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世界有点过敏:心理问题的普遍性与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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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究竟什么是心理障碍(医学文献中常称“心理疾病”)?这个看似基本的问题,却在千年的历史之中,一直是哲学、科学和临床实践领域中备受争议的问题。

在本书中,本杰明·莱希提出了一种极其简单的模型,阐释了心理问题是普通的心理发展过程。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疾病状态,而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这几个基本且普遍的维度分布极端不均衡造成的。换言之,我们不能用表示定性或本质的疾病分类“框”对心理问题进行分类。实际上,心理问题是某些个体特定的遗传基因和生活环境作用的产物,使他们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些阶段产生非正常程度的适应不良现象(影响他们健康,甚至使他们产生外化行为问题或攻击性行为问题,并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几乎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只不过程度有轻有重。心理问题通常会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出现先兆,是个体中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我们会形成与社会力、经济力协调统一的个体内特性。

实际上心理问题(科学研究中称为精神病理学)就是普通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书意在传递的重要信息。但本书所表达的重要思想并不“普通”,作者对观点的清晰表达也并不“普通”,相反,作者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莱希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精神疾病,起码不存在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病种。但他也立即表明,自己的观点与半个世纪前美国精神疾病教授托马斯·萨兹提出的“精神疾病只是神话”的观点不同。莱希明确指出存在心理问题的人,尤其是那些各个维度呈极端分布并且早年发病的人,可能会对他个人、他的家庭、他所居住的社区甚至整个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他们的心理问题就不只是单纯的健康问题。他表示,许多其他临床科学家的观点也类似(不过,莱希并没有过多地讨论自己取得的大量科学成果)。因此,他开始研究精神病理学,研究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标准;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一起研究精神病理学的分级模型,如精神病理学的分级分类法。

莱希提出的模型具有几个关键特征,其核心是,精神病理学绝对不能用“全”或“无”的标准进行判定。我清楚地记得,多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所学到的是,一个人要么患有自闭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或多动症,要么完全正常。而现在,大量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形式的心理功能障碍或精神病理学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正常行为模式之上的。比如,自闭症谱系障碍、双相谱系障碍这两种疾病:其核心问题就是行为、思想和情感发生的变化。如果要确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就需要明确两者间的临界点,就像正常高血压和病理性高血压之间的临界点一样。然而,就行为和情绪而言,明确临界点的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涉及的不是客观的生物学指标,而是个人对自身问题的反馈(或他人的反馈),还需要与社会因素、文化标准进行对比,从而判定此人行为是否正常。

莱希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与演化心理学的重要观点不谋而合,演化心理学认为现在所说的心理障碍或疾病,实际上就是人对环境的适应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的各种焦虑“症”可能是功能性警报功能,与人类早期进化阶段受到的潜在威胁性刺激有关,这些刺激只有在当代、后工业时代以及久坐不动的环境中才会使人们功能失调。

同理,人们的许多抑郁情绪和行为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人们在面对失败或失去时的预期反应。此外,基因具有脆弱性,如果基因的脆弱性完全表现出来,可能非常有害,但如果基因以异型结合子(指同源染色体同一位点上的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的方式存在,就具有一定适应性,或者从维度层面上说,“负载”的组合风险等位基因相对较少。

此外,从表观遗传的角度而言,基因可以在个体之间或物种成员之间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点不言而喻(但仍然需要强调,莱希就秉持着这样谨慎的态度)。如果忽略环境因素,武断地判定精神疾病是“坏”基因或适应不良基因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无可否认的是,亦如我在此序结尾部分强调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特定的基因异常确实会导致严重的适应困难问题,特别是神经发育障碍等问题,如自闭症或多动症)然而,完全以文化标准来判定,即认为功能失调仅仅只是偏离个人标准或社会规范导致的,也是同样的错误。这些做法是将离经叛道、政治差异与心理失调混为一谈。最后,将(a)可遗传风险和(b)与此风险相互作用的环境因素真正地结合起来,才是研究心理和精神障碍以及临床实践的理想方案。

最重要的是,莱希始终坚持以科学的证据为基础,而不是只依靠横截面数据[1]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对心理问题的发展路径和相互作用的纵向视角分析至关重要。这些发展路径——基因、性情、感情、后天的父母养育、学校教育、邻里环境和社区或政策层面的影响,决定了心理问题的典型与非典型发展结构。然而,如果详细展开叙述每一种路径并提供证据,一本书的容量是远远不够的。莱希还强调,性别差异的研究对于理解生命过程中心理适应与失调的起源和持续性至关重要。此外,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

本书贯穿始终的重要观点,如书的副标题所示,是从心理问题的维度视角研究问题,反对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状态和对心理问题进行具体分类,旨在减少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即使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心理问题的污名化依然存在。我自己最近的许多想法、写的文章和做的研究也都集中在减少心理问题污名化的主题上。由于《序》的篇幅有限,无法就此主题展开详述,但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心理问题与规范的行为、思想和情绪是连续统一的,社会距离和污名化现象就会减少。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适应失调的情况,有的人相比而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或抑郁症,我们都只是普通人类,要做到让人们相信这一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此外,各项研究表明,如果研究者相信精神疾病完全是由生物遗传异常(例如大脑疾病)所致时,他们认为不应该指责患病个体适应不良的行为,但同时又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不会改变,甚至更有可能存在暴力倾向。这就是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尼克·哈斯拉姆把这种“将精神障碍完全归因于生物遗传”的模型称为“喜忧参半”的原因。

诚然,在遭遇苦难和逆境时,我们确实更倾向于接受生物有脆弱性这个理由。如果完全排斥生物和基因风险,可能又会退回早期的观点,即心理问题是因为邪恶灵魂所致;或者误入近期的观点,即认为心理问题源于性格缺陷或完全因为父母不正确的养育方式。请注意,有关自闭症的“冰箱妈妈理论[2]”或对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刻板认识,都是近几十年的事,这些理论和认识都是不准确的,都具有诋毁性、片面性。

总之,改变策略和大力宣传能够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更容易获得循证心理治疗,除此之外,人文关怀也至关重要。个人叙事和家庭叙事能够增强同理心,获得更多支持。癌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种被高度污名化的疾病,但是当癌友或幸存者能够抱团互相鼓励时,当公众能够意识到患癌并不可耻时,人们对癌症的态度就会变化,而且确实发生了改变,对癌症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也接踵而至。心理问题亦是如此。莱希在本书中间的几个章节对内化、外化和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行为进行了理性总结,形成了一种模型,将这些行为模式的典型表现与非典型表现结合起来。再加上个人对问题的明确反馈,这样有利于增强个人的韧性,得到更多家庭和团体的支持。

莱希在写作过程中,语言表述清晰明确,始终秉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书中提到他对21世纪30年代精神病理学的影响和过程复杂性不甚了解,坦言“我不知道……”,他的这种诚实态度令人钦佩。但是他的知识渊博,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还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困扰着精神科学和临床实践的问题和难题,“共病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缺乏经验实证,根本无法解释共病现象,即大多数患上既定形式精神疾病的人,往往又会同时或相继出现另一种或多种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状。如果精神障碍真的是独立存在的,那么这种多种疾病共同发生的情况(即共病现象)就应该不常见。虽然分类诊断系统无法解释多种疾病共同发生的情况,但是维度视角能够从多维度分析精神病理学互联分级的性质。

此外,在一个人的童年、青少年和成年初期的整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精神障碍问题(例如,多动症、对立违抗性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心理问题的维度视角受到发展精神病理学的影响不断丰富,与异型连续性(heterotypiccontinuity)的概念同步。也就是说,后天由于对环境适应不良形成的潜在脆弱性,可能会以潜在的外化维度展现出一系列具有特定年龄段特点的问题。这一观点与认为患有多种心理问题的个体只是从一种形式精神障碍过渡到另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的观点完全不同。

本书如一剂解药,解开了自心理健康科学领域诞生以来一直困扰该领域的还原主义倾向之毒,这种倾向将所有生物学研究与所有家庭因素或社会心理因素对立起来。莱希还发现,许多高度重视心理问题各维度的个体都具有应对心理问题的潜力和适应能力。

本书是否对心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呢?当然没有,莱希自己也大方承认了这一点,毕竟心理问题研究在科学层面和理论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但本书有助于拓宽心理问题研究者和临床医生的研究视阈,为未来的研究打开思路。

本书坚定地将心理问题归类为普通问题,读者可能会认为莱希对心理问题的描述过于轻描淡写,低估了心理问题时常引发的严重后果。然而,作者在书中明确承认心理问题可能带来的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忍痛再次强调心理问题带来的伤害,有时是多种伤害并行,如绝望、无助、财产损失、家庭支离破碎以及随之造成的社会损失。现如今,我们时常能从媒体报道上看到,世界上的大多数(但不是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自杀率都在直线上升,特别是年轻女性的自杀率始终居高不下。在过去的20年中,诊断的神经发育障碍(如多动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案例急剧上升(真实的患病率是否同样也在上升又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许多国家,明显的贫富差距也是导致人们严重心理问题不断增加的因素。简言之,人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极端分布,造成了人类潜能的巨大浪费。

对于本书所要传递的信息,若不进行深入解读,可能会产生极大误会。如前所述,如果读完本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心理问题只是普通的问题,仅仅是违反了社会规范而已——这样的结论则忽视了人与人之间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明显证据,而这些因素恰恰是导致功能障碍的驱动因素。我们可能会因此重演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认为精神疾病是神的旨意,是专制政治制度的唯一产物,甚至是父母不良育儿方式的产物。

我恳请读者认真阅读本书,尤其是第8章和第9章。在这两章中,莱希介绍了在关键的行为维度中塑造个体行为差异的基因和环境(不仅包括家庭,还包括学校、社区和文化)因素,他明确地将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结合而论,而不是对其进行细分。简言之,虽然人们对行为维度的定位过程简单而普通,但实际所涉及的过程非常复杂,这还有待于深入研究。这些章节专业性强,对许多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存在困难,但却饱含了之前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信息量大,值得深入学习。

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心理问题领域将得出结论,精神病理学领域中最严重的一些心理问题真的会被视为疾病状态(并可能会转移到神经学领域)。毫无疑问,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其他神经发育障碍)的个体可能确属疾病,因为他们身体中的某些关键基因序列通过拷贝数目变异而发生了改变。此外,能够引起思维和情绪维度趋向极端的神经标记物以及异常情况愈发明显(虽然个例中尚未完全显现),如有些个体的心理问题,我们现在就归为了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在医学上,虽然收缩压和舒张压需要连续测量,但某些个体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达到极高水平时,存在的危险因素和潜在生物学机制与其他人存在质的差异。然而,从总体上看,大多数“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极高”的人与“水平较低的人”之间只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存在明显的质的区别。

总的来说,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各级临床医生和实习医生,研究基础生物作用和社会作用并力图改善严重生活适应问题的研究者,从维度视角分析精神病理学但缺乏坚实基础的临床研究员以及研究由极端心理问题引起痛苦精神折磨和伤害背后的各种相互作用力的研究员,我都推荐阅读《我对这个世界有点过敏》一书。那些对心理问题心存好奇,渴望了解心理问题的普通读者也能从本书中受益。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在心理问题研究中一味强调生物学和遗传学至高无上的地位,或只强调不幸生活经历和环境因素的主导地位,而忽视其他因素。我相信,读者从书中了解了莱希的观点后,一定会对心理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断学习,促进心理学人性化发展。心理问题污名化现象依然肆虐,心理学的人性化发展可成为一剂解药,化解人们对心理问题污名化之毒。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对心理问题的正确理解,对心理问题进行的科学研究进步以及采取的社会行动。

斯蒂芬·欣肖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