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卷思想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主要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帝国主义矛盾在俄国集中而特殊的表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社会背景，并给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时代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命运之争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出现一些新变化。在经济上，表现出暂时的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似乎得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似乎已经“缓解”甚至“消失”；在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因而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淡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似乎已经“缓和”。与此同时，在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行了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对工人阶级实行分化策略。
资本主义的上述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反思——时代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否过时？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伯恩施坦较早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然而，他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这些问题以科学回答，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结论。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公开“批判”。随后，他进一步将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于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掀起了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狂潮。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初期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具有国际性。在德国是伯恩施坦主义，在法国是米勒兰主义，在英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自由派，在俄国则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出台，各国的机会主义派别麇集在它的周围，“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2]，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诋毁竟成为一种“时髦”。
面对这股逆流，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进行了回击。他们旗帜鲜明地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当时这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基本上只是重复马克思的理论，大多只是简单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指出伯恩施坦对这些原理的背叛。这虽然在一些方面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但在总体上未能切实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未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的时代特点和经济社会状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因而未能彻底战胜修正主义[3]。
因此，进一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同时弥补其他理论家批判的不足，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切实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时代交给列宁的重大理论任务。列宁深刻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的修正主义派别中，伯恩施坦主义是一个典型代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4]对于这种背叛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列宁后来还曾引用《圣经》故事给予讽刺：“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5]
列宁深刻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正统”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讽道：“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6]
列宁在深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同时，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长期的研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唯有发展才具有生命力。但关键是怎样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7]。
（二）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与关于俄国何去何从的争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社会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在农奴制改革以前，资本主义在俄国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受到了封建农奴制的制约。1861年，沙皇政府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尽管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毕竟还是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坚冰，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主要工业部门逐渐采用机器生产。可以说，正当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俄国也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产生了第一批垄断组织。至20世纪初俄国也过渡到帝国主义，只不过这种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8]。然而，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却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作为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社会同时存在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沙皇专制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国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恩格斯1885年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曾预言，俄国“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9]。
但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并不清楚，甚至存在重大争议。俄国该向何处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
对于这个问题，俄国民粹派首先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自称是“人民的精粹”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思想，以拯救农村公社（简称村社）和农民为口号，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形成以拉甫罗夫、特卡乔夫、丹尼尔逊等人为代表的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潮。尽管民粹派运动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但是，民粹派不顾条件地主张俄国在村社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过分迷恋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以至于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片面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以至于经常念叨“历史像祖母一样，最喜爱小孙子”[10]，因而会给俄国以特别的垂青；过高估计俄国农民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作用，以至于将俄国社会的变革力量与成功的程序，完全等同于农民力量的发展及其觉悟程度等。
对于这个问题，“合法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19世纪末，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经常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报刊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司徒卢威、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归结起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特征限于抽象构想，虽然提出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经济制度，但认为它只存在于思想中而缺乏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所谓的按比例分配理论；夸大农业的自然特点，并将农业的自然特点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混为一谈，竭力宣扬“小农经济稳固论”。
可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基于自身对俄国国情的判断而分别得出的结论。
民粹主义在其初期的许多方面是革命的，这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同时，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引入，两者在思想上的碰撞，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造就了一定的思想土壤。但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1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评价民粹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民粹主义蜕变为自由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障碍和敌人。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的错误主张展开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批判和反对民粹派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列宁早期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的最主要的内容。迄今发现的列宁最早的理论文献《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以及列宁的成名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都批判了民粹派社会主义理论。根据当时俄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列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审视民粹派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对民粹派做了深刻的批判。首先，列宁对民粹派的基本特点做了深入的剖析。作为一种观点体系，民粹主义具有如下特点：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它极力“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12]，因此，它错误地抬高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其次，列宁对革命民粹派在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探讨中的得失成败做了论述。民粹派最初作为一种“进步现象”出现，是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但是，民粹派对“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3]这一问题的回答，建立在主观的体验和个人的道德评价上。列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应该依据“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事实。
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主张，列宁从方法论、理论体系上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揭示其新康德主义实质。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带有庸俗经济唯物史观的新康德主义，它试图使自己关于俄国经济社会事实的观点表现出所谓不偏不倚的客观性，却“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14]。其次，批判按比例分配理论，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市场理论混同马克思的实现论、将抽象实现论混同具体历史下的实现的谬误，其所谓的按比例分配理论只是空想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矛盾中进行。最后，批判“小农经济稳固论”，论证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根本不是普遍规律，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必然会遭到机器大工业的冲击、排挤，农民也将会因此出现分化[15]。广大农民只有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悲惨的处境。
可见，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判断，既不同于俄国民粹派，也不同于“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民粹派所谓在村社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理论赞歌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虚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但最集中、最尖锐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判，对时代变化和俄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为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创造性地探索帝国主义时代俄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背景。而在战争期间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相应地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论题。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它原先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日益加深。在各种矛盾当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突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必然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要求。其中，德国就极力推行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世界政策”。德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1897年在国会中公开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16]德国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政策严重威胁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双方冲突不断发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以英、法、俄为一方与以德、意、奥匈帝国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加剧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危机，并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破产，令人难以置信。
1889年7月成立、1914年8月瓦解的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发展史上既占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地位，也发挥过特殊而复杂的作用。如何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看待和评价第二国际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大体来看，第二国际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广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还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17]。必须承认，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广泛组织社会主义力量等方面，第二国际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第二国际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开展活动的。在恩格斯的积极影响下，第二国际在成立初期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泛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8—1905年），机会主义逐渐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05—1910年），机会主义逐渐增长时期；第三阶段（1910—1914年），机会主义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时期[18]。
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蜕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此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对伯恩施坦主义开展过斗争，但缺少彻底性，未能在理论上与之划清界限。1910年，考茨基思想转变加剧，他发表文章声称自己是处于右派和左派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中派”，这无疑加剧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在1913年8月倍倍尔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在其他国家，第二国际多数成员党的情况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体相似。这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公开背叛埋下了祸根。
1910年以后，列宁根据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根据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言行，得出了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判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危机加剧。列宁指出：“这种危机说明坚决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迫在眉睫。”[19]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受其影响，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公开背叛《巴塞尔宣言》，公开背叛了国际主义精神，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表明，第二国际事实上已经破产。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根本之点无疑在于其内部长期滋长的机会主义，在于社会沙文主义这种熟透了的机会主义。列宁早就深刻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20]。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彻底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6—197。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5]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2。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0—311。
[7]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104。
[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4—575。
[10]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23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2—433。
[1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8。
[1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
[14]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3。
[15]靳辉明.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04—111。
[16]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2。
[17]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31。
[18]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35。
[19]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44。
[20]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0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