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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造就了美好生活？
生命如此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去争吵、道歉、心痛和责备。花时间去爱吧，哪怕只有一瞬也值得。
——马克·吐温
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
如果你现在只能做出一种生活上的抉择，以设定你未来的健康和幸福之路，你会选择什么？
你会选择每个月存更多的钱吗？会选择换个职业吗？会决定多去旅行吗？当你在生命最后几天回首往事时，哪一种选择最能确保你觉得拥有了美好生活？
在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当千禧一代被问及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时，76%的受访者表示富有是他们的首要目标，50%的人则表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出名。10多年过去，在千禧一代成年后，一组调查再次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名声此时在榜单上排名靠后，但最重要的目标仍然包括富有、事业成功和摆脱债务等。
这些是跨越世代和国界的共同而实际的目标。在许多国家，从刚能说话开始，孩子们就会被问到他们长大后想做什么，也就是他们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当成年人结识新朋友时，首先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做什么的”。生活中的成功通常是通过头衔、薪水和对成就的认知来衡量的，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东西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的生活。那些设法得到了这些的人经常发现自己的幸福感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整天都在被各种信息轰炸，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什么会让我们快乐，我们在一生中应该追求什么，谁在过所谓“正确的”生活。广告告诉我们，喝这个牌子的酸奶会让我们健康，买那辆豪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乐趣，使用某种面霜会让我们永葆青春。
其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则不那么明确。如果一个朋友买了一辆新车，我们可能会想，一辆新车是否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当我们浏览社交媒体，只看到梦幻的派对和沙滩的照片时，我们可能会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缺少派对和海滩？在日常交往、工作，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我们都倾向于向他人展示理想化的自己，展示我们的游戏面孔，所以我们看到的他人形象与对自我的感知之间形成的对比会让我们产生错失感。正如一句谚语，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内在与他人的外在进行比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产生一种微妙但难以摆脱的感觉，即我们当下的生活在这里，美好生活所需的东西却在那里，或者说在未来，总是遥不可及。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生活，我们很容易认为美好生活并不真的存在，或者只有对别人来说才有可能。毕竟，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我们在脑海中描绘的美好图景相去甚远。我们的生活总是杂乱无序、繁复无章，感觉并不美好。
剧透预警：美好生活是一种复杂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美好生活是快乐的……且极富挑战性。它充满爱，但也伴有痛苦。它永远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发生”，相反，美好生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它是一个过程。它包括动荡与平静、轻松与负担、挣扎与成就、挫折与跃进，以及重创。当然，美好生活总是以死亡告终。
我们知道，这是个好卖点。
但请允许我们直言不讳：生活，即便美好，同样不易。我们没有办法让生活变得完美，如果有，那也不会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丰富的生活——美好生活——正是由那些让生活变得艰难的东西所铸就。
本书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其核心是哈佛成人发展研究（the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以下简称哈佛研究），这是一项始于1938年的非凡科学探索，尽管困难重重，但如今仍在蓬勃发展。罗伯特是这项研究的第四任主任，马克是副主任。这项研究在当时是激进的，它通过调查使人生命力旺盛而非生病的因素来了解人类健康。它记录了参与者的生活经历，或多或少地再现了他们从童年困境到初恋，再到最后的时光。像参与者的生活一样，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本身也是漫长而曲折的，几十年来其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对象业已扩展至三代人，包括最初的724名参与者与他们的1300多名后代。它如今还在继续发展壮大，成了有史以来对人类生活进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深入性纵向研究。
但是，任何一项研究，无论它多么丰富，都不足以对人类生活做出宽泛的总结。因此，本书虽然有哈佛研究的独特基础，但它仍加入了数百项其他科学研究的支撑，这些研究涉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本书还贯穿了从古至今的智慧——这些经久不衰的思想反映并丰富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程的理解。这是一本主要揭示了关系的力量的书，两位作者长久而丰硕的友谊也恰好深刻印证了该书的观点。
此外，如果没有哈佛研究的参与者，本书就不会存在——是他们的诚实和慷慨使这项本不可能的研究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变为可能。
比如罗莎和亨利·基恩。
他们的故事
“你最害怕什么？”
罗莎大声读出这个问题，然后隔着厨房桌子看着她的丈夫亨利。年过70的罗莎和亨利已经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了50多年，并且其中的大多数清晨，他们都坐在这张桌子旁。他们中间放着一壶茶、一包吃了一半的奥利奥和一台录音机。房间角落里摆着一台摄像机，摄像机旁边坐着一位名叫夏洛特的年轻的哈佛研究人员，她静静地观察并做着笔记。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罗莎说。
“‘我’最害怕什么？”亨利对夏洛特说，“还是‘我们’最害怕什么？”
罗莎和亨利并不认为自己是特别有趣的研究对象。他们都出身贫寒，20多岁时结婚，一起抚养了5个孩子。当然，他们经历了大萧条等许多艰难时期，但这与他们认识的其他人无异。所以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哈佛的研究人员一开始会对他们感兴趣，更不用说为什么至今仍然对他们感兴趣，还在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寄问卷，甚至偶尔会飞越大半个国家来采访他们。
当研究人员第一次敲开亨利家的门，询问他一脸困惑的父母能否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时，亨利只有14岁，住在波士顿西区一栋没有自来水的公寓里。他1954年8月与罗莎结婚时，这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记录显示，当罗莎答应求婚时，亨利简直不敢相信他有多幸运。时间来到了2004年10月，他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2002年，罗莎被邀请直接参与这项研究。“是时候了。”她说。自1941年以来，哈佛研究一直在年复一年地记录亨利的生活。罗莎经常说，她认为亨利到这个年纪还愿意参与研究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很注重隐私。但亨利表示，他有一种参与研究的责任感，并且他对研究过程很有好感，因为这给了他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因此，63年来，他向研究团队敞开了他的生活。实际上，亨利告诉了他们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而且持续如此长时间，他甚至已经记不起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但亨利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包括一些除了罗莎以外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因为每当研究团队提问时，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告诉他们真相。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基恩先生显然对我来采访他们感到受宠若惊，”夏洛特在她的实地考察笔记中写道，“这为采访营造了友好的气氛。我发现他是一个乐于合作且对研究有兴趣的人。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是深思熟虑的，在回答之前经常会停顿片刻。尽管他很友好，我仍觉得他符合沉默寡言的密歇根人形象。”
夏洛特在那里待了两天，她采访了基恩夫妇，并进行了一项非常漫长的调查——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个人生活及共同生活。像我们大多数刚从业的年轻研究人员一样，夏洛特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她目前的选择可能会如何影响她的未来。这些个人问题有没有可能从别人的生活中得到启发？唯一能找到答案的方法就是提问，并对所采访的每一个人密切关注。对当前这个采访对象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是什么赋予了他生活的意义？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他有什么后悔的事？每一次采访都为夏洛特提供了新的机会，让她与一个比她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来自不同环境和不同历史节点的人建立联结。
时间又回到本次调查的开始，今天夏洛特将进行与亨利和罗莎的共同面谈，并将他们一起谈论最大的恐惧的过程录制下来。在此之前她已经在我们所说的“依恋访谈”环节中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回到波士顿，研究人员将对录像带和采访记录进行分析，将亨利和罗莎谈论对方的方式、他们的非语言线索以及许多其他信息编码成关于他们关系本质的数据——这些数据将成为他们文件的一部分，也是“真实生活面貌”庞大数据库中很小但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最害怕什么？”夏洛特已经在单独的采访中分别记录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现在是时候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们的讨论过程如下。
“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讨论困难的问题。”罗莎说。
“很好，”亨利说，“那你先说。”
罗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亨利她最害怕的是亨利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健康状况，或者她会再次中风。亨利同意这些都是可怕的可能情况。但是他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无法避免这些事情的年纪。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可能会对子女的生活以及对彼此所造成的影响。最终，罗莎承认，一个人能预料到的事情只有那么多，在事情发生之前感到不安是无用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亨利问夏洛特。
“亨利，你最害怕什么？”罗莎问道。
“我本来希望你会忘记问我。”亨利说道，然后他们笑了起来。亨利给罗莎倒了更多的茶，又给自己拿了一块奥利奥，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他说，“但老实说，这不是我喜欢考虑的事情。”
“嗯，他们大老远地把这个可怜的女孩从波士顿送来，所以你最好回答。”
“我觉得很尴尬。”他声音颤抖地说。
“说吧。”
“我不会先死，这是我的恐惧。我会被丢在这里，没有你。”
* * *
距离亨利·基恩儿时的居住地不远，在波士顿西区布尔芬奇大三角的拐角处，洛克哈特大厦俯瞰着梅里马克街和高士威街的喧嚣。20世纪初，这座砖结构建筑是一个家具厂，雇用了亨利所在社区的男男女女。现在，这里汇集了几家诊所、一家比萨店和一家甜甜圈店，它也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成人生活研究——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档案所在地。
在一个标有“KA-KE”的文件抽屉里存放着亨利和罗莎的资料。在里面，我们找到了记录着亨利1941年最初访谈的泛黄纸张，它几乎要从记录本上脱落了。它是研究人员用流畅且熟练的手书速记的。我们看到，亨利出身于波士顿最贫穷的家庭之一，在他14岁的时候，他被认为是一个“性情稳定、管教良好”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合乎逻辑的考虑”。作为一个年轻的成年人，他和母亲非常亲近，但憎恨父亲，父亲酗酒迫使亨利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在亨利20多岁时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心碎的事，他的父亲告诉亨利的新未婚妻，她价值300美元的订婚戒指让他们家失去了急用的钱，而因担心永远无法逃离亨利的家人，他的未婚妻取消了订婚。
1953年，亨利在通用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威楼峦，从此摆脱了父亲的束缚。在那里，他遇到了丹麦移民罗莎，她们家的9个孩子之一。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并陆续有了自己的5个孩子。在罗莎看来，孩子“不少，但还不够”。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亨利和罗莎度过了一些困难时期。1959年，他们5岁的儿子罗伯特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一挑战为他们的婚姻带来了考验，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忧虑。在工作方面，亨利最初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车间做装配工，但因罗伯特的病而缺勤，他被降职，而后被解雇，失业的他还有3个孩子需要照顾。为了维持收支平衡，罗莎开始在威楼峦市区的薪资部工作。虽然这份工作最初只是为了家庭的权宜之计，但罗莎深受同事们的喜爱，在接下来的30年里，她一直在那里全职工作，与同事们建立了情同家人的深厚关系。在被解雇之后，亨利换了3次工作，最终于1963年重新回到通用汽车公司，并一步步晋升到楼层主管。不久之后，他与父亲（已经戒掉了酒瘾）重新取得联系，并原谅了父亲。
亨利和罗莎的女儿，现年50多岁的佩吉也参与了这项研究。佩吉并不知道她的父母在这项研究中分享了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影响她对于家庭生活的报告。收集对同一家庭环境和相同事件的多视角感知有助于拓宽和加深这项研究的数据。当我们深入研究佩吉的档案时了解到，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觉得父母能够理解她遇到的问题，并且当她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帮助她振作起来。总的来说，她认为她的父母之间“充满爱”。与亨利和罗莎自己关于他们婚姻的报告一致，佩吉说她的父母从来没有考虑过分居或离婚。
在1977年，时年50岁的亨利这样评价自己的生活：
婚姻的乐趣：棒极了
过去一年的心情：棒极了
过去两年的身体健康状况：棒极了
但是，我们不能仅通过询问亨利，包括这项研究中的所有人，关于他们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感受来确定他们是否健康和幸福。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观察人们的幸福，从脑部扫描到血液测试，再到他们谈论自己深切关心话题的录像带。我们采集他们的头发样本来测量压力激素，要求他们描述最大的顾虑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关键目标，测量他们的心率在完成脑筋急转弯挑战后能够多快平静下来。这些数据让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
亨利是一个害羞的人，但他将自己投入最亲密的关系中，特别是他与罗莎以及孩子们的联结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全感。他还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应对机制，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更多地讨论这些机制。基于这种情感上的安全感和有效应对机制的结合，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亨利也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报告说，他感到“快乐”或“非常快乐”，并且他的健康和长寿也反映了这一点。
2009年，在夏洛特拜访亨利和罗莎5年之后，也是在亨利第一次接受这项研究采访的71年之后，亨利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罗莎去世了。不到6周后，亨利也去世了。
但他们的女儿佩吉延续了这项家庭研究。不久前，她在我们波士顿的办公室接受了采访。从29岁起，佩吉就和她的伴侣苏珊维持着幸福的关系，现年57岁的佩吉报告说，她并不孤独，身体也很健康。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也是她所在社区的活跃成员。然而，她到达如今幸福生活的人生之路是痛苦而勇敢的，我们之后会再回到她的故事。
一生的投资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生活才能让亨利和罗莎在艰难时期仍能绽放笑容？是什么让亨利和罗莎的故事，或者任何一个哈佛研究中的人生故事，值得我们长久的关注？
当我们想去了解人们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的时候，妄想获得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实图景——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以及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何实现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他人生活的了解大多是通过让人们回忆过去获得的，而人们的记忆总会千疮百孔。只要你试着回忆一下自己上周二晚餐吃了什么，或者去年这个时候你和谁说过话，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少已经遗失在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忘记的细节越多，我们的记忆就越模糊，并且研究表明，回忆一件事情的这一行为实际上也会改变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记忆。简而言之，作为研究过去事件的工具，人类的记忆是不精确的，甚至是被窜改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看到整个生活图景的展开，那会如何？如果我们可以研究人的一生，从他的青少年一直到老年，看看什么对一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投资是真正有回报的，那又会如何？
我们做到了！
84年来，哈佛研究追踪同一批个体，询问了数以千计的问题，完成了千百次测验，只为找出真正让人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答案。这些年通过研究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关键因素显现出与身心健康和长寿一致且有力的关联。与大多数人可能认为的不同，这个因素并非事业成就、锻炼或健康饮食——别误会，这些也很重要——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持续性地展示出广泛且持久的重要性因素是：
良好的人际关系。
事实上，良好的人际关系极其重要，以至于如果我们必须把全部84年的研究归结为一个生活准则，并且这一准则得到了大量其他研究的支持，那么它会是：
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
所以，如果你只能做出一种抉择，以确保自己的健康和快乐，科学告诉我们，你应该选择去建立温暖的人际关系——各种形式的。我们将在后文呈现，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遍又一遍、一秒又一秒、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中做出选择。这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研究中发现的，能够促进持久的愉悦并丰盈生命的选择。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非容易之事。生而为人，即使怀着最好的意图，我们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我们也会犯错，也会受到所爱之人的伤害。毕竟，通往美好生活之路并不容易，但是成功地驾驭其中的曲折是完全有可能的。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
波士顿西区的宝藏
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始于波士顿，当时美国正努力走出大萧条。随着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新政项目的势头增强，人们越来越有兴趣了解是什么因素让人们成长，而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失败。这种新的研究兴趣促使波士顿的两组毫无关联的研究人员开始了对两组截然不同的男孩的追踪研究。
第一组男孩是哈佛大学的268名大二学生，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在于他们被认为有可能成长为健康、适应能力强的男性。哈佛大学新任卫生学教授兼学生健康服务部主任阿利·博克秉承时代精神——仍在医学界的同僚中过于前卫，他希望将研究重点从关注是什么让人们生病转向关注是什么让人们健康。被选中参加这项研究的年轻人部分来自富裕家庭，但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能进入哈佛学习是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来支付学费的。其中一些人的祖辈在立国之初就在美国，另有13%的人的父母则是移民。
第二组是波士顿市中心的456名男孩，比如亨利·基恩，他们被选中另有原因：他们是在波士顿最困难的家庭和最底层的社区长大的孩子，但他们在14岁时并未走上许多同龄人所走的青少年犯罪之路。在这些青少年中，超过60%的人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移民，他们大多来自东欧和西欧的贫困地区，以及诸如大叙利亚和土耳其等中东或其周边地区。他们卑微的出身和移民身份使他们被双重边缘化。谢尔顿，一名律师，埃莉诺·格鲁克，一位社会工作者，他们共同发起了这项研究，试图了解哪些生活因素可以预防犯罪，使这些男孩成功避免了青少年犯罪。
这两项研究分别开始，目的不一，但现在殊途同归，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运行。
参加两个研究的所有的波士顿市中心男孩和哈佛男孩都接受了采访和体检。研究人员还到他们家中采访了他们的父母。这些青少年成年后进入了各行各业，有些成了工人、律师、瓦匠、医生，有些则染上了酒瘾，少数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有的人一路从社会底层攀登到顶层，有的人则恰恰相反。
哈佛研究的创始人若看到这项研究至今仍在继续，并且由此得到了他们从未想象的独特而重要的发现，一定会倍感震撼与欣喜的。作为现在的主任和副主任，我们非常自豪地与您分享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
时间棱镜
人类充满了惊喜和矛盾。我们并不总是明智的，甚至（或者说尤其）对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哈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独特而实用的工具来揭示这种自然的人类奥秘。一些简要的科学背景将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因。
对人类健康和行为的研究通常有两种类型：“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横断研究是在特定的时间将世界截取一个横断面，然后对其进行观察，就像你切开一层蛋糕看看它里面是由什么组成的一样。大多数心理和健康研究都属于这一类，因为它们具有成本效益。它们所需的时间有限，并且成本可预测。但这种研究有一个基础缺陷，罗伯特喜欢用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来说明这一点：如果只依赖横断研究，你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在迈阿密，有些人生为古巴人，死为犹太人。换句话说，横断研究是生活的“快照”，它迫使我们去看两个本是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时间。
而纵向研究顾名思义，持续时间长。它通过时间来研究生活，有两种具体的方法。第一种我们已经提到过，也是最常见的：让人们回忆过去。这就是所谓的回顾性研究。
但正如我们提到的，这些都依赖于记忆。拿亨利和罗莎来说，在2004年的单独采访中，夏洛特要求他们分别描述第一次见面的情况。罗莎着重讲述了她是如何在亨利卡车前的冰上滑倒的，亨利是如何扶她起来的，以及后来她和几个朋友外出时是如何在餐馆里看到亨利的。
“这很有趣，我们都笑了，”罗莎说，“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我想：‘天哪，他的情况很糟糕，他正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亨利也记得罗莎在冰上滑倒的情景。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他说，“她发现我在盯着她的腿看。但我之所以看，只是因为她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长袜，一只红的和一只黑的。”
这种夫妻间的不一致很常见，任何经历过长期关系的人都会对此很熟悉。每当你和你的伴侣对你们共同生活的一些情景记忆有出入时，你就见证了一项回顾性研究的失败。
哈佛研究不是回顾性的，而是前瞻性的。我们的参与者被问及他们现在的生活，而不是过去的生活。正如亨利和罗莎的案例，我们有时确实会询问过去以研究记忆的本质，即事件在未来会如何被处理和记住，但总的来说，我们想知道的是当下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知道实际上哪个版本的袜子（长袜）故事更准确，因为我们在他们结婚那年问了亨利同样的问题。
“我穿着不同颜色的袜子，她注意到了，”他在1954年说，“她现在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了。”
像这样具有前瞻性、跨越一生的研究是极其罕见的。参与者可能会在没有通知研究者的情况下脱离研究、改名换姓或搬家，研究也有可能出现资金枯竭、研究人员失去兴趣的情况。平均而言，大多数成功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只能维持30%～70%的参与者存留率，而且其中一些研究只能持续几年。然而，哈佛研究却想方设法使参与率保持在84%，并且至今仍在良好运行着。
真的涵盖很多问题
在我们的纵向研究中，每个生活故事都建立在参与者的健康和习惯基础上，是一幅随时间变化绘制的关于他们身体状况和生活行为的地图。为了得到一个关于他们健康的完整故事，我们定期收集他们的体重、运动量、吸烟和饮酒习惯、胆固醇水平、手术情况和并发症信息。这是他们健康的全记录。我们还记录了其他基本信息，例如他们的工作性质、亲密朋友的数量、爱好和娱乐活动。我们还设计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来探索他们的主观体验和生活中难以被量化的信息。我们询问他们对工作和婚姻的满意度、用来化解冲突的方法，以及结婚和离婚、生育和死亡对他们产生的心理影响；询问他们与父母有关的最温暖的记忆，以及他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纽带（或所缺乏的纽带）；邀请他们详细描述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刻，并告诉我们如果他们在半夜惊醒，会打电话给谁。
我们研究他们的精神信仰和政治偏好、他们参加的教堂和社区活动，以及他们的生活目标和焦虑来源。我们研究中的许多参与者都上过战场，参与了战斗和杀戮，也目睹了他们的朋友被杀害。我们有他们关于这些经历的一手记述和反思。
我们每2年寄送一份长问卷，其中包括一些开放式和个性化问题；每5年从他们的医生那里收集完整的健康记录；每15年左右会和他们进行面谈，面谈地点十分多样化，可能是在佛罗里达的某个走廊，或者威斯康星北部的某个酒吧，又或者按照参与者的要求在机场的大厅与其见面。我们记录他们的外观和行为、眼神交流的程度、他们的衣着以及生活条件。
我们知道谁染上了酒瘾，而谁正在戒除；我们知道谁投了里根，谁投了尼克松，谁投了约翰·肯尼迪。事实上，在肯尼迪图书馆获得肯尼迪的投票记录之前，我们就知道他投了谁的票，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参与者之一。
如果参与者有孩子的话，我们总会问他们的孩子过得怎么样。如今，我们也询问起这些孩子自己——婴儿潮一代的男男女女——我们希望有一天也能询问他们孩子的孩子。
我们有血液样本、DNA样本，还有大量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心电图、脑电图以及其他脑成像报告。我们甚至有25个真正的大脑，由参与者临终慷慨捐赠。
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东西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如何被使用，甚至是否会被使用。科学同文化一样，是不断演化的，尽管这项研究中的大部分数据在过去都被证明是有用的，但一些早期被仔细测量的变量之所以再次被研究，仅仅出于一些存在严重缺陷的假设。
例如，在1938年，体型被认为是智力甚至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运动型体型被认为在大多数领域具有优势），颅骨的形状和突起被认为能够反映人格和心智。研究最初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你怕痒吗”，但为何如此发问不得而知。我们连续问了40年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80年之后回顾这些，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想法有的略显草率，有的甚至完全错误。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我们今天收集的一些数据在80年后也会同样令人感到疑惑。
但关键是，每一项研究都是它所处时代和进行这项研究的人的产物。在哈佛研究中，这些人大多是白人、中年人、受过教育的人、异性恋者和男性。由于文化偏见，以及1938年波士顿和哈佛大学里几乎都是白人，研究创始人选择了只研究白人男性的方便路线。这个问题很常见，但哈佛研究必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了努力纠正它。有一些发现只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这项研究刚开始时所研究的一个或两个群体，而这些狭隘的发现不会在本书中展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将最初的哈佛研究样本的结果与我们自己扩大样本（包括最初参与者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后的结果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包含更多元的文化和经济背景、性别认同和种族的研究进行比较。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强调被其他研究也证实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已经被证明适用于女性、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经济群体——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本书的目的是提供我们对人类状况的了解，向你展示哈佛研究关于生活普适性的发现。
马克已经在一所女子学院任教25年了，每年都会有一批聪明活跃的学生要求参加他关于幸福和人们的生活如何随时间进程演化的研究。来自印度的安娜雅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她对逆境和成年后幸福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马克告诉安娜雅，哈佛研究有贯穿了整个成年生活过程的数百人的丰富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来自白人男性，比安娜雅早70多年出生。她迫切地想知道，她能够从与她如此不同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很久以前出生的年长白人男性的生活中学到什么。
马克建议她在周末阅读哈佛研究中的一名参与者的记录文件，然后他们可以在下周再次进行交流。安娜雅满怀热情地参加了下一次会面，在马克来得及问起之前，她就说她想对哈佛研究中的男性进行研究。她被在文件中读到的被记录下来的丰富生活所折服。尽管这位参与者的生活细节在许多方面都与安娜雅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在不同的大洲长大，皮肤是白色而非棕色，认同自己是男性而非女性，从未上过大学——但安娜雅在这位参与者的心理经历和挑战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这是一个几乎每年都会重演的故事，在过去几年里更是如此。心理学及其他领域已经意识到了与种族和文化背景有关的严重的持续差异，罗伯特本人在刚开始被邀请加入哈佛研究中心担任新主任时也经历了类似的犹豫，他也对这些生活的相关性以及其中一些研究方法的奇特之处表示怀疑。他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通读了几份记录文件，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就像安娜雅一样。这正如我们希望你在阅读本书时会达到的那样。
自我们的第一代参与者诞生以来，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但人类仍然复杂难懂，这项工作永远不会结束。随着哈佛研究进入下一个10年，我们将继续完善和扩大我们的信息收集。我们的想法是，每一条数据、每一次个人反思或瞬间感觉都能描绘出更完整的人类图景，并可能有助于回答我们目前还想象不到的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然，关于人类生活的图景永远不可能完整。
但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涉足一些关于人类发展的难解之谜。例如，为什么人际关系看上去是丰富生活的关键？童年早期的哪些因素塑造了中老年时期的身心健康？哪些因素与长寿的关系最为密切？简而言之：
什么造就了美好生活？
当被问到在生活中想得到什么时，许多人说他们只想要“幸福”。如果罗伯特诚实的话，他应该也会这样回答。这个答案含糊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不知何故却道出了一切。马克则可能会停顿一秒钟，然后说：“不止于此。”
但是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在你的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
寻找答案的一种方法是询问人们什么会让他们快乐，然后找到共同之处。但我们将告诉你的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一个残酷事实，那就是人们很难知道什么是对他们好的。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
比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关于“什么造就了幸福生活”这一问题的共通的和内在化的误解。这种误解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观点是，幸福是你要去实现的东西。似乎它是一个奖品，你可以把它框起来挂在墙上。或者它似乎是一个目的地，在克服了路上所有的障碍之后，你最终会到达那里，然后就在那里度过余生。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创造了一个至今仍在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心盛幸福感（Eudaimonia）。它指一种极度幸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和目标。它经常与享乐快感（Hedonia, 享乐主义一词的起源）形成对比，后者指各种快乐构成的短暂幸福。换句话说，如果享乐主义幸福（hedonic happiness）是我们所说的玩得开心，那么心盛幸福（eudaimonic happiness）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很美好。它是这样一种感觉：无论快乐抑或痛苦，你的生命都是值得的，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这是一种能够经受住波折起伏的幸福感。
别担心，我们不会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的心盛幸福”。但在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要说的内容，以及它的含义：
一些心理学家反对“幸福（happiness）”这个词，因为它可以意味着任何东西，包括从暂时的快乐到现实中几乎无人能够实现的神话般的理想主义幸福目标。因此，在心理学文献中，“幸福（well-being）”“健康（wellness）”“繁荣（thriving）”和“繁盛（flourishing）”等更微妙的术语取代了幸福（happiness）。我们在这本书中使用了这些术语。马克特别喜欢繁荣和繁盛这两个词，因为它们指的是一种活跃的、持续不断的生成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心境。但我们有时仍会用“幸福”一词，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人们谈论自己的生活时会这么说。没有人会问“你繁盛吗”，我们会问“你幸福吗”。因此在随意的谈话中，我们发现自己也在谈论研究。当谈论健康和幸福、意义和目标时，我们其实在谈论心盛幸福。尽管这个词存在不确定性，但当人们停下来思考它的真正含义时，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术语。当一对夫妇描述他们刚出生的孙女时说道“我们很幸福”，或者当接受心理咨询的人说她的婚姻“不幸福”时，很明显，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长期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使用幸福（happiness）这个术语的原因。
从数据到日常生活
你可能想知道，我们怎么能如此确定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健康和幸福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是如何将人际关系与经济因素、好运或厄运、艰难童年或任何其他影响我们日常感受的重要环境因素分开的呢？什么造就了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真的有可能被回答吗？
在研究了数百人的一生之后，我们可以回答所有人内心深处都已知的事实——一个人的幸福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决定的。经济、社会、心理和健康促进因子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罕有任何单一因素能够必然导致特定的结果，人们的发展总是会让你感到惊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反复观察相同类型的数据，那么在大量的研究和参与者中隐含的规律就会开始显现，人类心理繁荣的预测因素也变得清晰起来。
哈佛研究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项长达数十年的关于人类心理繁荣的纵向研究，我们一直有意识地关注着其他研究，想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群中是否具有稳健性。每项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因此在多项研究中重复验证研究结果在科学上是必要的。
其他几个重要的纵向研究案例囊括了成千上万的人。
英国队列研究（the British Cohort Studies）包括5个在特定年份出生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群体（最早是出生于二战刚结束时期的婴儿潮一代，最近是出生于21世纪初的儿童），并对他们的一生进行追踪调查。
米尔斯纵向研究（the Mills Longitudinal Study）自1958年一群女性高中生毕业以来一直对她们进行着追踪调查。
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the 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始于1972年，对出生在新西兰一个小城市的91%的儿童进行研究，并持续追踪到他们中年（最近还追踪他们的孩子）。
考艾岛纵向研究（the Kauai Longitudinal Study）持续了30年，涵盖了1955年出生在夏威夷考艾岛的所有儿童，其中大多数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夏威夷人的后裔。
芝加哥健康老龄化和社会关系研究（the Chicago Healthy Aging and Social Relations Study）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的中年男女群体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深入研究。
多样性社区的健康老龄化终身研究（the Healthy Aging in Neighborhoods of Diversity across the Life Span Study）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调查巴尔的摩市数千名成年黑人和白人（年龄在35~64岁）健康差距的本质和原因。
学生会研究（Student Council Study）始于1947年，开始追踪调查被选为布林·莫尔学院、哈弗福德学院和斯沃斯莫尔学院学生会代表的男女学生们的生活。这项研究一部分是由哈佛研究的研究人员策划的，旨在收集最初并未包含在哈佛研究中的女性样本的人生经历。它持续了超过30年，这项研究的原始档案材料最近被重新发现。由于学生会研究与哈佛研究相关，因此你将在本书中看到其中一些女性的经历。
所有的这些研究，包括我们的哈佛研究，都见证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显示，与家人、朋友以及社群联结更紧密的人比那些疏于联结的人更幸福，且身体更健康。那些比他们自己想要的更加孤独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比那些认为自己和他人有联结的人恶化得更快。孤独的人的寿命也更短。而且，这种与外界脱节的感觉似乎在世界各地蔓延。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感到孤独，人数超过六千万。近年来，中国老年人的孤独感也明显增加。英国还任命了一名孤独部长（Minister of Loneliness），以应对这一已然成为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的问题。
孤独者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其中有无数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数据都再清楚不过了：孤独和社会脱节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这个科技“互联”的世界。
你现在可能在想，你是否真的能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善于交际或感到害羞的品质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人格中根深蒂固了？我们是注定被爱抑或孤独，注定快乐抑或不快乐吗？我们的童年经历会永远定义我们吗？我们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说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归结为有这样一种恐惧：对我来说，现在太晚了吗？
这是哈佛研究一直在努力回答的问题。这项研究的前任负责人乔治·瓦兰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人们应对生活挑战的方式是否会改变。多亏了乔治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对我来说是否太晚了？绝对不晚。
永远不会太晚。诚然，你的基因和经历塑造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你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以及你应对负面情绪的方式。当然，经济进步和基本人类尊严的机会并非人人都能平等获得，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就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方式并非埋在石头里一成不变。他们更像是被埋在沙子里。你的童年经历不是你的命运。你的资质不是你的命运。你的成长环境不是你的命运。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成为你与他人沟通心理繁荣或者快乐的阻碍。人们通常认为，一旦你成年了就意味着你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了。但是，纵观所有关于成人发展的研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意义的改变是可能的。
我们刚才用到了一个特别的表述。我们谈论的是那些“比他们想要的更加孤独的人”。我们使用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孤独不仅仅是物理上与他人的隔绝。你认识人的数量并不一定决定你的联结感或孤独感。你的生活和婚姻状况也是如此。你可能在人群中感到孤独，也可能在婚姻中感到孤独。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些缺乏感情基础、冲突频繁的婚姻比离婚更不利于健康。
相反，关系的质量才是重要的。简而言之，生活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是对身心的双重保护。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保护。生活是艰难的，有时它会充满打击，温暖而密切联结的关系可以保护你免受生活和衰老的打击。
当我们在哈佛研究所追踪的人活到80岁时，我们就会回顾他们的中年生活，看看我们是否能通过什么来预测谁将成为快乐、健康的八旬老人，而谁不会。所以我们回顾了他们50岁时的所有信息，发现并非他们中年时的胆固醇水平决定了他们如何变老，而是他们对关系的满意程度。那些在50岁时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最满意的人在80岁时心理和身体都是最健康的。
随着我们对这种联结的进一步研究，证据不断增加。我们研究中最幸福的伴侣在他们80多岁时报告说，即使在他们身体疼痛较多的日子里，他们的心情也能保持同样的快乐。但是，当处于不愉快关系中的人报告身体疼痛时，他们的情绪会恶化，这也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情感痛苦。关于人际关系的强大作用，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以下是上文提到的一些纵向研究中的几个例子。
通过对3720名成年黑人和白人（年龄在35~64岁）的调查，多样性社区的健康老龄化终身研究发现，那些报告自己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人抑郁程度也更低。
芝加哥健康老龄化和社会关系研究是对芝加哥居民进行的一项代表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拥有满意关系的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水平。
在新西兰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中，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关系比学业成绩更能预测成年后的幸福感。
这样的研究发现不胜枚举。当然，科学并非人类知识中唯一与美好生活有关的领域。事实上，科学只是后来者。
古人走在了前面
几千年来，哲学家和宗教一直认为健康的人际关系对我们有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纵观整个历史，试图理解人类生活的人们总是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这也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的技术和文化在不断变化——现在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人类经历的基本方面不会变。当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这一概念时，他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当然也是基于他自己的感受，这些感受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感受是一样的。当老子在2500年前说“既以与人，己愈多”时，他实际上指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悖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世界仍然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的智慧是我们的遗产，我们应该加以利用。
我们指出这些与古代智慧的相似之处，是为了将我们的科学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并强调这些问题和发现的永恒意义。除了少数的例外，科学对古人或公认的智慧不太感兴趣。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就像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年轻英雄一样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这可能花了数百年的时间，但在人类幸福领域，我们现在正接近一个完整的循环。科学知识终于追赶上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古老智慧并与之相连。
崎岖的发现之路
每天，我们两人一起工作，来推敲是什么造就了美好生活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以为是错误的事情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与您分享全部或大部分内容。
在前五章中，我们将探讨人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并具体说明如何应用这本书中最有力的一课。我们会讨论你在生活中的位置——你在人类生命历程中的位置——将如何帮助你从日常中找到意义和幸福。我们也会讨论社会健康（social fitness）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以及为什么它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我们还会探讨好奇心和注意力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和幸福感，并且提供一些策略来应对这样一个事实：人际关系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挑战。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挖掘特定关系类型的本质，从长期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早期家庭经历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到工作场所经常被忽视的建立联结的机会，再到所有类型的友谊都会带来的惊喜好处。通过这一切，我们将分享得到这些见解的科学研究，我们也将从哈佛研究参与者那里了解到，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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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任和副主任，我们把生活重心放在哈佛研究以及它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幸福的东西上。我们对人类状况的迷恋让我们感到幸福（也感到痛苦）。罗伯特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每天花费数小时与人们谈论他们最深切的担忧。除了指导哈佛研究之外，他还教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如何进行心理治疗。他已经结婚35年了，有2个成年的儿子，工作之余，他会花很多时间在冥想垫上练习和传授禅宗佛教。马克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教授，30年来一直在教授和培训新兴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也是一名执业治疗师，处在一段长久的婚姻关系中，抚养着2个儿子。作为一名狂热的体育迷，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出现在网球场上与他人切磋（年轻时是在篮球场上）。
我们俩的研究合作和友谊开始于大约30年前。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精神健康中心相遇，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社区组织，我们都曾在那里与处在恶劣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同精神疾病做斗争的人并肩作战。无论是在我们的临床工作，还是在我们对生活的研究中，我们都觉得有使命去理解那些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背景的人的经历。
30年后，我们发现仍然是彼此的朋友，仍然在研究上合作，并尽我们所能带领哈佛研究的巨大生命故事宝库走向了第二个世纪。在了解这些人及其家庭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并将继续学习关于我们自己、关于如何塑造我们自身生活的宝贵经验。这本书试图分享这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哈佛研究参与者给全世界的无价礼物。毕竟，他们不只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研究人员才同意参加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每个地方的每个人。他们的生活构成了这本书跳动的心脏。
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这些洞见分享到更大的世界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在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已就在后续章节中分享的发现做了数百次演讲。讲座结束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示，听到我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些讲座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美好生活并不总是遥不可及。它不是需要等待的在遥远的未来的一个梦幻般的事业上的成功。它不会在你获得一大笔钱后才生效。美好生活就在你眼前，有时只有一臂之遥。现在就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