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变局：迎接挑战，拥抱不确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商场如战场，风云诡谲，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刻，不成定局。

1.1.1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的发展需求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两极分化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转化、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泛滥、全球性自然灾害频发，一系列的情况都让我们看到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布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对其的定义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权威和最具代表性的，文中写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互相冲突的、多样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促使不同利益相关方采取联合行动。它既包括有权强迫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与机制，也包括各种人们或机构已同意的或感觉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随着全球治理观念的日渐成熟，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可以归为五类：（1）全球治理的价值；（2）全球治理的规制；（3）全球治理的主体；（4）全球治理的客体；（5）全球治理的效果。全球治理不是某一个国家或组织、某一个部门或个人的事情，人人都肩负着责任和发挥着影响力。全球治理最终要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实现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远超全球卫生治理所能解决的范围，严重危及政治格局、经济和生活环境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危机。

新冠病毒生命力顽强、传播速度极快，后遗症不明确，如果不施加措施严格控制，一旦出现大范围的暴发，将造成严重的医疗资源紧缺，危及全球公民的生命安全。为了避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国家不得不对人们出行的范围、各项商业活动的开展进行约束，以降低病毒交叉传播的可能。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旅游行业和线下实体经济受到程度极深的冲击，线上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传统商业模式已被颠覆。

2020年8月27日，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简称“WBG”）宣布暂停《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发布，表明已经运行17年的“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简称“DB”）项目将告一段落。WBG于2003年发布了全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截至2019年，报告内容涵盖世界191个经济体，受到报告影响的经济体实施营商环境制度改革3000多项。

2021年9月16日，WBG正式决定停止DB项目，做出的这一决定也是有备而来。他同时宣布将开展一项新的研究项目——“宜商使能环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简称“BEE”）。BEE项目将在DB项目的基础之上，探索一种新的评估商业和投资环境的方法。项目预计2023年1月正式实施，第一版《宜商环境报告》计划在2023年最后三个月内发布，报告将提供精细化的数据分析，采用系统化和可验证的方法，实现可量化、可比较、可竞争和持续改进，报告内容也将覆盖全球大多数经济体。

WBG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之一，其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一直走在前端。BEE项目的推行反映出WBG意识到全球商业环境日趋复杂，需要借助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行评估，才能为各国制定更合理的宜商制度提供可靠的依据。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治理体系已然面临着新的发展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一统全球的梦想破灭。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已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西方大国主导全球治理机制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掌握治理权的西方大国不仅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而且还阻碍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挑起竞争，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缓慢。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经济重心的转移，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大西洋板块向太平洋板块转移；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可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新生力量；三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加剧；四是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管面临挑战；五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客体关系愈加复杂，主体的多样性和客体的复杂多边性为全球治理的实现持续不断增加难度。变局充满风险的同时也存在着机遇，中国将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准机遇，突破自我，提高综合国力。

实际上，变局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缓慢，在面对突然暴发的全球性新冠感染这一重大流行疾病时，世界各国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统一的措施抵抗冲击，导致抗“疫”战仍在继续。因此，构建一个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状况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的客观需要。

对企业而言，要做的是调整心态，审时度势，做足准备，积极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终将会给一部分企业带来困境，反之，也会给另一部分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个时代都会造就属于它的英雄。

1.1.2 数字智能时代，竞争与挑战加剧

在全球所处的大变局之中，科技的力量最难估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变革，都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第一只白炽灯泡，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才有我们今天的万家灯火。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精进，人们将电力利用到了极致，发明出电视、电脑、手机、冰箱、洗衣机、风扇、空调……电力作为主要的媒介，让数字化渗透进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购等各个方面。数字经济从概念变成现实，并塑造出人类经济和生活的新常态，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数字技术将人类社会带进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如图1-1所示），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全球竞争取胜的战略制高点，各国都在蓄力加速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力求抢先打造出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数字智能社会，从而赢得全球数字经济市场和全球治理的未来话语权。

现阶段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各国近年来纷纷出台中长期数字化发展战略。

2018年1月，英国数字、文化、媒体与体育部一同发布《数字宪章》，旨在促进创新、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规章制度上领先世界，提振公众对新技术的信心，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创造最佳条件；

2018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并于2020年12月更新，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研究、技术转移和应用、监管框架以及社会认同；

2020年5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提升转型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要求确保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及竞争优势，美国要成为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世界领导者，并构建通信及网络技术、数据科学及存储、区块链技术、人机交互等技术同盟，实现技术风险管理；

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计划，为欧盟到2030年实现数字主权的数字化转型愿景提出发展目标，旨在构筑一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地区之一。

在推动数字化战略实现的过程中，科技巨头的实力显得尤为重要，科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其迈出的一小步成就的可能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我国的科技巨头企业有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中车、大疆、中兴等公司，他们在通信、人工智能、手机、无人机、搜索引擎、区块链、云计算等各个领域都具有竞争优势，在全世界具备一定的影响力。2019年，美国以制裁手段“打压”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发展，试图阻止中国科技的崛起，可见，科技产业的实力对提升国家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认为，在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形势呈现出四大特征：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数字智能时代亦可称为VUCA时代。VUCA最早用来描述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呈现的不稳定、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状态。而现在，VUCA的显现已成为全球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企业身处百年之大变局，未来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那么，VUCA时代到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核心的原因其实是技术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客户体验需求升级，如图1-2和图1-3所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学理论的突破开启了以核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科技进步快速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科学技术各领域之间相互渗透，分工细化、联系紧密、相互促进。自德国2013年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正式推出工业4.0的概念之后，全球迎来了以工厂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轮科技革命实际上是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现在，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等新兴技术次第登场、蓬勃发展，在实践应用上相辅相成、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大生态，搭建出各类智慧学习、生活、工作场景，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塑。

结合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消费的关键词在不断更新，诸如品质、科技、健康、绿色等词语频登热搜榜单。客户体验需求愈加多元，更为关注产品的品牌、功能、可用性、内容。客户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场景种类丰富，这就要求企业根据场景和客户细分情况，聚焦客户体验、简化接触过程、丰富接触体验。

数字智能时代引爆全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对企业战略、流程、组织、绩效、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传统的流程型企业部门之间沟通壁垒高筑、上下沟通层级森严且流程冗长，管理成本不断加大，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如图1-4所示。数字智能时代的企业管理是系统化工程，重新定义了企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企业作为局中人，要想应对数字智能时代带来的挑战，保持或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管理转型势在必行。数字化转型将使企业的组织或流程更敏捷，运营和服务更高效，成本更低廉，如图1-5所示。

（1）商业模式更平台化

平台是一个链接卖方和买方的第三方交易场所。平台模式就是企业通过平台整合卖方和买方的资源，为买卖双方提供服务，促成资源交易，从中获利的一种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孵育出了新的数字平台。数字平台摆脱了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传递、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约束，优化了销售全流程。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呈现的一种形态，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2019年，全球超过百亿美元市值或估值的平台企业有69家，2020年增加到76家，2021年上升至85家。85家企业中中国和美国最多，均为31家，中美两国是全球平台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两大经济体。我国的平台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数字媒体、金融科技、社交网络、搜索引擎、交通出行、在线招聘等领域，如淘宝、京东、微博、抖音、百度、美团、携程旅行、智联招聘等，都属于平台。

（2）价值链更智能互联

数字技术带来了全价值链的数字化。它可以融入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质量管理、售后服务、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控、预算管理等各环节。如图1-6所示人工智能（AI）已渗透到价值链各个环节。

（3）工作流程更敏捷高效

运用数字技术或数字智能设备可以限制工作使用的应用程序或减少重复劳动，借用数字化工具可以实现全球性在线移动办公，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敏捷度。比如企业对于高度重复性的工作，可以根据成功的工作流程经验确定自动化的工作流程模板，在整个公司内形成规范性操作指引文件。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1年全球SaaS市场规模为1522亿美元，同比2020年增长26.1%，相比2017年的588亿美元，约增长了2.6倍，全球企业对数字化和云化的需求和应用显著上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共识，当下，认为有必要启动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超过90%，但数字化转型过程困难重重，任重道远，有62%的企业家对转型进度、过程和效果不满意。大部分企业家认为有效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最佳途径是寻找标杆并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的力量。

1.1.3 国内经济环境复杂程度上升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早已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宏观经济以及国内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求之下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1）需求收缩

中国经济体系有三大需求：出口、消费、投资。2021年这三大需求呈现出显著差异。

出口同往年相比保持稳定。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与2019年相比，出口增长率为26.1%，总体恢复较好；2019年至2021年，平均增长率为13.05%，外贸规模实现稳步提升，为“十四五”开局打下良好基础。

消费与投资两方面的需求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长缓慢，是造成“需求收缩”的主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24 10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6%，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2.6%；比2019年增长11.8%，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7%，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0%。与2019年相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八大类两年平均增速如图1-7所示。

从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居民在衣着和教育文化娱乐两大重要板块的消费意愿明显降低。居民消费力降低会直接影响生产需求减少，导致商业不景气，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因商业环境不景气而降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544 547亿元，比上年增长4.9%；比2019年增长8.0%，两年平均增长3.9%。对投资增长率影响最大的是占总投资额约66.64%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2020年增长0.4%，其中只有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3%，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的投资均有所下降，降幅分别为1.3%、1.2%、1.8%。

（2）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主要是指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和电力供应偏紧带来的冲击。

生产要素短缺及原材料上涨，造成生产链、供应链断裂或延缓。以“铜”为例，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但国内铜的储备量不足，90%都依赖进口。2020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价格接连上涨，2020年6月1日价格为4.3万/吨，2020年7月1日价格为5.3万/吨，2020年12月18日价格为5.9万/吨，半年总涨幅高达37%。铁、铝等原材料价格同样猛涨，相应的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多家企业也发布了钢材涨价通知。与此同时，由于老龄化、晚婚晚育等原因，我国劳动力供给呈明显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人口达141 260万人，比上年末只增加了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劳动力人口数量占人口比重为62.5%，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自2012年起连续9年出现双降，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压力日益加大。

此前，有些国家为了抑制我国经济发展，设置贸易壁垒、单方中断合作，对国内企业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仅个人因出行受限、工作稳定性降低造成收入锐减，企业也因物流不畅、停产减产等情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另外，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1]、煤电价格倒挂和能耗双控等影响，电力供应整体趋紧，生产因此而受到约束。

（3）预期转弱

预期主要是指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包括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就业预期指数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等。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为44.5%，比第一季度下降了5.7%；收入信心指数为45.7%，比第一季度下降了4.3%；就业感受指数为35.6%，比第一季度下降了6.9%；就业预期指数为44.5%，比第一季度下降了6.0%。

“预期转弱”会导致居民消费更为谨慎，企业生产投资也会备受桎梏日趋谨慎，从而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由此可知，预期转弱实际会作用于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加大了两方面的压力。

华为全面进入智能汽车领域、宣布上线鸿蒙OS系统、成立数字能源公司、组建“军团”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都是在从危机中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一系列不利因素还在演变，企业唯有将重重危机转变为自己的机遇方能获得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