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柯勒律治：《笔记本》
酝酿写这本书，是1956年夏于阿斯科纳举行埃兰诺斯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此地与来自苏黎世的友人谈话时，说他想让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出版一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传记。乔兰德·雅各比博士，这位荣格的副手之一，便建议由我执笔做此工作。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工作绝非易事。荣格讨厌把私生活公开于世是人所共知的。确实也是这样，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怀疑与犹豫之后，他才颔首同意。一旦这样做了，他便作出安排，每周腾出一整个下午来与我一起工作。考虑到他正常工作安排得很紧，而他又很容易疲劳——甚至这时他已年过八旬——这样的时间安排，已经算是够多的了。
我们在1957年春开始工作。按照原来的设想，这本书不是作为“传记”来写，而是采用“自传”的形式，荣格则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计划决定了此书的形式，而我最初的工作则只是提问并记下荣格的回答。开始时，他显得有点顾忌，幸亏很快他就对这工作热心起来了。他越来越有兴趣地讲起了他自己、他的成长、他的梦及他的思想。
到这年年末，荣格对我俩的合作所取的肯定态度导致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之后，有关他童年时代那些久已隐没在内心深处的各种形象浮现到他脑海的上面来了。他觉察到了它们与他在晚年时所写的著作里的各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此时却仍然无法清晰地把握住它们。一天早晨，他通知我说，他想直接把他童年时代的各种回忆写下来。到了这时，他已经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的各种事情，但是整个故事却还存在着不少的互相不连接性。
这一决定既出人意外又使人高兴，因为我知道，写作对荣格来说是多么费力了。由于他已年迈，对于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干的，除非他感到这是内心加到他身上的“责任”。这就表明，这本“自传”写的是荣格本人的内心生活是合适的。
这一新情况发生不久之后，我记下了荣格这样一句话：“我的每一本书总是我命中注定所要做的事。对于写作过程，总是有某种难以预料的事，而我也无法为自己制订出预先已确定好的进程来。因此，这本‘自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跟我开始时所设想的有很大不同。写下我早年时的一系列回忆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必要。要是一天不去这样做，我周身便立刻感到不舒服。而只要我一着手去写，这种种不舒服便烟消云散了，同时我头脑也觉得清晰至极。”
1958年4月，荣格写下了有关他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三章。最初这三章总名为“我一生中最早年的事件”。这几章结束于1900年完成医科学业。
然而，这并不是荣格对此书所作出的唯一直接贡献。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的乡居，每天上午都用来阅读我们这本书的一些选出的章节，此书此时已初具规模了。他把“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退回时，他对我说道：“这触及到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了。我心中已经有数，我一定要写出来。”于是，便有了“后期思想”这一章，在这一章里，他表明了他最深切的而且可能是最深远的种种想法。
就在1959年这同一年的夏季，也是在波林根，荣格写出了在肯尼亚及乌干达旅行这一章。有关村社印第安人这部分，则取自一份未完成且未发表的手稿，这一手稿论述的是有关原始人心理的一般性问题的。
为了写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正视潜意识”这两章，我收入了荣格于1925年所作的一次报告的一些章节；荣格在那次报告首次谈到了他的内心发展的情形。
“精神病治疗活动”一章是基于荣格1956年与苏黎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几位年轻助理医师之间的谈话而写成的。当时，他有一位孙子在此医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在荣格位于库斯纳希特的家进行的。
荣格通读了此书的手稿并表示了同意。有些章节他偶尔做点修改或补充些新材料。我则利用我们谈话的录音来给他所写的那几章做些补充，有时则把他不够流畅和详尽的地方加以扩充，有重复时则给予删削。这本书愈向前写，我俩所写的就融合得愈加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的产生确定了其内容。谈话或自然的讲述不可避免会是随便自流的，这一特色贯穿于这整本的“自传”中。书中的各章均是迅速扫射的灯光，只是稍纵即逝地照亮了荣格生活与工作的一些外在性事件。作为补偿，这些事件映照出了他的理智世界及对其说来精神乃是一种深刻的实在的人之体验。我常常要求荣格就某些外在性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特定的资料，但结果往往徒劳。只有他生活体验里的精神性本质才保留在他的记忆里，而光是这个便顶得上费一番唇舌的工夫了。
比行文组织形式上的困难远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更大的、比较个人性的麻烦，对此荣格在一封信里曾提到过他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在1957年下半年对某一要求——写下他青年时代的回忆——的复信中，他写道：
“……您说得很对。人老了时，便会回顾，既从内也从外来回忆起青年时代。以前有一次，大约是三十年前吧，我的学生们要我讲述一下，我是如何终于形成有关潜意识的观念的。对于这一请求，我便做了一次专门性讲座。在最后这几年期间，各地都有人向我建议，说我应该写点自传性的东西。我却一直无法认为我应该做这种事。我所知道的自传实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满纸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也深知要做自我描写是不可能的，因而便不想冒险这样一试。”
“最近，当您要我提供一些自传性材料并在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期间时，我发现了隐藏心底的一些客观性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得进行更仔细的剖析。因此，我便把此事权衡了一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应该抽出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来避开其他一些必须做的事，回想一下我一生中最初的一些事情，并客观地把这些事认真考虑考虑。这一工作证明十分困难而棘手，因此为了进行下去，我便只好答应自己说，写好的东西在我有生之年决不拿去发表。为了使自己必须释然并内心平静，这样的许诺对我来说是根本性的。事情变得明白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栩栩如生的一切记忆，都与那些在我心灵中引起过不安与激情的情感性体验有关——这几乎便是做客观叙述的最佳条件了！您的信就在我实际上已决心一头扎进去时‘自然地’来到了我手里的。”
“命中注定——这种情形对于我总是这样——我一生中的所有‘外在性’方面，竟全都是偶然性的。只有内在的才最终证明具有实质性及决定性价值。结果，外在性事件的一切记忆便日渐湮没，而且也许这些‘外在性’的体验还不知怎的就根本不具有那样的本质性；而要是真的具有，那就只是它们与我内心发展的某些阶段巧合的结果。我一生中极大一部分这些‘外在性’事件已从我脑海里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在我看来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我使出全副精力来对付它们的缘故。然而，下面这些事情是构成一本明智的传记的材料：一个人所遇见过的各种人，各种旅行、冒险、纠葛、命运的种种不幸等等。但除了有几个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却变成了幻象，它们是我所几乎无法回忆起来的，心里也没有重新追忆的愿望，因为它们已经不再能激起我的想象了。”
“另一方面，我对‘内心’体验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生动和丰富多彩。这就产生了对之加以描述的问题，我对此自觉有点难以胜任，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由于这些原因，很抱歉，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也对自己无力这样做而深感抱歉……”
这封信深刻地表明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心“投身进去”，但信中却以拒绝结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同意与拒绝之间的冲突在他身上从未完全结束。他总是保留着一丝怀疑，总是想躲开他未来的读者们。他并不认为这种回忆是一种科学的工作，甚至还认为这不是他本人所写的书。相反，他老是在讲到和写到它时说，这是“阿尼拉·杰菲的工程”，他对此只是作出了贡献就是了。在他的特别要求下，这本书将不列入他的“著作全集”之中。在提到他遇见过的人如知名人士、亲密朋友和亲戚时，荣格就总是言语不多。“我曾经与我那时代的许多名人交谈过，都是些科学界与政界的大人物，还与探险家、艺术家、作家、王公贵戚和金融巨子们交谈过；但说句心里话，我只好说只有几次这样的会面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些相遇就像公海上的船只相遇时的情形那样，互相扬旗表示致敬就是了。还有，通常的情形是，这些人有些事要请教我，而这种事是我所无权加以泄露的。因此我便再也记不起他们了，不论这些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些多么重要的人也一样。我们的晤面没有什么紧要，这些人于是很快被忘掉了，也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结果。但在这些关系中，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像远古时的记忆那样留在了我心头的，我却又无法去谈，因为它们不但属于我最深刻的生活，而且还属于别人。我无权为公众一把推开那永远锁着的一道道门。”
然而，外在性事件的不足却由于荣格详述他的内心体验及丰富的思想而得到了很好的补救；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一切乃是他的传记里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就其对宗教的看法来说，这确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荣格对宗教的论述。
荣格是通过好几条不同的途径而导致他得面对好些宗教性问题的。其中便有他童年时的各种幻觉，它们导致他得面对宗教体验的现实性，而且这些幻觉他一直终生保留着。只要是与精神及精神的各种表现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关的一切，他都抱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求知欲，这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是典型性的。此外，最后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他有着作为医生的良心。荣格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深知，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察结果与他发现精神自发地生发出带有宗教内容的种种形象——也就是说“本质上是宗教”的形象——不谋而合。他还洞察到，大量的精神病症产生自对精神的这一根本性特征的忽视，这种情形在一个人的下半生时更是这样。
荣格有关宗教的观念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回答有关恶的各种问题及他那关于上帝的观念上，他并不认为上帝是至善或仁慈的。从教条主义的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荣格显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他具有世界性声誉，这种指责却由于有人对其著作持反对态度而被强加到了他身上。这使他感到痛心，而在这本书的这里那里，他都表达出了他对一位审查者的失望；有人觉得，荣格对于宗教的各种观念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了解。荣格不止一次地严肃地说：“要是在中世纪，他们是会把我当作异教徒而处以火刑的！”只是在他过世之后，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们才开始说，荣格无可争议地是我们这一世纪在宗教史方面的一位杰出人物。
荣格明确地宣布他忠于基督教，而他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探讨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观察这些问题，旨在使它和神学的观点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在这样做时，他强调的是理解和反思的必要，这跟基督教所要求的盲目信仰是相反的。他认为这种必要性是理所当然的，是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都像九大行星绕日旋转那样围绕着上帝而转动并不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要是我竟对这一力量作出反抗，我会觉得这将是我最严重的罪。”他在1952年给一位年轻教士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他大量的著作中，这本书是唯一记述荣格谈到上帝及对上帝的个人性体验的一本书。当他写到他年轻时反对教会的事时，他曾经说道：“那时候，我认识到，上帝——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在其科学著作中，荣格极少谈到上帝，在那里，他十分痛苦地使用“人类精神里的上帝形象”这个术语。这是并不矛盾的。在某种情况里，他的语言是主观的，是基于内心体验的，在另一种情况里，却又是科学研究式的客观语言。在第一种情况里，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说话的，其思想受激烈而有力的感情、直觉及一种长期而非同寻常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所影响；在第二种情况里，他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的，有意地把自己限制于可以通过例证而证实和支持的方面。作为科学家，荣格是个经验主义者。当荣格在这本书里谈及他的宗教体验时，他是假定他的读者是愿意深入到他的观点里去的。他那些主观性的表述只有对于有相似体验的人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或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只对在其精神里上帝的形象带有着同样的或相似的特征的那些人才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荣格在写作这本“自传”时积极而且态度肯定，但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其出版的前景却一直抱有高度的批评性和否定性态度——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十分害怕公众所作出的反应，其一是因为他直率地袒露了他的宗教体验和观点，其二是因为他那《答约伯书》一文引起的敌对性仍然使他记忆犹新，而一般世人的不理解和误会则实在令人太痛苦了。“我一直终生守护着这一材料并决不想把它公之于世；因为一旦它受到抨击，我就会甚至比起在其他书的情况下所受到的影响更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离这个世界远远的，好使批评的箭头不再射到我身上，好使我能够经受得住敌对的反应。由于一个人说了些人们并不懂得的事情而使人陷进了不理解和孤立实在把我折磨得够惨了。要是《答约伯书》遇到了如此这般的不理解，那我这本‘回忆录’肯定会遇到更不幸的命运。这本‘自传’是我一生的记载，是从我据我的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来观察的。这二者是一回事，因此这本书对那些不懂得或不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们提出了很高要求。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所写的一切的结晶而不是相反。我存在的方式及我写作的方式是一个整体。我的所有观念及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我本人的写照。因此，这本‘自传’只是‘我’这个字上的一‘点’就是了。”
在本书逐渐具形的那几年期间，荣格身上也正在经历着客观变化的过程。随着他一章章地写就，他就距自己愈远，到了最后，他终于能够如隔岸观火那样地来观察自己及他的生活与工作的意义了。“要是我问我一生的价值何在，那我只能把自己拿来与过去的世纪进行量度，然后我就一定会说，对，它是有某种意义的。但是拿今天的观念去量度，它却什么意义也没有。”读者自会看到，这些话所表达出的非人格性即历史的连续性之感会随着这本书的进展而日益强烈地显示出来。
起名“著述”这一章，简单地概述了荣格最重要的著作的产生过程，它自然便显得有点杂乱。这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所有著作差不多有二十卷之多呢！此外，荣格从来并不感到有提供一份他的观点的概括单的必要——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写作中他都是这样。要是请他这样做时，他便会以他那典型的十分严厉的方式答道：“这种东西完全为我所力不能及。我看不到发表一份我的论文概要有何意义，在这种概要里，我很难详细讨论问题。我将得略去所有的证据并依靠一种分门别类性的说明，而这决不会使我的结果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有蹄动物特有的反刍活动的确是更合乎我胃口的事情，因为这包含着把已经咀嚼了一遍的东西再反刍一次的机会……”
因此，读者应把这一章看作是一种回顾性的梗概，是为了响应一种特别的情形而写的，而不应期望它是无所不包的。
我附于书末的术语诠释是应出版者的要求而写的，我希望它对不熟悉荣格著作及其所使用术语的读者会有所帮助。少量的定义我是从《心理学词典》摘引的。只要有可能，我便从荣格的著作引用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的各种概念，并以同样的方式来补充上述词典定义的不足之处。然而，这种引文应该只作提示性暗示来加以看待。荣格是不断地以新的及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他的概念的，因为他感到，作出终极性定义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总是附于精神现实的各种无法解释的要素像谜或神秘的东西那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好。
在这一振奋而又困难的工作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书缓慢的进展期间他们一直表现出兴趣不减，并通过提些激励性的建议和批评而促进了此书的进程。对于所有这些人，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只提一下洛加诺的海伦与库尔特·沃尔夫，他们提议写这本书并使这一想法结出了硕果；库斯纳希特、苏黎世的马里安娜与沃尔特·尼胡斯和荣格，他们在此书的整个写作期间通过言与行给予了我帮助；还有巴尔马·德·马洛卡和R.F.C.哈尔，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给我提过建议与帮助。
阿尼拉·杰菲，196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