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与佛光寺的渊源

我出生在佛光寺山背后4千米远近的一个小山村，对佛光寺的传说，自幼耳濡目染，渗入骨髓。

第一次去佛光寺，是小学二年级、也就是我8岁那年的农历四月初四。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我们就是奔着佛光寺文殊菩萨圣诞法会去的。但当时的我，根本不懂这些说道，对所有的泥塑都呼之为神像。不知道是谁家的家长提醒过，去了佛光寺可以按自己的岁数数罗汉，数到什么样的罗汉，你将来就是什么样的人。同学们还互相神秘兮兮地告知，数罗汉要双手合十，不能用手指直指罗汉。一进大殿，只见两边山墙的前后有好几排罗汉，有的怒目圆睁，有的和蔼慈祥，有的正襟危坐，有的瘦骨嶙峋……也真奇怪，年龄不同数出不同形象的罗汉来，那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几个同年龄的人数出来的罗汉形象也基本不同，这就使我们感到更加神秘。我记得很清楚，我数出来的是一尊皮肤微黄的读书人模样的罗汉。以后去了好多次，我曾经很认真地想找到我当时到底数出的是哪一尊罗汉，但一直未能确认。其实，那罗汉前后有好几排，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数，又都是小孩子，即使年龄相同，数出不一样形象的罗汉也在情理之中。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对未成年孩子来说，有几分心理暗示倒是可能的。不管如何，佛光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种神秘的印象。

第二次去佛光寺，我已经读高中了，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组织学农，在佛光寺对面的山上开荒种地。午休间隙，我们这些不知疲倦的学生翻过一道深沟，飞奔着进了寺院，那时我已多次听过关于佛光寺的种种传说，但对于佛教及其建筑、泥塑等知识和佛光寺的文化价值仍然一无所知，所以再次进入佛光寺纯属年轻好动，为了满足好奇心，基本没有什么更深的了解，只是强化了一点记忆。

我结婚以后又多次去佛光寺，但已不再是参观、游览，而是探亲。因为我爱人的二伯父（法号释悟正，在大同华严寺住锡期间，长期担任维那角色）和三伯父（法号释开展，曾任佛光寺管家，五台山佛教协会理事）在佛光寺当和尚，我们作为晚辈，每年春节后都要去看望两位老人。每次去看望他们，二伯父都不顾年迈，硬要爬过37级陡峭的台阶，领我们上东大殿去给佛爷磕头，好像有他亲自引领，佛菩萨会给我们以最大的福报。他不仅认真地给我们示范怎样给佛菩萨磕头，还详细介绍这尊佛管今生，那尊佛管来世，还有一尊是管祛病消灾的……讲者不厌其烦，但听者都不走心，听过就忘了，枉费二伯父一片虔诚。去的次数多了，两位老人还饶有兴趣地讲一些佛光寺的其他故事，尤其是讲他们的叔叔——释澄溪老和尚在佛光寺出家、直到做住持，以及先后到大同华严寺、雁门关镇边寺做住持的往事。也就是说，二伯父、三伯父和他们的叔叔，都是在佛光寺出家，在佛光寺圆寂，他们的命运是和佛光寺连在一起的。由是，佛光寺在我心中又划下了几道亲情的印痕。

1995年，我拍摄《佛教圣地五台山》纪录片时，再次踏入佛光寺，其时两位伯父已于早几年相继过世。他们再不能那么虔诚地为我讲解了，但我却必须认真倾听每一位哪怕是普通工作人员对佛光寺的介绍。因为作为撰稿、编导、摄像，我必须全方位深层次地了解佛光寺，浮光掠影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必须不分巨细，尽可能多地了解佛光寺。从寺院的历史、建筑、泥塑、绘画，甚至寺院外的僧人墓塔，都得一一理清。好在我们剧组聘请了山西省文物专家柴泽俊先生为顾问，他长期在山西文物部门工作，深谙各地文物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尤其是他曾经在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佛光寺文物管理所做过很长时间所长，对佛光寺的每一座殿，每一尊泥塑、石雕，每一幅壁画都了如指掌，他详细生动地给我们介绍佛光寺的前世今生；介绍佛光寺的整体布局和各个大殿的建筑年代及特点；从梁架到斗拱，从泥塑到壁画，从院内石经幢到寺外墓塔，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这些门外汉介绍佛光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重点介绍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是如何发现和确认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建筑的。并亲自出镜讲解那些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内容。这次经历使我对佛光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所以，对古老的佛光寺又充满了敬畏。

2014年撰写《画说五台山》时，因为佛光寺内容是重点，所以我再次认真查找考证研究有关佛光寺的资料，好像突然开悟似的，我感觉自幼耳濡目染的关于佛光寺的传说，在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中融会贯通了，佛光寺在我的心中生动丰满起来了。

其间，我多次去佛光寺拍摄照片，从寺外到殿内，从建筑到墓塔，从春天到冬天，每每踏进佛光寺，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每每看到二伯父、三伯父住过的窑洞，就有无限的怀念；每每走进东大殿，就有一种由衷的敬畏。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专门为佛光寺写一本书，为了我儿时的记忆，为了我们那三位在佛光寺奉献一生的亲人，为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为了留住我们对大唐盛世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