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乃目下學界通行之注疏合刻本。阮本别附《校勘記》於各卷之末，一書在手，諸本異同大致可見，學者稱便。但此書刊刻匆忙，訛誤多有[1]，後來重刊者雖間有修訂，仍有不少缺失。故民國學者撰《續四庫經部提要》曰：“重訂阮氏之書，仿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例，乃後生之責。”[2]
本書專爲重校《公羊注疏》而作。不但廣蒐《公羊》諸本，如單經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等，且一一讎校，並細考何氏義例以爲論據。如考論熹平石經，知石經本與何注本不同，今本成公十四年經“秦伯卒”疑是衍文。辨今本《解詁》通用字，知御、禦不相通用，甯、寧義異。此何氏家法如此，而後來傳本竄改之跡，心中瞭然。論何休字氏之例，以十行本與九行本有“五十字”“伯仲字”之别，且劉卷之是名是字，宜有決斷。論外諸侯卒葬之例，以徐彦所見本有“日”“月”之殊。論弑、殺異同，謂當決於何氏弑例，哀公四年經“盜弑蔡侯申”，余仁仲本作“弑”是也，阮刻本作“殺”非也。又論《公羊》注疏合刻之例，以爲評比各注疏本之優劣，當先明何氏注例，何氏注例明，則後來合刻之準據可定，注疏合刻之優劣自然知曉。要言之，校經之善，在於廣蒐諸本、訂正異文、論定是非，其中尤以定是非最爲緊要。欲定是非，當以何氏義例爲準。茲簡述各章之旨如下：
第一章，考證熹平石經《春秋》殘字，並復原碑圖。民國初年，洛陽附近出土漢石經《春秋》殘碑，頗異於今本三家經，前輩學者如羅振玉、張國淦、馬衡、吕振端等，或考釋殘字與今本互異者，或推定碑圖格式，貢獻良多，但仍有不少闕失。以碑圖格式言，石經碑圖常例爲行70字，第二石陽面僖公篇爲行72字，陰面昭公篇爲行71字，而前人於此多有誤判。今以三家經文及唐陸淳所見本爲據，準以《公羊》義例，不但可補前人論述之缺，且於經文校勘，亦有助益。如今本成公十四年經“秦伯卒”三字，恐是衍文。
第二章，論《公羊》經傳注疏合刻之例。阮刻《公羊注疏》雖附《校勘記》，視其他注疏本爲優，然阮氏重在異文校勘，而於注疏合刻之例未嘗論及。案今日所見《公羊注疏》合刻本，有宋十行本一系、明九行本一系、清武英殿本一系。十行本據余仁仲本與單疏本合刻，而余本則以經注本與《釋文》合并。九行本依十行本重刻，然於疏文之分附有所更改。殿本主據北監本，但重新分附《釋文》、疏文，其體例與十行本、九行本全異。欲明諸本優劣，宜以何休注本爲準。何氏合經傳爲之注，釋傳爲主，釋經爲次，且釋經之注常置於釋傳之注下。何氏注例既明，注疏合并方有理可依。殿本以釋經之注附於經下，不附於傳下，破經注不分之理，是不依何休注本，故其分附之法最不可從。至於十行本、九行本，經注雖不分，然其分附疏文之例，前後相違者時見。知乎何氏注例及各本合刻之得失，則底本之選擇、校勘之去取即可心中瞭然，不爲時俗所誤。
第三章，辨今本《解詁》弑殺之異文。第一章論漢石經，知石經本與何休本不同。第二章論注疏合刻之例，知宋以下注疏本，經文、傳文、注文、疏文互殊。本既不同，義嫌有殊。然則，欲明何休《公羊》義例，須先考定何氏之本。但自漢末至隋唐之世，《解詁》傳本非止一種，如陸德明撰《釋文》、徐彦撰《公羊疏》，所據何注本互不相同。唐開成石經之《公羊》經傳，與陸氏、徐氏所見又有異。陸淳所見《公羊》之經，也與諸家不一。以弑、殺爲例，諸本參差互見。案隱公四年《公羊傳》云“與弑公也”，何注云“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辭”，弑、殺之别，於此注最爲分明。依此何氏弑例，更考何氏三十六弑之義，則《解詁》諸傳本之弑、殺異同，即可明辨。
第四章，辨今本《解詁》通用字之正誤。何休用字之例，有獨用，有别用，無通用。獨用者，謂二字可通，但何氏止用一字，如何氏用脩不用修，用早不用蚤。别用者，謂二字雖可通，然何氏分别其義，義既有别，則不得相通用。如何氏釋饗享之義既異，則二字不得相通。通用者，謂二字相通，或用此字，或用彼字，字雖相易，義則無殊。通用例與獨用、别用例相乖，然以何氏義例及《解詁》諸本相證，知今本《解詁》之通用字，乃後人傳寫改易。經學家法與文字異同之關聯，於此章可略闚大概。
第五章，論何休字氏之例。前四章所論，關乎《公羊》版本流傳、文字異同，此章以下，主論何氏《公羊》義例。之所以選取何氏外諸侯卒葬例、字氏之例，實緣校勘而起。如桓八年徐彦疏云“上大夫即例稱伯仲字”“次大夫不稱伯仲字”，明閩本、監本、毛本、清武英殿本等俱如是。但阮刻本則作“上大夫即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孰是孰非？今以何休字氏之例相證，知閩本以下是也。又如定公四年經劉卷卒，徐彦疏或謂卷是名，或謂卷是字，前後不一。卷是名是字，如何斷定？證以何休字氏之例，知卷是名也。明乎何休字氏之例，可以校訂諸本文字之謬，可以辨析《公羊》與二傳之異同。
第六章，論何休外諸侯卒葬日月之例。案日月時例，乃《公羊》何氏諸例之要。此章以外諸侯卒葬爲證，示文字異同可決於日月時例。定公四年經“杞伯戊卒于會”，何注云：“不日，與盟同日。”徐彦所見本“日”也有作“月”者。作日是與？作月是與？徐彦不爲定奪而兩疏之。其實，作“日”是也。何休分外諸侯爲三等：大國、小國、微國。小國爲曹、許；大於曹許者，爲大國；小於曹許者，爲微國。此三等諸侯，卒葬之例並不相同。大國卒葬例，不論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皆卒日葬月。至於小國、微國，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其卒葬各有等差。如微國所傳聞世不卒不葬，小國所傳聞世則卒時不葬。大國、小國、微國之外，又有杞，爲王者後，雖是微國，然另有例。楚、吴爲夷狄，其卒葬與諸夏國異。秦多夷狄行，又非真夷狄，其卒葬例既與諸夏不同，也與楚、吴有别。要之，各國尊卑大小不一，卒葬之例從而異。明乎外諸侯卒葬及日月相蒙之例，則日、月之異文可以定矣。
第七章，考論春秋朔閏表。三傳之經，經文曆日多有不同，蓋傳寫訛誤所致。不明春秋曆表，則無由考知其間是非。案曆表之推排，以閏月與連大月之設最爲緊要。春秋時未行無中置閏法，故置閏宜在歲末，或三年置一閏，或二年置一閏，並無頻年置閏或一年二閏之例。但以往曆表爲遷就經傳曆日，閏月與連大月之設多有可議。其實，經傳曆日，未必是魯國時曆，夫子作《春秋》，采列國史記，因史成文，而列國曆法與魯曆不同，月日不協，理有固然。不明魯曆與列國曆法之異同，不明經書日食有食本月晦、前月晦之别，及諸侯卒赴有來日赴、往日赴之分，則閏月、連大月之設必違曆理。此章依魯曆推排，輔以“藉半日”法，證以經傳文例，所得曆表，既可依曆術覆驗，又與經傳曆日不相違，較諸家之推排頗有可觀，學者宜可取資考證。曆表既排，則三傳曆日之異同即可改定。
第八章，論徐疏之得失。欲明何氏義例，不讀徐疏，則不得其門而入。徐疏於何氏義例，如三科九旨等，有詳細分疏，讀者熟習之，自可事半功倍。但徐疏又有若干闕失，有不得注意者，有舉例不當者，有引證迂曲者，有但舉例而無疏釋者，又或諸本有異同而不能定奪者。如僖公十六年經“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云“是月者何”，注云“是月，邊也，魯人語也”。此三“是月”，何休本當作“提月”，但徐彦所見本則誤作“是月”，故疏云“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魯人語”，此據誤本爲釋。又如昭公二十四年經“叔孫舍至自晉”，何休本無“叔孫”二字，但徐彦反據誤本以釋“叔孫”爲氏之義。凡此種種，是徐疏不合注意者。今詳辨徐疏得失，由疏而注，由注而進於經傳之義例，治經者庶無虚浮、孤陋之譏。
以上八章之撰作，皆因校勘而起，而終歸於義例。不明經學義例，則欲求校勘之精審也難矣。古人嘗云治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3]。廣蒐諸本，可謂之淹博；校勘文字，可謂之識斷；論定是非，可謂之精審。若阮氏之書，謂之淹博，可矣；謂之識斷，亦差可矣；謂之精審，則未可矣，以阮氏未及深研何氏義例故也。綜觀前人之治《公羊》，或重版本、校勘，如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或重經傳義例，如孔廣森《公羊通義》、劉逢禄《公羊何氏釋例》。或二者相兼，如陳立《公羊義疏》。諸家固多創見，然猶可補正。以版本、校勘言，阮元校勘《公羊注疏》，所據諸本雖較當時學者稱富，猶未見《公羊疏》及宋本《公羊經傳解詁》，故劉承幹、瞿鏞皆據以糾正其失。以《公羊》義例言，劉逢禄《公羊何氏釋例》僅鈔録何氏注文，粗略排比，末附議論，實欠深研。孔廣森《公羊通義》另立己説，與何氏家法多相乖違，難以徵信。至於陳立《公羊義疏》，雖兼顧版本與義例，終因義疏體所限，議論亦嫌簡略。愚近年致力於重校《公羊注疏》，先分别經注本與單疏本，循“以何還何”“以徐還徐”之法，辨析何注本、徐疏本之異同，然後定合刻之例，如此，注疏合刻之長短，學者論斷之高下，可謂歷歷指掌。今此書先行，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隨後，乃欲示校經當先明本經義例。本經義例明，猶挈裘振領、若網在綱，他如文字異同、版本優劣，皆可從而定焉。昔段玉裁云“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也”[4]，誠哉斯言！今重校《公羊》各本之事將蕆，更祈當世博雅君子匡我不逮，則幸甚矣。
[1] 阮元亦以爲此書非善本。阮福於《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云：“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也。”見《阮元年譜》，中華書局，1995年，頁121。
[2]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册，中華書局，1993年，頁1437。
[3] 江永《古韻標準》云：“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242册，頁485上。
[4] 段玉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1435册，頁18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