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而且同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相互影响。

有些国家，如巴比伦和埃及，其文化是比中国早，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远古的货币。近百年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古学家，曾不断在那些地区挖掘，把各种各样的古物都挖出来了，盗劫了出土的古物，并运回他们本国，在不列颠博物馆和罗浮宫博物馆陈列出来，只是没有挖到远古的货币，没有挖到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钱币。而钱币之为物，和其他古物不同：第一它必定是坚固不易毁灭的，这是金属货币的一个优点；第二它必定是数量很多的，因为人人要用它；第三它必定是散布很广的，因为各地都要用它。所以只要古代使用过钱币，一定会被发现。反过来说，如果这许多年来没有发现巴比伦和埃及古代的钱币，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还不曾铸造钱币。西方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8—前7世纪时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所发行的。这是中国周定王的时候，当时中国已经有钱币了。

按照中国的传说，中国货币的起源，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管子》说：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司马迁说：高辛氏以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班固说：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郑樵甚至进一步说：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这些人虽然言之凿凿，却是没有根据的。近代的发掘，使我们知道：在传说中的黄帝和高辛氏的时代，我们的祖先还不会使用金属，哪里会有金属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的确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后来由于真贝的数量不够，人们就用仿制品：用蚌壳仿制，用软石仿制，用兽骨仿制，最后用铜来铸造，这种铜贝就可以说是一种金属货币了。用真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大概是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但铜贝出现以后，可能就不再称朋，而称寽了。近年商墓中有铜贝出土，而且西周彝铭中常有取若干寽的句子，如果这字或字是指铜贝，那就证明中国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就有铸造货币的雏形了。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大概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当时的劳动人民，可能是使用主要的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货币的魔力，也发生得早。外国有些人说，中国货币虽然产生得早，可是在社会上不发生多大作用，因为流通不广。这是不正确的。当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想到上司家里去，撒谎说以万钱为见面礼，吓得他的上司迎到门口来。萧何因为早年多送了刘邦两个钱，后来竟加封二千户。东汉赵壹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两晋是货币经济比较衰落的一个时代，可是鲁褒的《钱神论》，其措辞的激愤，不亚于千多年后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中的黄金颂。南朝时周文郁问卜，卜者告诉他南下可以做到公侯，周文育说，“足钱便可，谁望公侯。”有些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见货币的拜物教，在中国老早就有其根源。外国学者之所以有那种误解，是由于近代中国史家，在写中国史的时候，只写政治史，忽略经济史，更忽略货币史。古代史家不是这样的。但外国学者很少能直接利用中国的旧史料。

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货币的产生，是具有自发性质的；当交换发展到某种阶段，必然会产生货币。所以货币的起源，原则上都是独立的。但这只限于极原始的阶段。后来生产和交换进一步扩展，当两种文化水平不同的民族发生接触的时候，文化较低的民族，就要受到文化高的民族的影响。我们只要看一看古代和近代各国的货币史，就可以知道：各国的货币很少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相互采用别国的制度。

从货币的源流上来说，西方的货币，发源于小亚细亚。由小亚细亚向东西两边传播。在东边，当波斯人征服小亚细亚时，他们就学会了铸造并使用货币；而以色列人是从波斯人那里学会使用货币的。在西边，则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者把货币文化带回希腊，并从事铸造。埃及在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才正式铸造货币，所以它初期的货币，完全属于希腊货币的体系。就是波斯等东方国家的货币，后来也因亚历山大的征服而希腊化了。罗马古代曾用过方铜块，这可以说是它独立发展出来的货币，但不久就全部吸收了希腊的货币文化。至于现代欧美国家的货币，又是承袭罗马的货币制度。英国的镑、先令和便士的体系，便是罗马的体系通过查理大帝而传过去的。亚洲伊斯兰教国家的货币，也是脱胎于希腊、罗马的系统。连货币单位的名称也是由希腊、罗马的货币名称所演变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希腊、罗马体系的货币，多以人像为图形；而伊斯兰教国家的货币，因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不用人像为图形，而是铸上文字和《古兰经》的语句。在其他形制方面，显然是希腊、罗马体系。又如印度，在远古本有独立的货币，但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北印度一带的货币，就希腊化了。所以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

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楚，基本上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谈贝币，因为全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用过贝壳，所以不能说谁受谁的影响。中国最早的铸造货币，除铜贝外，要算刀、布和环钱。而最重要的则是方孔的圆钱。刀、布和环钱，都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因为布币是由古代的农具演变出来的，这种农具曾有出土，和初期的空首布一模一样。刀币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样。这两种的渊源还可以远溯到石器时代去。环钱也是一样，殷墟出土的纺轮，就是这种形状。至于后来的方孔圆钱，也不是突如其来的。秦始皇的半两，可算方孔圆钱中初期的代表。从形式上来说，它是环钱的变形，所不同的是穿孔的方圆，环钱的穿孔是圆的，半两钱的穿孔是方的，这一点当然不会使人疑心它是外来的。外圆内方可能是象征天圆地方，这正是当时中国人的宇宙观。再从名称上来说，它不只是环钱的承继者，而且是布币的承继者，因为环钱中有铸明为重一两十二铢的；布币中的三孔布，也在背面分别铸明一两或十二朱。铢两正是秦的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一两十二铢就是一两半；小型三孔布背后的十二朱和秦始皇的半两钱是同一重量名称。中国钱币以重量为名称的办法，一直继续到唐初。两汉的钱币有半两、三铢、五铢，六朝的货币有四铢、五铢、六铢。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才改称宝，或通宝，或元宝，或重宝等，一直继续到清末。所以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物禽兽花木为图形；而中国货币上，除文字外无他物。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现有飞鸟走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因此在中国的钱币上，也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痕迹。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因为两者书写的工具不同；它不同于钟鼎文，因为钟鼎文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所写的，而钱币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铸钱有关的人所写的，可以说是民间的文字。秦半两以后，钱币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时已有隶楷的出现，唐代则完全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北宋钱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钱上有简体字。

从纸币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文化的久远性和独立性。信用货币在中国起源很早。汉武帝时的皮币已具有信用货币的性质。唐宪宗时的飞钱更为史家认为是纸币的滥觞。正式的兑换券产生于10世纪，这就是北宋的交子。这种交子是分界发行，每两三年兑现一次，换发新交，所以同现代的纸币，稍微有点不同；但南宋的会子到了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就取消分界的办法，许其永远流通。而北方金人的交钞则在公元1189年就取消了分界发行的办法，而且不兑现，已经是纯粹的纸币。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当时欧洲货币经济最发达的威尼斯到中国来，看见中国的纸币，大为惊叹。可见中国是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

中国的社会，自秦汉以下，两千多年没有起本质的变化。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才使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表述方便起见，本书不按照社会的发展情形来划分阶段。我也不要像一些外国的经济学家一样：把历史分为自然经济时期、货币经济时期、信用经济时期。因为本书是以整个货币经济时期为对象，即自货币的产生一直到现代。而信用制度，其实是货币制度的一种变化。我也不把殷周以前定为货币经济前期，殷周到战国为货币经济初期，秦汉到清为货币经济盛期，民国以后为货币经济晚期。我甚至不根据货币的发展情形把殷周划为实物货币时期，战国到五代或宋初为铸造货币时期，宋以后为纸币时期，民国年间为信用货币时期。因为这些分法都有缺点。

本书沿用通俗的办法，大体上根据朝代来分阶段。这种分法也不完全是为从俗，而有其理由：自从货币的铸造发行权落入统治者的手里以后，货币便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了。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譬如汉朝的货币，显然和战国时期的货币不同。王莽改制失败后，光武帝就恢复西汉的币制。到唐朝钱制又一变。而宋钱又另具一种风格，制度首尾约略一贯。元明的钱币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制。清钱更是一望即知。所以依据朝代的分法，也是切合实际的。

至于每一阶段内研究的内容，则分为四方面，或四个部门，第一是货币制度，第二是货币的购买力，第三是货币研究，第四是信用和信用机关。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不过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我们说过去中国的货币制度，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货币制度有几种特点。

首先是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中国不集中于一体。金银在中国，自古即是宝藏价值的工具，同时作为国际购买手段，有时也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但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铜钱。历代虽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流通。

铜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可是有些职能，主要不是用铜钱，甚至有时完全不用铜钱。例如宝藏手段，主要是用金银，铜钱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这种职能，而且限于合乎标准的铜钱，不合标准的铜钱，人们决不用作储藏手段。其中基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铸造的办法，使铜钱的购买力和它的币材价值不符，有时因私铸关系甚至低于币材价值，但一般说来，作为铜钱的价值，高于作为铜块的价值，而且相差很大。所以铜钱不是一种很好的宝藏手段。这就赋予铜钱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和外国的金银币不同。也就是说，铜钱的购买力所受它的数量的影响，要大于金银币。金银和金银币并不是完全不受数量的影响，不过因为金银币的价值和这些金银币的币材价值约略相等，所以它们是很好的宝藏手段，在使用金银币的地方，这种宝藏手段的职能，对于货币的数量，可以发生一种调节的作用，因而冲销一部分因通货数量变动所加于货币购买力的压力。使用铜钱就不大有这种调节作用了。尤其在减重或贬值的时候，人们决不肯把减重或贬值的铜钱储藏起来，他们知道等到将来，这种铜钱根本用不出去，所以不如现在快点用出去，这样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而减低它的购买力。因此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晓得了这个特点，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董卓的小钱，最多减重成五分之一，可是使物价上涨约万倍。梁武帝的铁钱，以价值来说，至少总有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可是它使物价上涨几百倍。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铜钱的自发调节作用，合乎标准的铜钱，是多少有这种调节作用的，它虽然没有自由铸造制度来保证它的名目价值和币材价值的一致，但是私铸和私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由铸造的作用。私铸和私销虽然是非法的，但是难以禁止。事实上，历代政府所禁的是私铸，而不是私钱的流通。

由于货币的各种职能，分别由各种物品担任，而这些物品之间又没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说：严格讲来，中国古代的货币没有制度可言。既没有主币和辅币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本位制度。历代的发言人，喜欢用所谓子母相权一套话，有人说这就是指主币和辅币的关系。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知单旗的原意如何，后来的所谓子母相权，只是指各种大小货币单位，而不是指主币与辅币。古代的各种货币，都是主币。所以如果要谈本位，那么，战国、秦、汉，勉强可以说是金钱平行本位，六朝、隋、唐是钱帛平行本位，宋、金、元至明初是一种钱钞流通制度，明中叶到清末是银钱平行本位。所谓平行本位，就是说各种货币都可以无限地使用，而彼此间没有固定的比率，随市价作盲目的波动。有些朝代，也曾规定比价，但维持不住。

中国货币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古代钱币的铸造，是由各地办理。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清朝两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混乱的时期也是这样。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吧，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了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两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例。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不用大银元。铜币则江南各省用单铜板，北方各省用双铜板，河南用当五十的铜板，四川则专用当百、当二百的铜板。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所谓法币制度之后，一时也只能在东南流通，广东仍用毫券，广西用桂币，云南用滇票，至于西藏、新疆、东北，更是用它们自己的货币。一直到解放以前，全国的货币流通，还是不统一，西藏不消说，新疆有新疆的钞票，东北用东北流通券，台湾用台币。

中国货币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铸造技术的不进步。中国货币的铸造，一向是用手工，即用范铸，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特点。用这种原始方法来铸钱，式样就难得精美，成色常有参差，而轻重也不易一律。这不是说手工业不能制造出精美的作品。中国正是以手工业艺术闻名世界的，如殷、周的铜器，宋、明的瓷器，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钱币中，也有很精美的，如先秦的刀、布，以及新莽时和宋徽宗时的钱币，水平都很高：书法美、制作精，是很好的美术创作。但从事铸钱的人不可能都是美术家，所以一般说来，中国钱币的制作，总是比较粗糙的。钱币学上有些专门名词如流铜、错范、传形、倒书等等，都是在这种原始的铸造方法中产生的，都会损害钱币的整齐美观。至于穿孔有大小、轮郭有阔狭、钱身有厚薄等等，那是连宋徽宗时的钱币也免不了的。因此中国钱的板别，多得惊人。例如北宋的元丰，只有短短的八年，但铸出的元丰通宝，单是日本出版的《昭和泉谱》所收集到的，就有近三百种。政和、宣和等钱，也各有几百种。这是由于自汉以来，铸钱多用泥范，几乎范范不同。这种原始的铸钱方法，对于私铸非常方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被迫从事私铸。汉武帝时犯私铸罪判死刑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私铸的有几百万人。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单是长安城中因盗寺观铜像和钟来铸钱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

因为铸造方法的不进步，所以钱币的成色就参差得很厉害了。中国古代，分解技术不高，交通亦不便，往往实行所谓即山铸钱。这就是说在铜矿附近用原铜铸钱。铜矿中不但有时含有铅锡，而且可能含有金银。所以古代民间传说某种钱中有白银，那是完全可能的。17世纪初，日本人已知禁止金银出口，荷兰人就输入日本的铜，因为铜中有黄金。当时中国漳州人也炼日本铜取银。所以中国钱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纯铜是红色的，若加以铅锡，则变成青白色，铅锡所占比例的大小，决定铜钱的颜色。例如北宋的宣和钱，就有红铜的，有黄铜的，也有白铜的。而且同是黄铜，又有各种深浅程度不同。又如清代的咸丰钱，福建用紫铜，新疆用红铜，而其他各省则用各种程度的青铜。

由于铸造技术的低下，加上私铸的盛行，钱币的轻重很不一律。秦始皇的半两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代所见的半两钱，并不都是秦半两，大部分是汉半两。汉半两是有意减重的，我们且不谈。一般钱币学家把钱身厚重、文字高挺的半两钱，认作秦半两；也可以说，大凡在七公分以上的半两钱，就可以算是秦半两。清末的一位金石学家吴大澂就根据八枚秦半两的平均重量而求出秦的衡法。他的动机是很好的，而且这种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中国古代的度量衡若不弄个清楚，则中国的经济史，几乎就无从研究起。历代的耕地面积、出产数量及其价值，都无从比较。不过他所求得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原因就是秦半两的重量太不一致了。以库平来称：有一钱多的，有两钱多的，有三钱多的，有四钱多的，甚至有重到六钱多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不但有许多半两钱不够标准重量，而且有些钱超过标准重量。所以不要说以八枚钱所求得的平均重量，不足用为标准，就是数目更多的钱所平均出来的重量，也不能作为秦衡的标准。我自己曾称过六十四枚秦半两，求得的秦两重量，就和吴大澂的大不相同，而且我的数字，应当比吴大澂的数字可靠些，但我认为还是不大可用。总之，中国的钱币，轻重很不一律。就是到了清末，还有这种现象。例如光绪钱，照规定最多是一钱重，大部分固然不够这标准，可是也有重到一钱三分的。在近代国家，用新式机器铸造货币，铸造公差通常只容许千分之三。

中国货币制度的第四个特点，是主要钱币的重量，在长期看来，几乎稳定不变。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是少有的。世界货币史上一些有名的货币单位，如罗马的阿斯（as）、法国的里弗（livre）、英国的镑（pound）、俄国的贞葛（деньга）等，都是不断减重或贬值，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些货币单位使用的时期都很短，不能同中国的制钱相比。能和中国的制钱相比的，只有罗马的银币德纳留斯（denarius）。我们且来看它减重和贬值的情形吧！在共和时期，一枚德纳留斯是一罗马两的六分之一，约合得四公分五五，后来减为一两的七分之一，尼罗（Nro）后期又减为三公分四五三，而且成色由百分之九十九减为百分之八十，这种贬值行为一直继续下去，到3世纪时，只含银百分之二。后来迪奥克勒梯安（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改革币制，只能恢复尼罗时的标准。中世纪查理大帝恢复罗马式的银币，法文名为德涅（dnier），每枚只有一公分五五，而且逐渐减重，到13世纪，巴黎的德涅只有四公厘一八重。英国、德国也仿效查理大帝的币制，英国称之为便士，每枚在1066年是一公分四，后来也逐渐减重，到17世纪初减成四公厘九，后来改为铜币，而铜便士也减重，由1797年的二十六公分减为1806年的十九公分，再减为1860年的九公分许。中国的主要货币铜钱怎样呢？自西汉的五铢钱发行以来，历代都想保持这重量。精整的西汉五铢，重约四公分，一般的要稍轻一点。南北朝的五铢大体上还是这个重量。唐初实行币制改革，发行开元通宝，这开元钱的重量就是以五铢钱为标准，甚至因铜钱的重量而影响到中国的衡法。这又是世界货币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古代各国的货币名称，多是采用重量的名称，如英国的镑，法国的里弗，意大利的里拉，中国的半两、五铢等。可是在中国的唐朝，衡制却受到币制的影响了，在斤两以下，不再计铢、絫，而改用十进位，称钱、分、厘了，一钱就是指铜钱一文的重量，十枚开元钱就等于一两。唐以后的铜钱，基本上是维持每文一钱的重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开元通宝和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是相等的。一千多年间没有变动，若是从西汉五铢算起，两千年间没有变动。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是比较适当的，加上人们的崇古思想，使得自命有为的统治者，总以恢复这标准为功德。所以西汉的五铢在清末还有流通。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希腊在清末的时候虽然也用德拉克马（drachma）为货币单位，但是在这些德拉克马中，绝找不出一枚亚历山大时代的德拉克马。意大利的里拉中，若能发现一枚恺撒时代的银币，那将被认为是一件稀有的幸事，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在英法等国，甚至两三百年前的钱币也已退出流通界了。

中国币制的这一特点，表面看来，是一种很大的优越性。但我们不要为这种现象所迷惑，以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币制是稳定的，物价也是稳定的。即使货币的重量和成色都不变，物价还是要由于货币金属的价值的变动而变动，并由于商品本身的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何况中国铜钱重量的不变，乃是长期的事，短期和临时的变动是很多的，而在币制上看来，短期的变动实比长期的变动还要坏。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一种货币，在百年之间，每十年把重量减成十分之一，然后又把它恢复原来的重量，这实际是双重变动，物价要调整两次，百年间要大变动二十次。反而不如在百年之中使货币重量逐渐减成十分之一而不再恢复原来的重量，这样虽也有害，但危害比前一种情况要小一点。因为作为一种价格标准，最要紧的是不变，变轻变重都不好。中国钱币的历史正近似前一种情况，不但常常有短期的减重，而且有时甚至把钱的重量加到一钱以上，而结局又恢复一钱的标准。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占本书的主要部分。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花的时间最多，占的篇幅也最多。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研究的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账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其实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形，尤其是它的购买力。它的遗体之值得我们研究，正如化石之值得生物学家研究一样，那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我们能够从鸟类化石的研究而知道某种鸟在古代是怎样飞，发出怎样的叫声，其寿命如何，对于人类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岂不是更好么？另外有些人是研究货币的制度，而且也偏于近代的币制，如银本位、银两的种类、各地银两的成色、钞票的形制等。这些人对于清以前，多是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他们比古钱学家自然更加接近货币经济学，但其忽视货币的购买力及其变动的影响，两者是没有分别的。这无疑是资料不易搜集的缘故，也因为中国的货币理论不发达的关系。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所以制度的研究，自然很重要，可是也不应当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清末以来，留心货币问题的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似乎相信制度万能，以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富强起来，在于变法，在于货币制度好，所以你上一个条陈，我提一个建议。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主要就是致力于搜集一些法令和条例，甚至不问这些条例曾否实行和得到贯彻。似乎只要货币单位定得好，货币种类选择得好，就能算是一种好的货币制度。不知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以往研究货币史的人，多忽略了这一点，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多不加研究和说明，譬如为什么梁武帝铸铁钱使物价上涨，汉武帝铸银币也使物价上涨；为什么董卓铸小钱是通货贬值，蔡京铸大钱也是通货贬值。中国货币的购买力，短期看来，变动得非常激烈。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以上的至少有五六次。至于因天灾人祸所引起的一时的局部的小波动，那是不胜枚举。

而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也是应有尽有，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用这种方法，贬值程度还有限，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能膨胀四倍，就是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的小钱，也只是膨胀五倍。大钱就比较严重了，例如王莽的错刀，一个钱便当五千，两把刀就能收买人民手中的黄金一斤。三国时孙权的大泉和清咸丰时的大钱都是属于这一类，历代的当十钱还算不得什么。宋以后用纸币来膨胀通货，伸缩性更是无限了。纸币膨胀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宋、金、元都是用这种办法；另一种是一直膨胀下去，如明朝的大明宝钞，就是用这种办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不明白币值变动的情形，就容易作出错误的结论。如日本有名的汉学家桑原骘藏，因看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宋室南渡时东南岁入不满千万，到淳熙末增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说是对外贸易发达的缘故。其实一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这同中国史家对于唐肃宗晚年岁入的增加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一样，同是忽略了货币的因素。

研究货币购买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出来。同时货币又是购买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才能取得。尽管几千年来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城市里，货币经济还是主要的。所以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可以说是研究经济史的钥匙。譬如历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应当是研究历史的人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研究时，就要研究各时代各国家人民的收入，这种收入或全部或一部分是用货币的形式，因此首先必须弄清楚历代货币的购买力，才能计算出人民的真实收入。

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或租税特别重的时候，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所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可买到半公石到两三公石的大米。这虽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也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但官吏的收入就大不相同了。过去史家因为对于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对于历代官俸的厚薄，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譬如《清朝文献通考》就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这是不对的。错误的原因是历代官吏俸禄有时用实物为标准而用货币支付，有时用货币为标准而用实物支付，或于货币官俸之外，加给各种实物的补贴。兼之历代的度量衡标准不同，所以史书中的记载，若不加一番整理，是看不懂的。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具体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斛，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一百八十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说，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唐开元时的九品官的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当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明洪武初是八公石半，清乾隆时是七公石。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拋物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就逐渐下降。这条拋物线，应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因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俸禄定得很高的。但结果由于财力不继，总是维持不住。自然上面这些数字只限于正俸，而不包括帝王的赏赐和官吏自己的贪污所得。到了清末，做官的人，哪里把正俸放在眼里？因为若论正俸，那么，就是一品官的六部尚书，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双俸也不过三百六十两，而实际上有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的购买力，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变动的局部性。中国是村落式的农业经济国家，像一棵大树，一枚叶子为虫所咬，其他叶子毫不在乎。通货膨胀也差不多，历史上的许多例子，多不是全国性的；受到影响的区域，只限于劣币所流通的区域。董卓的小钱，恐怕不出长安、洛阳一带，其余各地用五铢钱，物价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然而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在长期看来，有逐渐减低的趋势。这是中外的通例，也许中国还减低得慢一点。货币购买力降低虽然有许多原因，但货币本身跌价，是一大原因。中国币值的变动，是不规则的，不只有短期的不规则变动，而且有长期的不规则变动。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合成现代的公石，则秦汉间每石只要一百文上下，那时钱币的分量比较重。西汉在昭帝时，每石值两三百文，元帝时涨成四五百文，哀帝时涨成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那一百多年间，米价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的平均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自几百文到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个紧缩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五六百文。清代物价又渐涨，乾隆以后，每石总是千文以上。中国币值的下跌，从白银的购买力上表示得最为清楚。明清两代，以白银计算的米价，每百年平均要上涨百分之五十。以黄金计算的米价，就平稳得多了。

研究中国的物价，有一种困难。就是明朝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特殊物价：不是特别丰收时的物价，便是水旱天灾或敌兵围城绝粮时的物价，这种物价对于货币购买力的研究，是没有多大帮助的。而且物价数字要同国民货币所得的数字比照，才真正有意义。中国古代的物价数字已经是很难搜集，人民的货币收入更加不容易估定。明朝以后物价记录渐多，尤其是最重要的米价，而且多以银为标准。自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放银禁以后，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停止银本位，中国正式用银恰巧是五百年。我在这一期间内，搜集得千多种米价记录，因此对于那五百年间货币的购买力，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认识。外国的物价史资料保存得较多，尚且各人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本书所搜集的千多种米价，对于五百年那样一个长的期间，并不算多。将来有人从散在各处的故宫档案中，或能找到更多的资料，对本书的数字可以作一个补充。但我相信，本书的数字所表示出来的白银购买力的倾向，是正确的。

物价史特别是最重要的粮价史的整理工作，有些国家五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但在各种国际统计表中，中国部分，一向是空白点，现在可以填进去了。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历代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两者的消长。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里就不多说了。

古代货币经济理论不发达。然而在唐宋以前，中国仍是站在欧洲的前面，有些见解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是重要的贡献。可惜多是片断的言论，没有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说，后人也少根据前人的到达点出发作进一步的研究思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在这两三千年中，士大夫阶级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土地，不是货币；只有商人敢于公开地、没有顾虑地关心货币。但商人不会著书立说，而士大夫看不起商人，更须表现出不关心货币的样子。

中国的货币理论，有两种主要倾向：第一是汉代法家的国定说，以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这种说法和近代克纳普（G.F.Knapp）等人的学说很接近。但中国西汉时的名目论有它积极的一方面，因为它的目的是在求得币制的统一，是针对当时的混乱币制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理论。第二是历代的数量说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反对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理论。但中国讨论货币问题的，多是注重现实的制度问题，汉朝是以铸造权问题为中心，宋以后是以纸币问题为中心；各种关于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价值方面的见解，都是在讨论制度问题时偶然讲出来的。

中国人因为所受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祸害多而且深，所以大多数的人，都带紧缩论的色彩。虽然很少直接发为言论，但历代史家每逢物价低便称为太平盛世，这就是紧缩论心理的表现，也是从金属论派生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每有战争就引起通货贬值，在太平的时候，物价常有过低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完全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是由于人民的紧缩心理。因为大家受紧缩心理所支配，所以极力减少消费。不过在中国这种自给性很强的农业社会里，通货紧缩在表面上危害很小，生产方面虽难免要受影响，但人民至少可以享受低廉的物价。英国历史上很少有物价突然上涨十倍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们早就工业化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货紧缩看得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他们公开主张膨胀论。这种膨胀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论，最有利于资本家，他们希望物价每年上涨，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可以进一步扩充生产。但结果往往会因争夺市场而引起战争。过去中国有些人读了英美的书，也有这种错误的见解。

所以关于货币的研究，不是以货币理论为重点，而是以货币史和钱币学为重点。关于货币史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如《史记》的《平准书》、《汉书》以及历代史中的《食货志》、各种通史书中关于钱币的部分。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是司马迁所创立的。但由于写通史和断代史的人，不是专门研究货币史的，他们只能依照司马迁和班固的传统将有关货币的资料汇编在一起，除了本朝的一些新资料以外，只是辗转传抄，不但没有把货币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内容、体裁以及分析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提高。

钱币学倒是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产生的。它在后代被归属到金石学中去，但它的产生却在金石学之前，所以可以说，金石学是以钱币学开始的。历代史中的钱币部分不是钱币学，因为它们是根据文献资料写出来的，钱币学必须是对钱币实物的研究。

钱币学对于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世界历史上有过一些国家，除了钱币以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它们的历史主要靠从钱币上来考据。例如古代的大夏以及大月氏的贵霜王朝就是这样。就是一度同罗马争雄而且任何方面也不亚于罗马的迦太基，除了美丽的钱币以外，也没有遗下什么。有些大国，虽然有文字上的历史，但在史家看来，钱币的研究，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中国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国家，然而文字上的历史还是有许多遗漏和错误，需要靠钱币来补充和纠正。钱币由于铸造次数的频繁，它的大小轻重最敏感地反映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所以它是直接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

货币文化也是钱币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货币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一个社会发展到使用货币所需要的各种先进的条件，包括生产力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在狭义上，是指钱币艺术，即钱币本身的形制、制作、文字和图形等。

从钱币艺术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两种文化的特点。欧洲人一向把他们的钱币看成美术品，特别是古代希腊的钱币，在美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钱币艺术衰退的中世纪，欧洲有些钱币，特别是金币，还是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风格。中国有些朝代的统治阶级也把钱币当作美术品看待。历代的钱币学家也研究钱币的形制和文字，并指出它们的美点。近代有些钱币学家同时也是画家，这不是偶然的。然而中国钱币的美同欧洲钱币的美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也存在于文化的其他领域里。不论是文学方面也好，绘画方面也好，都存在这种差异。乾隆末年，英皇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带来几幅肖像画，习惯于白描的中国朝臣看见画中的阴影还以为是画家不小心涂污的。在音乐方面，双方的特点也是显然的。一个欣赏昆剧《游园惊梦》曲调的人，对于欧洲《茶花女》歌剧中的曲调却不一定感动。这是两种不同的音乐，两个不同的境界。中国钱币和欧洲钱币也有这种差别，对中国的刀、布和圆钱欣赏惯了的人，看到欧洲的钱币，可能会觉得索然寡味，反过来也是一样。

钱币学同货币史更是分不开的。货币制度史和物价史的研究，不但要有货币学的基础，而且要有钱币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单是从古籍中去找资料还不够，一定要研究钱币的实物。然而过去研究货币学的和研究钱币学的，完全是两批人、两回事，这也是中外一律的。货币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中国古代人已有关于货币的片断言论，汉代已有关于货币制度的专文，但是将货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比较全面的研究，却是很近的事。过去研究货币的人所知道的资料，多是外国的资料，能够知道一点中国的史实，已经算是不错，自然谈不上实物的研究。然而单读历代的《食货志》，甚至广泛地钻研历代的文籍，对于货币史，还是得不到全面的和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物价的变动，有时不能彻底了解。因为所谓物价，无非是金属或钱币对其他商品的比价。物价上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动。但在货币价值变动引起物价变动的时候，那就需要了解钱币变质的情形，才能把问题弄清楚，这单凭书本知识就不够了。史书中对于某一种钱的重量和成色，虽然有时也加以记载，但那只是一种标准，物价的变动，往往正是因为钱币的重量、成色不合这标准。到底某一时期的钱币，离标准重量与成色有多么远，史书中就很少记载了，偶有记载也是不详不尽，这就非从钱币学来研究不可了。例如西汉半两钱的减重，史书只把它形容作像榆荚，称之为荚钱；但这种荚钱到底轻到什么程度，则翻烂《平准书》和《食货志》也找不出来，一定要从实物中去领会。

研究中国货币史，不但要懂得中国钱币学，还要懂得外国钱币学，比如清朝乾隆初年在中国各港埠通行的各种外国银币，史书只说是“马钱”、“花边钱”和“十字钱”等。后来的人也是辗转照抄。究竟这些名称指的是什么钱呢？是哪一国的货币呢？却从来没有人能加以解答，因为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要钻研外国的钱币学。而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因为光是知道那几种钱币的名称，没有什么用处，最多只借以知道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罢了。一定要知道那些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什么国家的货币，这样才能使我们知道当时曾同哪些国家有贸易上的往来，哪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有活动，或哪些国家的货币的流通有世界性。

其实中国的钱币学是世界上产生得最早的。远在南北朝就有《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等专门的著作出现，这比欧洲要早八百多年。虽然那时的著作是很简略的，在字数上还远比不上历代《食货志》中关于钱币的部分，然而《食货志》是一种资料汇编，作者可能完全不懂货币，而钱币学的著作却是直接研究的成果。

在封建社会中，一切学术都是进步很慢的。中国的钱币学也不例外，在五代和两宋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很大部分还是抄袭前人的著作，创见不多。尤其是明代，可以说没有一部有价值的钱币学著作。一直到清代乾嘉年间，由于考证学的风行，对于研究的方法，有显著的改进，中国钱币学才获得空前的发展。翁树培等人，几乎把一生的精力都花在钱币上，而且除钱币实物外，还广泛地钻研了文献资料。然而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和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关于信用和信用机关的演进，也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研究。所谓信用机关，就是贷借货币、存放货币或买卖货币的机关，外国有时就称为货币机关。过去经济界对于中国经济史实颇多隔膜。譬如中国的钱庄，不论是专门研究钱庄的人也好，或是钱业中的领袖也好，往往不知道它的历史，动不动就说钱庄有百年的历史，这等于说清朝有五十年历史。中国的信用和信用机关的起源是多元的，最初差不多每种业务有其独立的机构，放款有放款的机构，存款有存款的机构，兑换有兑换的机构，汇兑有汇兑的机构。直到明末清初才有综合的倾向。在这几种最基本的信用业务中，以放款最为发达，不论是私人的信用放款，或质典的抵押放款，都有最长久的历史。其次是兑换，古时是由金银店经营，宋朝有兑坊，明朝钱庄出现后，更证明兑换业务的繁忙。汇兑盛行于唐朝，北宋行用纸币后就停顿了，到清朝票号成立，才又转盛。最不发达的是存款，虽然自古即有寄附等办法，唐朝有柜坊，但寄附是否能说是真正的存款，还有问题；而柜坊的性质，至今尚不十分明了，到清朝才有真正的存款业务。封建时代的中国官僚豪富，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有时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令知道。严嵩父子贪污得来的金银，大部分是埋在地窖中。金银如此，铜钱也差不多。大户人家藏金银，小户人家藏铜钱。外国的现金余额说者以为手头有现金，便可以发挥货币的作用，这一说在中国古时便不适用。中国旧时官僚豪富的窖藏，在某种意义上，实可以说是流动性偏好心理的表现，是准备随时应急的。但急变的时候究竟很少，所以原为保持流动性而窖藏的货币，反而变成死的，对于物价只有发生紧缩的作用。这是存款业不发达的结果，同时又是存款业不发达的原因。

彭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