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这里写几句与本书的结构和图片有关的话，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的14章均以对古代文献的综述及相关时期所涉及的战争的政治背景为开头。这一时期的战争史被划分为多个章节，每个章节的时间跨度各不相同，例如：第12章（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的时间跨度为13年，而第13章（帝国时代的罗马军务）则囊括了长达3个世纪的帝国时代史。每一章时间间隔的划分依据是本章所涉及的政治事件，因为在战争史的舞台上，战争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或者正如众所周知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言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流的延续而已，这一延续是将各式各样的手段杂糅在一起而实现的。”然而，本书每一章的大部分段落都在致力于以简短的篇幅来研究军事艺术、兵器、防御工事、海军、攻坚技术、单场战役和将领的指挥能力等话题。

就上述规划而言，第1章是一个例外。我们不必为试图从荷马史诗中摘录真实历史而感到抱歉。我们已经将它设定为可能已流传了5个世纪之久的长篇口述史，把荷马的文学演绎同他的“原始文献”分离开来。诗歌是一种比散文更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早先尚无文字的时代，它的功用就是记录历史，至于诗意则是副产品。因此，普里阿摩斯（Priam）的特洛伊王国与最初用于纪念这个王国的传说可能在荷马之前就已出现，其相隔年代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及托勒密（Ptolemy）—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见证者—的事迹和阿里安（Arrian）之间的间隔一样久远。这些口头资料的存在说明了在荷马史诗中得到鲜明反映的迈锡尼文明的特点，就像它们将在没有文字的数个世纪之间遭到多次篡改和遗忘那样。

在本书的全部篇幅中值得注意的是，画师们绘制的复原图及所附的说明文字大多是根据构成本书14章内容之基础的独立研究而创作的。一致性在本书的每个部分都是被优先考虑的目标，但倘若本书遭到尖锐的批评，或被察觉存在着观点分歧的倾向，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不会令任何一位明白本书主题本身就存在着争议性质的读者感到沮丧。在某些完全受限于篇幅的章节，我们安排文字作者和画师们进行分工协作。第12章就是一个例子，它将少数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同亚克兴战役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战役示意图和附加的注释为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份有争议的现代解说。

当然，本书显然只是一篇概述。而相应的影响就是，在概述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和各式各样的论证将不可避免地被略去。此外，尽管本书的主题颇具吸引力，但在详细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比其结论所带来的问题更多。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将这部文风枯燥的作品与读者共享，势必要受到持续不断的限制性因素的干扰。作者和画师们有时可能会显得草率而独断，但即便如此，无论在何处遇到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总是会在采用自己的观点之前先考虑一下他人的观点。例如，三列桨战舰的示意图中绘有中央甲板和一个用于嵌入桅杆的开口的做法就得到了普遍认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了解舷侧甲板及中央天井理论—例如起源于德国，并早在1949年就得到 G. S. 柯克（G. S. Kirk）教授强有力拥护的理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单从文字证据来看，三列桨战舰的结构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古代世界的人们所掌握的三列桨战舰的型号，可能并不比现代学者推测而得的型号少。

除了画师们绘制的复原图，插图中还包括古代画像、防御工事的废墟和残留至今的兵器的照片，以及地图、示意图和以图表呈现的统计数据及历史事件。横列于每页页底的年表的作用，是将在地中海和西亚发生的事件与远东的文明中心发生的事件相互关联起来。但事实上，本书的大部分历史记录仍属于希腊-罗马史范畴，特定的年代也将有效地增补相关章节的内容。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文章弄成编年史形式，以便为一系列单独的、独立的军事研究部分腾出空间。即便如此，我们仍尝试着追溯任何隐藏着某种历史线索的主题的发展进程、起因和结果，并将14章的内容描绘成一幅连续不断的历史画卷。不管怎样，我们不希望本书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不幸的是，教学大纲有时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印象：古代史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时突然终结了，而后在完全沉寂了一段时期后，在罗慕路斯（Romulus）、雷穆斯（Remus）和狼的神话的指引下，在意大利重新拉开序幕。

伯明翰大学的格拉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博士对本书贡献甚大，他校对了7至14章，并就某些问题—他在相关领域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向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爱德华·奥多诺休（Edward O’Donoghue）先生致谢，他校对了1至6章。一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帮助我们的机构和个人，也应该得到我们的感谢。其中包括希腊学研究促进学会和罗马学学会联合创办的图书馆的全体员工，他们多次为我们效劳，其中包括用通电话的形式为我们提供希腊文引文—甚至在周六早晨也不例外。位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伦敦大学图书馆及其考古研究所和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帮助。此外，作者还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享受着大英博物馆提供的便利，并很高兴地接受了同馆内的希腊、罗马古文物部门及西亚古文物部门的专家们讨论与通信的机会。我们还要向出版社和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信息服务及文化专员致谢，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向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为书中的图拉真纪念柱浮雕的仿真品及复制品提出过相关建议；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人员致谢，他们提供了关于幸存至今的早期战车的信息；向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致谢，对于作者咨询的关于西徐亚弓的问题，他们给予了及时的答复；向伦敦科学博物馆运输部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提供了关于古代战舰结构的丰富材料。我们的感谢还应当致予梵蒂冈伊图里亚美术馆的弗朗西斯科·龙卡利（Francesco Roncalli）教授，他向我们提供了保存在意大利的古代盾牌的相关细节。还有剑桥大学的A. M. 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教授—他的名字总是与希腊兵甲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期刊上为书中的照片和注释给予了宝贵的指点。但毫无疑问的是，作者、研究者和画师们享有各自负责部分的全部功劳，对相应的遗漏部分亦负有全部责任。

约翰·沃利

于萨里郡坎伯利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