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乡人记略

我在乡下生活久矣，谋生后又在乡下蹲了十年，前前后后算起来，在乡下的日子逾三十年，也因此，有缘结识了诸多高矮胖瘦、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乡下人。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个。

郭尕子

尕子，是我们那里的方言。

郭尕子不是大名，是个小名儿，乡下人都喜欢叫小名儿。我们每次喊郭尕子，指的是小尕。小尕还有一个亲哥哥，叫大尕。大尕三十多了，没娶上亲，因为家里穷，自己身体也差，没人跟他。大尕他妈走得早，家里没个女人料理，家越发不像个家，大尕越发找不到人。这样一来，加上他爹老郭，一门三光棍，这在我们队里并不多见。

大尕长年有病，病得像一阵风都能吹走。他经常卧床不起，至于得的什么病，都不清楚，一个队里的人都说不清，连他爹和小尕也说不清，因为家里穷，从没送医院正经检查过。我记事起，大尕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即便从屋里走到门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拄棍子不可，离了棍子，站都站不稳。他爹老郭参加过抗美援朝，每月有几十块补助，这笔钱在当时乡下，不少，顶过一个硬劳力的月工钱，但这不够他们花，吃盐点亮、扯布穿衣之外，老郭又吸烟，又好酒，听说还在外大队找了一个相好的。

老郭对大尕的病也不是不理会，舐犊情深他还是有的。冬天，也经常扶大尕拄着棍子出来晒晒太阳，透透气。有了好吃好喝的，也端给大尕。大尕有时疼得受不了了，大声喊叫，老郭让小尕去找队里的赤脚医生来，医生开些吃不死也吃不好的中药，一服接一服地吃。他们门前的石槛下，堆了一堆大尕吃过的各式药渣子，但就是不见病好。大尕就这么慢慢熬着，熬了五六年的样子，死了。

大尕死后，家里条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只不过，由过去的仨光棍变成了俩光棍。

后来，老郭不知是生活所迫，还是上过战场练过胆子，学了杀猪的手艺。这行当虽不是下三烂，但一般人家不屑，都不愿学，也不鼓动子女学，毕竟是杀生的营生。有了这手艺，一冬一腊，老郭再也不愁吃喝，杀到哪家吃到哪家，而且有酒有肉，现杀的猪现做的席面，一撂一撂的厚肉堆在盘子里，热腾腾的。有时，老郭会把小尕带上，让他帮忙挑刀具，帮忙鼓起腮帮子对着猪腿吹气，帮忙从腰盆里捞湿猪毛，帮忙清洗味道浓郁的猪大肠。更重要的是，爷儿俩的生活有了着落，肉敞开吃，酒敞开喝，比在家里冷火冷灶强上百倍。

这还只是杀猪明面上的好处，还有几样收获，也颇可观：一是杀一头猪，东家给五块钱“刀板费”，雷打不脱，现钱现货。二是猪毛收入。猪毛有两类，一类是猪被杀死后，在用开水烫前，老郭让小尕在猪脊背上，撒一大把从灶膛里抓来的小火灰，拨一拨，然后徒手拔那几撮又长又黑又亮的猪鬃。拔好了，用细绳一绑，单放到刀具筐里，这个比普通猪毛值钱。一类是用开水烫后，从猪身上刮下来的猪毛，都落在大腰盆里，有的沉到了盆底儿，小尕找来竹筐，从腰盆里捞起这些湿猪毛，挑回去，铺开，摊晾干后，连同猪鬃，一起卖到供销社。三是有些东家怕麻烦，嫌讨力，干脆把猪下水、猪尾巴、猪尿脬这些不成看像的，一股脑儿地白送给他们。

腊月，天快黑了，刮着阴冷的风，我们放学回家，经常能在半道儿上遇到这爷儿俩杀猪归来，满脸红光，满嘴酒气。老郭背着刀具筐，小尕肩上横着一根长长的挺杖，挺杖一头是湿猪毛，一头是猪下水，歪歪倒倒地走过来，很是快活的样子。有时，还能听到他们哼一些听不懂的艳曲儿。也难得，一年之中，也就这段时光是他们过得最好的日子。

不杀猪了，爷儿俩既不种地，也不喂猪喂鸡，什么牲畜都不喂。队里有人笑老郭：“你光杀别家生，咋不杀自家生？！”

老郭玩笑道：“等哪天我把你杀了，你媳妇归我，你姑娘嫁给我们小尕子！”

没有别的进项，父子俩就坐吃卖猪鬃、猪毛和老郭每月的补助钱。偶尔，他们也会改善改善生活，把没吃完的猪下水从梁上取下来，用水泡了，煨上一大锅子，口袋有活钱了，甚至还会买点散酒回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一对父子，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父子俩都是好酒量，有时酒不多了，斟在两只酒碗里，约好了，相互敬着喝，或者划拳喝，可等小尕从厨房里把菜端出来，一看，老郭把两碗酒都一饮而尽了。小尕人长得不差，但有个口吃的毛病。

“你……你……你……”

老郭自知理亏，眼睛一横：“你什么你，赶紧吃饭！”

后来，老郭年岁大了，杀不动猪了。小尕子承父业，成了我们那一带的杀猪佬。

小尕还算孝顺，杀猪得了零钱或卖猪鬃、猪毛钱，舍得给老郭用，不时给老郭买些散酒回来，父子俩坐桌对面，边划拳边喝酒，好不快活！老郭一生嗜烟嗜酒，至死不渝。

老郭死后，小尕才三十出头，大姑娘是寻不着了。有好心人给介绍了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新寡妇，这寡妇的男人年前外出挖煤塌死在窑上，窑上赔了十几万，留有一个儿子。

寡妇那天来相面，没领儿子来，一人过来的。进门一看，心里打了退堂鼓。问小尕：“今年多大岁数了？”

小尕本来就口吃，平时最怕跟女人开玩笑。见问，脸先红了，越发口吃，“今……今……今……”

“年”还没说出来，寡妇扭身走了。

自此，再也没人给小尕介绍女人了。

后来，队不叫队了，叫村。村里有人拿小尕开玩笑：“郭尕子，今年几岁了？！”

小尕口吃半天：“五……五……十七了。”

可不，一晃，小尕五十七了！猪也杀不动了，成了村里的五保户。

过去他和父亲、哥哥住的那三间土房子也被掀了，国家出钱，村里出面，给他盖了两间红砖瓦房。

小尕头发花白了，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门外的椅子上，似乎在想什么，似乎在望门前的那棵随风摇晃的大槐树。

这槐树可有些年头了，据说是他爹在他娘死的那一年栽的。

赵幺爷

有一年，来了两个牛贩子，找到赵幺爷。

“老赵欸，牛喂得好哇！”

“一般，一般。”

“牛你卖不卖？”

“你们给个啥价儿？”

双方谈了一阵儿，价没谈拢，牛贩子走了。

第三天晚上，赵幺爷放牛从坡里回来。一进门，发现儿媳做了满满一桌子酒席，更让他吃惊的是，前天要买牛的那两个牛贩子坐在桌首，只等他回来入席。

幺爷是个好客人，先喝酒。

喝到八成了，其中一个牛贩子说：“前年你母牛是不是死过胎？”

幺爷一愣：“你们听谁说的？嚼舌根子！”

另一个斜着眼睛，拍拍他的大腿，说：“幺爷，幺奶奶去世时，家里欠了人家好几千，你许愿说今年还，不卖牛，咋还？”

说到钱，赵幺爷心软了，为给老伴治病，前前后后花了两万多。钱花了，人还是没了。

赵幺爷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后，他和老伴跟着儿子过，没像乡下有些人家那样与儿子分家，老两口就这一根“独苗苗”，一起过，养儿防老。幺爷负责放牛，耕地，老伴与儿媳主内，儿子会点砌墙的手艺，不出远门，就在周边打点儿零工。孙子、孙女各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幺爷除放牛外，种地，种园子，砍柴，挖山货，亲近孙子、孙女，日子过得美美的。

赵幺爷是真心喜欢牛。他爱牛，心疼牛，视牛如子。在他看来，牛老是没怎么吃饱。于是，他有事无事总给牛加夜草，用铡刀把草切得细细的，把盐化成淡盐水，用嘴含了，一口一口喷到草叶上。别人放牛，怕牛偷吃沿途的庄稼，给牛戴个竹片编成的“兜嘴”。他从不，他怕牛戴着不舒服。每天早出晚归，他前后脚跟着，把牛喂得鼓胀胀的，不用担心牛偷吃庄稼。别人放牛，在公牛脖子上系一铃铛，防止牛上坡吃草到处跑，晚上往回赶时不好找方位，牛回到圈里，也懒得去取，让它叮当叮当响。赵幺爷不嫌取铃麻烦，牛一进圈，先取铃，后上草，天天如此。问他为啥，他说公牛戴着铃铛一摆头，铃铛乱响，影响母牛和小牛休息。赵幺爷对牛的心思，真是细若发丝。

遇到农忙了，或逢年过节，他给牛蒸米饭，一拎一桶白米饭到牛圈里，看着它们吃，犒劳它们。夏天，他砍棕树叶子，扎成长棕辫子，给牛赶牛虻，赶蚊子，不让它们吸牛血。冬天，他给牛圈加稻草，加玉米秆子，加软软的干草，让牛圈暖烘烘的。几年时间，两大一小三头牛喂得膘肥体壮，让人看了眼馋。

老伴死后，赵幺爷没有续弦，也没自个儿分开单过。

赵幺爷跟儿媳起矛盾，还是因为钱。农忙时，幺爷把自家地都犁完了，去帮别人犁，收点辛劳费。他把这点儿钱留着，他有自己的小算盘：牛生病了，得请兽医瞧，得付药费，有时自己吃点烟，喝点酒，买斤糖什么的，小钱儿都找儿媳要，也不活便，自己身上多少得有几个零钱，现用现拿。儿媳认为老爷子在攒私房钱，身强体壮的，是不是要找相好的，或偷偷给了相好的。慢慢生了隔阂，儿媳是个装不住事的人，不顺意都落在脸上嘴上，时不时给他脸色看，有时说话夹棍带棒。赵幺爷知道儿媳冲着自己，有时争辩几句，有时不去理会，自个儿喝酒生闷气。儿子怕媳妇，根本指望不上帮着说几句劝解话、宽慰话，越发苦闷。

儿媳经不住牛贩子从中撺掇，鼓噪幺爷把牛卖了好还账。

都说牛通人性。牛贩子牵着公牛要上车时，幺爷突然一把抱住牛头，控制不住自己。公牛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双腿慢慢跪下，浑浊的眼里滚出两行泪来，顺着脸颊，向下流。

赵幺爷哭出声来，肩膀一耸一耸。

牛贩子怕幺爷磨蹭误事——怕他反悔。牵起牛鼻绳，使劲拽公牛站起来，然后用鞭子抽它，把三头牛一股脑儿赶到他们拉牛的破车上。

一踩油门，一车给拉走了。

价，还是牛贩子上次喊的那个价儿。钱，赵幺爷一分没要，全给了儿媳妇。

一天夜里，电闪雷鸣，下了一场大暴雨。第二天，儿子迟迟未见父亲起床开门，到他屋里一看，幺爷不在。慌了，四处找，最后打开牛圈门，一看，不知赵幺爷昨夜啥时候在牛圈的横木上上吊了。

赵幺爷走时，穿的是老伴在时给他缝的那件满大襟。他死后，他家的家道一天天没落了，远没老两口在时的那番好气象，那种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场景。

曾经多好的一个家呀！

龚三娘

龚三娘是我们本队人。我们属河边队，地势平坦，有水有田，而且是上好的水田。好多姑娘到了出嫁年龄，都不愿嫁出去，尤其不愿嫁到高山去，怕路难走，地又都是挂坡地，收成不好，于是姑娘们就想法子“赖”在队里不外嫁。山上一些小伙子除非家庭条件好，否则很难娶到媳妇，为了不打光棍，只有一个法子——入赘到河边队里来。龚三娘的丈夫就是从高山上入赘到我们队里当了上门女婿的。

龚三娘生了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家里她是“一家之主”，是说一不二的当家人。她说话利落，干脆，她答应的事儿，准成，一队里的人，都信赖她。她丈夫是个矮子，后来我们看《水浒传》，越看越觉得像极了武大郎，三个孩子都随他，个儿都不高。三娘却是另一副身板，她生得身高腰直，肩膀宽宽的，粗胳膊粗腿，一看就比一般男人身子还壮实。

那几年，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了，镇上干部围着他们转，要他们俩口确定一人到镇上医院去做结扎手术。丈夫主动跟镇上干部说，这扎他结。男人结扎，这在我们那里还是第一例，以后也没有男人去结过扎或做过绝育手术的。他们这个家与别的家真是不一样，好像处处都是反着的！

丈夫回来后，龚三娘从不让他沾重活儿，一年四季，只让他放放牛，打打柴，挖点山货。抢收抢种，犁地耙田，搬砖挑沙，这些男人干得重活儿，一律不让丈夫沾手。

乡下除了上年纪的老奶奶，很少有什么女人吸烟，龚三娘不同，她与那些妇人确实不同，她泼辣、大方、随意、潇洒（这词用到一个女人身上似乎不大合适，但却极恰当），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含蓄、内敛、讲究，她不仅吸纸烟，而且专门制了一个装旱烟的烟袋锅子，她一吸吸几锅子，好多男人都服她。她这做派，我们乡下人称之为“女光棍儿”，这当然是贬义，意为女子中的男人。

她还有一宗爱好——唱歌。哪家过红白喜事儿了，喜欢请一帮人来唱一唱，烘托一下气氛。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去世了，必请一帮人来唱伴夜歌，敲敲锣，打打鼓，放放鞭，唱唱歌，一闹腾一夜。咣咣咣，铛铛铛，嘭嘭嘭，各种夹杂的声音在黑夜里传四方。临近后半夜了，一些人白天劳累一整天，有了睡意，要么想起身回家睡觉，要么靠在椅背上准备打盹。龚三娘瞅瞅是时候了，不用主人家请，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手里夹一根纸烟，端一杯茶水，开始亮开嗓子唱了：“闲暇无事去买糖/一路乘车到南阳/我上街跑到下街卖/遇到大姐把生意讲/伸手拉住了我的糖/糖粘手来手粘糖/一直粘到灶门上/床连灶来灶连床/咣当咣当上了床/她的个丈夫回来了/我都没得地方藏/当头给我两棒棒/哎哟我的妈呀/哎哟我的娘/打的我脑壳疼得慌/我走得急来我走得忙/乘车回到我家乡/过了几日仔细地想啊/箩筐的麻糖还在南阳。”

她的歌真解困，男女老少皆哄声大笑，瞌睡早跑了。她会的歌多，要唱能唱几个时辰，那些唱歌的男人都比不了她，一见她要唱，都闭了嘴。

龚三娘的生活观念和乡下妇人可真不一样。她活到八十二，直到去年才去世。

她这样的女人，我认识的人中，只有她这一个，再无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