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刘奭：柔仁好儒本无错，怎奈立场不分明

笃信儒学仁术推，

怎奈软弱混是非。

奸佞弄权任意纵，

大权旁落国堪悲。

出轨人物：刘奭，即汉元帝。

生卒年份：公元前75—前33年。

在位时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出轨点：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即性格柔弱，喜欢儒学。在他执政时期，他信赖纵容宦官，导致大权旁落，此时的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汉元帝重用奸佞的做法无疑是加剧了汉朝的衰落。

立场通常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一个人立场分明，做起事情来才有方向和目标，如果立场不分明，模棱两可，凡事和稀泥，给人的印象就是圆滑不可信任。特别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不分明就可能误入歧途，导致身败名裂。

历史上的汉元帝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皇帝，他反对滥用杀伐，重视民生，应该说可以成为一代仁君，但是却没有，原因就是他立场不分明，被奸佞欺骗而不自知，诚如司马光评价说：“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汉元帝本可以继承父业，延续汉朝中兴，但是他在执政时立场不明，混淆善恶是非，导致宦官横行，朝政败坏，历史的轨迹便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汉宣帝临终前，给自己的儿子汉元帝安排好了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分别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三人同领尚书事。应该说，汉宣帝这样安排不是随意使然，而是出于深思熟虑后的安排，这三人中，史高是外戚，另两位是儒臣，这样可以相互牵制，既不至于外戚专权，也不至于让皇权落入他人之手。

但汉宣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自认为自己巧妙的安排，竟在汉元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问题。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独揽大权，萧望之和周堪俨然成了他的副手。汉元帝对此有些不满，因为外戚专权历来是对皇权极大的威胁，显然汉元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汉元帝开始倚重另两位名儒师傅即萧望之和周堪，因之，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史高感到了极大的心理不平衡，于是与萧望之等人的嫌隙日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戚和儒臣的钩心斗角，却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石显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常常博得元帝的欢心，元帝对他逐渐倚重。在元帝看来，外戚、儒臣都容易形成势力，威胁自己的权威，但“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一个宦官，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婚姻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全心全意为我这个皇帝服务吗？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吗？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显等去处置。殊不知，石显之流野心勃勃，他们不仅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甚至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这就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集团，并不是汉元帝想的那样——宦官是孤掌难鸣的。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是想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却使大权旁落，石显之流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正直大臣，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面对宦官弄权，汉元帝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是纵容，在立场上已经混淆了是非。元帝60多岁的师父、被称为“当世名儒”的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元帝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连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汉元帝结果并没有惩罚他。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几年间，元帝每年都要去萧望之的坟上祭奠，然而，害死师父的石显呢？元帝还继续留在身边。

《淮南子·主术训》：“智欲圆而行欲方。”说的是处世时既要学会中庸，同时又能坚持原则，保持独立个性。

“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这两者不能偏袒任何一者，如果偏袒前者，做事就显得直且不通情理，而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情理则难以相处；如果偏袒后者，则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没有了原则，做事便难以服人。

治国也要讲究方圆之道，汉元帝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处理与大臣的关系时，立场不明确——轻小人远贤臣，导致了权力旁落。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喜欢在方圆之间玩平衡术，借以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汉元帝玩得并不高明，因为他的平衡术完全偏向了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这要归咎于他模糊了忠奸善恶的界限，养虎为患的妇人之仁导致更多的忠义之士被害，汉朝已然在走下坡路了。

处世之道贵在能深谙方圆之术，无论是在商界、仕途，还是交友、谋职等方面，都需要掌握“方圆”的技巧，才能无往不利。比如一个领导者可以对自己的下属某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前提是这些行为不危及集体的利益，但是一旦涉及集体的利益，领导者必须坚决反对，这就是方圆的运用。汉元帝其实可以对宦官的某些行为装作没看见，但是宦官弄权，排挤大臣就应该明确反对了，但是他却没有，足见汉元帝不是一个明君，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