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时代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不同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分析，必须以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切入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大转折、大变化，这种转折和变化集中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在生产力层面，借助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发展，出现暂时的繁荣；在生产关系层面，各类信用制度建立，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得以缓解。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发展，得益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开始出现。以往积累的单一经验，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新型、复杂的技术难题。因此，大量掌握新兴科学理论的科学家和技术创新的工程师，在科学技术革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凭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引导，新兴的电学理论及其他科学技术理论被引入生产实践。电学和电气理论的发展，为第二次技术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席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包含一个完整且先进的新兴技术体系。在这个技术体系中，有四种主导技术，包括电力、内燃机、冶金和化工，而电力则是整个体系的领导技术。这个技术体系的大规模实际应用，成为此次社会生产力大变革的最主要推动因素。
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次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与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大大加快了工业发展的速度，极大拓宽了工业发展的空间。在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重心偏向重工业以及与重工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工业发展的目的，逐步演变为确立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重构传统的产业格局。科技创新推动炼钢方式的革命转化以及有机化学的快速发展，钢铁、汽车和化工等产业部门实现飞跃式发展。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两倍多，钢铁产量猛增55倍。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生产从“棉纺织时代”进入“钢铁时代”。电力、化学、冶金和机械制造业也发展迅速，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进步巨大，汽车和火车成为陆地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取代帆船成为海上主要交通工具。
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越来越多拥有强大生产能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出现；生产越来越机械化，工业化不断进行纵向扩张；工业化不再局限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而是逐渐传播到了东欧以及北美，甚至亚洲的日本也开始了工业化。
当然，科技革命的成效和生产力的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技术的应用较为彻底，工业革命成效显著；而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二次技术革命反应较为迟缓，工业革命的成效也相对滞后。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也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其中，信用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最为突出的变化。
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信用制度的发展变化。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社会化大生产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一是资本的社会化。只有货币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使资本维持良好的周转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信用制度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而出现。伴随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市场的高度发展，流通领域的信用问题逐渐显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对不断扩张的市场和不断扩大的资本需求，信用制度及其体系应运而生。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当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致达到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下来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1]由此可见，信用制度与工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市场的扩张，促使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而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在商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信用制度的形式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商业信用逐步发展到银行信用，进而发展到更高的形式即国家信用。国家信用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理想的总资本家”角色最终确立。在信用发展为国家信用之后，国家成为少数大资本家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而操纵的工具。资本家操纵国家机器，促使资本大规模地向少数人集中。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经济的均衡发展，逐渐开始运用杠杆调节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是利率，而利率的使用必须依靠完善的现代信用制度。
早在写作《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就对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推动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的扩张。信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显著的作用表现在商品的流通方面。随着信用的不断发展，一些能够代替贵金属货币的信用工具开始出现，如银行券、商业票据和支票。这些信用工具的出现，大大节约了商品流通的成本，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使商品的价值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节约了与商品流通相关的一系列费用，譬如仓储费用，资金的周转速度也大大提高。马克思指出：“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最高点，……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2]
在信用制度不断发展的催化作用下，资本开始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更加自由和快速地转移。这个变化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市场逐渐向利润平均化的阶段迈进。“单个资本作为阶级的总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阶级的总资本根据生产的需要在不同的特殊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是通过信用进行的。由于信用，不仅这种平均化成为可能并变得易于进行，而且资本的一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实际上表现为整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3]在马克思看来，利润平均化的实现，需要现代信用制度作为桥梁。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4]
世纪之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推动资本和生产日益集中。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多方面的作用，除了推动利润平均化外，它还不断推动着资本集中。资本集中代表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资金逐渐集中在一少部分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联合在一起的。在资本集中的潮流下，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即股份公司从世纪初的时候开始出现。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5]。股份公司不同于以往的企业组织形式，它通过向社会公众售卖公司的股票使公司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从而立足并且扩大生产。马克思说：“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6]“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7]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信用制度不断发展与健全，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也日趋宏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促使企业之间不断地联合，以便控制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垄断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
其次，这一时期连续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是促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的经济危机。与以前的危机不同，在这四次经济危机中，大批的中小企业宣告倒闭，而最终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的规模和资本相当巨大。在强大的规模和资本的保护下，这些企业拥有较大空间应对危机。这几次经济危机之后，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强大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垄断开始出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宣告结束。正如列宁所言：“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8]
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即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调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垄断主要体现为这样的新形式，即“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9]。“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10]当然，各个国家的垄断形式各有不同。美国主要是在生产环节进行联合的托拉斯垄断组织形式，德国则主要是在销售环节进行联合的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式。这些垄断组织的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在生产或销售环节实现大资本家的联合，以求控制市场、操纵价格、获取高额利润。
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垄断，这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的、基本的规律。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企业数目减少，一个部门的大部分生产都集中在几个或几十个大企业手中，它们之间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共同操纵部门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使垄断的产生具有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趋势。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大型的高效率的机器设备，这既为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也对大生产提出了要求，因为这些技术装备只有在大企业中才能加以推广和利用。另一方面，为了追逐利润，自由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以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大企业往往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使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日益集中。
垄断组织的形成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垄断组织开始出现并处于萌芽时期；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垄断组织广泛发展，但还不稳固；经过19世纪末的生产大发展和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垄断组织进一步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给资本主义带来双重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随着垄断的出现，企业组织形式做出了创新型的变革，股份制公司一直沿用至今。企业制度的创新，促使管理层和经理层实现了权力和职能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工商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垄断企业的不断扩张，它们获得的利润也越来越多，从而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新理论、新技术的研发中，为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同时，资本主义政府对生产的调节能力也在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人们乐观地期望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的“和平繁荣”时期。从消极影响来看，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相反会在更高形式上加深这种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下，生产和销售被少数大资本家和大型企业所操纵，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合理的作用，社会生产的效率也难以得到保障。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使社会分化加剧，更深层次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日益尖锐。早在1866年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马克思就对这次危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随着垄断资本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会一步步地走向消亡。
（二）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新变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变化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第一个最明显的新变化，就是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强大。第二次产业革命促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而企业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工人需求的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此外，经济危机导致企业之间的兼并逐渐加剧，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逐步出现。从当时的世界背景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不断扩张，生产于殖民地的大量廉价农产品被资本家带回国内销售，这大大打击了本土的农业生产，给本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随着这一危机的逐渐加剧，更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谋生，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农业让步于工业，农民演变为工人，农村并入城市区域。这些变化，不仅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中，这种城市化不再局限在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了。
美国的异军突起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代表。美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带来的工业化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是重要原因。美国在经济实力逐步强大之后，不再满足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转而把目光投向国外的多个地区。对外扩张需要建立强力政府，在这种需求下，美国的政治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大资本家、产业巨头和政治力量加强联盟关系，以打造强力政府和国家。美国的大资本家和大企业为了追逐更丰厚的超额利润，需要强势政府进行对外扩张；而政府为了国家经济能够平稳快速的发展，也需要这些大资本家的强大经济实力作为依托[11]。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与大企业家相互结合在一起，政府职能和国家权力迅速强化。这种职能的加强，不仅包括对内职能，也包括对外职能。在强势国家权力和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在1899年爆发了第一场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即美西战争。20世纪初，美国逐步实现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对以后有着深刻影响的社会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显著的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完成，逐步确立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美国的政治传统也由此发生巨大的转变。概言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规模的扩大、垄断利润的增加、国家政权与企业的相互依赖增加，国家资本与国家权力不断集中。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第二个新变化，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关系，世界的整体化趋势日益凸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世界各国都在这一整体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种变化，多维度、多层次地影响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及世界市场的力量在全球扩张，推动欧美地区以外的国家逐渐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以智利为例，到1900年的时候，智利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硝酸盐生产国，产量达到了140万吨，智利完成这一过程只用了30年。亚洲地区的典型代表则是马来西亚。借助于世界工业生产对锡和橡胶的大量需求，马来西亚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贸易增长上百倍。欧美以外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需求。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地区，以前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现在则扩展到了俄国、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地区。区域性的自给自足，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世界贸易。在这一进程中，造船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造船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海上交通更加便利，货物运输量大大增加，运输成本不断降低，国际贸易更加发达。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世界各地区的联系愈加密切，密切联系程度前所未有。这种变化并不是缓慢积累产生的，而是由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极速变化导致的。扩大的世界市场、便捷的交通、垄断的超额利润，无一不诱惑着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夺取他国的政治经济资源。无论是老牌的英国，还是新兴的美国、德国，甚至亚洲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成为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量。
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关系的第三个新变化，就是欧美工业化强国加紧殖民主义扩张，完成了帝国主义转型。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国家权力的加强和殖民地的形成，帝国主义本身就具有了必然性。“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12]。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中，重商主义是其理论和实践先导。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殖民掠夺中的重要作用。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老牌的殖民强国英国不断扩大殖民范围，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商品倾销地、原料产地以及劳动力来源需求。后起的工业新秀国家，也逐渐效仿英国的殖民主义传统并变本加厉，垄断从国内走向国际。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广袤的亚洲首当其冲。1884年越南被法国占领，1886年缅甸被英国占领。1890—1900年，资本主义列强开始疯狂地瓜分中国。俄国大力推进跨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修建。其财政大臣认为，修建的这一新铁路不仅有利于西伯利亚的开发，还将替代苏伊士运河而成为去中国的主要通道，使俄国把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倾销于中国市场，并彻底改变世界贸易局面。除了亚洲国家，资源丰富但发展落后的非洲大陆也成为众多帝国主义殖民者的重要目标。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时间里，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陆开始了疯狂的殖民掠夺，将非洲大陆变成其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
到了20世纪初期，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遍及世界各地。在这次殖民掠夺中，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成为最大的赢家。与此同时，美国作为新兴大国自然不甘落后，不遗余力地扩充自己的世界版图。美国首先关注的海外殖民对象就是夏威夷。1898年，美国将夏威夷纳入其殖民地版图之中。随后，美国殖民野心不断膨胀，其殖民范围延伸至波多黎各、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等地，并将古巴纳入其控制之下。
以第二次产业革命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历史性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欧美开始的这一场历史性变革潮流，其范围涉及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重领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不仅影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首先，资本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对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来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本输出的必要性在于，在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较低、原料也便宜，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则相反。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在于，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铁路、海运等交通运输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等等。其次，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这些垄断同盟对世界市场进行了瓜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资本家的垄断同盟首先瓜分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了国际卡特尔，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国际垄断同盟按资本、按实力对世界市场进行瓜分。最后，资本家垄断同盟从经济方面对世界市场进行分割的同时，垄断资本的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掀起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13]
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历史的苦痛和代价。在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历程中，由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带来社会分化，加剧了社会分离和冲突；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则将这种冲突从国内扩展到国际，致使世界四分五裂，让殖民地人民饱受痛苦。在资本主义不断国际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世界扩展。这种基本矛盾的地域转移，只能暂时缓解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但不能根本解决。相反，不断扩展和累积的矛盾，必然在世界范围引发新的灾难和更大规模的革命。
（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带来资本主义政治的变化，也必然带来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由以往单一的暴力镇压转变为暴力镇压和怀柔让步两手并用，并有限度地扩大民主，实行改良政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淡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之前对无产阶级的单纯暴力镇压政策，转而采取“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14]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变化，导致无产阶级瓦解，资产阶级开始渗入工人阶级中。另外，由于无产阶级不断利用和平手段，如资产阶级议会、普选权等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所以在社会运动中机会主义开始盛行。不论是从资产阶级来看还是从无产阶级来看，双方都转变了之前的那种正面对抗、进行暴力斗争的指导思想，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开始占据社会阶级关系的主导地位。
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政策的变化，更好地维护了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资产阶级通过适当的妥协，给予工人阶级政党一定的合法性，诱使一部分工人阶级放弃暴力抗争，利用所谓的和平手段参与到议会中。对资产阶级而言，由于始终掌握国家政权，暂时的让步和适当的妥协不会从根本上危害自己的统治利益。相反，阶级矛盾的适度缓和，更有利于长久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资产阶级这种指导思想，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采取所谓“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这种指导思想的变化值得关注。
在欧洲各国的政党中，英国工党的变化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在英国的政党中，工党是最早创立的政党之一。工党的前身是“劳工代表委员会”，1900年成立于伦敦。1906年改称工党，并参加大选，获得了29个议席，成为独立的议会党团。早期的工党是工会组织与费边社的联盟，其宗旨是在议会里实现独立的劳工代表权。在随后的发展中，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在党内影响不断增长，并成为其指导思想。
工党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调节阶级斗争，尤其是调节劳资矛盾。为达成这一目标，工党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合作思想。在工党看来，工人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以承认现有制度体制为前提，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工人阶级要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不能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必须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改良主义的和平方式来实现。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改良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政治思潮，成为当时欧洲很多党派的政治纲领和指导策略。
工党致力于调节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边倒的政党。在调解发生在工人（工会）与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矛盾时，工党一方面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工会的立法和其他领域会让资产阶级有适当的妥协；另一方面也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在维护工业生产的纪律问题、对斗争精神的约束等。当然，工人与资产阶级对工党所能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力是不同的。工人所能施加的压力是有限的，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大得多。所以，工党很多时候服务于政府，而不是为工人阶级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工党甚至说服工人阶级放弃自身的阶级立场和利益诉求。
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言，工党参与政治生活十分重要。“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好手段是议会中的一个强大的工党，它反映群众的不满情绪，揭露群众的疾苦……如果你想在英国发动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稳妥的办法是能够消灭或者搞臭工党，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要恢复民众对议会机构的尊崇，工党必须继续在议会中有一个强大的独立党团，起着‘英王陛下反对派’的作用。”[15]
工党力图把自己打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调停人，甚至一度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但究其实质，工党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利益服务的，甚至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政党。工党宣扬合法的议会斗争，要努力保持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它的立场和政策就很容易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最终倒向资产阶级。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列宁认为“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16]。一些左派理论家也认为，工党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称为工党，只是一种选举策略而已，它不可能真正将工人阶级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工党的政党性质，从其领导层的组成成分也可窥知一二。由于需要进行竞选，并向外界解释自己的政党纲领和目标，工党吸收很多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领导人和宣传者；由于在国家议会中占有席位，工党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同时也是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这样就导致工党的领导层有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工人贵族。这样的领导组成成分，很容易使其政治纲领走向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4—54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80。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4。
[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5。
[11]刘祚昌.杰斐逊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19。
[12]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1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9。
[14]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15]密利本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7。
[16]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