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打仗靠走？ 先秦坐车才是主流
20世纪30年代，考古队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曾发现战车残存的痕迹。为什么说仅仅是痕迹而不是战车呢？因为古战车的主体材料为木质，岁月长久，大部分已然腐烂，以当时的考古技术，甚至无法将其剥剔出来。一直到50年代，才由夏鼐先生率领的考古团队，成功剥剔出战国时期战车保留在泥土中的形态，完整再现了古车各个部位的形制和细部尺寸。之后，各地殷商墓葬不断被发现，大量遗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先秦古车的完整面目，终于得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古战车究竟是何等模样呢？其实我们看一下甲骨文里的这个字是如何写的，答案就很清楚了。
具体来讲，战士所在的部位叫作“舆”，即今天我们所讲的车厢，最早期应该是长方形，可容纳三人，分别为驭手、弓手、长戈手，后期慢慢演变为方形，最大可容四人；车的前方有一根曲木，用于驾驭马匹，后来演变为两根直木，称为“辕”。马匹数量起初为两匹，后期扩大至四匹乃至六匹。辕的后端压在车厢下的车轴上；前方则有一根起到平衡作用的横木，即所谓“衡”，两侧设“人”字形“轭”架在马身上。
◎商代甲骨文“车”
那么车轮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不得不说商周先民是如此聪明，他们通过古老的制轮方法即“煣”，使用明火，软化潮湿的木头，使之定型为圆弧状。成型之后的木头，即是优质的车轮。
商周战车的形制，古书如《考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古墓中出土的战车亦可以验证这个结论，独辕、双轮，为基本模式。从商到周，战车的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轮上辐条的数目则逐渐从十多根增多至二三十根，目的是提高战车的速度和灵活性，同时兼顾稳定性。
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战国时期已开始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河南洛阳战国车马坑出土的实物，战车的铁锏为半筒形瓦状，每轮四块，均以铁钉固定在轴杆上。
而战车所配备的马匹，亦有专门的称呼。譬如豪华的四匹马配置，其中间的两匹叫作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两匹则称为两“骖”，用皮条系在车前。四匹马合起来，则叫作“驷”——顺便说一下，马是披有皮甲的，湖北战国墓中曾发现用来编缀马甲的甲片，而且还根据马的部位，有适合顶梁、鼻侧、面侧等不同位置的甲片，可以有效地保护驾车辕马的头、颈和躯干。
至于战车所使用的兵器，殷墟曾发现一辆战车车厢里存放有皮质圆筒形矢箙，即箭囊，内装十支配着铜质箭镞的利箭，旁边则有铜弓和铜戈。可以想象这就是车上人员使用的远近兵器。从位置来讲，车厢左方者的地位最高，主射，是一车之首；他的副手居右，也就是所谓戎右，主挥戈击刺；驭手则在他们中间，也携有一柄短剑护身。他们所穿的盔甲也有所不同，譬如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此外，战车上还配备了皮制的大型盾牌，加缀青铜部件用于加固。车厢也有青铜护甲，钉装在外侧。
战车之上的射击，现在一般认为射手会采用跪姿进行瞄准射击，所以战车往往不会在此时全速冲击，平稳的速度更适合于射击，亦有利于步兵的协同掩护。而两车对冲之际，戈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可以有效地钩中敌军戎右，并利用战车的速度将对方钩下战车，夺取战斗的胜利。
兵车时代，步兵被称为“徒兵”，一辆战车之后跟随的步兵，少则七人，多则十人，后来慢慢增加，到战国时期已经多达七十二人。《孙膑兵法》曾对战车与步兵的配备做过一番分析，认为影响战车使用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地形。在平原地带，战车即使面对十倍的敌军步兵，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决战。所谓“易则利车，险则利徒。此击车之道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攻击路线，侧翼包抄或许更胜于正面的冲击，当然，这个在春秋礼战中并不多见。礼战时期，据说双方都会默契地朝左行驶，便于戎右与对方进行公平较量。而弓箭手也不会主动射击驭手，因为这样太不厚道，即便赢了也是胜之不武。
步兵原本是跟随在战车之后，但这一配置规则，在春秋一开场就被打破了。被称为“春秋第一战”的繻葛之战，周天子联合陈、蔡、卫三个诸侯国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应对方法是把每五名步兵组成一个单位，即所谓“伍”，分散安排到战车的左、右、后方，填补战车之间的空隙，相互掩护，协同作战，起到攻防自如的效果，而这种布阵方法，后来便演变为所谓“鱼丽阵”。结果，战斗一开始，郑国右军就将王师左翼的陈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而左军也将蔡、卫两国军队组成的右翼击败，周天子的中军陷入郑国三路夹攻，彻底失败。
发生在公元前589年的鞌之战，则保留了若干礼仪习惯。譬如晋国大将韩厥追赶齐顷公，为齐顷公驾车的邴夏认出他是个人物，让齐顷公射杀他。齐顷公却说射杀君子不符合礼，于是不射韩厥，却射杀了他身边的人，因其地位比较低，就是相对君子而言的小人，按礼可射杀。而稍后战局翻转，韩厥要追上齐顷公，担任齐顷公戎右的逄丑父，又和齐顷公调换了服装和位置，等到韩厥杀过来，他从容不迫地拿出一个水瓢，让戎右（齐顷公）下车给自己打水，顷公还傻乎乎真打来一瓢水，逄丑父只好说水太脏了，又让其下车去寻清水，于是齐顷公终于明白了逄丑父的用意，趁此机会逃之夭夭。而韩厥面对这一切，反应是完全遵守礼节，从容等待，给了齐国臣民充分表演的时间，最后将逄丑父当作齐顷公俘虏去见主将。主将郤克发现抓错人，反应也很淡定，他说：“代君赴难的臣子，杀了不吉利。我赦免他，用来勉励尽忠国君的人吧。”就把逄丑父给放了。
类似礼仪，就连素来被中原视为野蛮的楚国人也严格遵守。发生在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晋军战败，楚军在后面追，结果晋军战车挤在一起，乱哄哄动弹不得，楚军非但没有趁乱杀上去，还教晋军把战车前面的木头去掉，这样就不挤了，跑路也方便了。结果过一会儿晋军又跑不动了，说是马没力气了，楚军再教晋军把旌旗扔掉，因为旗子招风阻力大。于是晋军感谢对手，你们真是有逃跑经验啊，我们自叹不如——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搞得跟情景喜剧似的。这样的情节，也只有春秋才会有。
不过在春秋后期，就开始了车战模式向步战的转变。譬如晋国，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的步兵攻击之际，考虑到战场是太行山区，干脆就放弃了战车编组，车上的甲士也成了步兵，与原来的步兵合在一起，组成了以前锋、后卫、左翼、右翼、前拒为编组的步兵方阵，其基本单位就是二十五人的小方阵，其中十五人为重甲步兵，就是原来的战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