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不被看见的劳动永远没完没了
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上：社会表象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它对那些被迫维持社会祥和的人有什么要求？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扫卫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比较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至于家里打扫后干净如新，那不过是额外的收获罢了。
我丈夫等着我改变主意，换成一份比房屋清扫服务更“简单”的礼物，例如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但我坚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预约电话，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信誓旦旦地决定自己动手。当然，他还是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他先告诉我房屋清扫服务的高昂费用（因为我负责管控家用开支），接着满腹狐疑地问我还想不想叫他预约那个服务。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电话去询价，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我来做，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我想找家政公司来彻底打扫已经有一阵子了，尤其自从我自由职业的工作开始大幅增多，导致我分身乏术后，这个愿望更强烈了。之所以迟迟没做，部分原因在于不自己做家务会让我感到内疚，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花心思去处理“请人来打扫”的前置作业。我很清楚事前准备有多累人，所以才会要求丈夫做，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
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动手清洗。所以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上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他取出需要的东西，包好他要送给母亲和我的礼物后，就把箱子搁在了地板上，储物箱就变成碍眼的路障，（至少对我来说）也是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每次我要把换洗衣服扔进脏衣篓，或是去衣帽间挑衣服来穿时，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衣帽间，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实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
“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家里牛奶没了，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或是让丈夫去超市购买，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卫浴、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细节，往往导致一项任务暴增成二十项。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室，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没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这种无止境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钥匙扔在了哪里、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然而当你主动要求，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又会是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在许多情况下，当你委托别人做事时，你需要三催四请，别人听多了还会嫌你唠叨。有时，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恳切的语气催请对方（而且还要担心对方嫌你啰唆），所以我会干脆自己做。有好几个早晨，我帮女儿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帮她穿上——并不是因为她不会自己穿鞋，而是因为我不想同一件事连续讲十几次，讲到我发飙大吼快迟到了，她还没把鞋子穿上。我希望丈夫打扫院子，但又想维持婚姻和谐时，必须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以免言语间流露出些许的怨恨，因为要是我不主动提醒，他永远不会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扫了。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不得不压抑情绪，只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平顺，毫无纷争。或者，我会自己做完所有事情。孩子当然不必做这种选择，丈夫也不必，那是我的任务，一向如此。
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终完成的任务还费时，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没注意到。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读蒂法妮·杜芙（Tiffany Dufu）的《放手》（Drop the Ball）时，看到她讲述生完孩子后对丈夫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着气愤起来。杜芙写道：“我们在外面都有全职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得更努力。而且气人的是，他看到的事情，还不及我实际上为维持这个家顺利运作所做的一半。换句话说，他不仅做得比我少，还没意识到我做得比他多！”[1]然而在他的脑海中，他可能认为自己做得已经够多了。男性大多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自觉已经比前几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1965年到2015年间，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但这并未带给我们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仍是男人的两倍。[2]即使在比较公平的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平均分配家务及照顾孩子的体力活，感觉起来还是女性做得比较多……她们确实做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并没把这些任务中的情绪劳动也量化计入。通常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不被看见的。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
那个母亲节迫使我潸然泪下的原因，不单是那个一直搁在地上的碍眼储物箱，也不是因为丈夫无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礼物，而是经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变成家中唯一的照护者，照顾每件事、每个人，而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完全不被看见。
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向丈夫解释为何如此沮丧时，我终于达到情绪爆发的临界点，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绪的源头了。曾几何时，落差变得那么大？情绪劳动一直以来不都是我的强项吗？我难道不是主动选择照顾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吗？我不是本来就比他更擅长这件事吗？重新调整我们之间的平衡这件事，难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吗？
我不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省。如果我不把情绪劳动视为分内工作，周遭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意的是结果：那些事情会搁在哪里？谁会捡起来做？如果我放着家务不管，谁会遭殃？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语气和举止对丈夫的影响，我们会吵到什么程度？我这辈子已经习惯了超前思考，预测周遭每个人的需求，并深切地关心他们。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相反地，我丈夫从来没受过相同训练，他懂得关心他人，但他并不是体贴入微的照顾者。
然而，当我认为自己不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选，更是最佳人选时，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较擅长安抚孩子的脾气，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做。我比较擅长维持屋内整洁，所以我负责绝大多数的打理及任务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但诚如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所写的，成为唯一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可能导致破坏性和有害的失衡。“每个伴侣都需要负责具体的活动，不然男方很容易觉得他是在帮忙，而不是在做分内的事。”[3]对我丈夫来说，那些归纳在“情绪劳动”那把大伞下的任务，已经变成他在帮我的忙。他所做的情绪劳动，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责任感毫无关系。当他不需要我开口就主动完成一项任务，并承担过程中的精神负担时，那是在对我展现“美意”，是一种需要称赞和感激的行为，但同样的任务由我来做时，却无法指望同样的回报。对我来说，情绪劳动变成一个竞技场，我的价值与每项任务都交缠在一起。
我感到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线上，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应对伴侣的情绪，包括预知对方的需求，避免任何不悦，保持心平气和，是女性从小就被教导要承担的责任。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女性要求男性尽力解决情感纠纷时，男性若是反驳、恼火，甚至愤怒，那些都是“自然”反应，也是可接受的。在宾夕法尼亚西切斯特大学指导“情绪劳动”这个主题并发表相关论文的性别社会学家莉萨·许布纳博士（Lisa Huebner）指出：“一般而言，社会中的性别情绪，是在持续强化‘女性在生理上先天就比男性更能够感觉、表达、管理情绪’这种错误观念。这并不是在否认，有些人由于性格原因，确实比他人更擅长管理情绪。但我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是由性别决定的。与此同时，社会也想尽办法确保女孩和女人为情绪负责，却放任男性不管。”[4]
即便是讨论情绪劳动的不平衡，讨论本身也涉及了情绪劳动。我丈夫虽然个性好，本性善良，但他还是会以一种非常父权的口吻来回应批评。逼他去了解情绪劳动究竟有多累人，就好像是对他做人身攻击似的。到最后，我不得不在“让他了解我对情绪劳动的失望有什么好处”“以不会导致我们争吵的方式来传达那些想法，究竟要付出多少情绪劳动”这两件事中进行权衡。两相权衡后，我通常会觉得“放弃不谈”比较省事，并提醒自己，另一半愿意接受我分派给他的任务已经很幸运了。相较于许多女性（包括女性家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算好了。我丈夫做很多事情，他每天晚上都会洗碗，也经常做晚饭。我忙着工作时，他负责哄孩子睡觉。只要我开口请他做额外的家务，他都会毫无怨言地完成。有时候期待他做一点家务，好像我太贪心了。毕竟，我丈夫是好人，也支持女权主义，我也看得出来他有心想要理解我的意思，只是他终究还是不明白。他说，他会尽量多做一点打扫工作来帮我分担家务，也重申只要我开口向他求助就行——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样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
乔尼·布鲁西（Chaunie Brusie）在Babbl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发热议，文中提到她在家务上缺乏协助，她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如果夫妻俩饭后一起收拾，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吗？如果孩子知道母亲不该是唯一的清洁工，那不是更好吗？把两人共享的空间视为一种共同责任，不是比较合理吗？”[5]总而言之，如果所有的情绪劳动不是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如果她的丈夫（或孩子）能主动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并主动去做，那不是很好吗？布鲁西是自由职业者，全职作家，年薪六位数（美元），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帮忙”。事实上，她想传达的重点是，照顾全家的责任根本不该由她一人承担，但偏偏事实就是如此。她在文中提到，她选择把饭后的一些杂务分派出去。她不仅要和颜悦色地提出要求，当她第一次分派家务遭拒时，还得把完成任务后一起玩游戏作为奖励，家人才肯答应。如果她想请家人“帮忙”，就需要以愉悦的口吻提出恳求，即便是“帮忙”清理家人弄乱的东西。“我们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布鲁西写道，“我希望孩子了解，收拾我们的家很重要。正因为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然而，当另一半不会主动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该做时（亦即不懂得平均分担家务的身心劳动时），你很难说服他这样做。把垃圾拿出去倒确实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他应该负起“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责任。
不过我试图向丈夫解释这点时，他很难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差别。只要任务完成了，管他是谁要求完成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听他这样反问时，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所以我把导致那一刻混乱的所有挣扎和沮丧写下来，然后以专文发表在《时尚芭莎》上。[6]我知道有些女性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达的重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隐形工作——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转而给轮子上油。我们对于持续担负起超量的情绪劳动感到沮丧。不过，当那篇《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以惊人的速度被疯狂转发时（截至2018年本书撰写之际，那篇文章已被分享九十六万两千次以上），我还是很惊讶。数千名读者留言及评论，很多女性纷纷分享她们的“母亲节时刻”，她们也遭遇过伴侣不明就里的反驳，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纷纷点头说：“是啊，我也是！”那个联结时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现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响？”
我并非第一个思考“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的人。社会学家当初创造这个词汇，是为了描述空乘人员、女佣和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在工作上展现出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生人的样子。这种“情绪劳动”的定义在霍克希尔德1983年的著作《心灵的整饰》中受到瞩目。霍克希尔德以“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来指感觉上的管理，以便营造出大家看得见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情绪劳动是用来换取酬劳的商品，所以有交易价值。至于“情绪工作”（emotional work）和“情绪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则是指私下场合的情绪劳动[7]。她的研究是聚焦于空乘人员必须做到的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空乘人员不仅要在工作中表现出热情友好，还要变得热情友好，以便妥善整饰自己的情绪，不让乘客在航班上失望。她解释，对空乘人员来说，微笑是工作的一部分，需要结合自我和感觉，才能使“展现愉悦”显得毫不费力，并掩饰疲劳或恼怒感，以免乘客不悦。航空公司教导空乘人员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醉或不守规矩的乘客视为需要关注的“小孩”，借此压抑义愤填膺的感觉。公司也要求他们自己在脑中虚构有关乘客的故事，借此唤起对乘客的同理心。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乘客的情绪产生共鸣，同时抽离自己的情绪，是一种极端的乘客服务。
其他的社会学家在学术期刊上进一步阐述“情绪工作”这个主题，探讨大家指望女性在家中承担情绪劳动的方式。2005年，丽贝卡·埃里克森（Rebecca Erickson）把女性所承担的情绪工作和不公平的家务分工联系在一起。她的研究显示，情绪工作是理解家务中性别差异的关键要素——女性做较多的情绪工作，也分派较多的情绪工作，而且做的同时还要让每个人都开心。[8]在家务劳动中，对于“谁该做什么”始终存在着性别差异，因为社会对性别有刻板印象，默认情绪劳动由女性承担。女性需要决定一项任务究竟是自己做，还是交给别人做，最终事实是自己揽起来做往往比较容易。文化的性别规范告诉我们，谁该负责“掌管”家庭，因此导致许多夫妻面临严重的失衡，这样的现象还在持续。
然而直到最近，这个话题才开始在学术界之外引起更广泛的关注。2015年，杰丝·齐默尔曼（Jess Zimmerman）聚焦女性在个人社交圈里（其实是随时随地）从事情绪工作的方式，再次开启了大众对情绪劳动的讨论。他人的想法我们洗耳恭听，提出建议，安抚他人的自尊及肯定他人的感觉，同时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点头，微笑，展现关心。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通常不指望任何回报，因为情绪劳动是女性的工作，我们都心知肚明。齐默尔曼写道：“我们常被告知女性的直觉较强、更善解人意、更愿意且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这种文化结构为男人提供了一个情绪上偷懒的借口，实在太方便了。把情绪工作塑造成‘一种内在需求、一种渴望，而且理当来自我们女性特质的内心深处’真是省事。”[9]
齐默尔曼的文章在热门网站MetaFilter上引发热烈讨论，数千位女性到网站上留言，并分享自身的情绪劳动经历。[10]所有读者似乎都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需要特别投注的心力，其中包括对需求的预期、对各种优先要务的权衡和平衡、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同理心，等等。从MetaFilter用户身上可以看到情绪劳动几乎无所不在，从她们对未完成的家务感到的羞愧和内疚，到她们顾及伴侣而非自己的感受，再到性工作者如何展现魅力并与客人交谈，不一而足。
罗丝·哈克曼（Rose Hackman）在《卫报》上发表的热门文章，又进一步扩展了情绪劳动的定义外延。她主张情绪劳动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下一个战线。[11]她不仅谈到齐默尔曼探讨的情绪工作，也将细节中出现的情绪劳动，如女性的规划、体贴入微和关怀纳入考察范畴。哈克曼提到，情绪劳动以许多微小但隐晦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从经常被问家里的某样东西放在哪里（“我们”把厨房抹布放在哪里？），到记住大家的生日并规划欢乐时光以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再到假装性高潮以提振伴侣的自尊，等等。
之后两三年间，“情绪劳动”这个议题持续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有无数文章探讨情绪劳动及这种劳动的无处不在。事实上，《时尚芭莎》发表的那篇文章也不是我第一次写那个话题。那篇文章刊出的前一个月，我才刚为Romper网站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全职妈妈的情绪劳动[12]。那么既然情绪劳动无处不在，为什么我在《时尚芭莎》发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回响？
坦白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女性已经受够了，忍无可忍。2017年9月底我发表那篇文章时，距离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失利、特朗普获选，以及他上任后的“女性大游行”（有人说那可能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示威活动[13]）还有一年时间。距离塔拉纳·伯克（Tarana Buke）因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遭到指控，而使“#MeToo”运动再次浮上水面，仅一周的时间。女人生气了，觉醒了，准备好了推动改变。我们已经不想再为了照顾男性的情绪和预期而无休止牺牲自己。
这是女性认识以下事实的绝佳时机：情绪劳动不仅仅是令人沮丧的关于家事抱怨的来源，更是系统性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破坏性的方式将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凸现出来。社会深深地寄希望于女性担负起家中一切累人的精神劳动和情绪劳动，而那些受惠最多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这类劳动，导致那些隐约的预期在我们小心翼翼穿越一个几乎别无选择的文化时，轻易地跟随着我们进入家庭之外的世界。我们只好改变自己的语言、外表、言谈举止、内心的预期，以维持和睦。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劳动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这些代价往往不被看见。我发表那篇文章时，女性已经准备好将家中的变革放大到世界中，并一展拳脚了。
如同之前的许多记者，我把情绪劳动的定义再进一步扩展，希望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关系动态。我定义的“情绪劳动”，是结合情绪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做的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工作。它涵盖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照护类劳务的相关术语，诸如情绪工作、精神负担、精神重担、家庭管理、事务劳动、无形劳动，等等。这些术语分别来看时，看不出是如何交织、火上浇油，终至令人沮丧抓狂的。实际上，这些工作不仅劳心耗神，而且它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走出家庭进入世界时仍旧伴随着我们。朱迪丝·舒勒维兹（Judith Shulevitz）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母亲经历的情绪劳动，并在文中列出那些工作的高昂成本。她写道：“不管女人是喜欢操心，还是讨厌操心，那都可能分散她对有偿工作的注意力，使她在工作上受到干扰，甚至断送了职业生涯的发展。担忧及安排事务这种令人分心的苦差事，可能是阻碍女性职场平权的所有因素中，最难以改变的障碍之一。”[14]
舒勒维兹称这种人为“指定的操心者”（designated worrier），但成为“指定的操心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时间累积及付出心力的。以全职妈妈为例，或许你精心打造了一套系统，好让每个家人的早晨能够顺利运行，例如你想在墙上挂一个钥匙钩。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唠叨”一下，家人才会帮你装上挂钩。你需要多次温和地提醒家人，请他去五金店买挂钩，不然你就得自己写在待购清单上，自行采购。你还需要温和地多次提醒家人：“钉个挂钩很快，今晚或明天就能完成。”你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还要权衡时间表上有哪些优先要务需处理。然而，无论你讲几次把汽车钥匙挂起来会有多方便，家人还是会问你：“我的钥匙哪儿去了？”你心里权衡着到底要直接告诉他钥匙在哪里，还是再度提起钥匙挂钩的事；如果是后者，恐怕又会演变成一场争论。你总是需要超前一步思考，小心说话的用字遣词及表达失落的方式。你必须同时克制自己的情绪，也管理对方的情绪。这实在很累人，所以你往往选择干脆直接告诉他钥匙在哪里，既省时又省力。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在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中，这种加乘式的情绪劳动会变成常态。日积月累下来，你的生活变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驾驭它。你必须引导其他人在这套精心打造的系统中穿梭，以免他们卡住或陷落。例如，你挤完最后一点牙膏，或是把厕所的卫生纸用完时，你注意到该换新的了；公司同仁指望你规划下班后的欢乐时光；你脑海中有一份清单，列出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注意及肯定他人的情绪，同时控制自己的；你需要维持事情的顺利运作，而且要非常小心。这些劳动都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永远无法将之抛诸脑后。它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耗尽无法估量的心神，而且那些心神明明可以用来做其他对我们自身、职业生涯及生活更有利的事，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快乐。把这些原本各自存在的用语归纳在“情绪劳动”的大伞下非常合理，因为它们紧密相连。情绪劳动所指的，不仅是关心结果而已，也关心那些被我们的情绪、言语、举动所影响的人，即使那样做是牺牲自己以成全他人。
社会指望女人以许多无偿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自我），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我们创造出一个利他的形象，允许他人的需求凌驾于自我之上。我们成了倾听者、忠告者、旅行规划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扫者、提醒者，也是每个人都可以舒适依靠的无形靠垫（但几乎没人考虑这会如何消耗我们的心神）。我们从事情绪劳动时，把周遭的需求摆在自我需求之前。渐渐地，我们在这世上存在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开始隐于无形。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们压抑或调整自己的情绪，从与丈夫和睦相处，阻止孩子乱发脾气，到避免与母亲争吵，避免街头骚扰变成人身攻击。
为了管理他人的情绪和预期，你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才能让人听到你的心声，耗尽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来的宝贵时间。你必须确保你的响应经过深思熟虑，把他人的情绪也纳入考量。当你需要指派任务给别人时，你必须使用正确的语气，询问对方的意愿。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需要克制自己，依旧展现出亲和力。如果你想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位置，那表示你需要先一步思考对方可能会如何反应。有人说，当你交出完成的任务时，不要同时展现魅力和温柔的一面，因为你可能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影响升迁机会。也有人说，走在路上听到男人对你开黄腔、骚扰你时，不要微笑，紧闭着嘴继续前进，不然你可能会被跟踪、攻击，甚至碰到更惨的遭遇。
当我们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权力动态时，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诚如桑德伯格在著作中所述，女性在职场上常避免发表意见，语带保留，以免被贴上标签。“怕大家觉得她没有团队精神，怕大家觉得她负面或唠叨，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却被当成单纯的发牢骚，怕勇敢说出想法而引起大家关注，怕可能因此遭到攻击（就是脑海中那个叫我们‘别坐到桌前’的声音所诱发的恐惧）。”[15]我们在家里，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帮忙”且避免争吵，也要这样顾全大局，语带保留。这些持续又伤神的劳动，大多隐于无形。
霍克希尔德在书中提到，航空公司如何要求空乘人员在飞行中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家庭氛围，以及她们打卡下班后，那种伪装会使她们付出什么代价。她们下班后常感到情绪疲乏，很难在工作角色和真实自我之间切换身份。她们之所以难以在内心深处找到真实的自我，或许是因为她们不止在服务业中付出情绪劳动。身为女性，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营造出同样的温馨感。我们不仅在工作中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须对亲友、同仁、陌生人这么做。女性之所以觉得受够了，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情绪劳动无法打卡下班，而是随时随地非做不可。被要求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要扮演情绪劳动的主要提供者，我们已经受够了，因为那实在很累人，很费时，也耽误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脑中填满了家庭琐事，把不成比例的时间花在造福他人上。我们为了升职所付出的情绪劳动，从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到聆听他人的想法并提供意见反馈等，都是男性不必做的。我们必须仔细地权衡在公共场合中如何与陌生男性互动，以确保自身安全。这些必要的情绪劳动类型都是一种征兆，其背后是更大的系统性不平等。那种不平等对女性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弱势族群的女性。诚如霍克希尔德所言，男性和女性在情绪工作上的互动方式，是“一种常见的掩饰法，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亏欠，而且在维持这种现象的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上都是如此”[16]。在社会上，女性对于任何需要我们的人，总是亏欠着无尽的情绪劳动，除非男性和女性都改变想法，改变他们对于“谁该做这项工作”以及“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抱持的预期。
每个人都必须改变对情绪劳动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情绪劳动这项技能背后的真正价值。没错，情绪劳动可能是我们的克星，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超能力。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劳动有其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关怀和管理情绪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是一种密集的解题训练，还可以获得同理心的额外效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贝克斯校区的传播艺术与科学副教授米歇尔·拉姆齐博士（Michele Ramsey）表示，情绪劳动往往和解决问题同义。她解释：“大家对性别的假设是‘男性是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女性太情绪化了。’但是在家里和职场中，解决多数问题的人又是谁呢？”[17]身为伺候我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管家，我非常确定自己知道答案。尽管这些情绪劳动令我们沮丧，但这种照护型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我们熟练地顾全大局，宏观地思考结果，游刃有余地调适意外状况，用心地投入工作、培养关系、应对偶然的互动。这些技巧是确保我们细心完成精神任务及情绪任务的资产——这里的细心不只专注在任务细节上，也专注在他人身上。情绪劳动在生活中呈现的方式，就像是以维系社会的文明细线编织成一条精致的挂毯。少了情绪劳动，我们活不下去，我们也不该期待情绪劳动消失。
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变成一种人人都该拥有、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因为那可以让我们更熟悉自己的生活。它能使我们更充分地体验生活，使我们成为最真实、最充实的自己，男女皆然。减轻女性被迫承担的庞大重担，同时让男性进入一个充实的生活新领域是有益的。我们不该只想着“平分”情绪劳动，更应该去了解那些伴随重担而来的东西。即使目前女性被迫扛起不平衡的重担，女性也因为情绪劳动的存在而更长寿、更健康。[18]女性把规划和深谋远虑纳入生活，关心人际关系的培养与维系，为了让他人过得舒服而不辞辛劳地付出，她们的伴侣无疑因此受惠了。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已婚男性通常比未婚男性更长寿、更健康。[19]他们的压力较小，罹患抑郁症的情况较少，身体也比未婚男性更健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对其生活的打理使他们可以更健康地活着。多项研究发现，丧偶及离婚的男性过得不如丧偶及离婚的女性，因为少了伴侣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打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健康、舒适和社交关系都会受到影响。[20]当妻子是家中唯一响应聚会邀约、唯一负责召集家人参加活动、唯一负责维系社交关系稳健发展的人时，失去她也意味着失去了所有人。那也表示，那些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属于男性。
女性负责维系男性与亲友的关系，也确保伴侣饮食健康、做运动。她们帮男性卸下原本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充当男性的第二个大脑，帮他们记住他们觉得不够重要而不需要记住的“小事”。然而当男性从来不学习情绪劳动时，他们也错失掉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大部分。当然，有人代劳肯定过得很舒服，但是如果别人负责处理你生活的一切细节，你的生活便永远不属于你自己。目前这种情绪劳动的失衡，导致大家持续以为男人不必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不必密切地关注个人生活的细节，不必从打造个人生活及家庭中寻找意义，这滋长了有毒的男子气概的恣意发展，在这种环境中，大家依然指望女性以各种方式照顾男性，所以男性永远不会学习照顾自己，不仅身体上如此，情绪上和精神上也是如此。我们告诉整个社会的男性，他们无法处理情绪劳动，他们需要把一切细节委派给女性处理，他们无法随机应变，也无法学习这些可以深深改变其生活的技能。我们让男性对这种依赖他人的人生感到无可奈何，尽管男性拥有那么多的权力和特权。然而，这样做只是在助长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害的恶性循环。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不会伤害男性，还可以帮助女性，让每个人都因此获得解放。让大家预期一种更平等分摊的情绪劳动，这并不是在转移负担，而是为了鼓励每个人改善生活。
平衡情绪劳动可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过更充实，也更真实的生活。负担减轻的女性可以重新获得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时间，在职业生涯上做出理智的抉择，并从真正平等的立场上，感觉到自己与伴侣的关系更紧密。男性可以以新的方式融入生活，承担新的角色，摆脱有毒的男子气概，生活在更紧密相连的环境中，而且不怕帮女性争取更平等的世界。霍克希尔德指出，我们承认生活中情绪劳动运作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立场。我相信，我们已经准备好打破陈规，迈向新未来。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情绪劳动带来的阻碍，以便从沮丧中站起来，决定如何好好运用这种深切关怀的技能。情绪劳动不见得会破坏我们的幸福，事实上，它是维系世界的黏着剂。一旦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了解它的利弊，我们就可以掌控它，改变我们使用这些技能的方式，夺回自主权。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为孩子树立更好的平等榜样，以免他们承袭我们的错误模式。我们可以让男人有机会以新的角色体验情绪劳动，更充分地体验如何为人父、为人伴侣，以及成为一个男人。我们可以为无所不在的情绪劳动划出明确界限，而不是一味地迎合预期。我们可以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技能，而不是障碍。套用众议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的说法，我们可以夺回自己的时间[21]，只在真正有意义的情境中运用情绪劳动的技能，让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侣和后代的生活。当我们一起消除情绪劳动的不平等时，孩子的未来就被改变了，我们的儿子可以学会恪尽本分，我们的女儿可以学会不必承担别人的分内工作。
注释
[1]Tiffany Dufu,Drop the Ball (New York:FlatIron Books,2015),44.
[2]Kim Parker and Gretchen Livingston,“Seven Facts About American Dads,” Pew Research Center,June 13,2018,
[3]Sheryl Sandberg,Lean In (New York:Random House,2013),109.
[4]2017年8月18日接受笔者采访。
[5]Chaunie Brusie,“No,Dear Husband and Kids,You're Not Cleaning ‘for’ Me,”Babble,
[6]Gemma Hartley,“Women Aren't Nags-We're Just Fed Up,”Harper's Bazaar,September 27,2017,
[7]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3),7.
[8]Rebecca J.Erickson,“Why Emotion Work Matters:Sex,Gender,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April 15,2005.
[9]Jess Zimmerman,“Where's My Cut?On Unpaid Emotional Labor,” The Toast,July 13,2015,
[10]“Emotional Labor:The MetaFilter Thread Condensed,”
[11]Rose Hackman,“‘Women Are Just Better at This Stuff’:Is Emotional Labor Feminism's Next Frontier?,”The Guardian,November 8,2015,
[12]Gemma Hartley,“The Amount of Emotional Labor We Put on Stay-At-Home Moms Is Horribly Unfair,”Romper,August 29,2017, we-put-on-stay-at-home-moms-is-horribly-unfair-79612.
[13]Erica Chenoweth and Jeremy Pressman,“This Is What We Learned by Counting the Women's Marche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7,2017,
[14]Judith Shulevitz,“Mom:The Designated Worrier,”New York Times,May 8,2015,
[15]Sandberg,Lean In,78.
[16]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85.
[17]2017年8月18日接受笔者采访。
[18]Yang Claire Yang,Courtney Boen,Karen Gerken,Ting Li,Kristen Schorpp,and Kathleen Mullan Harris,“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Longevity Across the Human Life Spa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no.3 (January 2016):578-83,
[19]Ayal A.Aizer et al.,“Marital Status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Cancer,”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1,no.31(2013):386976,
[20]“Marriage and Men's Health,”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July 2010, and T.Valkonen,“Mortality After the Death of a Spouse:Rates and Causes of Death in a Large Finnish Cohort”,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6,no.8(August 1996):1087-93,
[21]2017年7月27日，沃特斯议员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