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会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四年。当此之时，二十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而二十六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

陈、傅结交，除了傅对陈学问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点是，由于陈登恪与傅氏友善，平日里双方对各自的家世门第已有所了解，并有气味相投之感。而这一点，对特别注重“门第”与“出身”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而言，又为柏林相见和二人的友好交往无形中起了作用。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一根维系陈傅二人几十年关系的重要纽带。

傅斯年乃大清名门之后，陈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与燕雀之辈，祖上乃今江西德安县著名的“义门陈”家族。这个家族自唐代发达，至宋代达到鼎盛，合门3000余人。据研究者考证，截至北宋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也就是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那一年，“义门陈”一族有403人应举，后得中并在朝廷逐步升迁担任要职者有18人，另有29人担任各地的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等职。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义门陈”权倾朝野，声名远播，成为有宋以来罕有其匹的名门望族。为抑制陈门日渐庞大的家族势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出谋划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义诏令“义门陈”分庄天下。前后经半年的时间，盛极一时的“义门陈”十二行派被拆解为291个小庄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为多。陈寅恪祖上一支先是迁往福建宁化，继而流徙广东潮州，后又回迁福建上杭。

倏忽间，元、明两个朝代几百年过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陈寅恪祖上又携家迁往江西义宁州竹塅村。在这个山环水抱、云烟氤氲、灵气缭绕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陈门子弟在历史的几番动荡中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置屋购地，兴学耕读。当宏大气派的“凤竹堂”在山水环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时，历史的进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称雄一时的“康乾盛世”即将随风飘散，大清帝国已显疲惫之态。与之相反的是，竹塅陈氏却渐渐步入了青春焕发的盛年，有宋一代“义门陈氏”的家训与光荣，再度唤醒了陈氏子弟久远的记忆，蛰伏于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风化雨在胸中涌动，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辉煌梦想，于世局即将巨变的前夜就此形成。在这个久违的大梦诱导驱使下，陈氏子弟加紧勤读苦练，向着科举的道路奋力迈进。二十年之后，大清帝国的盛世不再，乱象已生，陈氏一门羽翼渐丰，开始了冲天一飞的蓄势运力。

1851年1月11日，一个叫洪秀全的乡村落第秀才约集万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续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大清帝国版图内陷入了长期内战与混乱，一个豪杰并起、群雄争霸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在刀光火色的闪耀中，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李鸿章……于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后登场，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试着改变历史进程。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里，有一个历史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继之登场亮相，这便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

据义宁史志载：就在洪秀全率众造反起事的这一年，即咸丰元年（1851）秋，陈宝箴（字右铭）恩科乡试中举，拣选知县。咸丰六年（1856），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其间得以交结四方俊雅之士，识见大增。咸丰十年（1860）秋，英法联军陷天津，犯京师，咸丰皇帝北狩，时朝廷中枢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杨太平军乘机沿运河北犯，抢劫通州库存仓米。正无计可施间，陈宝箴献出奇策，条陈防守六事于枢府：“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惊慌失措的枢府采用其计，旦夕之间将通州屯粮移至京师，宝箴一计而引起朝臣瞩目。22未几，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数千黄毛官兵操刀弄枪嗷嗷乱叫着扑向西郊圆明园，一番疯狂砍杀劫掠之后纵火焚烧，园中琼楼玉宇皆被殃及，一时浓烟弥漫，火势冲天。陈宝箴时在城内酒楼与友人交谈时势，遥见西天半壁红光，知这座世之罕见的“万园之园”与大批稀世国宝万劫不复，顿时情绪失控，欲跳楼自尽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拦腰抱住免于以身相殉。陈氏落座后乃捶案大哭，座人皆惊。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宝箴南归省母，时由建立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屯驻安庆，陈氏前往拜谒，曾氏引为上宾，惊其才学识见，誉为“海内奇士”，欲留于幕府视事。陈氏不愿为幕僚之客，欲亲临战场与洪杨太平军一较高下，遂辞谢，复归江西老家。未久参加湘军席宝田江西所部，筹划与敌战。席氏曾随刘坤一率部追击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广西并攻取柳州，因功赏戴花翎。时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和，而沈又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不睦。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时局，陈氏经过深思熟虑，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书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温”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将士的护佑下，与众宗室姻亲出逃。陈宝箴以一个杰出战略家的眼光与聪敏头脑审时度势，断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宝田献奇策：于广昌、石城间设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23。席依其计，果在道中俘获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及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陈宝箴由此名动公卿，声布朝野。

光绪元年（1875），陈宝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治凤凰厅（今凤凰县）。此处地瘠民贫，匪患猖獗，数十年犷悍嚣凌之气，历届官吏皆束手无策。据曾国藩岳麓书院的同学、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撰文称，陈氏得署凤凰后，以兵家战略“求得干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数十人，不逾月而民气为之一变，至今帖然诵廉访（南按：明清对按察使的通称，宝箴后曾任此职）之遗爱也”24。此后，教民凿石通水，使行舟可运，又教山民种茶栽树，以薯刨丝晒干可久藏不坏，食之可掺大米蒸成饭，解决了缺粮之苦。

因治凤凰政绩卓越，陈宝箴仕途开始顺畅，相继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职。光绪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陈宝箴自鄂调京师畿辅，出任直隶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装备优良的大清北洋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度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大清帝国像一个被掏空了的枯干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泱泱中华败于弹丸岛国，朝野惊慌，寰宇震动。翌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国人深受刺激，陈宝箴闻之痛哭，呼曰：“无以为国矣！”25其间，陈氏曾入京谒光绪皇帝，多所陈策。宝箴见光绪帝愁容满面，心力交瘁，乃提请皇帝日读圣祖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以期遇变而不失常。光绪闻之颇以为然，感念不忘。

甲午之战，是大清帝国彻底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国际地位江河日下，面临被世界列强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之危境。此时朝廷支柱李鸿章持盈保泰，暮气已深，且因签订马关之耻辱条约被舆论所困。康有为、梁启超等进京赶考的举子借机闹起了学潮，于悲愤中千余人聚众上书，声言拒和、迁都、变法。一时间，社会激进之士纷纷跳将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欲粪土以醇亲王奕、李鸿章为首的“浊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亲王奕䜣、李鸿藻、陈宝箴、张佩纶、沈葆桢、张之洞等为首的“清流派”趁机崛起得势。在政局激荡、社会秩序剧变的大混乱大动荡中，被誉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陈宝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书荣禄荐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隶布政使诏受湖南巡抚，一跃而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陈宝箴在宦海生涯达到人生顶点的同时，也开始在湖南这溽热的地盘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展开了一系列匡时济世的政治活动。

湖南省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几乎与外界呈隔绝状态。按照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世事规律，此时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刚劲率勇，同时也以刁钻野蛮霸横保守著称于世。长沙一带自古被视为南蛮卑湿之地，被贬谪者多迁于此，如屈原、贾谊、褚遂良、柳宗元、刘禹锡等。李白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曾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的诗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凉之情状。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湖湘度过了与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辞赋。刘禹锡与柳宗元因同样的原因同时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当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刘禹锡整理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因题材大多来自民间，与文人的创作风格大不一样，如《潇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这些根据民间歌谣创作的诗歌，尽管增添了一种新鲜的格调与活力，与充满哀怨的流放者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夹杂着作者淡淡的哀愁与忧伤。直到明清之际，湖南尚处在以中原为圆心的版图之边疆地带，历史上鲜有名士良将出现，仅三国蒋琬、唐代刘蜕、元朝欧阳玄、明人刘三吾等几位小字号名人而已。清中叶之前，能称得上一时才俊和名士者亦不过王夫之、贺长龄、陶澍、魏源等寥寥数人。

当历史进程走到晚清之时，情形为之剧变，随着湖南交通条件改观，商品流通与经济相继发生变化，政治、文化也随之大为改色。到了洪杨太平军起义于西南边地，以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为代表的湘军兴起时，湖南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蛮霸横的强劲，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大路，在大清国内忧外患的末日里横冲直撞，浴血搏击。随着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崩溃，长毛归降流亡，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等辈，终于弄出了叱咤风云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辉煌，一时为天下所重。湘军将领如同穿起的糖葫芦，一个连着一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吏。一时间大清国几乎一半的督抚职位为湘军将领所占据。朝廷中枢更是不乏湘籍将领，湘籍官吏可谓声光四射，气熏朝野。比湘军稍后兴起的李鸿章之淮军，其营制、饷章尽仿湘军。而晚清兴起的“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陈规陋俗，终于形成了尾大不掉、军事失控的变乱之局。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湘军与淮军等“勇营”升起的督抚大吏予以调拨。大清国几乎成为湘、淮军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军志》的湖南大儒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臲卼”，并“知乱不久矣”。26湘、淮军人造成的这种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之时，正值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交锋对锐，浊流与清流两个政治派别撕咬搏击最为激烈之际，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连绵二十余县受灾，赤地千里，饥民流离，盗匪蜂起，朝廷惊忧。陈宝箴以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姿态由直隶南下，不声不响地取水道经湘水悄悄潜入长沙巡抚衙门，专电诸省大吏，请求援助，同时颁布严禁贩米出境令，违者格杀勿论。时岳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贩米于江西的舟船聚集，闻令后发生哗变，当地政府官吏纷纷出逃躲避。陈宝箴闻报，立遣总兵率军队持符节急趋岳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蛮对野蛮的战略战术，给肇事者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大军抵达洞庭，将几十名聚众变乱首领一一擒获，或砍头，或剁脚，或火烧，或烹煮，或索性扔进油锅炸作肉团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过后，众皆惊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抚的战略识见与霸蛮之气，陈宝箴以罕见的政治家气度清醒地认识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27。由是先从吏治入手，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将各府县刁钻蛮横又昏墨不职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职查办，对罪大恶极者严惩不贷。时桃源县令贪赃枉法，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烈。陈宝箴侦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顿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而后上其罪而遣戍边。于此一招，群吏皆骇，纲纪凛然。当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汤的协助下被梳理一遍后，陈宝箴又开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新政，创办洋火局、电报局、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轮船公司，同时开设矿务总局，择铜、煤、铅、锑等较有把握之项，试行开采。此后下大力气创办武备学堂与发展文教事业。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号散原），见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积极加入到这一新兴的阵营中来。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此时朝廷内部乌烟瘴气，吏部弄权，小鬼当家，陈三立在派系倾轧中痛苦不堪，决定辞官随从父亲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间，高官子弟习父兄余荫，多声色犬马，酒食征逐。时陈三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说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称“清末四公子”，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时人谓之“义宁陈氏开名士行”28。与王孙公子、纨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陈三立胸怀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卓尔不群，一时声名鹊起，凡有志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皆乐与之交往。当陈宝箴入主长沙巡抚衙门后，陈三立发挥与当世贤士名流交游的特长，襄助其父招贤纳士，讲文论学，声名顿起。此等情形正如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所云：“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勷而罗致之者也。”29此段并非吴宗慈有意对陈氏父子阿谀奉承，仅从聘请的人物看，若无真正求贤的诚意和建功立业的志向，再加上政治环境的缘故，像当时已得大名的谭、熊、梁等心高志远的一代才俊，是不会舍弃京师与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长沙一隅谋事效力的。仅此一点，足见所述事实并非虚妄，陈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与非凡的治事能力据此得以确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绪皇帝颁《明定国是诏》，旗帜鲜明地接受康有为等辈的变法维新之策，百日内连下数十道新政诏令推行新政，设立农工商总局，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社会开明绅士、公卿大夫、志士仁人闻讯欢呼雀跃，如饮狂药。远在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接诏，认为皇帝此举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国运将因此而振兴，乃奋起响应。困守于紫禁城、孤独寂寞的光绪帝闻之大为感动，屡诏嘉勉。为感谢皇上的礼遇与知己之恩，挽狂澜于既倒，陈宝箴于热血沸腾中，举荐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与所属吏士20余人，上奏朝廷，备皇帝采择。于是在京的官吏杨锐、刘光第，外官恽祖祁辈被光绪帝选中，杨、刘与谭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陈宝箴见状，大喜，遂再接再厉，心怀一腔热血，上疏四章京虽有异才，然恐其资望轻而视事易，需得一资望深厚、办事稳健的朝廷重臣领之，遂力荐张之洞入主中枢统领群贤，为国效力。光绪帝信以为然，予以采纳。

然而，光绪帝与陈宝箴等维新者的好梦刚过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猫在颐和园暗中观察动向的慈禧老佛爷，从紫禁城飘来的雾影风声中感知将有祸及自身的兵变发生，乃采取先发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风高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绪帝，次日宣布训政，捕杀维新党人。时康有为、梁启超辈均在京师，闻变，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难，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时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与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获，斩于京师菜市口。

据云，当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京师，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馆避难。然而谭氏却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并号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30当谭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车，受刑前一刻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扬手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鬼头刀上前行刑。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的刹那，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氏在戊戌政变前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人头落地前歇斯底里的狂呼大叫，令后世研究者大感迷惑，并为此争论不休。许多年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对他的学生石泉谈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抚衙门时与谭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点玄机。陈谓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常常跑到陈家去哭。谭后来热情奔放、易于激动甚至偏激的性格，恐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按陈寅恪的说法加以推断，谭氏在脑袋掉地之前歇斯底里的狂喊怪叫，当源于此。另据陈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只不过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的帝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极端结果，其实就在戊戌政变前，慈禧的后党已是杀机四伏，危及光绪帝的党徒了。当年珍妃入宫前的老师文廷式（芸阁），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与陈家有同乡之谊，且过从甚密。在甲午前后政局动荡中，是一位上蹿下跳的活跃人物，堪称帝党中的一员干将。但随着珍妃受慈禧老佛爷的打击而失势，作为党羽的文氏亦被革职回籍。戊戌政变的前夜，慈禧的后党采取了一个“斩足”行动，对帝党中枢外围党徒先行密旨拿问。文廷式通过密布京城的好友与徒子徒孙得到消息，知大祸来临，连夜从家乡逃出，流窜至湖南长沙巡抚衙门躲避。陈宝箴深知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即招来砍头灭门之罪，但念及旧情故谊，还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后，由陈宝箴秘密安排，并赠300两白银于文氏，送其潜往日本避难。文氏直到庚子年义和团事起后方返故土，此时朝廷已无力顾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帝党还是后党之徒，他算是躲过了一劫。31

文廷式侥幸活了下来，但当年搭救他的陈抚台却命归黄泉了。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大幕的降落和杨锐、谭嗣同辈人头落地，陈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戊戌政变之后，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辈乃陈宝箴所荐，加之湖南为新政改革急先锋，宇内闻名，慈禧老佛爷盛怒中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达诏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32

悲愤交加的陈宝箴于无可奈何中卸去顶戴花翎，黯然走出长沙城那高大威严的巡抚衙门，携家带口返回江西南昌隐居。其时妻子黄夫人早于一年前病逝，停灵于长沙，宝箴扶柩就道抵达南昌，葬夫人于南昌府城西40里西山之下，于墓旁筑建居室，名曰崝庐。其宅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楼上有游廊，可与墓地相望，环屋养鹤，澹荡游吟山水间。光绪二十六（1900）年六月二十日，陈宝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七十岁。

关于陈宝箴之死因，坊间流传多种版本，按其子陈三立编《巡抚先府君行状》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说。另有一说称为慈禧老佛爷赐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陈宝箴之死的真象》一文中云：“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33此文刊出后，著述此类题材者多有引用，并添油加醋予以铺排，遂使“赐死”之说流传于世。据史家王子舟考证，宗氏所引记载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但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常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春秋总回西山扫墓，每有诗篇，皆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诸迹象，赐死之说似不谬”34。

陈宝箴有子女各二人，长子陈三立，即陈寅恪生父，次子陈三畏，早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