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辈子之后
英国东部有个郡，叫作诺福克（Norfolk），郡里有个小镇，叫作肯汉姆（Congham）。小镇人口不多，却很有趣，因为那里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国际赛跑锦标赛。特别的是，参赛运动员不是人类，而是被人类认为行动最慢的动物之一——蜗牛。比赛从1960年开始举办，直到现在。
黏糊糊的蜗牛怎么赛跑呢？赛事举办者把蜗牛放在一个直径33厘米的圆圈的圆心，让蜗牛的头指向任意方向，只要蜗牛爬到圈外就算“跑完全程”，第一只“出圈”的蜗牛就是冠军。1995年，一只名叫阿奇（Archie）的蜗牛创造了2分钟“出圈”的纪录——相当于时速9.9米，至今未被打破！
我1972年出生，到2023年7月，我满51周岁。按照孔老夫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按照现代的理解，孔子的意思大概是：人到了五十多岁，就应该明白家庭和社会责任的诉求（所谓“天命”），也可以开始反思和总结人生了。
回头看，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蜗牛——真的很慢。只不过，和蜗牛稍微不同的是，我好像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并且，竟然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爬，从未停歇。时速虽然只有9.9米，但是，即便从《把时间当作朋友》出版（2009年）算起，到现在也过去了14年，也就是说，我总计前行了1214136米，即1214公里还要多一点。想象一下：有一只蜗牛，在14年里，从北京一直爬啊爬，现在已经爬到了上海，而且还在继续爬——
真的很慢，很慢。
最初，我只是觉得“时间”很重要（2007年），也作了个判断：时间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也不可能服从任何人的管理。过了8年（2015年），在写专栏《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竟然有比“时间”更重要的东西——“注意力”，一个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控制的东西。那时我才明白，掌控自己比掌控其他更容易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写《把时间当作朋友》的时候（2007年——2009年），我使用了“心智”这个当时我并没有向读者阐述清楚的词汇。当时，我用的副书名是“运用心智获得解放”——也要再过至少7年，我才会意识到这个词汇被我用的含混不清，还不如用科学术语“元认知”来代替。虽然读者可能在读那本书之前听过“心智”但没听过“元认知”，但是，“元认知”相对来看才是定义清晰、准确的术语，事实上也更容易解释清楚。
虽然在1997年我就意识到自己缺少思考方面的训练，于是跑到图书馆，找到《超越感觉》这本书反复研读，但是，要到2003年，我开始在新东方讲授各种英语考试的写作课程时（前后讲了6年多），才算在自己的脑子里把所谓“逻辑”的内涵和外延彻底搞清楚……又过了10多年，也就是到了2018年前后，我才“发现”因果逻辑的“革命”早就爆发了：在与英语教学全无关联的人工智能领域，贝叶斯定理已成为探索未知的因果推理工具，在这个领域里，这个工具已经被使用几十年了。
我误打误撞进入的另外一个认知领域是“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这个源自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圣塔菲研究所的学科，我在新东方教写作时（2003年）才注意到……然后，就是多次看到，但并未重视……等到我可以真正理解并用它来思考生活中的一切，又是很多年过去——大约在2018年，我才开始批量研读脑科学领域的论文。
回头看14年前写的《把时间当作朋友》，我有一个目的是“日常逻辑科普”，但在那个时候，我手里没有足够的工具，脑子里的“地图”不大可能像现在这么清晰，也没有足够多的“巨人”提供他们的肩膀（即便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当我开始使用“因果网络”这个我自己编撰的词汇时，已经是2022年年底了。要再过几个月，我才会反应过来，时间是因果逻辑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时间，那么很多重要的因果推理连“盲人摸象”都算不上，哪怕“盲人摸象皮屑”都算是极度夸大……
2007年的时候，我会说“一切都靠积累”；现在，我会说“一切都靠发展”。2007年的时候，我会说“时间不可管理”；现在，我会说“时间是一种生产资料”。2007年的时候，我会说“独立思考最重要”；现在，我会说“最重要的是判断力”。2007年的时候，我也会提到“流程管理”；现在，我会强调“做事就是管理流程”，甚至“习惯就是流程”“好习惯就是反复优化后的流程”。2007年的时候，我只能使用陈述句“同样的理由竟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现在，我可以使用一个我自己编撰的词汇“镜像效应”……例子太多，仅列举这些。其中各个层面的细节变化，大多是若干年后才逐步形成或者清晰起来的……真的很慢，我甚至感觉——比蜗牛还慢。
如果我的确是一只蜗牛，尽管我的确爬得很远，也的确更可能相对见多识广，但是，我确定，自己其实是一只残疾蜗牛，身残心也残。身体方面就不说了，说说心理方面。虽然我可以和大多数人一样维持“底线”，例如“不能做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害人的事情”“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等，但是，瑕疵可多了去了，当然包括各种隐蔽的道德瑕疵——多到不敢告诉别人的地步，而不仅仅是“不好意思说”……
许多年后，我开始庆幸自己是一只“有方向的蜗牛”。如果不能保持方向，里程数就不一定是前行的距离——在一个地方爬来爬去和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不停地爬，区别非常大。虽然连时速10米都达不到，但在爬了1000多公里后，时间和距离都有了确切的“治愈”功能：回头看，一些瑕疵不见了，一些瑕疵就算还在，也压根儿不重要甚至干脆无所谓了。这真是难得的体验。
展望未来，99%是不确定性，1%是我们仰仗的推理依据。然而，回顾过去，99%是事实，1%（或者更多？）是我们不小心才有的记忆扭曲……反正，过去总是比未来清晰百倍。让我展望未来的14年，我会直接放弃；可是，当我回顾过去的14年，在“两辈子”里（七年就是一辈子），我不仅能做到，还不由自主地做了很多遍——很多时候，我会因此汗毛直立。
2007年1月9日，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我从2007年2月开始写《把时间当作朋友》，到2009年6月出版的时候，我用的也还不是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牌子的手机，现在我竟然完全想不起来了（在那个年代，丢手机是我这种粗心人的家常便饭）。事实上，要再过上几个月，没有WiFi模块的中国联通版iPhone 3G才开始在中国发售……那时还没有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移动互联网——真的好像是“上古时代”。而我自己，要到2011年才开始使用iPhone。
转眼14年过去，不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仅仅在我的生活中，就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朋友里，有人结婚了，有人生孩子了，有人结婚之后离婚了，有人离婚之后再次结婚了，也有人不幸离世……同事里，有人创业了，有人的公司上市后又退市了，当然，大部分人创业失败了……其间我不小心闯进了投资圈，见识了“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种故事里才有的情节，我竟然几乎年年见到……我自己呢？变化也很多。例如，理直气壮“丁克”多年的我们夫妻俩，竟然转变了观念和态度，欣然“老年得子”……
回头看，我觉得自己是一只运气极好的蜗牛。
我的运气大多属于“意外的好运”（Serendipities）——这一点本身就很意外。不过，我这只蜗牛知道自己和其他蜗牛的不同之处。在爬行过程中，我竟然学会了“如何创造意外的好运”……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无法笃定、在行动上无法坚定而已：
相信积累的力量。
多年前写《把时间当作朋友》，主旨其实只有一句话：“一切都靠积累”。这不是我在那时才建立的原则——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笃信积累的力量，并且一直就是那么做的。我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仅要保证只写、只讲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还要保证只写、只讲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
2005年我开始写博客的时候，一次只能写出一个“豆腐块”，有时甚至好几天才能写出一个“豆腐块”。那时，我的创作能力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几近于零。然而，到2007年，我就可以连载《管理我的时间》了。又过了两年，2009年，那些连载的内容已经被印刷成册，更名为《把时间当作朋友》出版，且数次再版，销售至今……
2015年，我写了《斯坦福大学创业成长课笔记》并于次年出版；2016年，我在“得到”开设专栏《通往财富自由之路》，每周更新一次，答疑四次；2018年，出版了《韭菜的自我修养》；2019年，出版了《自学是门手艺》《让时间陪你慢慢变富》……2020年之后，我虽然很少写书，但开始在社群里讲课，除了每周讲几次课，还重构了以前私下讲过的《李笑来的写作课》。与此同时，作为示范，在讲写作课的过程中直播了创作《微信互联网平民创业》的过程。2021年，我讲了《人生最重要一课》；2022年下半年，我讲了《好的家庭教育》《学习的真相》；2023年年初，我讲了《教练的真相》，写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教育变革》……速度变化肉眼可见。
我越写越多，越写越快，也越写越好。创作质量不断提高是肯定的，我最明显的感觉是，每次回头看哪怕是几年前的作品，都会发现很多遗憾——积累效应终于展现出来。现在回头看，多年前我想的、说的、写的（包括《把时间当作朋友》），我都做到了，并且，做到的程度远比当年自己想象得好，好到不像是真的。
积累什么呢？什么都可以积累。怎么积累呢？不断改良——什么都可以改良，什么都可以不断改良。就这么简单，无它。我笃信改良没有尽头，于是，我也只能笃信积累没有尽头。想想看，最初我还用过“终生学习”这个词汇呢……我要再次慨叹，积累真的很慢，甚至太慢——过了很多年我才反应过来，另外一个词汇更准确、更恰当——终生成长。
李笑来
2023年4月于北京
什么是朋友？——写在本书问世七年之际
文字真的能改变人。这些年我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我自己也在改变。
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不社交的人。而《把时间当作朋友》是一本好书——哈！这本书里的一部分内容，不知道被谁截取，加了个自以为是、断章取义的标题，叫“放下你的无效社交”。这些年来，这篇文章不知道被多少人转载，隔一段时间，就好像一个新热点一样重新出现——周鸿祎转载过，《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也转载过……那部分文字的阅读量累计不少于5000万次，实际上却是误读。我说的是，所有的社交其实都是平等的，在不平等的状态下，没有有效的社交。可是，我没有说不要社交啊，我也没有说社交是无效的啊……我想，被误读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人阅读能力有限造成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每个人的大脑里其实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真的像电脑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输入/输出体系，有一套自己的运行处理机制。
人和人很不一样，有些人的处理器更强大一些，有些人的内存更大一些，有些人的硬盘更大一些，有些人的显示器更漂亮一点，有些人的打印机比较高效，有些人配置了网卡所以可以连网，有些人不连网，有些人的带宽充足，有些人的带宽不够，有些人在互联网上，有些人在局域网里……
你升级过自己的操作系统吗？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操作系统，每个操作系统都或多或少有它的局限，就算它有优势，也不能彻底消灭Bug。在计算机的世界里，操作系统是一点一点演进的，Bug是要不断被消灭的。即使旧的Bug被消灭了，新的Bug也总会出现，所以，遇到一个就要想办法处理一个。当然，有些方法论是先不管某些Bug，找个机会一并消灭。还有，就是一些Bug在升级操作系统的时候，因为整个机制变了，所以自动消失了。这是特别诡异的事情。人类一向认为自己比机器聪明，整个社会也在宣扬“机器是不可能超越人类的”。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真的比机器落后太多——令人无法置信地落后。
今天，我们使用的每台电脑都是完整的，每时每刻拿在手上的手机也是完整的。它们都有完整的组件，处理器、输入/输出设备、内存、硬盘、连网设备……再看看人，很多人的处理器是残破的，输入/输出设备是不完善的，内存小到没用的地步，硬盘甚至根本就没有——不会记笔记、不会使用图书馆的人，在我眼里就相当于没有硬盘的电脑——至于连网设备，真的很差，甚至不如没有……
最关键的，也比较搞笑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操作系统竟然是从不更新的！从不！
大多数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其实是2000年以前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坚信“眼见为实”这个古老的原则，不懂“间接证据”的使用方法和判定方法。例如，几年前韩寒的“代笔门”事件，就充分展现了这个事实。再如，直到今天，也有很多博士、硕士认为生男生女是女人的问题。还有，很多“操作系统”完全没办法识别“中西医结合”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格式化”的概念。
粗糙、原始的操作系统的主要特征是：越差就越自洽，漏洞百出却能持续运转——最关键的是，它没有任何自动升级机制。
给大家讲讲我的操作系统是如何主动进化、自主升级的吧——我把它称作“重生”，我的生活经历了很多次重生。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七年就是一辈子》[1]，换种说法，就是“七年一次大升级”。想想看，比起Windows不断打补丁，比起Mac OS每年进行一次重大升级，比起Ubuntu每半年进行一次稳定升级，人七年才搞一次大升级，是不是很落后呢？
在我看来，人脑的操作系统最核心的元件是一个叫作“概念”的东西。我们的思考离开概念，几乎寸步难行。很多概念看起来很简单，却可能需要人们花上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把握。历史上最惊人的例子是利息的概念。犹太人因为最先搞清楚这个概念，想明白了这个概念所带来的意义，而后恪守它的应用原则，结果——他们被迫害了几千年，他们因此颠沛流离，他们因此差点被赶尽杀绝。
我们从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基础的，我们一生都在使用的概念——“朋友”说起。
什么是朋友呢？从我自己说起，以下提到的“我们”其实都是指我自己，如果你有共鸣，那就是“我们”。
最初的时候，我们虽然懵懂，但实际上是有所定义的：朋友就是那些与我们共度时光，让我们感觉温暖的人。
这里有个词——感觉。对，友情就是一种感觉，它让我们温暖，我想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慢慢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操作系统有一些基于历史、文化习惯的细微渐进升级。慢慢地，我们对朋友多了一个标准：朋友就是那些与我们共度时光，让我们感觉温暖，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的人。
这里我使用了一个中性的描述——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你也知道，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在我们东北老家，这叫“够意思”。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慢慢学会另一个概念——“义气”，然后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概念和“朋友”这个概念揉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擅长思考，也不明白“够义气”“够意思”这样的概念其实是一种毒药，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美好。
我现在说那是毒药，当时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说那是毒药呢？因为我们不由自主地在一个纯净的概念里加入了公平交换的机制，而问题在于，对什么是公平，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人就是这样，即便不知道什么是公平，当不公平发生的时候，也可以瞬间体会。于是，开始有了背叛，开始有了欺骗，开始有了伤害，开始有了失望和愤世嫉俗。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人和人是特别不一样的。实际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从出生、成长、结婚、生子直至死亡都在一个地方。即使在大城市，也有这样的人——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本科、北大研究生、北大博士、北大工作……我真见过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我呢？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海林县，8岁的时候跟随父母搬到延吉市，小学转学一次，初中转学一次，高中复读一次，然后离开老家，去长春读书，毕业后没有回老家，而是去了沈阳，再后来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又辗转广州而后定居北京。对我来说，被动且长期好像是不存在的。回望过去，虽然从小交下的朋友不多，但几乎每一个都是我自己主动保持联系所以才一直有联系的。维系交往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在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一定至少有一个人是主动的，而我就是那个主动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些“成本”是必然存在，也是必须承担的。
所以，“朋友”的定义在我这里开始发生变化。在我这里，所谓的朋友是那些与我们共度时光，让我们感觉温暖，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的人。而这里所说的“付出”，常常是我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主动联络，主动维系友情的那些人。
与此同时，随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朋友的定义也开始分化，因其稀缺性，“老朋友”成了一个特殊的分类——这实际上是时间的稀缺性造成的。人就一辈子，小时候的时光就那么几年，一路走过来，再也没有可能重新来过了。因为老朋友的稀缺性，我为这个类别增加了一个原则：轻易不跟他们产生合作关系，生怕伤到这个稀缺的存在。不是“不”，而是“轻易不”，这其实是一种尊重。
成熟的特征就是独立。独立的意思是：在生活上、经济上越来越不依赖朋友，对朋友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求。于是，我对在这个阶段能够交到的朋友有了新的定义：朋友就是那些愿意与我交往，并且我也钦佩的人。
那篇被断章取义的文章，主旨就是这个。我们钦佩和仰慕的人其实很多，但前提是人家愿意跟我们交往。因为我很了解一个事实——交往是要耗费时间的。又因为我是个长期主动维护友情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知道，有些时候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很不好的，不是吗？一方面，在我的朋友眼里，我是个擅长社交的人，我懂得如何维系已有的关系，我懂得主动去与一些我欣赏的人建立新的联系。但，另一方面，说实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特别不擅长处理层级关系，而我的经历使我在这方面缺少历练。我没上过班——一天班都没有上过，大学毕业就做销售。后来，我确实在新东方工作过，但在那里，老师不是行政人员，不需要坐班，完全“放养”。于是，一旦我处理层级关系，就肯定会出差错——在这方面，我做过各种被别人笑到肚子疼的“非常不得体”的事情。所以，我在做事的时候尽量去选择那种只要我一个人就能干好的——讲课啊，写书啊，做网站啊，都是——不会的我就去学，多难都必须自己学会，时间多不够用都要挤出来去学必要技能。许多年来我就是这样的。于是，在那个阶段，我与我的绝大多数朋友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这种情况持续到我35岁左右。在随后的几年里，我逐渐意识到我有能力去帮助一些人了——其实，在那之前，更多的时候我是自顾不暇的。后来，我干脆成了一些人进步的动力——我想，《把时间当作朋友》陪着很多人度过了“上一辈子”吧。于是，我对朋友的定义再一次更新：朋友就是那些我愿意花时间与精力与之共同做成至少一件事的人。
我与我的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2012年年末，我认识了李路。我觉得他是个很牛的人，于是只要有机会我就跟他聊，前后聊了五六个想法——终于有一次，他说：“嗯，这个不错，这个我愿意跟你干。”然后，我叫来了我在推特上认识了两三年的朋友沙昕哲。于是，我们折腾出一个公司，叫KnewOne。
同一时期，在一次Ruby交流会上，我认识了冯晓东，一个1989年出生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很厉害，就跟他讨论很多事情，差不多每一两个月就找他吃个饭、聊个天，其间得到很多做软件产品的思路，有些时候，我的一些看法会被他批得“狗血淋头”。2014年春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搞出一个东西，你来看看呗……”我去了一看，喜欢坏了，当场就要求一起玩。然后，他把团队拉出来，我请大伙吃了一顿饭。那顿饭相当于全体团队成员对我进行“面试”，我回答了很多问题，最终“面试”通过，我们正式合作了。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龚鸣，现在是国内知名的区块链技术专家。我认识他时，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于是我就一直在找机会、创造机会，看能不能一起做点事情，前后也提过很多方案，可都不太合适，索性就放在那里。我会不时联络他，和他聊新的想法……这样过了两年多，有一天，我跟他说了一个想法，这次他一听完就说：“嗯，这个可以做，而且必须做……”于是，我们俩就弄了一家公司，叫“彼此保险”。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我理解的情商是这样的：所谓的情商，就是擅长创造共赢的局面。创造共赢的局面，需要思考，需要研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需要试错，需要耐心。我们这种人是不可能让自己沦落为索取者的，我们知道收获需要投入——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回头看看我对朋友、友情的定义，其实背后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晰的过程：
依附 → 独立 → 共生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朋友给了我巨大的提醒。他叫霍炬，在网上也很有名。他是个万人迷，真正的万人迷——个头不高，长得也不怎么帅，但女生就是很迷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那种能帮助对方成长的人。这说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到底有多难呢？这么说吧：你这辈子见过几个感激前男友的女人？
认识霍炬之后，我对友情的定义多了一个层面，我开始觉得每个人的友情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对朋友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那种肤浅含混的“够意思”“讲义气”，而是帮助对方成长——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友情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来自各自的成长或者共同成长。
所以，我想有一类人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有属于我们的特殊的交友方式。例如，对我来说，写博客、写公众号文章，其实都是交友方式。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沟通跨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以前我们在身边找到同类的可能性很低，现在却被互联网放大了——放大到必然可以找到同类的地步。有些时候，我们的想法在身边的人看来是疯狂的，但互联网会把我们的思考带到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角落。在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也许有一些人能够理解我们，能够认同我们，能够与我们共同成长，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我写博客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开微信公众号则是最近的事情。甚至，对“朋友”这个概念的长期主动更新，使我有了另外一些属于自己的相对特殊的方法论。我最近搞了个收费群，群的名字叫“共同成长”，就是这种方法论的应用。在群的介绍里，我是这么写的：“不要以为交了钱进来就会自动得到什么好处。事实上，你交了钱进来，你还要分享，分享你的成长，分享你的经验，分享你的知识。不分享，无成长。”
你看，对于成长的定义，对于分享的定义，这些概念在我脑子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是我长期主动更新的结果。我的操作系统也就因此不同，我有我的输入方式，我有我的输出方式，我有我的处理机制。最关键的是，我发展出了一种方式，可以让我的操作系统主动升级，并且我会努力想办法提升升级的速度与频率，同时保证这个操作系统的稳定性。
然后就是方法论。计算网络，最初是中心化的，后来是去中心化的，现在正在向分布式网络发展。[2]第三种网络显然比第一种网络更强大。为什么呢？通俗地讲，就是连接更多、更活跃，这样的结果不仅效率更高，而且会出现更多的意外惊喜[3]。
所以，当我们把一群具备一定特质的人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也正因如此，当一件好事发生的时候，它是惊喜，甚至是“意外的好运”。而在我眼里，这是意料之中的惊喜，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而已。虽然有点绕，但这不就是一个方法论吗？所以，我们会按照这种方法论行事；所以，好运总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有能够自动更新的操作系统。就是这样。
《把时间当作朋友》从2009年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年。作为一本被我称为“被动销量巨大”的书，它的影响力是我始料未及的——从某个角度看，也是本书核心主旨“一切都靠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的表现。
期待本书成为大家的朋友，在不断的升级中伴随我们共同走过下一个七年。
李笑来
2015年12月于北京
[1] 这本书将围绕“如何自主升级自己大脑的操作系统”展开。
[2] 中心化的，Centralized；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
[3] 意外惊喜，Serendip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