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话语与身份
身份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是在具体且特定的互动场合发生的，并且不是简单地由个体发出，而是一个社会化过程。随着人们对语言与身份关系认识的深入，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份观逐渐替代了本质主义身份观，这首先是基于语言的建构作用。“通过打破传统的二元体系和文化同质性神话，后结构视角有助于探索身份的混合性，以及促成混合性的潜在意识形态因素，身份理论的根本转变将身份从认知的私人领域转移到意义创造的符号系统的公共领域，话语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1]。社会建构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语言使用者通过话语策略的使用完成话语的生产，完成自身或他人的身份构建，同时身份自身的属性不再是人们主要关注的内容，人们关注的重点也转向身份何以作为一种行事资源。身份不是反映在话语中，而是积极、持久、动态地在话语中构建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受制于话语或在话语中占据位置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其他发话者相关的话语实践的积极过程”[2]。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与身份相关的社会行为而非心理建构，强调身份是一个始终嵌置于社会实践中的过程。
近年来，语言和身份的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且在身份研究中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不是一种透明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中立媒介，而是一种思想实践的形式，它调解、影响甚至建构了我们的经验、身份和看待世界的方式”[3]。社会建构主义关注话语策略在身份的表达以及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边缘化先验的身份概念，引导研究者关注社会行为而非关注心理建构。在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及心理学等领域的身份研究中，语言策略在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已经牢固确立。
一、语言的功能
语言学家Saussure认为语言（language）分为语言（1anguage）和言语（parole）。Saussure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4]，“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5]。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声音表达的内在能力，咆哮、咕噜、嚎叫或嘶嘶，这还不是语言，只有这些声音表达被整合到一个客观可用的符号系统中，才能称之为语言。人类日常生活的共同目标主要由语言的意义来维持。语言可以使我们的经验不断客观化，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可能性。因此，语言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典型化过程，将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客观化并归类，从而产生意义。语言能够超越历史，超越空间、时间和社会维度，如我们能够谈古论今、畅想未来，呈现在空间上、时间上都不存在于“此时此地”的内容，从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架起各种各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语言的意义在超越空间、时间和社会维度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分离，不仅注重事实，而且包括我们日常经验无法预知的领域。正如哲学、宗教、艺术以及科学是人类重要的符号系统，这些系统的构建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现实之上同时又要超越现实。也就是说，语言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高度抽象出符号系统，并形成语义场，词汇、语法等都是适合于这些语义场的重要项目。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身份的构建与特定社会场域下的语言实践行为——话语使用密切相关。基于对语境和使用语言的考虑，所有的建构任务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由词和短语共同支持的[6]。由于话语具有建构性，话语的社会实践产生意义，身份即是意义的体现，两者辩证互构，相辅相成。
二、Foucault的话语理论
“Discourse”一词源于拉丁语“discursus”，意为“往来”，一般指“书面或口头交流”。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讲，“discourse”就是会话或信息。由于“话语”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涉及语言、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其定义也有多种。在同一学科中，“话语”的所指也会有所不同，如Habermas的话语概念与交流和主体间性相关，而Foucault的考古学话语分析关注的则是话语生成的机制。话语连接了权力和知识，并且话语是一种社会建构，构建过程是由拥有构建和传播权力的人所进行的。“话语是关于可以说什么和想什么，但也涉及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权威说话，体现了意义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主体性和权力关系。话语不是关于客体的，不识别客体，而是构成客体，并在实践中隐藏了自己的创造”[7]。
Foucault的话语观是后结构主义时代解构权力的重要方法论。权力和知识正是在话语中结合在一起的。话语是一种权力工具，同样也是一种力量，而权力是社会建构现实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因此，话语因为隐含了权力，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体现，同时对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来说，也是一种障碍或工具。话语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随处可见，因此，话语不仅是文本，也是行动。“话语传递和产生权力；它加强权力，但也破坏和暴露权力，使权力脆弱，并有可能挫败权力”[8]。Weedon（1997）认为，在Foucault的作品中，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同时也是社会实践、主体性和权力关系的形式[9]。话语、权力和知识的交织可以构成对“他人”的压迫，使他们沉默和边缘化。掌握权力的人通过对知识的选择和控制同构话语构建主体的思想和欲望，体现了话语的最终作用，即不仅仅是控制什么，而是如何构建主体。
Foucault把考古学作为话语的分析方法。考古学是对话语的描述，目的是描述话语的构成，而不是解释话语或寻找话语之外的意义，是对知识的原本结构做根本的揭示，然后对话语出现的条件、变化的形式以及规律进行分析，以还原话语产生之前的原貌，并对形成话语的因素进行甄别，以寻找权力角逐的根源。“考古学不把话语当作文献，当作其他东西的标志，它关注的是作为典范的话语。它不是一种解释性的学科，不寻求另一种更隐蔽的话语”[10]。话语结构是由“一组陈述”构成的，考古学的目的是描述这些陈述之间的关系。Foucault（1972）主张陈述没有结构上的统一性，因为陈述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特别是“表达功能”[11]。在考古学中，“陈述既不是句子，也不是命题”[12]，因此不能简化为语言或逻辑。
话语构成是一组陈述，陈述是功能，所以话语可以被看作一种实践。这些陈述不是统一或整体，而是“分散系统”[13]。话语跨越了理论，隐含了权力，构建了主体，产生了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作为一种行为，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因此，通过话语，对象变得可命名、可描述和显化。以这种方式使用语篇分析可以展示社会行为和实践是如何构建并创造个人及群体的。将“话语”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在社会研究中尤其有用，如本书中可以将“话语”用于确定新生代农民工话语为何是社会实践或者他们如何被定义为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三、Fairclough的话语观
Fairclough认为，Foucault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中包括关于话语的两个主要理论观点，一是建构性的话语观，即话语被看作从各个方面积极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的过程，同时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二是强调社会或机构的话语实践是相互依赖的，文本可以通过“互文性”引用或改变其他已有文本，也就是与其他话语实践相结合并受其限制[14]。Fairclough（1992）清楚地认识到了Foucault理论的局限性及弱点。他认为，这些局限性和弱点与Foucault分析中的一个“实践”概念的缺失相关，即Foucault的理论对文本分析的缺失。因此，在他的理论中，他将Foucault的观点与语言或文本导向的分析相结合，强调话语的文本分析有助于加强社会分析，并明确了Foucault理论中他赞同或不赞同的方面。使用Foucault关于权力关系的社会理论要素，Fairclough（1992）发展了一种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语篇分析方法，采纳Foucault的立场，把话语实践对社会身份的影响置于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的中心位置。Fairclough（1992）指出，“Foucault与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对比在于：Foucault的话语分析不包括真正的文本话语分析和语言分析。然而，纳入这种分析可能是克服批评家们在Foucault作品中发现的某些问题的一种手段。我并不是建议将话语分析简化为文本分析或语言分析。问题在于分析者是否应该包括实际的话语实例。当他们被包括在内时，在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他们不应该仅仅受制于语言形式，隶属于以下三个向度的分析：文本分析、文本生产和文本解释的话语过程的分析，以及根据其社会条件和各种层次上（情景的、机构的和社会）的效果所进行的话语事件的社会分析。因此，我在这里要提倡的是文本分析与其他分析相结合，而主要的问题是具体实例（和文本）是否进行分析”[15]。
在使用“话语”这个词时，Fairclough（1992）“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16]。话语是表现形式的同时也是行为形式，是被社会结构所构建的并受其限制。同时，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又是建构性的，有助于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能够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17]。
话语的建构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话语首先有助于某些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社会主体（subjects）的主体地位（subject positions）、各种类型的自我（self）等有着不同称呼的群体的建构，话语也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即身份功能、关系功能以及观念功能。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话语的“身份”功能。“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关涉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关涉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关涉文本说明这个世界及其过程、实体和关系的途径”[18]。因此，话语在身份构建这个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话语实践有助于再创造社会实践，其中包括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等。
“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及创造性方式两个方面均是建构性的，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19]。Fairclough认为，话语、身份和社会现实之间是辩证的关系，话语在再现社会现实、受社会现实影响的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构建社会现实以及社会身份。网络媒体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正体现了以上观点。一方面，网络媒体新生代农民工话语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及精神层面需求等问题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话语试图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多元社会身份，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社会认同。
四、社会建构主义身份观
身份是一个始终嵌入社会实践的过程[20]，其中话语实践起着关键作用。话语既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社会建构主义有助于驱散先验的身份概念，引导研究者关注社会行为而非心理建构。社会建构主义强调身份构建的过程性以及与具体话语事件的联系。社会建构主义身份观是相对传统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而言的。Grad & Rojo（2008）认为可以对身份的概念进行“强弱”区分。身份的“强势定义”认为“身份”是基于本质主义的自我观和反映个人构成、持久的社会地位的概念，而身份的“弱势定义”强调“身份”的多重性、连续性、变化性、流动性、复杂性和语境敏感性，结构决定论与创造力和构建身份的能动性等[21]。
本质主义的身份观长期以来在身份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过于狭隘、机械和教条，人们在研究语言与身份的关系时将聚焦点集中在性别、年龄、种族等对语言选择的制约作用，认为人不能选择和构建自己的身份，人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语言的选择，是被动的，个体的身份分类是按照人为认定的特征进行的，人们的社会身份是固定不变的，而在话语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却被忽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语言与身份关系认识的深入，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份观逐渐替代了本质主义身份观。这首先是基于语言的建构作用。Gee（1999）认为，我们在说话或写作时，总是同时构建七件事或七个“现实”领域，可以称为语言的“七项构建任务”，即：（1）意义；（2）实践活动；（3）身份；（4）关系；（5）政治（社会商品的分配）；（6）连接；（7）标志系统和知识[22]。语篇分析始终是一个从语境到语言，从语言到语境的运动。
陈新仁（2018）归纳了社会建构主义身份观的共识，“身份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一个产物，而是一个过程；身份发生在具体特定的互动场合；交际带来多种身份而非个体的、单一不变的身份；身份不是简单地源自个体，而是来自磋商的过程和语境化；身份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身份是参与者的资源，而非简单的人口统计事实”[23]。通过以上归纳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建构主义身份观更多地关注身份的动态性、过程性，身份是多重的，强调语境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身份构建的过程始终离不开“话语”。
五、文化视角与修辞视角
身份是可以用诸如国籍、宗教和性别等语词捕捉到的一种特性，同时身份会随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话语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因为身份的某些固定特征与动态特征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身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我们主张身份的稳定部分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联系，因为身份的固定方面（民族、族裔）往往嵌入某个文化系统并由其特征化。另一个联系是在身份和话语实践之间建立的，因为说话者可以利用语言资源来构建位置身份”[24]。这两个链接呼应了身份的修辞透视和文化透视。“文化视角吸引我们注意人们的说话方式，由预先存在的身份所塑造；修辞学的观点引导我们关注人们对谈话的选择如何将他们塑造成为某个人。文化视角使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实践和结构的影响，这些都是个人选择之外的；修辞学的每一个方面都强调了个人是做出选择的行动者”[25]。
在文化学和修辞学身份视角的探讨上，学者们主要认为两种视角的身份观有着较大的区别。文化视角认为身份是人们在进入交际以前就预先设定的社会属性，比如年龄、性别、国籍等，身份是制约着话语的，人们的身份决定着以什么方式说话进行交际，从话语中可以反映身份；人们的各种身份是平行的，且互不影响。文化视角对身份和话语有一定的影响，人们在讲话或听他人讲话时需遵循一定的模式，需在了解讲话人行为的基础上实现对话语的理解，文化视角对身份的理解是客观的、描述的，人们只是对话语中的身份进行理解，而不对其进行评价。而修辞学视角则认为身份是人们进入交际之后根据交际目的动态选择话语资源所构建，除了身份的自我构建之外还包括他者构建。身份构建是具有目的性的，是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根据交际需要在话语中所构建的。在交际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交际双方或参与交际的各方有着不同的修辞目的，人们在构建身份时必定运用一定的修辞策略并且选择构建对自己有利的身份，从而趋避不利的身份，实现交际目的。在构建身份的过程中，由于修辞目的的存在，人们基于修辞动机进行语词的选择，其中不免会隐含着对所构建身份的评价。
Tracy（2002）认为，“文化视角和修辞视角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两种观点是互补的，不同的视角会突出交际过程的一个方面而淡化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视角脱离另一种视角都会产生问题”[26]。因此，陈新仁（2018）认为“应该需要对两种视角进行一定的融合以及适当进行拓展，充分吸收两种视角的合理因素”[27]。先于交际的身份和话语动态的身份都会影响交际的进程，在交际过程中，由于修辞目的的存在，所构建出的身份可能不是真实的身份，预先存在的文化模式可能会对动态身份的构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中也会出现不同身份选择的冲突。在研究范围上要加强对非修辞性身份的构建，关注会话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重视交际目标与语境制约下身份的选择与构建等。
注释：
[1]Ge, Y. F. & Wang, H. 2018. The represent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A discursive study of identities constructed in China's news reports of social conflicts［J］. Discourse,Context & Media 26（6）. pp. 52-53.
[2]Benwell, B. & Stokoe, 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18. De Fina, A., Schiffrin, D. & Bamberg, M.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
[3]Benwell, B. & Stokoe, 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44.
[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0页。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1页。
[6]Gee, J. P. 1996.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y in Discourses ［M］. London:The Falmer Press. pp. 15-16.
[7]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p. 49.
[8]Foucault, M. 199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Will to Knowledge［M］. London:Penguin. p. 100.
[9]Weedon, C. 199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2nd ed.）［M］.Oxford: Blackwell. pp. 105-107.
[10]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p. 155.
[11]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p. 98.
[12]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p. 122.
[13]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p. 41.
[14]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39-40.
[15]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56.
[16]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63.
[17]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64.
[18]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64.
[19]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64.
[20]De Fina, A., Schiffrin, D. & Bamberg, M.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
[21]Grad, H. & Rojo, L. M. 2008. Identities in discourse［A］. In R. Doló n & J. Todol í（eds.）, Analyzing Identities in Discourse［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5-9.
[22]Gee, J. P.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M］.New York: Routledge. pp. 16-20.
[23]陈新仁，2018，语用身份论——如何用身份话语做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23页。
[24]Yuan, Z. M. 2018. Explori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onstruction of online identity on the Sina Microblog［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6（6）. p. 44.
[25]Tracy, K. & Robles, J. S. 2013.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M］.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51-52.
[26]Tracy, K. 2002.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M］. New York:Guilford Press. p. 40.
[27]陈新仁，2018，语用身份论——如何用身份话语做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