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经过

“少子化”认识的起始——1990年的冲击

在日本，人们对少子化有较明确的认识始于1990年，当时出现了“1.57冲击”这样的词语（命名者不明）。

该词是由于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966年的1.58（1966年是“丙午”年，因为存在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性情过于刚强而嫁不出去的迷信，人们往往选择避开在该年生子，这使得出生率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得名的（1967年出现了很大的反弹，出生率达到了2.23。可以看出，有不少父母选择了推迟一年生子）。

插个题外话，下一个丙午年是2026年。

我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在对学生做一个调查，内容是“如果有机会，你会在丙午年生育孩子吗”。例如，2019年时20岁的学生，到下一个丙午年，即2026年时，已是27岁，已经进入了生育期。

我一直以为现在的大学生应该不会相信迷信什么的，但是每年都有约20%的学生回答说“不会”。关于其理由，有的学生是这样回答的：“不想将来被孩子责问‘为什么要在丙午年生我’。”（其中，也有“因为我的母亲就是丙午年出生的，相当爱发脾气”这类令人发笑的回答）从这些回答中，也可以看出“为孩子着想”这一意识带来的影响。

再插个题外话，在中国台湾，一般认为寅年（虎年）出生的孩子不吉利，而辰年（龙年）出生的孩子比较吉利。事实上，就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在寅年（1998年和2010年）出生的孩子数量呈减少趋势，而辰年（2000年和2012年）则呈上升态势。在寅年2010年，该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只有0.895。在没有这些因素时出生率就已经很低了（2017年的台湾地区，总和生育率为1.13），到2022年的寅年时，出生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吧。

言归正传。1989年的出生率公布后，1990年就有人创造了“1.57冲击”这样的词语。对此，经济企划厅（当时）在1992年发布了《国民生活白皮书》，其副标题是“少子社会的到来，其影响和对策”，由此，“少子化”这一词语开始广为人知。

这本白皮书非常出色，它将家庭变化和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进行了阐述。一如经济企划厅的风格，该书严肃地表示了对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内需不足的担忧。另外，该书对少子化原因之一的“教育费负担”问题也有所言及。也就是说，实际上，该书正确地预测到了25年之后会发生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也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开始了将经济变化与家庭变化相结合的调查研究。

顺便提一下，内阁府设置的国民生活局、国民生活审议会，由于受到省厅重编的影响而于2009年解散（我是最后的内阁府国民生活审议会的委员之一）。结果，《国民生活白皮书》也停止编写了。这一不仅对少子化，还对自由打工者及NPO（非营利组织）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的、从经济视角分析社会问题的部门，就这样从政府里消失了，真是非常令人遗憾。

“1.57冲击”之后晚了10年的致命性延误

我们再来看看1990年“1.57冲击”之后的政府动向。

政府在1994年制订了“天使计划”（angel plan），当然，这并不是作为少子化对策而制订的，而是为了创造良好的育儿环境。

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出现于1999年。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成立于2003年。

2004年，配合《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内阁府发行了《少子化对策白皮书》。

自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存在，至政府着手采取对策，几乎用了10年的时间。

事后证明，这10年的延误极为致命。

这是因为，人口规模较大的“团块二世时代”（日本的“团块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时期，而“团块二世时代”所代表的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则指的是1970—1974年）的结婚/育儿期（1990年代后半期），偶然地与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就业冰河期，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重合在了一起。

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4，而2000年则降至1.36。不过，其间出生人口数几乎没有减少，1990年为122万人，2000年为119万人（参照图表2）。

这是因为团块二世时代人口规模较大，虽然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了，但从整体来看，出生孩子的总数并没有怎么减少。不可否认，这一结果淡化了政策负责人的危机意识。

相反，2000年至2018年的18年间，总和生育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1.3至1.4左右推移。以2005年的1.26为最低点的话，反倒可以看出些许恢复倾向。

虽说如此，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42，且出生人数为92万人，比2000年少了约20%。这是因为迎来生育期的这一代的人口数量减少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1990年之后，少子化作为社会问题被人们所认识，媒体开始报道，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与少子化相关的对策。然而，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恢复，低于1.5的状态还在持续，在这25年间，稳定徘徊在1.4左右。

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对策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实施的，那么也可以说这些对策“阻止”了问题的恶化。但从基本上来讲，于少子化对策开始的1995年左右进入生育期的人与2018年处于生育期的人的生育行为几乎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行为”的政策并没有获得成功。少子化对策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本书后续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在此，再说一个题外话，不仅少子化对策是以失败告终，其他像“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构建”“推进女性的社会活跃”等对策，不都是以失败告终吗？

换句话说，自1985年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以来，推进女性的社会活跃一直作为一项政策在实施。然而，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男女平等度的位次，近些年来每年都在下降（2019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男女平等度排行榜中，日本在153个国家中位列第121位。2010年时在134个国家中排在第94位。在这10年间，日本已被邻国韩国超越）。

日本的确采取了对策，实际情况也确实在一点点地得到改善。但是，无论怎么看，日本都处于一种“很难说对策奏效了”的状态。这就是日本少子化对策，以及女性活跃推进政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