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刻印章

一九二三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总务长职权是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决定设立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俄国文学系。随后瞿秋白也来了，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我遇见瞿秋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瞿秋白。虽属初见，却对他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郑振铎那里听来的（“五四”时期，郑和秋白同在北京，办过一个周刊），也是因为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原名《饿乡纪程》，一九二一年十月完稿，一九二二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发行）及《赤都心史》的原稿，感到他的文章极有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原稿，是瞿秋白尚未回国时由莫斯科寄来的。当时我觉得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然而商务印书馆当局却觉得《饿乡纪程》书名不好，改题为《新俄国游记》，便落了俗套了。我还可以讲瞿秋白的一个轶事，以见其为人之幽默。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郑、高二人本来打算在证书上签字，不用图章，现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图章。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来贺喜了，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