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论坛

近年来汉语欧化研究的新进展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近年来，持续百年的汉语欧化研究有了新的进步与拓展，主要表现在理论认识及具体研究中。前者包括“欧”所指范围的拓展、“化”具体内容的拓展以及欧化概念体系的拓展三个方面，后者则表现在从共时欧化研究向历时欧化研究拓展、从白话欧化研究向文言欧化研究拓展、从普通话欧化研究向华语欧化研究拓展等方面。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欧化研究应进一步增强在语言事实、理论内涵及语言规范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欧化；历时欧化；文言欧化；华语欧化

1919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提出“欧化文学”“欧化国语”以及“欧化的白话文”等概念，首次将“欧化”用于文学及语言领域。自此以后，汉语学界的欧化研究就一直持续至今。近年来，汉语欧化研究在理论认识及具体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本文即着眼于此，对此领域的新进展进行回顾、梳理及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理论认识的新拓展

刁晏斌（2019）指出，欧化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而言，欧化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随时代不同而有明显的变化及发展。近年来，汉语学界对欧化的新认识主要表现在“欧”的所指范围及“化”的具体内容上，同时，一些下位概念的提出还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欧化的概念体系。

1.1　“欧”所指范围的拓展

在欧化提出之初，“欧”无疑指的是欧洲/西方/印欧语言，傅斯年（1919）就明确指出白话文要“取个外国榜样”，即“融化西文词调作为我用”。在此后的实践中，汉语主要向英语学习，王力（1985：334）说得非常明确：“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王力的意见影响深远，此后大多数学者均持“欧化≈英化”的观点。

事实上，现代汉语的“外国榜样”包括更多语言，日语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早在20世纪初，不少学者就指出了这一点。刘师培（1907）直言当时日本文体的风行程度：“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傅斯年（1919）也指出：“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洲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算得间接接受了欧化了。”近年来，学界愈加关注近代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如沈国威、李真（2011）指出，“19、20世纪之交的新知识主要是通过日本引入中国”，所以“‘欧化语法现象’中存在大量日本因素”。基于此，一些学者展开了更加具体的讨论，如陈彪（2017）反思以往认定的“英化”现象，指出“关于……”“对于……”“是……（的）”“……的我/你/他（们）”等句式在形式及意义上对日语均有比较明显的借鉴；张莉（2017）考察发现《新青年》的日语借词在三字词语中占比73.6%，在四字词语中占比63.3%。可见，日语对现代汉语的意义重大，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源”之一。除日语外，其他语言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汉语的面貌，比如俄语，徐来娣（2007）就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俄语在词汇、词法、句法、语义等层面对汉语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发展变化。如果立足于外来词，欧化的来源则更多样，王文琦（2012：14）对2000多个晚清汉语外来词进行探源，指出其来源包括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和波斯语等。

上述语言事实及其研究表明，现代汉语的影响因素是多源的，而非仅受英语的单一影响，因此初始的“欧化”概念已经无法形成对这一事实的全覆盖。面对这一状况，学界以往主要采用两种策略：一是改用它名，如“西化”“外化”“洋化”等，如谢明镜（2015）提出“外化”概念，“外”即指“外族语言”；二是采用“语种+化”的形式对其进行细分，如“英化”“日化”“俄化”“法化”等。近年来，学界又开始采取第三种策略，即沿用“欧化”指称形式，但缩小其内涵，扩大其所指及涵盖范围。例如，毛迅、熊辉（2007）指出：“由于人们习惯于将汉语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称为‘欧化’，故本文采取‘欧化’这种习惯性称谓来涵盖‘西化’或‘外化’。”再如，邵莉、王克非（2018）将“欧化”概括为三个层次：英化、印欧化、外化。第三层次的“外化”泛指外语对汉语的影响，文中即用“欧化”来指称“外化”。在上述研究和表述的基础上，刁晏斌（2019）明确界定了“欧”的广义所指：“欧化的基本所指就是受外族语言的影响，接受其形式以及由此而引起自身的发展变化。”

目前已有研究使用“欧”的广义所指来讨论汉语史上的欧化现象。例如，李春阳（2014）指出：“今天所谓的‘欧化句式’，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在魏晋以来佛教的影响中找到根源，此为跨越千年考察汉语句式演变的线索……是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系统欧化。”徐时仪（2018）指出，“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导致了汉语的两次欧化”，并梳理了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的事实，分别是战国秦汉时期与匈奴语的交融，北魏时与鲜卑语的交融，辽金元时期与契丹、女真及蒙古语的交融，清代时与满语的交融。以上表述将印欧语的梵语和阿尔泰语纳入了欧化的范围，为欧化增添了新的纵向考察角度，也彰显了欧化历时研究的潜力与价值。我们在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1.2　“化”具体内容的拓展

“化”具体内容的拓展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化”的语言要素拓展，二是“化”的表现形式拓展。

在语言要素方面，主要表现为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的拓展。

所谓一元，即认为欧化仅涉及语法，如王力（1985：4）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谢耀基（1990）、贺阳（2008）、朱一凡（2009）、崔山佳（2013）等赞同此说。在后来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要素范围稍大的“二元说”，即欧化包括外来词及语法两方面，郭熙（2004：88）、郭鸿杰（2007）、张曦（2017）均持二元观。

至于多元化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傅斯年（1919）指出欧化即“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可见，当时的欧化涵盖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近年来，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到欧化的多元属性，如有人指出，“‘欧化’可以概括为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体等方面的变异，汉语欧化现象曾以诸如‘拉丁化’‘拼音化’‘外来词’‘欧化语法’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张彤2017）。在一些具体的讨论中，欧化的要素范围甚至更宽。例如，位于话语层次、表现话语结构的话语标记，如对比类话语标记、详述类话语标记、言语类话语标记等都源于对英语的选择性语法复制（秦洪武、李婵2014；秦洪武、王玉2014；秦洪武、司佳冰2015）。此外，朱一凡（2018：136—181）还讨论了英语对现代汉语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的影响，将“化”的内容拓展至知识体系、话语方式等维度；而尹德翔（1999）甚至把欧化扩展到“精神”层面：“无论从语言的面貌、精神还是表达方式方面，汉语，尤其是书面汉语，都在向印欧语大幅倾斜。这就是我所说的汉语的欧化。”

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显”“隐”的概念，从而拓展了对欧化及其存在方式和状态等的认识。

早期研究并不关注“化”的表现形式，例如王力（1985：334）指出“受西洋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他做欧化的语法”，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语法欧化的具体表现及状态。在此后的欧化语法研究中，“化”的表现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有学者对此持狭义理解，如倪宝元（1994：142）指出，“欧化句是按印欧语特有而汉语所无的句法结构构成的句子”，即着眼于“有无”，仅关注辨识度高的新兴欧化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需要综合考察“化”的各种表现，贺阳（2008：1）指出：“‘欧化语法现象’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亦指汉语中罕见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认为虽然后一方面的欧化表现不显著、辨识度较低，但也应纳入欧化的研究范围。

除语法外，其他要素的欧化也有辨识度的高低之别。在词的层面，与词形相比，词义、词用的欧化无疑更加隐蔽，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后者进行讨论。例如，曹炜（2005）分析了词义的外来移植情况，指出“蒸发”一词移植了英语词“evaporate”的“消失、不复存在”义，再如赵康英、王保田（2013）指出日语的影响下，“萌”产生了动词用法和形容词用法。此外，作为语体欧化的代表，欧体新诗的“化”既包括诗形上的显著变化（朱恒、何锡章2007），也涵盖了音韵体式、意象内涵、抒情方式等辨识度较低的演变（张桃洲2013）。

基于相关语言事实及既有研究表述，刁晏斌（2021a）首次提出“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概念，并进行了举例分析及讨论，指出二者具有相对性、历时性，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并提出显、隐的判断标准、主客观因素、转化机制及其所构成的连续统等问题。

将语言要素及具体表现两方面的拓展相结合，就能得到“化”的最大范围，刁晏斌（2019）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纯’外来的形式，包括外来词语和外来句式等；二是由于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或用法；三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外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以上三个方面的所指不仅是词汇和语法，此外还包括文字、语音，以及属于语言使用范畴的修辞，以至于标点符号等。”

1.3　欧化概念系统的拓展

随着对欧化现象及规律认识的加深，研究者立足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新的下位概念，由此丰富了欧化的概念体系。刁晏斌（2021a）总结、归纳、反思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讨论了九组相互对待的概念，即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共时欧化与历时欧化、欧化与去欧化、白话欧化与文言欧化、普通话欧化与“国语”/华语欧化。上文已经介绍了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以下再简单介绍其中的四组，另外四组在下一节中介绍。

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这组概念主要包含了“欧”的具体所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欧化”的资源类型三方面的内涵，前两个方面的狭义及广义所指在上文已有所介绍。“欧化”的资源类型即指欧化以什么语言资源作为表现形式，以往研究仅将“他源”形式视作欧化，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逐渐作广义的理解，即认为欧化的资源类型为“他源+自源”。广义欧化内涵丰富，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刁晏斌（2021a）呼吁建立广义的欧化观，从而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汉语欧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均衡化、系统化的全面研究。

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这组概念最早由台湾学者余光中提出，谢耀基（2001）进一步阐发：“善性欧化，指借用外语形式、用法，能够取长补短，‘欧而能化’，增强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恶性欧化，指仿用外文语法，陷于乱用、滥用，‘欧而不化’，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洁。滥用外来词语，语句中西夹杂，最为人诟病。”有学者使用“积极欧化”“消极欧化”的同义指称，并立足于翻译考察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李颖玉2009）。刁晏斌（2021a）集中论述了这组概念的研究意义及价值，分析了“善”“恶”的判定标准，指出应当将“善性欧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欧化类型进行全面研究。

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汉语语法接受印欧语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书面翻译，将欧化视作书面语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贺阳2008：299）。这种“欧化≈书面语欧化”的观点至今仍是多数人的认识，但近年来的不少研究指出口语欧化的客观性，如游汝杰、邹嘉彦（2004：230—231）分析了一些五四时期进入口语的欧化结构，朱冠明（2020）立足于当代，指出直接语言接触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汉语接触的主要方式。刁晏斌（2021a）首次将“口语欧化”作为“书面语欧化”的对应概念提出，并讨论了二者所对应的具体欧化现象以及二者的界限等问题，进而指出了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讨论空间。

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王力（1985：349）指出“本来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汉语写作者“用西洋语言去想，等到下笔时，才把脑子里的西文译成中文写下来”。这段话准确指出欧化的两个主体及使用场域，一是翻译家对外来语的翻译，二是汉语写作者的实践。以往研究对以上两者往往不作区分，但近年来对写作欧化的关注度有所上升，例如黄琼英（2007）将鲁迅作品分为“翻译→创作”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并对词汇、语法、篇章、修辞等方面的欧化表现及其变化展开历时考察。刁晏斌（2021a）首次提出“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的概念，认为它们在生产主体、先后顺序、欧化程度、覆盖范围、学科类属等方面有所不同，并讨论了如何在观念及操作层面区分二者等问题。

二、具体研究的新拓展

近年来，具体欧化现象研究的拓展主要表现为由共时欧化研究到历时欧化研究，由白话欧化研究到文言欧化研究，由普通话欧化研究到华语欧化研究。

2.1　由共时欧化研究到历时欧化研究

欧化既是一种共时现象，也是一种历时现象，但以往的欧化研究基本都在共时平面展开。近年来，欧化研究呈现从共时向历时拓展的新趋势，而后者的具体事实研究及理论探索都有比较明显的进展，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立足于某一具体欧化形式，讨论其发展演变状况。例如，针对人称代词受定语修饰现象，刁晏斌（2006：348）展开历时考察，指出其在现代汉语三个阶段的使用情况呈现“多—少—多”的态势，并概括了不同阶段的使用特点；王朝晖、余军（2019）立足于语法化理论，将该现象的发展演变分为隐语法、显语法、消隐、确立四个时期，并归纳各个时期的特点与成因，串联起该结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这方面的个案研究还包括“是时候VP”结构（晁代金2008，刘云2018）、“将+主句动词”（马春华2010）、以“的”为标记的长定语（徐剑、袁辉2013）、数量词“一个”（赵秋荣2014）等。

其二，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讨论其中多种欧化现象的历时变化情况。例如，邵莉（2018a），邵莉、王克非（2018）基于历时翻译语料库，分别讨论了1918—1936年间鲁迅小说译作中的词法及句法欧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上的变化趋势，指出鲁迅译作中的语法欧化现象是动态变化的，去欧化与欧化相伴随，使得译作语言呈现出复杂的演变模式。此外，邵莉（2018b）以斯特林堡的小说His Servant or Debit and Credit为对象，讨论其句法欧化表现，指出译本中的欧化现象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后期译本的欧化特征较前期译本更为明显，并由此讨论了现代汉语的演变趋势。

其三，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分析欧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着眼于五四时期的近代汉语，朱一凡（2009）将其分为自发的欧化（1906—1917），自觉的欧化（1918—1928）以及对欧化的反思（1929—1936）三个阶段，并讨论了不同阶段欧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具体表现。着眼于1949—1978年的中期现代汉语，郝锐（2017）认为其特点之一是“欧化趋势及相关语法现象继续发展，与‘去欧化’趋势并行”，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现代汉语的部分欧化形式、模仿外语（主要是俄语）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用法；另一方面受语言规范运动及社会思想潮流等的影响，很多欧化形式趋于隐退，呈现较为明显的“去欧化”的趋势。着眼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汉语，傅珊（2019）提出“新欧化”的概念，指出其特点是“更为直接、有效”及“影响更为广泛，也更为日常化”。

其四，提出一些新概念及学科建设的新设想。首先是上文提及的“去欧化”的概念，它们用于指称外来形式以及受外语影响产生的用法等趋于消减的现象及表现，刁晏斌（2021a）梳理了“去欧化”的来源和所指，并着眼于汉语欧化整体进程及其演变，将“欧化与去欧化”视作一组相互对待的概念，指出建立“欧化+去欧化=欧化”观念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其次是“共时欧化”与“历时欧化”，这组概念首见于刁晏斌（2021a），文中呼吁建立汉语欧化研究的历时观，具体包括整体的欧化历时观、局部的欧化历时观以及具体现象的欧化历时观三个方面。最后是“汉语欧化史”学科，刁晏斌（2021b）从认识及事实层面阐述汉语欧化史的提出依据，指出该学科在实践及理论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将其研究内容分为“完成时”“进行时”“起始时”和“将来时”四个角度，并针对汉语欧化史的建构提出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以上四个方面充分说明，欧化的历时研究有利于推进对语言事实的考察，丰富研究的理论视角，未来应该进行重点推进，以增强欧化研究的系统性及全面性。

2.2　由白话欧化研究到文言欧化研究

五四时期，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欧化是对传统白话的改造，所以以往汉语学界默认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五四之后的欧化白话文。

从语言事实来看，白话文的欧化并非肇始于五四，白话欧化的起点应当前移，例如袁进（2007）指出中国最早的欧化白话文本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的传教士翻译作品，还有学者认为欧化白话开始的时间要更早一些，例如陈历明（2013）在梳理、分析16世纪以来传教士文本的基础上，指出欧化白话起源于明末清初。不少研究以传教士翻译文本为样本，分析白话文欧化的早期形态，例如，邢梅（2012）考察了1919年出版的《圣经》官话和合本的欧化情况，赵晓阳（2015）讨论了1870年出版的《新约全书》在复音词、被动式、“一+量词”结构、介词“当”的连词化、“之一”的使用变化、状语后置等方面的欧化表现。与这两篇文章相比，马永草（2020）对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天路历程》官话译本的考察更具“史”的眼光，该文将官话译本的欧化现象与传统白话及后出的西海译本做了对比，总结出官话译本欧化的“初期性”特征，由此深化了对欧化阶段性特点的认识。

实际上，不仅白话文有欧化表现，文言文同样也发生了欧化，五四时期的学者就对此有所讨论。例如，胡适（1923）指出“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钱钟书等（1981：39—40）评论林纾译书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然而，白话文运动之后，文言文日渐式微，文言欧化现象也随之淡出学界的研究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提文言欧化现象，并对其展开了不同角度的考察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其一，提出并阐释“欧化文言”概念。曹而云（2006：114）直接提出欧化文言概念，指出梁启超“新文体”为“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刁晏斌（2010）继续使用这一指称，指出欧化文言大致起源于明末，盛于清末民初，到梁启超“新文体”而达到极致，是连接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的桥梁之一。刁晏斌、马永草（2020）进一步对欧化文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说明，指出其基本特征是集“崇古”和“趋今”于一身，凸显异质性和杂糅性。此外，还有学者采用“雅训文言”（孟庆澍2012）、“改良文言”（胡全章、关爱和2018）等其他同义指称形式对其进行研究。

其二，对欧化文言文本进行分析考察。例如，刁晏斌、刘兴忠（2018）初步讨论了林纾的文言翻译作品的欧化现象，认为清末民初文言译本的语言研究对汉语史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再如，刘兴忠（2019）将欧化文言的代表——梁启超“新文体”置于“先秦文言—唐宋仿古文言—清代桐城派古文—新文体—相对晚出的章氏政论”的“文言序列”中，总结了“新文体”的语法特点：一是不泥于古，突破上古文言语法；二是务为平易畅达，吸收对中古以降新兴成分及其功能；三是杂以外国文法，引入一定的欧化语法形式。此外，梁波（2021）考察晚清小说A Study in Scarlet的文言译本，指出其在翻译过程中消化了大量域外文学观念、技法、语法等，并以“欧化文言”为标志，完成了中国文言小说体式在外来文学冲击中的自我整合与翻新。

第三，充分挖掘欧化文言“史”的内涵。刁晏斌、马永草（2020）指出欧化文言的研究价值及意义有三：一是能够拓展和深化欧化汉语的研究，使之在已有基础上趋于全面、均衡；二是有助于促进文言本身，特别是其历时发展的研究；三是有助于推进并完善汉语史研究。上述三点也说明了欧化文言与相关语言史的联系：其一，欧化白话史与欧化文言史共同组成完整的“汉语欧化史”（刁晏斌2021b）；其二，欧化文言位于汉语文言史的后端，因此也是“文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刁晏斌2010、2017）；其三，现代汉语由文言史和白话史“汇流”而成，进入现代汉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言就是经过欧化改造的文言，因此欧化文言也是“新汉语史”的重要阶段及其组成部分。（刁晏斌2016、2018）

2.3　由普通话欧化研究到华语欧化研究

以往所提到的欧化，1949年以前指的是“国语”（民国时期的民族共同语）的欧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指的是普通话的欧化。近年来，台港澳地区使用的现代汉语以及中国以外的海外华语（下面统称“华语”），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对它们与外语的关系进行了较多讨论，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思路：

第一，将外语看作华语特点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在讨论华语的特点时，指出其与普通话不一致的表现源于外语的影响。以新加坡华语为例，黄雪霞（2011）立足于书面语语料，指出新加坡华语特有词的类型之一就是外来词语，其中的英语借词反映了东西方物质文化、智能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林素娥（2012）指出新加坡华语口语的“不懂”“我不懂”“你懂”等话语标记表现了言谈主体元语用意识，其发展与英语影响有关，反映了当地口语受普通话影响较少而受英语影响较大的特点；祝晓宏（2016）综合讨论了影视、文艺、新闻、学术、公文五类语体的变异情况，指出比起方言变项、白话文变项和普通话变项，“英文变项在话语系统中多数相当活跃”，主要表现在数量词、借词、“是时候……”格式、“有信心……”格式、评价成分等方面。

第二，将外语看作华语接触的重要对象，利用语言接触理论考察华语与外语接触的动因、过程及结果。以香港书面汉语为例，石定栩、朱志瑜、王灿龙（2003）分析了其与英语接触而引发的句法迁移现象，主要讨论了短语的构成及其句法位置、词语的功能角色与句法分布、句型的情况；石定栩、朱志瑜（2005）分析了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同形异义词语，包括同形异义的音译外来词和意译词，英语影响汉语语义或语法功能而造成的同形异义词，以及因英国制度影响而造成的同形异义词。除上述语言事实的考察外，不少学者还初步归纳了香港书面汉语与英语接触的特点，例如邵敬敏（2008）讨论了二者接触的方式，指出：“英语对香港汉语的渗透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直接语言接触及间接语言接触并重。”田小琳（2021：7）讨论香港书面汉语受英语影响的显隐之别，认为“港式中文里夹用英文是来自英文的显性影响，而由英文硬译成的港式中文，则来自英文的隐性影响”。

第三，将外语提升为华语研究的视角之一，用以进行现象的描写、原因的解释、规律的概括。例如，田小琳（2018）结合香港言语社区实际，在“普、方、古”的大三角上增添“外”角，由此形成“普—方—古—外”四个视角，并将其作为“比较原则”，用以分析香港地区的现代汉语词汇教学、香港社区词构词的修辞特点以及港式中文的语法特色（田小琳2019、2021）。几乎同一时间，王晓梅（2019）结合马来西亚华语实际，也将“古、方、普、外”四个理论视角并提，其中“外”指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外”角分析马来西亚华语在词汇、语法方面的特殊表现。

上述思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外语与华语及其研究的关系问题，但是就我们所见，只有少数学者使用欧化的指称及其框架进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化研究的范围及其潜力，不利于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汉语欧化现象及规律。基于此，刁晏斌（2021a）首次提出“普通话欧化”与“‘国语’/华语欧化”这组相互对待的概念，梳理了后者的语言事实及相关表现，并初步讨论了这组概念的提出依据及意义。刁晏斌（2022）进一步阐释“欧化华语”的概念，指出华语与普通话在欧化程度、方式、阶段与来源等均有差异，因此欧化华语有其鲜明特点，因而有必要将华语的欧化与欧化的华语作为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论述了该领域的研究对华语及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三、汉语欧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由上文可知，近年来欧化研究发展迅速、成果颇丰，然而，该领域研究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刁晏斌、马永草（2020）就指出了现有欧化研究的四点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不够均衡；二是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历时研究；三是理论的构建尚有不足；四是已有的外来词语工具书数量较少、收词范围有限、时间滞后。综合分析当前欧化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在语言事实、理论思考、语言规范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3.1　立足于语言事实的考察分析

立足于语言事实，欧化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其考察范围，增强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比如侧重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对不同欧化来源的考察。目前，学界多关注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对其他欧化来源的讨论相对较少，未来应开展不同欧化来源的专题研究，如陈彪（2017）就讨论了现代汉语的日化问题，而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由于欧化现象的复杂性，一种形式有时具有多重欧化来源，它们的相互作用及发展过程也值得深入讨论。

第二，拓展对不同欧化要素的分析。欧化涉及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然而现有成果主要讨论外来词及欧化语法，对文字、标点、语音、修辞、篇章、语用等方面的考察较少，甚至还有不少缺项，所以应进一步补充。另外，目前研究主要立足于显性欧化及其表现，日后还应加强对隐性欧化现象的研究。

第三，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欧化的认识。如上所述，欧化研究的两种视角、两种文体、两条线索才刚刚有人关注，对于具体现象的分析与考察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未来研究仍应继续坚持共时研究、历时研究两个视角研究并重，推动欧化白话、欧化文言两种文体的研究并进，促进普通话欧化、“国语”/华语欧化两条线索的研究并行。

3.2　着眼于理论层面的思考探索

着眼于理论层面，未来欧化研究至少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

第一，结合相关语言学理论推进对欧化现象的观察、描写与解释，并借汉语欧化的事实进一步验证或修正相关理论。在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可贵的探索，例如王宇宏（2011）运用语言接触理论讨论汉语词法欧化的限度，并由此指出语言之间的可渗透性是有限度的，语言接触难以改变语言形态的根本属性；董元兴、赵秋荣（2020）利用编码复制理论，考察被动语态的历时欧化表现，由此证明翻译在目标语原创语言的发展变化中，起着“通道”的作用。这些探索有力地证明了欧化与语言学理论结合的广阔空间，未来欧化研究仍应增强理论自觉，使之成为相关语言理论应用的重要场域，进行更富理论性的研究。

第二，转变研究立场及视角，进行欧化理论的独立探索，而不满足于仅将欧化研究成果作为附证其他语言学理论的事实材料。在这方面，上文介绍的刁晏斌（2021a）提出的九组概念就极富理论色彩，未来还应结合更多的语言事实进一步明确欧化形式产生、发展及转换的一般模式、表现及其规律，在时机成熟时，相关概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比如区分“国语”欧化与华语欧化，再如延伸出“书面语的欧化”的下位概念，讨论新闻语体的欧化、广告语体的欧化、科技语体的欧化等。目前，一些学者已经立足于汉语欧化的实际，着手构建外来形式借用与发展的理论模型，例如方欣欣（2008）提出词汇接触“三段两合”论，认为词语借用包含接触、接纳、接续三个阶段以及交接、交融两个过程，再如党静鹏（2017）采用创新与传播的理论模型分析外来词借用过程，此外，吕文涛（2019）利用“竞争—选择”理论，系统地讨论日语借词在汉语体系中的实际运转状况。然而，这样的研究和表述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离最终形成完整认识并作出系统表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　面向语言规范的应用研究

在欧化应用研究方面，规范问题是重中之重，根据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话的欧化规范研究、华语的欧化规范研究两个方面。

普通话的欧化规范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较多不足，应继续做好三点工作。其一，积极关注新兴欧化现象，例如拼音字母词（如“yyds、nsdd、dpq”）在网络语言中非常流行，这类词虽然尚未进入通用领域，但应予以密切关注，进行适度的语言调查，为进一步规范做准备。其二，增强对稳定欧化现象的规范研究，对已经广泛使用的欧化现象，需要深入讨论促进其合理使用的优化路径，并落实为具体的规范策略及措施。其三，促进欧化规范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例如，尽管近年外来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未能及时转化成应用性成果，未来研究应积极编撰新时期外来词专题词典，实现对当代语言使用者的有效指导。

华语的欧化规范研究也已经有了一些具体成果，如《外来概念语词词库》就初步整理、分析了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外来概念词并提出规范化意见。然而，此方面的规范研究尚未全面展开，未来应持续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对各地华语进行大规模的语言本体研究及语情调查，充分掌握这些变体中欧化形式的实时使用情况；其二，如上所述，华语的欧化状况具有较大差异，因而规范不宜一刀切，而是要遵循“宽式标准”（陆俭明2005、周清海2007），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规范思路及策略；其三，以普通话为主体对各地华语进行协调（郭熙2002），并进一步将协调的结果落实到社会运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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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Europeanization of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Xu Hant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Europeanization of Chinese, which has lasted for a hundred years, has new progress and expansion, mainly i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specific research. The former includes three aspects：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Europeanizat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system of Europeanization. The latter shows the expansion from synchronic Europeanization to diachronic Europeanization, from vernacular Europeaniza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and from Putonghua Europeanization to Huayu Europe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future Europeanization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in linguistic fac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linguistic norms.

Keywords：Europeanization；diachronic Europeanization；Europeaniz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Europeanization of Hua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