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明永村牧人桑才在讲述发现遗体的经过，郭净纪录片《卡瓦格博传奇：登山物语》截图

1999年8月3日，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站在214国道隔着澜沧江遥望，明永冰川从五千米的高处倾泻而下，前端却被墨绿的核桃树林阻挡。湍急的河流把村舍分隔两岸，恍若冰雪冲落的碎石，散布在山谷里。

我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打开摄像机开关。屋里有些暗，但现场没有采用任何补光措施。

这座老旧的平顶藏房高三层，地板下面是底层的牲口圈，牛马在里头吃草。隔着顶板是三层的佛堂和晒粮食的平台。我们所在的中层“主屋”（），也是藏文化三界宇宙的中层，凡人与“念”（）、悉达（）、域拉（）、赞（）等生灵共居的世界；屋子中央有根粗大的中柱（），连接着底层和三层，也连接着天神“拉”（）居住的上界和地祇“鲁”（）居住的下界。右边有一扇梯形的窗户，镶嵌在干打垒的土墙上，散射的光线透进来，勾出男主人桑才（）右脸颊的轮廓。他穿一件白衬衣，坐在我对面，背靠神龛，讲起当时发生的事：

嗯，在明永冰川右侧莲花寺顶上，靠近甲勒容巴垭口的地方，我们有个牛场，叫乃农。我们村每家有两三头耕牛，每年割了麦子就放到山上大约三个月，让它们自己在那里吃草，人呢，过半个月去看一次。一般是早上上山，到乃农时吃了茶（吃饭），再往上走，就到了垭口，看到牦牛好好的，（顺便）在那里住了一晚。

（1998年）7月18日，达娃、桂生、我三个人从牛场经甲勒容巴返回村子，差不多在下午两三点钟，中午饭吃过后，到达叫扎盖的冰川处，坐在大石头底下休息。我们从高处往下看，见冰川上面有一点儿红的颜色，然后，又看见花花绿绿的一片。我们赶忙下去，只见冰面上到处是衣服和睡袋，还有人的尸体，有的在睡袋里面，有的在睡袋外面。三四个尸体全身还在，其他的或者没有头，或者没有脚。有不少骨头，手的，脚的。我们只站在旁边看，因为藏族人很忌讳靠近死人的。

晚上6点过后，我们赶回村子，告诉村长，村长报告县里，县里又向州、省上报告。第二天他们下来，和村里的民兵十七八个人一起去看。我们没有去。五六天以后，省体委的和日本人来，收了三天尸体，抬下来。就是这样的。

桑才等三个牧人在冰川发现的遗体，是七年前梅里雪山[1]山难中丧生的登山队员。这次登山事件，成为我在当地开展田野调查的切入点。我找了桑才，又找到村长大扎西，据大扎西说，上山放牛的路从前是猎人走的，要从冰川横穿到对面。附近山里有很多动物，如雪羊、獐子、岩羊、山羊、黑熊、野鸡之类，沿途还能找到贝母、虫草、胡黄连等药材。三个牧人走这条小路回村，在冰川边挖贝母的时候，发现了登山队的遗物和尸体，他们带了几件样品（绳子、海拔表、望远镜）回村报告：

他们马上跑回来村里报信，晚上才报的信。那时通信很难，电话也打不出去。我马上组织民兵连夜到县政府汇报，他们又往上汇报，并派政府、体委和公安来考察。县公安局的尼玛甲称副局长带了两个警察和一个医生，看了遗体和冰川现场，确认是遇难（者）的尸体，立刻与日本联系。过后他们派人来清理，得到村民的协助。去年9月又在冰川出现遗物，没有尸体，日方派人来，他们（把遗物）都干干净净地捡走了。今年3月，挖药材的村民又发现两具尸体，汇报后，日方代表、省县体委都下来，把遗体、遗物全部处理完了。

消息上报后，中日双方很快组织了十九人的调查队赶赴明永，其中有中国登山协会（简称中登协）成员罗申、京都府立大学农学部的老师牛田一成、曾任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中方联络官的张俊，以及原京都大学环境工学部的学生小林尚礼。8月3日，调查队前往明永冰川：

11点40分，由中方队员罗申带领的第一组首先到达了海拔3750米的冰川中间，从这里已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散落在冰川上的五颜六色的遗物了。中国队员袁洪波走近遗物，看到的是破损的帐篷碎片、小刀、砸坏了的录音机、相机和笔记本等。他顺手拾起了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当年牺牲时年仅21岁的京都大学学生工藤俊二的日记本，上边记载着他们打扑克时的比分，还有他喜欢的歌词以及每天的活动记录等。[2]

这次调查一共发现了十具遇难者的遗骸，遗物共十一份，遗骸和遗物分别装入十五个袋子中，总重量80公斤。从遗物上能辨认出身份的有五人：中方的宋志义、孙维琦，日方的米谷佳晃、近藤裕史、児玉裕介。[3]

[1] “梅里雪山”是一个因登山活动影响以及大众媒介误导而形成的错误称谓，这座雪山藏名叫“卡瓦格博”，详细的讨论参见郭净《雪山之书》第10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在本书中，凡是涉及登山活动的内容，均用“梅里雪山”；涉及神山信仰的内容，用“卡瓦格博”。

[2] 周正：《梅里雪山遇难者的发现》，《中国西藏（中文版）》，1999年第1期。

[3] ［日］小林尚礼：《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乌尼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第355页；周正说辨认出的是孙维琦、宋志义、林文生、工藤俊二和米谷佳晃，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