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201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综述

■刘海龙 束开荣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共新闻实践与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可以观照当下的新闻理论与业务实践，也可以历史地回眸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与传统。2018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兼顾上述两个面向，在共时、历时与空间视角等三个维度上呈现了较有层次感的研究成果。

（一）中共农村办报传统及其历史实践

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所确立的“全党办报”传统相比，自1927年既已开始的“农村办报”理念及其实践探索也被视为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性贡献，“1927—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的这一办报理念虽说是根据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状况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设想、探讨党在农村创办报纸这一情况，也没有提出过有关的指导意见，‘农村办报’作为一种创举，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农村办报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不识字的党员读书报”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已明确提出，后来发展为适应苏区实际情况的“读报组”。［1］这一做法在党的农村基层宣传工作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2］一项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农村“读报小组”变迁过程的考察展现了读报组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转变，“读报组已经抵达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维度，成为一种政治学习的日常仪式”。［3］近两年对读报组的研究颇受重视，但如何在历史语境中全面理解其效果与功能，仍然存在分歧。

从历史的纵深感中抽身，对中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观照也可以在凸显空间视野的努力中获得一些另类的认识。比如，基于国际共运史的视角，中共新闻理论和实践是国际共运的产物，它的理论合法性来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资产阶级新闻制度的批判，实践合法性来自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比如，基于北美新闻传播的在地实践理解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会做出新的诠释，对美国右翼意识形态构成冲击；此外，在全球视野下，结合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后殖民文化研究和转型政治学等学术理论资源，中国新闻理论与实践又构成了新的规范性的乌托邦。［4］就像1968年中国的革命思想输出西方一样，这样一种去语境化的解读固然可以为西方的媒介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种另类的参照，但是当其经过双重跨语境实践后重新回到本土，与在地现实还具有多大的契合性，还有待观察。

（二）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与新闻真实观

对马克思经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新闻传播思想与观念的持续开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对经典新闻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辨，一直是研究者关注和回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现实意义的重要路径。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纵观其一生，马克思所从事的革命斗争和理论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的新闻实践，由他所开创的“世界交往体系、现代传播的时空观、报刊的内在规律、有机的报刊运动、党报立场与人民性等五个方面的思想渊源”，正在为当下中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所继承和发展。［5］其中，有机的报刊运动是马克思对新闻真实及其运作特征的论证，顺着这一思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在坚持“事实真实”这个根本观点、“过程真实”（有机的报刊运动）这个实现方式的观念外，其明确的典型特征是强调新闻真实的统一性，即“统一真实”，这样的真实观念，实质上要求新闻传媒要反映、呈现出一定社会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主导的、主流的真实面貌，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和全面地认识一定社会的整体情况。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真实观，实际上是通过将“新闻工作”转化为“新闻宣传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来解决统一真实这一问题的，如何处理好新闻、宣传与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理顺统一真实与事实真实的关键。［6］

二、新闻研究经典问题：理论脉络与中国语境

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新闻研究的不少成果以互访和译介等形式进入国内学人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者观照中国新闻业改革在理念及其媒介实践层面的学术话语资源，比如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社会学一直是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年，这两类新闻研究的经典问题依然是研究的焦点，但是更加具有反思性与对话意识，将这些问题重新放回西方的新闻实践脉络中理解，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中重新诠释。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旅行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业主流的职业话语，一直是新闻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2018年，中国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关注开始回归历史脉络的厘清和基本内涵的比较辨析，其理论色彩更加浓厚。

一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需要考虑跨语境对接。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欧美自由主义的色彩，在历史脉络中形成以后，向外不均匀地输出，需要考虑特殊与普遍的辩证以及社会与文化肌理的影响，“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硬拉西方的一派敲打西方的另一派，完全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在媒介专业主义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超越’媒介专业主义？‘超越’毕竟不是‘摧毁’。如果罔顾现实的社会语境，横向移植任何理论，就犯了具体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7］。

另一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需要处理好主体性和适用性的关系。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政治权威-行政宣传，经济环境——利益集团-产消融合，社会文化——中产阶级-人民群众，以及技术现实——个人权利-公共利益等四个方面的语境组合所凸显的主体性，决定了根植于美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不适用性。但是，生态学意义上作为专业权力的新闻专业主义，似乎可以视为与科层体制、市场规则并列的组织社会的第三条逻辑，确实存在纠正过度依赖行政权力或是资本权力等弊端的潜力。［8］

（二）媒介社会学经典的重访与反思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基于文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路径对媒介问题尤其是新闻生产的关注曾经风靡一时。短短数年间，涌现出一批被称为新闻社会学（sociology of journalism）研究的佳作。时至今日，被国内学者不断回溯并冠之以“黄金时代”的这一时期的这些媒介研究文献颇具典范意义。2017年10月21—22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以学术工作坊的方式，对新闻社会学经典进行再诠释。那次工作坊的一些成果在2018年以期刊论文的形式陆续推出，较为典型地呈现了国内新闻学者在新闻业变迁背景下对新闻社会学及其问题的重访与反思。

深入考察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脉络，是向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方式。新闻社会学佳作《做新闻：对现实建构的一项研究》（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译本的误译问题除了语言转换、翻译方式等一般性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中译本对《做新闻》的论述语境和理论语境的误认，特别是对社会建构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理解和把握得不够全面，这也妨碍了我们对于中国类似问题的思考深度与广度。［9］从对单个误译文本的探讨抽离，研究者把经典移译本身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纳入学术批评的范畴，甚至于寻求知识社会学层面的解释，对译介实践本身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然而，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我们可以从知识生产的内部视角去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是研究方法面临的困难，参与式民族志是最耗时间精力的方法，对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和临场发挥也有很高要求；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正处于危机之中，相比20世纪70年代，其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早已江河日下，因此，传统媒体机构更加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生产后台，展示给外部研究者。其次，伴随着媒介格局变迁，新闻生产研究旨趣本身的转向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传统新闻编辑室（newsroom）研究的衰落，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研究逐渐兴起，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文本，研究者致力于寻找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普遍模式，从而了解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运作。［10］

其实，肇始于美国本土的新闻社会学“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拉开帷幕，不管是相对于70—80年代的新闻民族志方法，还是与同时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路径中的媒介社会学相比，它的入场都是较迟的。不过，美国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亦有自己的贡献：一方面，基于意义生产对新闻从业者进行的文化分析，产生了以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为代表的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的研究，以及以丹尼尔·伯克威茨（Daniel Berkowitz）为代表的有关新闻失范、新闻边界工作以及集体记忆的研究；另一方面，基于新功能主义范式，产生了对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如何调适危机、新闻业的二元符码（譬如客观-主观、公正-倡导、体面-煽情等）如何进行意义建构和阐释等问题的研究。［11］上述面向上的问题，既不同于新闻生产社会学“黄金时代”对媒介组织及其运作过程的聚焦，也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早期对意义结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注。

三、新闻业研究：危机话语、边界工作与职业认同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系统性冲击，使得中国媒体格局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结构意义上的重组。与此同时，新闻学术界对这一行业变局的回应则显得比较从容。一方面，既有的理论与概念资源仍在尝试对新现象进行收编和整合，另一方面，围绕一些老话题的讨论，着力表现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2018年，中国学者对新闻业变迁的研究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闻业危机及其合法性建构

以“危机”来言说当下新闻业的困局，不仅是欧美新闻界也是中国新闻界的主流话语。但是“新闻业危机”话语内部对危机本质的界定不同，对危机如何影响新闻业与社会以及如何展开危机话语应对的观点不同，对新闻业社会角色这一“元新闻”问题的深层理念也不同。围绕美国新闻业危机型构的三种话语类型：盈利危机话语、结构危机话语以及观念危机话语，三者之间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充分呈现了新闻业危机言说的复杂性。尽管如此，“这三种危机话语都从不同方面肯定和维护着新闻性价值（journalistic values），比如真实性和公共性追求，它们都没有因为危机的存在而否定新闻本身”［12］。也就是说，新闻业危机在动摇现代新闻业合法性的同时，围绕这一危机的言说却以内部调适的方式巩固和强化了在前危机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建构。

媒体公信力（credibility）是规范媒体-市场-国家关系的伦理范畴，在当前中国新闻业所面临的新传媒技术冲击与盈利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其作为建构、强化合法性的工具属性更加凸显。但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出于摆脱盈利困境的现实需要，对公信力资源的不当挪用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新闻媒体社会正当性的困境。研究者发现，虽然“公信力”是国内很多媒体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考虑的中心概念，但其对新闻实践与伦理的规范作用较弱，利用公信力在组织架构、收入来源以及采编角色等三个方面进行商业营销反而成为比较普遍的做法［13］，商业主义的统合力量进一步迫使其从规范性范畴向市场化意涵迁移。如果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媒体行业，基于社会化媒体语境，官方社会化媒体账号与个人社会化媒体账号的信任度对公众社会信心均有明显正向中介效应。从二者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来看，社会化媒体上两个舆论场的说法并不成立，中国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从局限于传统媒体转为覆盖整个社会化媒体，以媒体公信力的视角观之，新传媒技术非但没有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反而形成一种“同化”关系。概言之，中国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围绕公共议题形成的众声喧哗，更多是“议论”而非“舆论”。［14］

广义上，新闻业危机及其合法性赤字不仅表现在职业权威衰落、盈利模式困境以及公信力式微等行业惯例方面，也相当宽泛地存在于新闻业所形塑的媒介文化中，对它的解释同样关系到新闻业在社会中的角色规范与价值界定等问题。譬如，当下新闻市场中的媚俗与崇低现象，存在着一个多主体“共谋”机制，以媒介政策和媒介管制为制度性基础，形成了一个从媒体迎合、市场认同、资本驱动、技术强化到社会断裂的“循环影响链”，建构并维持着一个媒介生态，进而形成特定时期的媒介景观。这一解释新闻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理论假说，被研究者称之为“瓦釜效应”。［15］基于瓦釜效应的媒介生态模型，提示我们从场域和关系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以媒体组织及其职业群体的自我言说、内部观察来思考当下新闻业所面临的较为宏观的文化危机及其引致的合法性问题。

（二）新闻职业话语与边界工作

近年来，聚焦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业及其职业实践的自我言说或者阐释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新闻职业群体尤其是职业话语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阐释社群、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集体记忆以及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等是经常被调用的概念资源。尤其是在面对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的持续冲击时，传统新闻业界对边界的阐释显得更加意味深长。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业职业群体作为阐释社群在不同维度（平台、职业以及产品）上对行业边界的言说均呈现为失守的态势，由此直接引致新闻职业话语的整体转向，“去专业化”的话语类型（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成为中国新闻业阐释话语的整体特征。［16］

进一步，如何立足中国语境，在使新闻职业话语的研究更加契合本地经验的同时，对新闻研究的一些经典问题给出自己的回应？这或许是该领域有待突破的一个方面。因为现在的不少“研究依然是讨论案例与新闻权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过去与现在、正确与错误、专业与业余、圈内与圈外的区分和对比来塑造新闻权威。不同的理论之间并不是截然区分，反而是经常杂糅在一起”［17］。要知道，对新闻业边界、权威与合法性建构的研究，其最终指向都是新闻业的社会位置，“即新闻业作为一种话语制度和文化实践究竟能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体现何种功能、提供何种价值”［18］，对中国新闻职业话语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并非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观照新闻从业者与其他社会实体、社会脉络中各种权力关系的互构与协商过程。

（三）新闻行业生态与职业认同

中国的新闻职业群体是否可以被界定为“阐释社群”？这是一个有待继续讨论的问题。至少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从业者并没有在整体上或者仅仅只是局部具有芭比·泽利泽所给定的两个条件：共享的职业话语以及对特定公共事件（热点时刻）的集体阐释。因此，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回到职业认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似乎是一个更加契合本地经验的选择。

但即使是这样，中国新闻从业者对“职业共同体”是否存在的理解也在相当意义上展现了一种二元话语结构。如何理解是与否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者在液态新闻业这一描述性概念［19］的基础上提出液态的连接（liquid connection），以描述中国语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知状态：一方面，在传媒改革以及技术特征凸显的历史语境中，新闻从业者始终未能被整合在同一套话语体系，代表技术、体制、市场的多重话语在新闻实践中交叠、碰撞，反映了新闻从业者以“液态”的身份观察公共生活的全新尝试；另一方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变动中，新闻从业者表达了“连接”的渴望，即凝聚职业群体的一种想象。［20］

由职业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言说所揭示的新闻行业生态，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新闻实习生的职业认同中。实证研究的数据显示，从业体验的内在满意度（自主性、成就感）、关系满意度（与上级、下级、同级的关系）、对“党媒”的偏好以及对媒体“信息阐释”功能的偏好，都对提升职业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不难推论，从业体验层面对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譬如自主性强弱、人际互动是否平等更依赖从业者的自我言说，以此暗示新闻从业者作为同质化群体的一面。但是志业志向层面的影响因素，譬如是否党媒以及信息阐释功能，却更加依托于特定类型的新闻机构即所谓体制内媒体与体制外媒体的二元话语，以此体现新闻从业者作为异质化群体的另一面。［21］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下新闻实习生群体的职业认同同样被这两种颇具张力的维度所牵引。

四、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观念史与报刊阅读史

2018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创新之作较少直接以“事件”或“个体”来驱动研究问题，而比较青睐中观视角的文化史、思想史研究。其中，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新闻观念史以及报刊阅读史的研究较为亮眼。

（一）新闻观念史及其实践研究

一般而言，涉及特定观念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希望看透那些隐藏在表面差异性背后的普通逻辑的，或伪逻辑的，或感情的成分。［22］2018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学者对新闻观念的关注多是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试图对特定类型的新闻实践做出逻辑上的解释。这里的“办报实践”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中国早期的报界职业实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党报实践。

中国早期的报界职业实践可以在粗线条的新闻观念溯源或开端的研究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释。虽然国人自办报刊的职业实践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起，但早期的在华中文外报所抱持的新闻观念是前者理解何为“新闻”的实践源头。研究者以差异化的办报主体——传教士与外商，区分了两种有关“新闻”何为的观念类型——“益闻”与“风闻”。前者强调“载道”，突出新闻真实性；后者倾向“传事”，以谋利为要旨。这两种新闻观念的发展和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人办报实践过程中被逐渐凸显的“言论本位”和“新闻本位”的两种传统。［23］值得注意的是，“风闻”观后来被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报刊发展到一个极端，即有闻必录。那么，这个明显不合常理且不具备操作价值的新闻理念，何以被当时的新闻界广泛接受并长期坚守呢？一个可能的寻求答案的方式，是将这个观念的发展脉络放到清季民初“政治干预与职业抗争”的二元框架中去解释［24］，通过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空间，结合当时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的传入和散布，以职业权利对抗政治权力的姿态为特定时期的职业报刊实践建构社会正当性。

中共党报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臻于完备，在特定时期办报实践中被论述的新闻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逐渐被细化至地方党报系统。观照彼时中央对央地关系的调整，发表于1958年7月的《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很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试图以省级党报为抓手调动地方工作，契合在此前后他对“地方”的重视和权限下放的战略思路，“其间的过程，作为执政模式的构成方面，党报模式以及它所蕴含的赋权结构，在根本架构始终稳定的同时，又不乏相机调适的空间和途径”［25］。抗战期间，中共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办报观念及其实践在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凸显为延安党报范式与城市办报实践在新闻宣传方面的差异。不过很快，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的舆论阵地”的重庆《新华日报》也开始按图索骥地改版，成为“《解放日报》式的新闻日报”。但是城市办报实践向延安党报范式看齐，并不意味着两种办报观念之间的张力完全消失，作为一种调适的过程，“《新华日报》基于城市办报的环境，譬如，重庆（彼时的陪都）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报社办报条件艰苦等，也会表现出区别于《解放日报》的独特性”［26］。

（二）阅读史与报刊的读者实践

阅读史是近三十年来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它从产生之初起，就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性格。［27］2018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基于阅读史视角对中国近代报刊读者实践的关注凸显多元维度，在特定社会形态与文化棱镜的交光互影中探寻报刊与读者的互动空间。

其一，从报刊政治立场与读者选择偏好的关系中管窥报刊读者的阅读心态。清末革命思潮的激流涌动虽然具备相当的群众基础，但是在革命报刊与读者群体的关系中，前者显然更加主动，“报刊对革命所持立场，直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读者对报刊的选择阅读，又表明报刊具有明显的舆论导向作用”［28］。也就是说，彼时读者置身时局的阅读心态在较大程度上由报刊所抱持的革命话语所规训和形塑，其基于身份色彩、价值观差异对报刊新闻、言论的解读和研判所彰显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十分有限。

其二，描绘战后普通知识群体作为报刊读者的政治角色与文人论政的底色。研究者对《观察》周刊“读者投书”栏目的个案考察发现，相较于精英文人社群，普通知识群体虽然在《观察》周刊掀起的文人论政热潮中始终处于话语空间局促、政治表达碎片化的从属、弱势与边缘的地位，但是他们在对公共话语场域的营造、公众舆论演化与生成机制的推进、身份认同与“知识人社会”的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9］

其三，在中共革命史与政治史的双重语境中勾勒党报的阅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作为党政一体的特殊党报《晋察冀日报》，其在读者构成（党政军民学）、读者获取报纸的渠道（以当地党政军系统扶持的订阅系统为主）、阅读方式（以读报小组为主）、读者反馈与参与（以报刊群工部与读者来信的互动为主）等方面都与当时的商业报刊以及国统区的党报系统形成鲜明对比。［30］由此观之，全党办报的理念在全方位规范党报实践的同时，也有力地塑造了地方党报的读者体验及其与党报的互动模式。

上述新闻观念史与报刊阅读史的研究者都不执着于报纸的特定内容，而是选择将视野聚焦于特定时空语境下的报纸（媒介）及其实践本身与新闻观念的形成、演化以及读者关于报刊的想象、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这不仅仅是中国报刊史研究者开始“再思”继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即开创的偏重报刊内容的研究传统，顺着再思的旨趣，这似乎也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有必要跳出以工具论为前提，以报刊性质、内容及其社会作用为尺度的媒介观，转而在技术层面重视媒介形态本身的逻辑及其动力，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强调彼此的相互介入、生成和改变，在研究格局上将报刊史理解为报刊/媒介视野中的人类历史，由此闯出报刊史书写的新路向。［31］

此外，2018年新闻传播史学者也有涉及经典的《大公报》研究，基于报人个案对大公报的考察提示了一些早前比较容易被学界轻视或忽略的材料。譬如，新闻史学界一般认为《大公报》的转向过程主要是由王芸生、杨刚和李纯青等地下党员主导和推动的，其实作为《大公报》长期的社评撰稿人周太玄，在其参与上海、香港、重庆《大公报》报务期间，从传播进步思想、开展知识界统战工作、与新华书店合办印刷厂等多方面促进了《大公报》后来的转向过程。［32］还有学者关注近代文艺期刊的媒介建构，譬如1930年代《青岛画报》通过对青岛城市意象的选择性描画和凸显，在苦难的中国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彼时北平与上海的“世外桃源”，展现了大众媒体在与本地城市形象的媒介再现中探索“现代性”的另一种路径。［33］

五、新议题：非虚构、算法新闻、新闻创新与“后真相”

所谓“新”，并非是指2018年才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时鲜话题，主要是指近两年新闻学界给予较多关注，并且已经有一定成果积累的新议题。基于此，这里遴选了非虚构、算法新闻、新闻创新以及“后真相”等四个议题。2018年，学者们对这四个议题的探索和研究，在多元视角中呈现逐渐深入的趋势。

（一）作为经验方法与话语范式的非虚构

作为一种文学写作类型与新闻业务实践的非虚构（non-fiction），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受到国内文学理论界与新闻研究界的长期关注。［34］［35］但是，如何理解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话语范式的社会实践再次强势进入并盛行于新闻报道领域？它与新闻业在当下的危机转型以及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语境有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新的技术和政治经济语境中，一度面临“去权威化”危机的宣传/新闻话语通过技术重组再度强势出击，与以平台资本化为核心逻辑的商业化新闻生产传播模式形成两极，对以追求公共性为旨趣的专业主义新闻业形成碾压之势，在本土新闻业面临技术驱动的业态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双重压力的历史关头，非虚构新闻话语从处于潜流状态上升为当下新闻话语的主导模式之一。［36］由此观之，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特征及其话语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机构新闻业所倡导的公共性观念悄然退场、专业主义实践迅速衰落之际的真空期所成功实现的“补位”。

此外，聚焦非虚构写作者的个体经验与田野过程本身，它作为一种“内隐”“默会”的方法实践与人类民族志的勾连值得关注。［37］其一，选题取向的重要特质是通过挖掘日常生活切片的结构性意义，不再忽视“寻常”的价值；其二，对亚文化生态系统的考察，通过对特定的共享意义群落的扎根，理解该亚文化群体内部流通的意义体系；其三，以超越传统采访和被访关系的方式介入与对象的互动关系塑造。［38］也就是说，非虚构创作的方法论路径离传统新闻的生产惯习更远，离人类民族志方法实践的几个基本规范更近，但这种比较分析更多在于为非虚构写作寻求方法论的资源和规范，并不一定意味着非虚构在观念实践层面同新闻生产的价值传统之间具有明确的边界。

（二）算法新闻及其业务实践的价值反思

2018年，算法新闻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超热点话题之一，不管是新闻产制流程的自动化、平台型媒体的聚合分发还是用户内容消费的定制推荐，都彰显了算法对中国新闻业的强势介入。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围绕算法推荐的信息过滤、价值偏向、认知窄化等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为当前算法新闻的业务实践提供了“冷思考”的契机。

一方面，不同平台（Facebook与谷歌）依照自身的技术水平、组织结构以及价值观所建立的算法机制，本身已经内嵌了系统性与结构性的偏好，那么如何建立对算法机制的可信任框架成了颇为棘手的问题。［39］而且，算法构造的过滤器所组成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助长了“信息壁垒”的建立，由此进一步促使用户在信息接触与接收方面的认知窄化，尽管这更多归因于媒体内容提供方还是用户个人因素尚存争议。［40］

另一方面，算法经由工具理性、计算机科技面貌在新闻分发领域所获得的合法性不堪一击，因为算法判断用户与内容是否匹配的逻辑规则无法逃离编程人员的“输入”环节，不同平台使用哪些因素计算用户与内容特征、各因素的权重指标，其都以商业秘密为由自行决定。［41］因此，算法的运用由人类所主导，常受到来自经济、政治等非技术力量的影响，在看似客观的代码中运行着人的意志。［42］

此外，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亦是算法全面介入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面向。然而，公众对搜索引擎几乎一无所知，其算法机制和运作原理一直被视作核心商业机密而讳莫如深。［43］以谷歌为例，它基于网页排名算法所建立的新闻等级体系，设定了媒体网站相对静态的链接排序，以此把控信息在检索过程中的流动，即使是基于用户使用习惯和社交关系的“千人千搜”模式，也并不意味着搜索引擎对新闻内容的呈现更加多元和开放，相反“如果用户对此一无所知，他会认为所有人的搜索结果和他的都一样，不假思索的信任会形成搜索引擎依赖”，进而形成信息茧房和观念极化。［44］

（三）新闻创新及其实践研究

近年来，有关新闻创新（journalistic innovation）的学术讨论与新闻业的数字化潮流密切相关，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新闻实践对新兴数字科技进行应用和结合的过程，关于新闻与数字科技的互动构成了当代新闻业研究的重要主题。［45］

因此，新闻创新既是新闻界挽救自身于危局的一种正在被不断尝试的手段，也是新闻研究者考察新闻业变迁的一种资料来源和理论视角。就后者而言，如何系统性地立足于中国新闻业实践的本地经验，从而将新闻创新研究引向深入？就政治经济语境而言，对中国新闻业创新实践的考察，尤其要注意特定的新闻创新主体在权力场域（制度、资本、国家等）中的位置。以社会文化视角观之，新闻创新作为结果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影响新闻业，需要进行文化层面的阐释；从技术物质路径来看，技术的介入有利于拓宽我们对新闻场域中多元行动主体的理解，从而打破传统新闻研究中新闻编辑部和新闻组织的中心性。［46］

继续技术物质路径的思路，技术要素如何被纳入新闻创新的组织逻辑，是立足于媒介融合视角展开新闻生产研究的重点。但是，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研究者提出组织化新闻生产控制逻辑转移和生产过程的透明化可能只是表象，新技术更深远的影响和新闻传播更深刻的变化往往发生在组织化新闻生产规范之外，互联网用户对新闻的发现、分享、评论，使得新闻不再是刊出（publish），而是公开（publicize），一种协作式新闻布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意味着新闻创新的多主体并不拘泥于传统职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47］，而是以互联网多中心“节点主体”［48］展开动态新闻传播实践。

如果将视角继续拓宽，与传统机构新闻业的创新相比，根植于互联网媒介域的自媒体新闻创新实践在生产过程、制度安排、文化评价等方面有什么独特性？值得关注的是，自媒体的新闻创新实践基于“互惠平等”的参与式新闻生产机制，“去制度化”的制度设计，以及在“业余”与“专业”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依赖、互惠共生的关系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某种实践理性。［49］即是说，区别于传统职业新闻业的制度化运作，自媒体的新闻实践创新了一套内生性的生产与理念方面的规范，具备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新闻创新研究视角转向的潜力。

（四）多元视角中的“后真相”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入选《牛津词典》年度热词，引发了政治学与新闻学等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仅2017年，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及相关现象的讨论文章就达119篇。［50］201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就这个新兴话题持续发力，与2017年相比，不少文章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探索也更加深入。

一个比较基础也是比较宏观的价值问题是，后真相对我们所理解的媒体与民主关系产生了何种冲击？如何应对？政治学者基恩（John Keane）对后真相语境下的媒体寄予厚望，不过他所强调的并非媒体基于传统职业规范对“真相”的追逐（因为对“真相”的理解本身就是个问题，后真相在全球的蔓延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而是媒体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作为“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的行使者或者为公众参与“监督式民主”提供渠道和平台，帮助公众学习如何更好地做出诠释并判定不同诠释之间的冲突。［51］即是说，与其将后真相视为对新闻业经典价值规范“追寻事实背后的真相”的冲击和颠覆，不妨将其视为鼓励新闻界和“硬道理”（hard truth）说再见的一次机遇。

如果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展开追问，后真相是否真的意味着真相出局？“后”作为前缀，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对真相及其背后的一整套真相探寻机制的解构？后真相与解构、颠覆西方主流知识体制及其所编码之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后现代思潮步调一致，只不过它集中挑战的是作为现代性之一部分的真相体制（regime of truth）。作为一种类型的表述，后真相概括了“现代性”和“真相”的历史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颠覆了现实的外在性、事实的可知性、事实对真相的制约这一现实主义认识论前提［52］，而这正是现代新闻业寻求、核查、鉴定事实与真相的哲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认为新闻业应对当前困局的关键主要在于新闻界需要走出如何维系职业垄断的命题范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并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交往模式。［53］［54］

立足中国语境，尤其是社会化媒体消灭时距、生产碎片化、不确定传播文本的过程中对大众媒体传统优势的冲击，由后真相所形塑的传播景观又如何呢？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市场化大众媒体在后真相面前表现得尤为被动，它们在平台资本所主导的信息生产门槛及其舆论生发机制的挑战面前，几近无招架还手之力，“时间和速度终结了任何机构以文本的方式来认定事实的可能性，事实的传播主体成为幽灵，导致多极化传播主体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的狂欢”［55］。

（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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