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不下火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有一个只邀请少数人参加的不公开的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公开的庆祝酒会十一月七日已举办过了。邀请的人，除了外国朋友，也有几位中国朋友，我和鲁迅也在内。她傍晚来接我。大约下午六时许，史沫特莱坐了一辆出租汽车来了，我们又开车到大陆新村接了鲁迅。那时苏联总领事馆在外白渡桥旁边，可是车子没有开到那里就在一条街上停下了。我们正在奇怪，只见史沫特莱已下车，并且叫我们也下车，把出租汽车打发走了。又领着我们走过了一条街，在街旁的阴暗处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她就招呼我们上车。原来这是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车，司机也是苏联人。我们的车就从总领事馆的后门开进了院子。

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还放映了电影。

在酒会快结束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又说，转地疗养的事她过去也和鲁迅谈过，但鲁迅不愿意，希望我再同鲁迅谈谈，劝一劝他。

后来宋庆龄先走了，其他客人也分批离开。我和鲁迅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途中，史沫特莱告诉我，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第二天，我向鲁迅转达了史沫特莱的话，并说这也是我的意见。鲁迅略加思索便回答道：“我并不觉得有病，你们多虑了。而且到了苏联，就与中国隔绝了，我又不懂俄文，真要变成聋子瞎子了。”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鲁迅说：“我所谓聋子瞎子还不是指生活方面，是指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中国报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见到。”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的。”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倒有时间办了。”我这句话似乎有点打动了鲁迅，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这样我就告辞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我们在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眼睛看着我，眼光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况是大家关心的。”鲁迅回答道：“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多嘴了。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一九三五年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