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及其影响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主张将学术研究和治理世事相结合，倡导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经世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积极“入世”的特征，存留有经世的基因传统。梁启超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1]
明末清初，一批怀有亡国之恨和其他不同生活际遇的知识分子，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空疏的宋明理学清谈误国，主张面对现实，矫正时弊，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经世致用”社会思潮。它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是推动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列强的侵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他们继承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之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敢于正视现实，议论国事，讥切时政，发出了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方，抵抗侵略的呼声，使“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这一时期主张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陶澍、贺长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梁廷楠、夏燮、张际亮、何秋涛、金应麟、沈垚、陈寿祺、陈金城等。这些经世思想家们身份复杂，既有在朝的封疆大吏、底层官吏，也有在野的士子学人等，他们以治国平天下自许，或撰写政论时文，究心现实问题；或研求治国大政，要求变革更法。其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揭露和批判弊政。一是揭露封建王朝面临着“末世”厄运的严重危机。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取诛戮，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2]认为此时封建统治已陷入困境，如同“将萎之华，惨于槁木”[3]，“日之将夕，悲风骤至”[4]。二是谴责清朝官场的黑暗腐败。他们认为，“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大都是“莫知大义”，只求苟安求荣，“耻已存者寡矣”之徒，“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5]。他们谴责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6]，“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7]，如此养成的一代官吏，实乃缚草为形，填腐肉以实，教之拜起，以充满朝市，然而一遇时代风雨，即“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8]。三是鞭挞处于霸权地位的汉学和宋学。经世思想家们指斥汉学和宋学厚古薄今，迂腐不堪，逃避现实，扼杀人们的才智，禁锢人们的思想，戕害人们的身心。在治学方法上，他们批评汉学和宋学舍本逐末，捉微细而不穷精要，玩弄雕虫小技，结果使“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9]，其危害之烈，足以误国害民。四是抨击科举制度。他们指出，那些步入仕途的人们，“进身之始”，便“言不由衷”，做官以后，由于他们“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等到“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浮沉取容，求循资序”[10]，因而呼吁变革取士制度，以便培养出济世之才。
第二，倡言变法。经世致用思想家们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统治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严重局势，从挽救危殆的封建统治末运出发，发出了变法改革的呼声，以救裨当世。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11]。龚自珍也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因此，更法改制势在必行，“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2]与此同时，他们还明确地提出了变更法度的具体主张，建议“广贤路”“整戎政”[13]，即要求广泛招纳有用人才，整顿军政。此外，对农政、河工、漕运、盐政以及币制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不少改旧制、立新规的措施。例如，清代的漕运，以河道为主。河运“层层有费，丁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已成为清代的一大苛政。他们为了改变漕运的这一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取代河运，指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即“利国、利民、利官、利商”[14]。实行海运以后，其费用还不到河运的十八分之一，可以大大地节省清政府的财政开支。
第三，讲求实学。在经世致用思想提倡者们看来，乾嘉以来，由于烦琐考订的学风盛行，士林学子学到的知识不过是一些“无用之雕虫”和“无益之画饼”的“俗学”。获此“俗学”的“人才”，对于社会治理和进步毫无用处，“其出而临民也，卤莽灭裂，以利禄为心，而民物不被其泽”[15]，诚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16]。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研究“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17]的实学。至于获取实学的途径，魏源认为，应该让学术走出象牙塔，“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意在于行。通过行动所及得到的亲知比书本上得到的观念认识更为深刻，“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8]。这种求取实学的方式，已经脱离汉学宋学那些脱离现实的治学门径，这与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一致。在他们看来，举凡“经世致用”之学，要一概求之，无论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现实社会中的兵、农、水、土，无一例外。尤其应注意“明体达用”之学：“凡农田水利、河渠兵制之类，一如治经之法，次第治之，积久通贯，明体达用之学具于是矣。”[19]
第四，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倡导学习西方。针对当时中国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尚处于愚昧无知的状况，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就开始注意研究各国情况、动态，广泛探求西方知识。在他的署衙里，“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20]。1839年底，林则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状况，此书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林则徐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通过了解夷情和总结鸦片战争失败教训，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中外资料，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进而指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21]。
“师夷长技以制夷”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悉夷情”，这是“师夷”的必要前提。魏源说：“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就是说，学习外国，抵御侵略，必先以了解外国为先。二是“师夷长技”，这是“制夷”的重要手段。魏源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三是“制夷”，这是“师夷”的最终目的。悉夷、师夷、制夷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是前提、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此外，魏源还批评守旧势力把西方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偏见，斥责他们闭锁孤处、固守传统，囿于九州而不知“寰瀛之大”，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22]。
第五，提出抵御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首先体现在对待英国鸦片流入的态度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多次力陈鸦片之害，建议朝廷痛下决心禁烟。他认为，鸦片泛滥，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财政困窘，军备废弛，国势一天天地衰弱；老百姓身受其害其毒，无法生活下去。容忍鸦片流入，等于“借寇资盗”，“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3]。林则徐在1839年广州禁烟期间，限令外商在三日内交出鸦片，听候处理。他明令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24]表明了与英国鸦片贩子誓不两立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其次，也表现在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上。魏源称扬人民抗击英军侵略的壮举是“揭竿俄报郅支围，呼市同仇数万师”[25]，怒斥穆彰阿、琦善等人的卖国投降言行是“误人家国”[26]。他提出对于犯我边疆、侵我国土、鱼肉我乡里、屠戮我人民的侵略者，只能“以甲兵止甲兵”[27]。
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明末清初产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把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想推向了新的更高的阶段。鸦片战争前后复兴的经世思想不仅包含批判现实、倡言改革和振兴实学的内容，而且增添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的新视野和新内容。这表明它既源于传统，能够继承历史上的经世精神，又能够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要求，被重新加以鼓吹和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因此，两者无论在学术渊源、内在逻辑还是个人旨趣上，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是时代赋予它有别于此前经世思想的独特之处。
其次，它在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进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家们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朦胧地察觉到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挑战并敏锐地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清政府朝野上下普遍充斥着盲目排外的语境中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也没能引领中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图强之路，但这一主张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正如龚自珍在他的《己亥杂诗》里所述说的那样，“一事平生无
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的主张为洋务派所承继，从而引导近代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的扎实步伐。
再次，它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前导和先声。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家们在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匡时救世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要求摆脱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的束缚，倡言更法改制，成为近代中国主张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推崇。梁启超说过：“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28]“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29]。这一评价道出了经世思潮与维新思潮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龚自珍全集》，1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同上书，7页。
[4]同上书，87页。
[5]同上书，31、32页。
[6]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九。
[7]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三。
[8]《龚自珍全集》，338页。
[9]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卷九。
[10]《龚自珍全集》，116页。
[11]《魏源集》（下），4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龚自珍全集》，6页。
[13]黄爵滋：《敬陈六事疏》，见《黄少司寇奏疏》卷五。
[14]《魏源集》（上），416、427页。
[15]贺熙龄：《唐镜海四砭斋文存序》，见《寒香馆文钞》卷二。
[16]《龚自珍全集》，4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8]《魏源集》（上），7页。
[19]张履：《再答孔刑部书》，见《积石文稿》卷十四。
[20]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52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21]《魏源全集》，第3册，56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22]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
[2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142页。
[24]《林则徐集·公牍》，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5]《魏源集》（下），806页。
[26]《魏源集》（上），50页。
[27]同上书，72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5～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9]同上书，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