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V节 西方文明的三大根基

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样，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渊源。然而，与有效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恪守“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的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大幅度的激烈变动，出现过文明中断的“黑暗时代”，其间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融会、斑驳陆离。综合而言，作为历史结果的现代西方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根基，三者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希腊的文化形态

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根基就是希腊的文化形态。希腊人开创的各种文化形态，如神话、史诗、雕塑、悲剧、哲学以及奥林匹亚竞技会等都具有美轮美奂的特点，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和睿智水平，为后世西方文明树立了永恒的典范。例如，古希腊人营造了以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神祇为代表的充满人形、人性特点的奥林匹斯神话或宗教，这种宗教与后来出现的基督教一样，构成了西方人从古至今所信仰的两种主要宗教之一，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面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不仅被列为西方四大史诗之首（另外三部史诗分别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和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而且成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西方人所赞誉的四位悲剧大师，其中有三位都是雅典城邦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今天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体育竞技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也是起源于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巴黎卢浮宫中所谓的“镇馆三宝”，竟然有两件是古希腊的雕塑品——《米诺的阿佛洛狄忒》（即我们所说的《断臂的维纳斯》）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是成为后世西方哲学的活水源头。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两千多年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做的一个注脚，正如同中国博大精深的经学传统只不过是对孔孟之道的注疏阐释而已。[1]

古希腊文明在神话、文学、艺术、哲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文化领域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文化形态方面的光辉成就，虽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水平，从而极大地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尽管希腊城邦始终停留在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但是希腊人却为后世西方社会充分展示了自由的个性和浪漫的理想，在务虚的文化形态中焕发出启迪性灵的熠耀之光。

罗马的制度形态

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根基就是罗马人所开创的各种务实的制度形态，包括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公共管理、工程技术等，它们都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极大地推进了国家的强大和经济的繁荣。与超逸浪漫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的文化特点是功利务实，他们对于那些“小资情调”的文学艺术和抽象高深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而是把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开疆拓土、安邦治国的实践领域中，从而开创了各种治理国家、统御四海的制度、设施和技能。时至今日，西方现代国家的重要政制设置——如两院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等——源于罗马共和体制；欧洲大陆各国奉行的法律规范主要来自罗马法；现代西方国家的兵役制度、税收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等也深受罗马人的影响；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则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现代翻版。正是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和实用技术保证了罗马帝国的蓬勃发展和长治久安，使其得以岿然屹立于亚欧大陆西端的广阔大地上，威震寰宇。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也通过历史的传承，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得以确立的重要根基。

有人把当今影响世界格局的美国称为新罗马帝国，事实上，在数百年的近代历史中，罗马帝国的阴魂不断地再现于西方大国的兴衰变更过程中。从16世纪以来相继崛起的西班牙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操纵欧洲格局乃至建立世界霸权的大英帝国，再到今天试图称霸全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无不希望重温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辉煌旧梦。如果说希腊人的文化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个人的自由性灵，那么罗马人的政治抱负则穿越时空不断激励着一些大国的勃勃野心。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现代人受罗马文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许多人都在关心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很少关注内心世界的恬静与快乐。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像罗马人一样风驰电掣般地奔向永无止境的功利与辉煌，却很少有人像希腊人那样自由自在地徜徉于爱琴海岸，仰望星空，陶醉于美景，思考一些无用、无聊且永无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由此可见，罗马文明无疑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重要根基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是继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文明体系，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仍然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信仰最初是在罗马帝国的躯体之内悄然发展的，它吸取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大量文化因素，终于羽毛丰满，彻底取代了希腊罗马多神教（即奥林匹斯宗教）；并借助日耳曼蛮族的力量，摧毁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十字架的神圣感召之下，将四分五裂的西欧社会（以及仍然维持统一的东欧社会）带入一种新的文明状态中。

按照西方历史学的划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过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重新称帝，基督教文明才全面取代了罗马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广泛地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2]基督教是一神教信仰，只信仰基督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不同于希腊罗马多神教，将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加以人格化并予以崇拜。直到今日，基督教信仰仍然是西方人的基本信仰和安身立命之本，西方社会的重要建筑是基督教堂，主要节庆是圣诞节、复活节、逾越节等基督教节日，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纪元方式和礼拜（星期）制度也是源于基督教信仰。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之深。

基督教不仅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带来了一套相应的价值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如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平等、自由、博爱”观念、天国信念、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以及“基督王国”（教会）与“恺撒王国”（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这些价值观念对于西方人的精神理念和现实生活影响至深。

基督教的信仰经典《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就是两部契约，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前者是犹太人与神订立的契约，后者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表所有信仰者与神订立的契约。基督教特别强调契约关系，既然人与神之间订立了契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各种契约关系，如经济上的合同关系、政治上的宪约关系。按照西方政治学中流行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这种社会契约表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它是全体缔约者共同订立和遵守的。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契约叫圣约，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叫宪约，后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它的终极保证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圣约。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必须面对国旗和手按《圣经》，他既要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选民们履行职责，也要对信仰中的上帝负责，在他的身上同时承担着两种契约关系：宪约和圣约。

西方人的诚信意识也不同于中国人的诚信意识，中国人传统的诚信意识——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西方人的诚信意识则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和对契约的责任之上，它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而非自觉性的特点。

此外，西方近代社会强调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也是从基督教信仰中生发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奴隶制度，人被分成了不同的权利等级。而基督教最初是在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它试图以一种平等公义的社会理想来超越罗马帝国弱肉强食的悲惨现实，所以基督教的初期信仰中充满了平等观念、自由理想和博爱精神。尽管中世纪基督教会——表现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背离它的最初理想，但是到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信仰又开始回归初心，重新发扬光大原初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这些重放异彩的价值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国信念也颇有特色，相比起希腊人、罗马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最初在苦难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更加向往彼岸的幸福。基督教的典型象征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这个充满痛楚的文化象征，展现了肉体与灵魂、人间与天国、苦难与幸福、屈辱与荣耀等一系列对立价值之间的巨大张力。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道：“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就在那痛苦的极乐之中！”十字架就是一个将痛苦和极乐进行转换的地方，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吊诡方式把人间的苦难罪孽与天国的幸福荣耀进行了转换。这种关于天国的信念对于早期基督徒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屠刀前赴后继地走向殉道的十字架；在中世纪的黑暗蒙昧和普遍绝望中，这种对于天国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之后，人们开始越来越珍视现世生活，但是对于天国的憧憬依然未曾消解，从而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批判和理想变迁。

基督教非常注重家庭关系，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就是源于基督教信仰。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最初就是一夫一妻，他们按照自然方式相结合而衍生出整个人类，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超越始祖。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的婚姻关系是比较混乱的，当时的两性放纵和同性恋关系非常盛行。但是自从基督教文明确立之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就被固定下来，不仅是平民百姓，即使是帝王贵胄，也只能是一夫一妻，而且不得随意离婚。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它是近代英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因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而起。而且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同性恋关系都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到了21世纪初，荷兰等少数国家才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情爱关系及其对对方和孩子的家庭责任，同样也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在许多奉行新教伦理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如果总统、首相、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出现了绯闻，就会遭到议会和人民的强烈抨击，甚至会因此而下台。

最后，在西方文明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张力关系。耶稣受难于罗马帝国的十字架，而耶稣的信徒们却在信仰的感召下，借助日耳曼人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坚如磐石的罗马教会与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不断地展开明争暗斗，“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之间的教俗之争构成了贯穿西方历史的一条红线。与中国传统社会皇权独大的情形不同，西方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二元权力关系。虽然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仍然强劲地存在，宗教信仰和教会势力对于国家政治的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以上都是基督教信仰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