟昭常卒于1919年，孟鑫卒于1895年），孟森实为硕果仅存，故而自称“孤儿”，时年虚岁七十，是谓“白头”。这个“白头孤儿”，不幸“体苶”，“衰病”相侵，丁此“时艰”，“乱离”相迫，虽说生无“可乐”，然而死则“非宜”，因为要将此身留着，以待如龙似虎的抗日将士们“征东”，尽可能地打到日本的本土上，“末句用的是南宋陆游临终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故事”（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见《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31页）。廿馀年前，“梁任公尊人莲涧先生于任公潜赴西南起义时殁”，孟森致一挽联，其下句云“剑南诗废读，扰扰中原，指挥略定，奈亲舍飞云影逝，伤心家祭告翁时”（《古今联语汇选二集》，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7页），仍是脱意于此。

虽然孟森“家忌祀先祭告”一诗情调起初深沉悲切，最终却是激昂慷慨，并未看出“界线图事件”所带来的“气愤至极”。1938年5月19日，国军空军派出两架马丁-139WC（亦称马丁-B10）型轰炸机，“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传单。夜半出发，未明到达，傍午归来，唤醒日民迷梦，发扬中国德威”（《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传单》，见1938年5月21日《大公报》）。即便“空军勇士跨海征东”所投者为“纸弹”，群情反而因之振奋不已，就连中共主办刊物《新华日报》对之也是称许有加，“为唤醒日寇铁蹄下的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长崎佐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我为维护人道免伤无辜并未投弹，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见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惟此孟森已不及见，遑论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以及10月10日在北平太和殿所举行的“第十一战区受降典礼”，更不必说“家祭告翁”。

四

“体苶更无生可乐”，那让孟森觉得“难支”的是“胃疾”。《九月二十一日家忌祀先祭告》第二首云：

受气分形七十年，向来顽健忽颓然。飱来易厌胝生舌，气突难降梗在咽。起面软增胫拥肿，嘉蔬甘助腹颠连。自嫌入世工餔餟，今日翻教虑后天（医言胃纳为人生后天）。（罗常培《孟心史先生的遗诗》）

孟森“向来顽健”，不惟“虽笃老而精神矍铄，神明不衰，如五十许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100页），而且“体素强，年已七十，访友入校均步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2020年第4印，第15页）。据说：

他吃饭的规矩最好，每顿低头吃白饭二三碗，只拣面前的一碗蔬菜吃，稍微远的菜，无论好坏，看也不看的，听说宋代王介甫也是如此，只有在家吃饭时，他的太太替他拣菜饭碗上，他只得吃下去，家里不用女用人，他六十多岁时，膂力还健，夏天自己到老虎灶冲水回来洗澡，清晨太太上小菜场买菜，他替她携笨重的油壶。（谦《追记孟心史先生》，见《金声》1941年第3卷第4期）

就是这样一位“朴素健强，一点也看不出是七十岁的老者”（朱文长《海涛集》，第99页），一旦患病，“颓然”了无生趣。

据其“丁丑重九”自述，“今年自夏入秋，患胃病甚剧”，则此病发作于1937年农历夏间，当时可能并未引起孟森足够注意，一切生活如常。“七七事变”以前：

北大史学系老教授孟心史先生现年七十岁，为明清史专家。性沉静，不苟言笑，有好好先生之称，师生相处甚得。最近该校师生以先生年高有功，拟不久出一史学杂志，并刊一“孟心史先生治史专号”，以示赞仰。先生除治史学外，对于国学及绘画，亦有相当研究。最近画一莲花悬于史学系教授会墙上，并题七绝一首，首句为“老爱寻芳强自宽”，末句为“写出婵娟坐卧看”。不知先生平素为人者，读此两语，当疑先生为一老风流才子也。（小梅《孟心史教授作情诗》，见1937年4月11日《华北日报》）

孟森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世所共闻，而其绘画之才，知者盖寡，但郑孝胥倒是领教过的，1937年1月3日，“来好、天孙自天津归，携来……孟莼孙自写牡丹一方”（《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54页），却无一语道及画迹意境如何。至于“悬于史学系教授会墙上”的莲花图，妙肖与否，也是未可知也，所可知者，此七绝全诗为：

老爱寻芳强自宽，人采商字又遮闲。却将订史研经笔，写出婵娟坐卧看。

乃是“丙子（1936）冬至后三日”孟森在其夫人顾淑琴所绘莲花图上的题诗，原有两首，另一首为：

花正开时一叶凋，盈虚消息悟今朝。爱莲果有濂溪癖，邯郸香顽韵最饶。（孟蔚彦《孟家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此老清兴，可谓不浅。“最近该校师生以先生年高有功，拟不久出一史学杂志，并刊一‘孟心史先生治史专号’，以示赞仰”，主要还是为了“以介眉寿”，庆祝孟森七十寿诞。1937年5月1日，顾颉刚“到院，整理《西麓涉笔辑稿》”，就是为了“送北大《治史杂志·孟心史先生七十纪念专号》”（《顾颉刚日记》第3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37页）。孟森认为“森以年齿日增，老将至而耄及，方切愧悚，乃蒙同仁同学奖饰逾恒，愿作一较有兴趣之文，以供抚掌”，即以《香妃考实》作为答礼。5月28日，北京大学在松公府举行“孟心史先生七十纪念会，到会约百人”（《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647页），合影一张，胡适题字：“民国廿六年五月廿八日，北京大学庆祝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纪念合影。”还有“史学会同学并为集赀送了一个‘诲人不倦’的银盾，孟先生含笑受之”（动武《略记孟森先生》，见1937年7月11日《华北日报》）。

其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而孟森因衰病在身，未克随行，困处危城，杨联陞说“我曾托人转请先生给我写过一把扇子”：

先生写的是李越缦的《九日寄雪鸥》七律：“越山云雾逼秋清，细雨黄花易得晴。落叶与人争野渡，斜阳随雁下江城。无多朋辈艰求食，如此穷途未悔名。念尔闭门谁送酒，登临应解遣遥情。”现在扇子没有了，诗倒还记得，因为当时读了很感动。那时心史先生已过七十，身体不佳，心境更坏。写这首诗，大约也是借来发泄自己的忧愤。《海宁陈家》一稿，撰写也在此时。（杨联陞《〈明代史〉序》，见《明代史》，华世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而孟森在《海宁陈家》篇末写道：

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书于北京大学史料室。同人谓，南北消息不通，传者谓北方教授多微服出奔；属余作一文，如期出版，且证明在平之不弃所业，以示国人。故乐为之书。

没过多久，“大约是九月初旬（农历）吧，开始发见了胃部有病”（罗庸《忆孟心史先生》，见《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方才“初请四川萧龙友方骏诊视，继就诊协和医院”。孟森“往协和检查，余（郑天挺）劝之乘车，不允，余乃送之往。步履迅健尚过余远甚。私告诸友，谓先生必能速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5页）。

“协和断为胃癌，主割治。先生初非之”，并在1937年10月12日“枕上成一律”：

七十鸡胸始自奇，一方垣洞国工疑。运斤欲试成风技，濡墨先题绝命诗。忽复抚膺谈骨相，顿令张目贱巫医。悬门纠正西来法，功在生灵未可知。

诗前还有题序：

今年自夏入秋，患胃病甚剧，兵火危城，无复生意，不得已就诊协和。协和诸医胸有成见，以最时行之癌症期待之，盖党国要人殁于是者屡矣。辗转导令纳重费，取决于透光之摄影。既摄而言，果有癌在食道下端、胃脘上口。余闻之，知以窭人攀贵症，奏刀可速死，不奏刀亦必死，待尽而已。索所摄影观之，医谓“纵观亦不解”，靳不与也。余告医，生平胸有锁骨，里俗谓之“鸡胸”，与平人不同，摄影时请勿误会。医漫不省，意谓科学自有精鉴，不劳过问。旋由他医施诊时，乞得影片一观，则胃口横一月牙黑影，所谓成癌者在是，知诊断果误矣！胃纵成癌，癌亦血肉之质，岂能全不透光，因厚薄分浓淡则可，与两旁肋骨同黑，无此理也。俗言“鸡胸儿难长大”，长大则未始非寿征，莞然自遣，枕上成一律。时丁丑重九。

虽然孟森“鄙薄协和医院，这鄙薄并不表示先生不信任科学的检查，而正是表示先生对于自身健康的自信”（罗庸《忆孟心史先生》），甚至“因危城中误诊癌症”之事，“因思故友梁任公，以齿病就诊协和，医谓病源在尿毒，割去一肾藏乃可，任公好科学新说，毅然从之。肾去而齿不愈，缺一肾转生他病，未几不起”，于是以诗“追悼任公”：

故人埋玉隔山邱，宴笑风流不可求。少我五年先下世，能文千载几同游。可怜笃信新知见，不及因循旧辈流。倘借微躯早祛惑，至今观变共凝眸。

由于孟森“胸有成见”，对于“经协和医院诊察，断定是胃癌，他自己还不相信”，并未及时住院“割治”。10月14日，孟森“夜睡甚适，纪之以诗”，内有“美哉此睡恬心魂，黄昏一睡逮朝暾。身中疾苦了不觉，世上乱离那复论。日高能眠最难得，去仙无几古所云”诸句，于此可见其为人之乐观自信。

奈何事与愿违，病况转恶，10月18日，孟森“病中作”另一首诗，明显地透露出悲凉意绪：

生死如观掌上纹，已登七十复何云。病深始欲偷馀息，才尽难胜理旧闻。长谢朋觞来简约，只亲药裹似丝棼。卅年襞积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

“病深”之际，开始留意“生死”问题，但仍念念不忘“卅年襞积前朝史”，即尚未完全脱稿的《明元清系通纪》。金毓黻说：

（孟森）先生治明、清史最有声，殚心于满清未入关史实，一如东邦之有稻叶君山。近年抄撮明代、朝鲜两《实录》，以为《明元清系通纪》，刊成十六册，尚未完编。凡不得见两录者，可以是编为依据。（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100页）

孟森希冀天假之年，以成其书。“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前引第326页）。郑天挺说：

协和断为胃癌，主割治。先生初非之，尝以相告。余以先生春秋高，亦劝之慎重。萧虽中医，而主割治甚力。先生乃入协和，余力不能阻，乃阴请于协和姜体仁、张庆松及德医郑河先诸大夫，能不割治则稍缓。诸大夫均以为然，而主治医亦谓可不割。先生住院两周，精神日健，胃纳亦佳，甚喜。（《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5页）

孟森住院期间，周作人、郑天挺、罗常培、郑孝胥、郑孝柽诸人先后前来医院看望。

周作人在“11月16日访诸协和医院，赠以《风雨谈》一册，以其中引及孟先生著作也”（周作人《书房一角》，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71页），孟森示以“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0页）。

郑天挺在“离平前两视先生于协和，先生以病榻日记相示。虽在病中，不忘吟咏，而无时不以国事为念。有祭祖诗、讽郑苏戡诗，极悲愤伤悯之怀”。此郑苏戡即郑孝胥，曾任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兼文教部总长，孟森与之相交有年，过从甚密，哪怕在郑孝胥做了“汉奸”之后，关系仍暧昧而微妙，“丁丑（1937）孟夏”，孟森曾在“旧都寓次”为郑孝胥“乙丑至丙子所作”《海藏楼诗》作序，“孟森不讳惓惓怀旧之意，遂同郑集传布，可‘所讶异者’，数十年来竟未闻有难齐之物论也，岂世人以包胥缔交于伍员视之欤”（谷林《孟心史》，见《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据说，他（孟森）是伪满开国元勋郑孝胥的老朋友，有一次一位同学问他还跟郑奸有信件往还否，他答称‘有，有，间或有，不很多’”（动武《略记孟森先生》）。即便如此，孟森在大是大非前尚有定见，是以“伪满政府曾数次遣人到北平游说心史先生出任伪满‘文教部’次长”，均被“断然拒绝”（孟庆瑞《走近孟森（心史）先生》，见《孟森遗稿汇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52页）。

11月14日，罗常培“离平的前三天，到协和医院向先生（孟森）辞行，他给我看他近作三首讽刺郑孝胥的诗，我当时就在病榻旁边把它们抄下来”，临别之时：

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这三首诗希望莘田（罗常培）兄带给南方的朋友们看看，以见我心境的一斑。我们这次分别恐怕就成永诀了！”我当时答道：“望先生安心养病！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在我们心爱的北平共同治学的！”于是先生泣，我亦泣！（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前引第327页）

孟森《郑氏兄弟父子昨来寓拟寄二律》之二：

宿瘤丑已取憎多，况踞胸中作臼窠。刚值乱离思节缩，竟缘危惙费搜罗。病才创见身先试，家纵全倾奈命何！为报故人消息恶，膏肓攻达窘医和。（罗常培《孟心史先生的遗诗》）

“宿瘤”乃是“古典”，据说，“宿瘤女者，齐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刘向《列女传》），至于“今典”，则谓孟森已然承认自己所患病为胃癌，即胃瘤病。且自认为病入膏肓，就连“医和”也陷入了窘况，束手无措。

11月17日，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诸人结伴离开北平南下。没隔多久，估计疗效并不十分显然，孟森也出院了，回到“北京银闸马圈胡同孟宅”。11月29日，北京大学“留平教授”周作人等“在北池子一带的孟心史先生家里”集会。而此时的孟森，据周作人忆述：

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随后北大决定将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我四人算作北大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532页）

集会以后，“遂不相见”（周作人《书房一角》，第171页）。到了年底，“其时孟森已病笃”（《周作人的一封信》，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次年，“孟心史先生于1月14日午逝世，临终遗言宛如放翁嘱儿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9页）。至于死因，赵贞信对顾颉刚说，“以胃癌疾”（《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页）。

五

孟森逝世之后，家属油印讣闻若干：

记云：“家主孟心史先生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午时寿终正寝。定于十六日接三。谨此报闻。”其下落款为“北京银闸马圈胡同孟宅家人”，随后更用毛笔注明“电报不通，各亲友住址不详，请代为一一通知”。（孟庆瑞《走近孟森（心史）先生》，前引第4557页）

但是，周作人致函郑天挺，“谓孟心史先生归道山，并不因经济窘乏之故，乃由其家庭间小有纠纷，是以讣闻亦不正式发送，无家中人署名云云”，故郑天挺不无感慨地说：

异哉！心史先生长子心如恕，余识之杭州，殊豪放，现执教中央大学，又何至为此耶？人真不易知也。（《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47页）

孟森一生三娶，原配钱氏（1868-？），又室周氏（周香谷，1870-1920），再室顾氏（顾淑琴，1885-？）。“子二：长心如，次菊如（“菊”古作“鞠”），俱周出”（《毗陵孟氏六修宗谱》，1928年愿学堂木活字本）。孟鞠如乃“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而孟心如初为“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浙江大学工科教授”，后为“暨南大学（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迁重庆，从事颜料研究和教学工作”（《江苏省志·人物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2页）。因其名与乃父笔名“心史”相似，竟有将父子误作兄弟者：

孟心如为著名史学家孟心史（森）之弟，江苏武进人，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攻药物学。……孟森（心史）虽为史学家，对电气工业亦具有极大之兴趣，与心如在家乡办有中国电气公司，设立大规模之蓄电厂，京沪路武进一带城镇之电气供给，以此电厂供给为多。所以孟氏兄弟，在中国电气工业界中，亦颇负盛名。（徐公《孟心史与心如一门双杰》，见《新上海》1946年第38期）

但在“孟心史先生归道山”之后，孟心如与孟鞠如均“客渝”，或考虑到战火频仍，交通阻滞，千里奔丧，殊为不易，是以二子未尝回归北平，自然也就无从在讣闻上“署名”。外间传闻“家庭间小有纠纷”，疑即因此附会。

虽然孟森讣闻未尝“正式发送”，但其逝世消息已然见诸报端。1938年1月17日，《晨报》发表题为“一代史学名家孟森先生逝世，诚文坛上一大损失”的新闻稿：

北京大学教授武进孟森先生，前患胃瘤病，曾赴协和医院疗治，已有数月，终因年高病深，卒告不治，于一月十三日寿终京寓马圈胡同三号。该氏著作等身，一代史学名家，遽告仙逝，全国学术界无不哀悼痛惜，诚中国文坛上之一大损失云。

该新闻稿却将卒期“一月十四日”误作“一月十三日”。由于孟森“二子皆不在侧”，只得“殡于法源寺”（《郑孝胥日记》，第2703页）。2月17日，“其公子心如、鞠如皆客渝，即于今日在罗汉寺成服受吊”，金毓黻“往致唁，送赙仪两圆”，并于次日撰挽联云：

继竹汀而生，贯穿乙部源流，快心先睹潜研集；尊遗山一老，商榷胜朝文献，无分重登野史亭。

又一联云：

遗山一老不慭遗，莫论野史无亭、中州有集；兰成暮年最萧瑟，那堪燕台归骨、蜀道招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100-4101页）

孟森“先生既归道山，两公子均在南，常州同乡诸公为经纪其丧，并嘱先生弟子四人点查遗稿封识之，扃贮北平先生故居”（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前引第737页）。3月4日，《晨报》刊登《孟心史先生追悼会公启》：

夫金源考献，中州榜野史之亭；本冗函经，异代重郑心之号。雠书梅涧，永寿岩扃；搜烬蕉园，并资国故。辑荆驼之逸篇，订董狐之坠绪。顾兹绝学，实曰儒珍。矧复檀桥讲学，若话都厅；秘府征闻，恍聆韶奏。瓜硎劫回，而炱简成尘；槐市风凄，而阴堂告梦。凋年奄谢，士林尽伤，讵不悲欤。武进孟心史先生，圭璋挺质，模绣饬躬；劬学早成，振奇不偶。公车甫上，旋负笈于瀛壖；黉序始开，即扬蕤于儒域。清英所被，争礼元瑜；高议无阿，难伸鲁直。洎辏暮齿，遂屏声华；葄史穷年，焚膏继晷。著有《清前史》等书，淹洽三长，阐彰五志。大业生徒，奉萧冢为宗匠；汴京学者，目祖禹为鉴公。都讲方崇，风流顿邈。遗书在列，未竟丹铅；□藁扃华，疑湮镠玉。知几赍志，期述者于终身；昌黎解嘲，进先生于太学。追维渊轨，凄怆英尘。尔和等，缟纻旧交，琴弦永叹。念典型之未沫，慨耆旧之先蘦。玄亭虽迩，俄泯光仪；青简尚新，倏更尘世。敬卜良辰，为营哀奠。繐帷冰雪，请陈思旧之铭；梓里烽烟，应有招魂之所。共钦潜德，来酹生刍。谨启。发起人陶湘、董康、汤尔和、傅增湘、赵椿年、黄孝平、黄頵士、冯祖荀、周作人、于宾轩、谢霈、陶洙、俞崇智、盛铎、唐景和、瞿长龄、郁泰然、沈逢甘、刘志敭、陶北溟、周禹川、顾雅德同启。择于国历三月十三日（夏历二月十二日）在宣外法源寺举行追悼（并于是日下午三时公祭），如蒙宠赐鸿文，请寄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为荷。

此则公启在报纸上连载数日，文字内容一致，惟发起人排名次序稍有小异而已。在追悼会当日，“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周作人撰写了一副挽联：

词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60页）

联语之内“野记当谓其最喜欢读的《心史丛刊》，新诗则是指病中书于日记感愤的诗了”，而且“暗切‘心史’别名，允称佳构”（谷林《孟心史》，前引第58页）。

“孟心史先生追悼会”之后，由商鸿逵诸人“护送灵柩南下，希望将先生归葬故里，但因战火已燃，道路阻隔，只得将先生灵柩运回北平，安葬于万安公墓陵园中”（商传《〈明史讲义〉导读》，见《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吴晓铃说：

我参加送葬，路经天安门时，正有一队日军在那儿操练，有人拿它作背景还拍了一张照，老人地下有知，当会高吟他那句“城郭人民旧乡国，令威归来一叹息”。（吴晓铃《北平的“钱诗人”们》，见《吴晓铃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2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褒扬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孟森”：

教育部呈北京大学故教授、清史专家孟森（字心史），早年致力于政治、经济、法律之学，中年以来，专心掌故考据，著有《心史丛刊》，近更致力明清史，著《满洲开国史》。最近编著《明元清系统纪》，全书约六十册，已出一九册，仅及三分之一。不幸于本年1月在平逝世。其道德文章，久为士林所景仰，足为后生表率，请予褒扬案，决议：院令褒扬。（《政院昨开会议》，见1938年12月8日《西北文化日报》）

教育部在“奉令后，除遵照褒扬外，并令饬所属一体知照”（《教部褒扬清史专家孟森》，见1940年6月24日《青海民国日报》）。

“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北平举行了复校开学仪式，胡适在训话中说道：

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着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澄江《北大开学典礼》，见1946年11月3日《浙江日报》）

对孟森的评价相当地高。不过，孟鞠如却认为其父“大节有愧”：

俗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瑕瑜互见，方近实际，心史一生，优点不宜夸大，缺点不必隐讳。……其于日寇之深恶痛绝，何待多言，终以老病之躯，屈于强暴，不克以性命相搏，又何必深究，为之戴帽定性哉！（孟蔚彦《孟家的故事》，第103-104页）

或许正是基于此种偏见，孟鞠如在世时“很少”谈及孟森，则为世人真切了解孟森其人其事设置了人为的屏障。

六

孟庆瑞说，“祖父（孟森）在钟楼湾、北药王庙、小石桥、李广桥和张旺胡同有几处房产，他去世后，淑琴婆婆就是依靠这些房产为生”。1946年3月5日，郑天挺在北平拜访过顾淑琴：

五时至东四牌楼三条胡同一号见孟心史夫人，知其近年甚窘。房产凡两处，一处已卖，其一即现所居者，又为敌人强据，每月给租金二百元，胜利前半年不收租金，催其移居，然至今仍未迁，两公子均在南中，亦无馀力相助也。日人均已集中，不知何以此数人独迟迟，俟其迁出，房租或足自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157-1158页）

而朱光潜也说：

我知道北京大学另一位同事孟心史先生在北平失陷之后，曾经被日本人逼迫解释北大所藏的一幅蒙古地图，事后并且挟持他去照了一个像。日本人也想收买他，用很高的价钱去租他一座很坏的房屋。后来孟先生临死时对妻子别无嘱咐，只是叫不要把房子租给日本人。（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自孟森病殁后，顾淑琴失去了生活依靠，日子过得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变卖房产以维持生计，所馀一处“即现所居者，又为敌人强据”，苦况可知。当日，郑天挺还向顾淑琴打听了孟森遗稿的下落：

孟先生遗著尚多，稿存于家，惟《明元清系通纪》失其中间两册，不知能复得否，余允复校后为之整理出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158页）

约一阅月，4月3日，郑天挺以“孟心史夫人约往晚饭，有商鸿逵，商整理孟先生遗稿及付印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168页）。

其实，早在1938年2月，即孟森逝世后不久，郑天挺对其遗稿就甚为关心：

先生治明清史为当代第一，所著《明元清系通纪》、《清史汇编》，皆未观成，尤为可惜。余不学，往日所作，颇得先生奖饰。必努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也。（《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6页）

吴春晗听闻郑天挺“将完成孟心史先生遗著，慨然欲以其所抄《清实录》相赠”，故郑天挺“偕莘田，访吴春晗。春晗任教于云南大学，旧治明清史，钞《朝鲜实录》八十册存北平。近闻余将续成孟心史先生之作，欲举以为赠，谈甚快”（《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54、57页）。

郑天挺还认为：

孟心史先生著作，以晚年《明元清系通纪》为最精湛，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也。《丛刊》三集凡十五则，尚是先生中年之作，大抵钩稽旧闻，推阐遗事，而脉络分明，年次不爽，此其苦心处也。毛子水来，谈及往时尝劝心史先生排比明清史事，以续毕氏《续通鉴》，心史先生未及应。今日子水再三促余为之，不觉心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24页）

在此之前，金毓黻曾认为《明元清系通纪》“恐无人能续成之矣”（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100页），而郑天挺认为只是“难续”，尚可“努力设法续其书”。但事实上，因战乱频年及庶务羁身，郑天挺未尝续成其《明元清系通纪》，只写就了一篇“纪念孟心史先生文字”《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后来是由“商氏（商鸿逵）不负师命，日积月累，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将是书补苴完稿，成一全帙；可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心史原稿及商氏补足本尽遭毁弃，不可复问。今存者仅刊印之《前编》四卷《正编》十五卷而已”（《〈明元清系通纪〉出版后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53页）。

1958年，“孟心史先生遗著七种，全稿约数百万言，已由商鸿逵先生编次点校完毕，定名《心史丛书》”，内容除了《明元清系通纪》，还有《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霜猿集校订补注》，因为“不久将要出版”，商鸿逵乃请郑天挺为之作序。

在序言内，郑天挺对孟森“爱国者”身份予以特别突出，尤其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思想与交游，主要是与“汉奸”郑孝胥的关系，作了重点说明。在序言的最末，郑天挺说：

心史先生卒于1938年1月14日，年七十岁。卒后，由商鸿逵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点查遗稿，想出版而没有机会，封存起来已经十几年了。解放后，政府关心先生的著作，出版社也想重印，先生生前好友陈叔通复嘱商鸿逵先生校辑成编，在中华书局出版。是谁提倡科学研究，是谁重视祖国文化遗产，从孟心史先生遗著《心史丛书》的印行，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至于心史先生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我在1939年曾写过一篇《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见《治史杂志》，第二期），现在不重复了。（郑天挺《〈心史丛书〉序》，见《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9页）

完成序言以后，郑天挺还给商鸿逵附上一封短信，提到：

日昨奉访，盖亦欲一知孟先生生卒年月，何处学生，有无功名，以及丛书各集内容，有无序跋、题解、年谱之属。既未奉晤，只好暂阙。兹录承，敬请指正并为补足之。近来出版诸书，颇少外人作序，若不需要或内容重复，即请见示，仍恳将空白处补足后寄还。（郑天挺《〈心史丛书〉序》，前引第499页）

而郑天挺还在信末不忘关切地问一句“孟老太太现住何处”，其言虽浅，其情则深。可是“这封信由于学校事多，迟迟未寄”，序言也就未尝刊发。至于孟森遗著，亦未尝以“心史丛书”名义出版，而是改为分批分期分处付印，并且删改甚多，其中《霜猿集校订补注》则始终未见其出版，可见“当年政治气氛影响出版事业”（黄永年《谈中华书局版〈明清史论著集刊〉》，见《书品》2004年第3辑）。那么，郑天挺序言的“厚此薄彼”、“避而不谈”及信札的“迟迟未寄”，当是有意为之。

七

1938年2月1日，郑天挺在日记之内记载：

孟邻师谈及得一月十八日天津友人函，称孟心史先生森病逝北平，不胜悼恸。去夏先生以忧国，食不甘味，日益瘦损。（《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5页）

所谓“忧国”，从时间节点及历史事件看，主要指的是卢沟桥事变以及北平沦陷。半年之后，孟森便病重不治了。而在孟森之前：

从民国十年至二十五年底，北平协和医院共收胃癌病者一百零七名。……平均患病期间为二十二月，在一年以下者，约占三分之二。最普通之主诉症状，为胃口不适或痛。其中有十二病人之病史，与患消化性溃疡者全无分别。体重大减，亦为常见之症状。（陈国桢《胃癌：一百零七病案之临床分析》，见《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23卷第5期）

孟森“患病期间”也是“在一年以下者”，尚不属于特殊个例，惟其忧国与患病的前后顺序乃至因果关系，在相关叙述中，并不十分明确，究竟忧国在前继而导致患病在后，即如郑天挺所说者，以及罗常培所谓的“他（孟森）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前引第326页），抑或本身已有病兆，逢此浩劫，因而加剧，如商鸿逵说的“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开始南迁。孟心史先生遭逢国难，悲愤莫已，胃疾增剧”（商鸿逵《怀念郑天挺师》，见《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今已无从论断。

但因当时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即使孟森死于胃癌，“对于孟森的去世，日本侵略者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孙家红《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见《书品》2007年第2辑），叙述者乃至研究者“各取所需”可也。

至于那幅与孟森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的“俄蒙界线图”，下落又如何呢？1938年，上海《电声》第7卷第34期附刊《快乐》之上，刊登了一条令人不甚快乐的消息“北平大学失去珍籍，损失极为重大”：

北平大学，最近失了二件珍籍。一件是艺风堂拓片，一件是三多所藏中俄划界地图，现在都已被人搬出国门，无价珍籍，从此是人家的了。艺风堂拓片是江阴缪荃孙先生所藏，由北大以重价购得，收藏在汉花园大红楼北大第一院图书馆。至于中俄划界地图，实在就是中俄勘界的精确考证，北大教授孟心史先生曾向蒋梦麟先生说：“这篇地图应该由国家保管，北大似可不必负这收藏的重任。”那知道十年以前的顾虑，今日居然实现，中俄划界地图已被人搬走了！（见《老上海电影画报》第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页）

据严文郁所说，“俄蒙界线图”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在1936年，非1928年；而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1930年12月。此谓“十年以前”，不确。

尽管卢逮曾还曾不无自负地说道：

该图现在是否尚存北大图书馆中，抑或已运往东京，则不得而知。但我们得到抗战最后胜时，这些东西将随失地而同收获，仍为我们书库中的庋藏品，当无问题。这个我们也用不着惋惜愤恨（外交部档案中应另有正本）。（卢逮曾《从张鼓峰问题引起的一段回忆——纪念孟心史先生》）

可叹的是，1946年3月，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向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呈报了有关校具、文物、图书、仪器损失的公函，其内除了俄蒙界线图一份及艺风堂拓片千馀件而外，另损失了古铜镜十四件、古铜印七件、孟津出土之车器四百馀件、甲骨二十馀片、北平碑志百馀件、明兵部提行稿等文献三百六十馀件。时至今日，这些校具、文物、图书、仪器似乎尚未追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