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日夜

傅斯年由英转德前后，除陈寅恪、俞大维几人，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尾，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中的人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确切地说，傅斯年由英转德，主要原因还是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所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亲身前往领教一番。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陈寅恪有关。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维并不熟悉，即使见过面也没有多深的交往，因而罗家伦所说傅到柏林大学是受陈俞二人吸引并不准确。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对俞真正了解并与之密切交往，是他转入柏林大学之后的事，且是因了陈寅恪的关系才与俞大维逐渐密切交往并成为好友的。后来毛子水进入柏林大学就读，傅向这位北大同窗介绍情况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又据毛子水在台湾时回忆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闻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远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16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的重逢，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并最终使傅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这一学术领域。可惜的是，陈傅二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二十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7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其间相互往来，访谈游玩，时而讲文论学，时而高谈国是。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做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当此之时，与傅斯年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乃至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18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炮火中彻底易位，共产党胜利后，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做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9而当“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20，“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21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实怜君。”22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19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1494年至1514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写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H.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3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又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最终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和安身立命之托，与当时欧洲的学术大气候自然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史学影响久远的辉煌的革命。

通过陈傅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大海的历史脉络。许多年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时，发现了傅氏当年的手稿、笔记和他与民国学人来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记录于柏林大学求学后期。把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对照，竟发现二者授课的教授相同，从而可知二人上过同一教授的课程。已知的是陈寅恪对梵文大师吕德施极为推崇，而据傅斯年档案中所见，在他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中有吕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份记载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内容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开承认他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的。王汎森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判断，认为傅斯年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购买比较语言学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24。王氏这一推断当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从后来陈傅二人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沟通中亦可见出。

陈寅恪常谓“读书须先识字”25，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专门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功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习，当时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这一个半月中，看来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马克余之房钱，像前者，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减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汉）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26

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很快便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学业大进的程度出乎诸生意料。面对傅氏咄咄逼人的锐气，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7五短身材却聪明绝顶的俞大维遂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俞大维于1933年再度重返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弹道学的学习研究更是精进，终成著名的兵工制造与弹道专家，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要职。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偕夫人杨步伟到柏林准备转道回国，此前在辞却哈佛大学教职时，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自感学业未成，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28虽为一句戏言，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后来杨步伟写了一本叫作《杂记赵家》的书，这位妇产科出身的医生，在写作上尽管不是内行，但总算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史料，多少弥补了行文中的缺憾。据杨氏回忆，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大家见面后越谈越高兴，有时间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看见有中国学生总是各付各的聚拢一道来吃。有时他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去”。又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29

杨步伟所说的朱骝先，即后来出任过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高官的朱家骅；罗志希就是罗家伦。罗氏这位与傅斯年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此时正与一位在欧洲的中国女人（名字不详）狗扯羊皮地来回折腾，并陪其自柏林到巴黎游览。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30。号称宁国府“石狮子”的傅斯年闻之不爽并大起疑心，曾致信罗加以嘲讽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罗）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者，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31

可能此时罗家伦被那位交际花式的风骚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讽与批评弄得晕头转向，不辨牛马，才跑到赵杨夫妇下榻的旅馆说了这一番昏话。此时，自视出身名门，才貌超群，举世无双，完全可与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拼的杨步伟，居然被众人当作赵元任的亲娘而不是太太来看待，其夫妇相貌与年龄在诸方面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杨步伟闻听后的心情与腾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赵杨夫妇初来乍到，各方面还需拿捏客气一点，依杨步伟向来爱好教训别人和说一不二的火暴脾气，罗家伦此番不识轻重好歹地贸然透露事实真相，定被骂个狗血淋头，或者吃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杨步伟没有这样做，这是罗家伦的幸运。

在谈到柏林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众人服膺的“三巨头”时，杨步伟说：“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陈三立先生与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时和哥哥还是弟弟也住过我们家一些时，并且他也是被约到清华研究院之一，以后在清华和我们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结婚后才搬开。）”又说，“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32

傅斯年之才学，不只受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北大派名流的赏识，就连过往并不深的赵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斗，自愧弗如。或许这就是几年后赵元任甘愿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价，屈尊于傅斯年手下做个史语所语言组组长的缘由吧。

对于傅斯年与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日常生活，杨步伟曾有深切的体会，她说道：“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闻听此言，为这些书呆子的处境与精神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日后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33

一天，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突然要请赵杨夫妇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是由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陈俞二人把赵杨夫妇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杨步伟好奇地问：“你们不看吗？”心中暗想这二人如此不懂规矩，对自己这样轻看，真是岂有此理。俞大维笑笑没有吭声，陈寅恪有点歉意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杨步伟在回忆中说：“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大维！不知你还记得这一回事吗？”34

赵杨夫妇此次在德国逗留了40天，除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罗家伦等人到访外，童冠贤、毛子水、何思源、张幼仪等也多有交流。时徐志摩正为追求心中的圣女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近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的饭桌前面叫了一声：“嘿！”35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由于老金不愿接受徐的捐赠，此事未能谈拢，张幼仪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在留学生圈子内被转来捏去，最后成为一堆令人厌恶的稀汤的羞辱与麻烦，但最终还是在好事的中国留学生与徐志摩本人的内外夹击下，同意离婚。金岳霖以见证人的角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徐、张的离婚风波，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身在异国他乡又身怀六甲的张幼仪，一时陷入凄苦无助的悲凉境地。赵杨夫妇准备离开柏林的那天晚上，罗家伦匆匆忙忙赶来，杨步伟原以为罗是专为送行前来探望，交谈中颇为客气，更不再为罗说自己是赵元任他娘之事计较。话谈到一半，罗家伦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问杨步伟手边钱多不多，杨以为对方除了送行还要送钱，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为表客气，杨说不多可是够用了，刚要说不劳你们帮忙之类的客气话，想不到罗家伦猛地接话道：“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杨步伟一听，顿时冷了半截，沉着脸说手中的钱只够用到回法国，只要一到法国，由美国汇来的钱大约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国再说吧。罗家伦知道只要眼前这两个小财神一离开柏林，便是黄鹤一去杳无消息了，于是死缠硬磨，与赵杨夫妇在旅馆打起了阵地守卫战。眼看快到深夜，赵、杨体力不支，表示缴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给对方。罗家伦钱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无音信。杨步伟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对此情此景仍记忆颇深，并对罗氏借钱几十年不还的做法，含有调侃意味地再度提起：“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呢吧？”36此语表面上是提及40元钱，实则杨步伟仍对当年罗氏的冒失与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于怀。

又是多少年后，周作人对罗家伦曾做过一个小小评价，谓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又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37周说这话的时间是1950年6月，自己刚因汉奸罪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傅罗二人皆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山河改色。且周作人与傅斯年素有个人恩怨，因而此评是否公允，只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罗留学时期的总体情形看，似乎并不像周氏所说的那样鄙陋与龌龊，特别是在钱财的交往上，尽管有罗家伦借杨步伟债款几十年不还的情形，但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尚没有露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做派，倒是有点同舟共济，“有钱大家花”的共产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