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本主义控制：实质和表象
如果有单个的概念可以对组织进行非历史性解释并且神秘化其运作，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控制。凭借将它作为一般化概念使用，并通过在一些问题上的含混不清，比如谁和什么被控制、为什么控制、如何控制、被谁控制等，现代社会科学成功地模糊了资本主义的运作。[13]尽管布雷弗曼努力明确其含义，但他对该术语的使用还是有缺陷，并包含了未明确说明的假设。他也未能阐明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具体性，即能够劳动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际的劳动，或者说劳动力如何转化成劳动。
控制和利益
布雷弗曼从手工业的摧毁中推导出他关于控制的概念。通过剥夺技术和知识造成的“工作退化”论及的是在资本主义下什么改变了而非什么是不变的，论及的是工作组织的多样性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结构。对后者的理解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来实现。
但是首先让我们具体化这一问题：为什么控制是必需的？布雷弗曼的论证如下：在资本主义早期，【27】当外包制和分包制仍然流行之际，企业家的任务是消除关于工作量和工作方法的不确定性。工人于是被一起带到同一屋檐之下，按他们的“劳动力”得到每日的工资。但是在减少一种不确定性的同时，一种新形式的不确定性出现了：劳动力以劳动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不确定性。这个新问题开启了资本家的管理。
当他（资本家）购买劳动时间之际，其结果远不是如此肯定和明确的，以致能在事先用这种方法精确地加以计算。这仅仅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花费在劳动力上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可变的”，在生产过程中是会增加的；对他而言，问题是增加多少。于是对资本家来说，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里，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这种过渡在历史上表现为生产过程的逐步转让——从工人转让给资本家。这就出现了管理问题。[14]
管理的任务是减少或消除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同时保证利润的生产。但是为什么需要减少不确定性呢？为什么劳工不能有自己的做事方法？为什么他必须成为机器？简而言之，为什么控制是必需的？当然，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对立”的这个前提。[15]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对立关系？更具体地说，它们在哪一点上是对立的？什么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布雷弗曼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
让我们从劳工和资本客观利益的对立着手。“劳动过程已经成了资本家的责任。在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中，实现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的‘充分有用性’的问题，由于双方在利益上的对立而被加剧了。一方是这样一些人，劳动过程是为他们的目的展开的；另一方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施行劳动过程。”[16]
但是这些利益为什么是对立的呢？在马克思作品的很多地方，马克思都宣称或假设了劳工和资本利益的根本对立。此外，马克思还暗示这种对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利益对立的物质基础在于无偿劳动相对于有偿劳动的增加，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增加。这是铭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趋势。简言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零和的——资本的获利总是来自劳动的消耗。【28】
但是劳工如何认识到他的利益与资本是对立的呢？什么决定了劳工的短期、日常的利益？这些短期、日常的利益又是如何转变为长期、不变的或根本的利益？马克思的答案可以在他的政治文本中找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48—1858）中尤为清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会理解它与资本的对立，才能认识到它的历史角色。因此，1848年6月无产阶级遭受的血腥失败对于阶级意识的发展，对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是必需的。[17]此外，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成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和社会化相伴，从而为反抗资本的革命联合奠定了基础。[18]
然而历史表明，阶级斗争的结果缓和了利益的对立，而且常常协调了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利益。例如，普选权这个在欧洲无数次斗争的目标，变成了一种将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的方式，并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障碍。所有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并非我目前讨论的对象。但它足以说明，从交换价值来看，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零和的；从使用价值来看，他们的关系则是非零和的。也就是说，资本成功地在不损害自身地位的条件下给予了劳工一些让步。马克思没有对这种可能性给予较多关注，尽管他有时也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工人在资本的迅速增长上有共同利益只是表明：工人越快地增加他人的财富，他能得到的面包屑就越多，能够被雇佣和存在的工人数量越多，依赖于资本的奴隶就增长得越多。”[19]所以，即使工资的“价值”即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工资能买到的商品却由于生产力进步而增加了。工人并非通过交换价值而是通过他们用工资能买到的实际商品来理解其利益并在世界中行动。通过让步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更高生活水平，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利益被具体地协调了。[20]
关键的问题在于，用来组织工人日常生活的利益不是给定的、不可逆转的，它们不能被估算，【29】它们是以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假设资本和劳工利益的对立，会导致对资本主义控制的严重误解，如果只是因为它为忽视意识形态领域提供了一个借口，利益正是在该领域被组织的。[21]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个关于利益的理论。我们必须考察在什么条件下劳工和资本的利益才确实成为对立的。简言之，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
如果我们不把利益看作是给定的，那布雷弗曼的控制概念变成了什么？为什么控制是必需的？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只能通过探寻资本主义控制的独特性来解答这些问题，而对资本主义控制特征的理解需要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着手，在此我们选择的是封建主义。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我将要提供的封建主义画像并不对应于任何某个历史上出现的封建社会的具体形式。相反，它呈现的是纯粹形式的封建模式，它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这样做的目的，和马克思一样，不是用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封建主义，而是用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
生产方式可以被一般性地定义为男人和女人在改造大自然时进入的社会关系。[22]每种生产方式都由两组社会关系组成，或是巴里巴尔（Bailibar）所称的“双重联系”。[23]首先，存在着“男人女人与大自然”的社会关系，即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的关系，有时也称为劳动的技术分工。我将之称为生产中的关系。[24]其次，有“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劳动成果的分配和消费关系，以及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攫取剩余的关系，有时也称为劳动的社会分工。我将之称为生产的关系。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也作为第一个近似，我们可以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界定为通过租赋来攫取剩余的特定机制，而封建的生产中的关系是以直接生产者自主调用生产工具的能力为特征的。我们会发现三种基本形式的租赋：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30】我们将仅限于讨论第一种，这是亚伊勒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所认为的封建主义充分发展或成型的形式。[25]生产的基本周期如下：一个工作星期的一部分，比如四天，农奴在领主随己意让他们“拥有”或持有的土地上工作；剩下的两天，他们在领主的土地即其领地上工作。前者的劳动为满足农奴家庭生计所必需，而后者组成了租赋形式的剩余劳动，它被地主占有。
这种“纯粹”形式的封建主义有五个特征值得注意：第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劳动者先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然后在另一个区域为领主工作。第二，农奴在生产中直接拥有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种植和消费他们自己的庄稼。第三，农奴拥有并使用独立于领主的生产工具。[26]第四，与此同时，领主通过在采邑法庭对劳动服务的详尽规定，来实际地组织劳动过程，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关于生产的剩余量的斗争，通过庄园的政治—法律机构发生。最后，农奴发现他们自己在为领主工作，因为最终他们会被迫承担惯常的服务。这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土地持有权和军事保护权之间的公平交换。
总之，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剩余是透明的。此外，它既不是自动被生产的，也不是在生活资料生产的周期内被同时生产的。它是在这一周期外生产的。所以，领主必须通过超经济（extra-economic）的手段来占有剩余。这对于封建法律、政治、宗教等的性质具有多重影响，因为正是在这些领域我们发现了保障持续占有剩余的机制。但是，与资本主义占有模式的对比在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在资本主义下，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换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工资。虽然看起来工人的酬劳是按为资本家工作的整个时间来计算，比如每天八小时，但实际上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工作日的一部分，比如五个小时。【31】这五个小时组成了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而剩下的三个小时被资本家以无偿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时间占有了，之后资本家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将其变成利润。
又有五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既没有时间上的分离，也没有空间上的分离。马克思提醒我们注意的这类区分，在这种生产组织中并未出现。它对工人和资本家而言都是不可见的（而且也许是难以置信的）。我们只能体验到它的效果：一边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家，另一边是工资等价物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第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永远都不占有生活资料。人们不能靠大头针生活；工人不可能带着他们的生活资料逃跑。工人取得生活资料的唯一方式是每天工作八小时来获得相当于五个小时的工资。换言之，工人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也一样，如果他们要继续做资本家，也必须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第三，工人不能自行调用生产资料。他们从属于劳动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过程所控制。另一方面，这也是第四点，剩余产品的数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像在封建主义下那么具体。与在庄园法庭的政治斗争不同，我们现在发现的是关于工作控制的“经济”斗争，或者如一些人所言，发生在车间的关于“努力的议价”（effort bargain）或管理者与劳工之间的协商。[27]第五，工人被迫去工作并不是因为受到威胁或超经济机制的刺激，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工资提供了生存手段。工人必须每天在工厂门口出现，如果他／她需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总之，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活动不仅促成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在一方面生产了资本家（剩余价值），在另一方面生产了工人（必要价值）。由劳动过程所定义的自然的改造，即生产中的关系，再生产了生产关系并同时掩盖了那些关系的本质。相比之下，封建的生产中的关系既没有再生产也没有掩盖地主与农奴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反，这种生产中的关系凸显了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使得采取一些超经济要素的干预以保障这种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必要。【32】另一方面，由于剩余是透明的和非常具体的，地主总是知道他什么时候获得了剩余。在资本主义下，由于缺乏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时空上的这种分离，资本家从来都不确定他是否确实获得了剩余。车间内的劳动消耗发生在资本家承诺支付工资和在市场上实现商品价值两个时间点之间。领主知道他从农奴那里获得了剩余，因为每周两天都能看到他们在他的田地里劳动。资本家则处于一个模糊的位置，因为他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能看到剩余存在或者不存在。剩余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掩盖了，不仅对工人如此，对资本家也是如此。于是资本主义控制的困境就是攫取剩余价值并且同时掩盖它。[28]
掩盖和攫取剩余价值
关于掩盖和攫取剩余价值的具体机制，马克思主义文献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从掩盖剩余着手。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工资劳动契约神秘化了无偿劳动的存在，因为工资表面上是按照整个工作日支付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描述了另外两种使利润的起源神秘化的源泉。一方面他展现了利润如何看起来像是对固定资本和机器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他证明了市场如何看起来也是利润的来源，利润的实现如何掩盖了它来自无偿劳动这一事实。
但是劳动过程自身的组织，即生产中的关系，如何掩盖剩余的存在，即生产关系呢？首先，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是脱离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资本的再生产是劳动消耗的外部效果。一个发生在工厂内，一个发生在工厂外。在生产场所，工人只与其他工人及管理人员互动，后者看起来和工人自己一样，为工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尽管他们可能实际上占有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家一般是看不见的。理所当然，这种生产中的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分离，直接对应于“所有权和控制”的制度性分离。[29]
其次，【33】我们没有发现由于劳工的相互依赖和同质化而产生的集体意识，而是发现生产中的关系有使车间生活碎片化和个体化的效果。正如卢卡奇所言：“在这个方面，机械化也使得他们成为抽象的独立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将他们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越来越只受那些禁锢他们的抽象规则的调节。”[30]一些研究记录了技能等级的创造使得工人与工人对立[31]，或者展现了规则可以如何被用来扩散冲突。[32]此外，正如布雷弗曼指出的那样，工人不再能把握总体；他们不再能越过直接的、片段化的工作而看到更多，更不用说越过劳动过程看到生产关系。“概念和执行分离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劳动过程要在两种不同的场所由两类不同的工人来进行……现在，使用体力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由实际操作的工人，而且也常常是由较低等级的监督人员或多或少地盲目实施的。各个生产单位好像一只被远处的大脑监视、纠正和控制的手一样活动着。”[33]
最后，一些人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阻碍了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作为与资本对立的阶级的能力。卢卡奇讨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潜在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系统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毁灭性和退化性影响”。[34]列宁也有同样的观点：“读者会问，为什么自发性的、阻力很小的运动会导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早得多，发展更完全，拥有不可估量的更多传播手段……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最广泛的（并且不断多样化地再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更大程度上自动地将自己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35]
这种说法帮助不大，但这已是列宁所能提供的最好论述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假定是自发的），这些意识形态将会彼此斗争。我们所提及的所有作品都没有尝试探讨在生产现场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掩盖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34】
攫取剩余又如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剩余的存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主要关注它的数量。[36]比如布雷弗曼写道：“众所周知，人类劳动能够生产比其消费要多的产品，这种‘剩余劳动’的能力有时被当作人类或其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天赋。事实并非如此，剩余劳动不过是工作时间超出了劳动自身再生产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形成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37]
这是一个跨历史的概括，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但更重要的是，谈论生产超过消费的潜力是一回事，而实现这种潜力则是另外一回事。[38]这正是“控制”的问题，它面向所有的统治阶级，并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封建主义下，这种潜力是通过超经济要素的干预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下，不仅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而且剩余本身还被掩盖了。
因此，布雷弗曼将“封建控制”的逻辑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错误的。在评论泰勒的“公平的日工作量”（fair day’s work）概念时，布雷弗曼写道：“为什么‘公平的日工作量’应该被界定为生理极限，从不是清楚的。为了给抽象的‘公平’以具体的含义，将‘公平的日工作量’表述为把一份等于工人工资的价值加到产品中去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样才会讲得通；当然在这些条件下，利润是不可能的。”[39]
但是工人们并不是先为自己生产，而后才为资本家生产，如封建农民和领主之间那样。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经验层面上是无法区分的。
还有一个理由使得将公平的日工作量与工资对等的看法毫无意义，此即个体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依靠今天的工资，也依靠明天和后天的工资。与独立于领主来生产和消费自己剩余的封建农奴不同，资本主义劳工依赖于利润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织下，劳工的未来利益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40]这就是资本主义霸权的物质基础，资本的利益正是据此被呈现为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的利益。[41]【35】
让我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论点。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之内的视角，布雷弗曼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相反，他将概念和执行的分离等同于资本主义控制的基本结构。这使得他将资本主义控制的单个面向当成了它的实质。通过将另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我试图建构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共同特征。我已根据需要完成的任务，即掩盖和攫取剩余价值，来定义这些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提出掩盖和攫取剩余价值只能通过工作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领域来理解。换言之，布雷弗曼只关注工作的“客观”要素，这使我们无法理解控制的实质——因为根据定义，控制包含着布雷弗曼所称之为工作的“主观”方面，而我将其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只有这些过程被理解了，我们才能继续考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多样形式、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以及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与掩盖和攫取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