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悠久的历史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形态

从目前在翻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翻译史家基本趋于一致，认为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指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21]

翻阅中西方有关翻译历史的著述，可以看到，对翻译活动的悠久历史，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和论证：一是从持不同语言的人的相互交流的需要来推测；二是以有历史见证的翻译事实来确证。一般认为，口译活动的历史比笔译活动要久远得多。

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在《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一书中作了如下的论述：

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首先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继而出现文字系统，形成书面语言形式。因此从时间上看，翻译也同样如此，首先是以“口译”形式存在。通双语的口译者的作用在于为持不同语言的共同体（或个人）的交流提供方便。这一活动开始是偶尔为之或纯个人需要，但到一定阶段，便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活动。有关口译活动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上埃及埃利潘蒂尼岛的古王国王子的石墓铭文。[22]

马祖毅是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专家，他与西方翻译史研究专家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认为：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操不同的语言的人们要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就中国而言，远在原始社会各氏（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证。即使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亦均失之过简，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下列记载：

夏后即位，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语族，语言有殊，遣使“来宾”，自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然而，这样说只是推测，拿不出证据。[23]

根据马祖毅的推测，在夏商时代就应该有翻译活动。按照中国历代纪元表，夏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末至公元前17世纪初。马祖毅所推测的翻译活动的存在前期，与巴拉尔所提供的有关口译活动的最早记载的时间，基本吻合：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有关笔译的活动，有明确记载的，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具有特殊意味的是，在中西翻译史上，早期的重要笔译活动，几乎均为宗教典籍的翻译。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一书中附录的中外翻译大事记对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所进行的重要翻译活动有简要的介绍，若将两者细加比较，不难发现人类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共性。

翻译历史悠久，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形式多样的翻译活动，则为人们对“翻译”一词的界定造成了多方面的困难。上文中提及的威尔斯的那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远非一致，与“翻译”一词呈同义关系的众多词语都从某个侧面对翻译的特征有所揭示。法国的拉德米拉尔于1979年出版了《翻译的理论要素》一书。他在该书的1994年再版序言里指出，翻译实践的丰富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翻译之概念的模糊性或宽泛性的问题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翻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要澄清由翻译实践的特殊历史和多种形式而造成的概念层次的模糊性[24]。他首先从翻译本质入手，对“何为翻译”进行探讨。颇有启示意义的是，他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对“翻译”一词进行高度抽象的和纯粹形而上的界定，而是首先从实践的角度或职业的角度，将翻译活动进行某种归类。他对翻译的归类，如“口译”与“笔译”的区分，笔译中“文学翻译”与“技术翻译”的区分，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毫无新意的普遍共识。但是，对目前的研究来说，感兴趣的是他切入问题的角度：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入手，来考察翻译所涵盖的实际领域，进而切入翻译活动的形式、方法，再进一步探讨翻译所指涉的内涵及外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一做法有助于避免一开始就陷入“定义”的纯理论、纯思辨的抽象化怪圈之中。事实上，从实践的角度来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时，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而随着翻译的具体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一定会不断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对“翻译”进行定义，客观地认识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是非常重要的。在1980年代，香港的周兆祥曾发出过惊世骇俗的断言或宣告：“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翻译了。”[25]就其根本而言，周兆祥以极端的口吻所提出的断言，实际上是从实践需要的角度，对“翻译”的传统形态提出质疑。他想要说的，是不能囿于传统认识上的翻译形式，而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现代化运动的实际，转变翻译观，转变“翻译态度与方法”。在周兆祥看来，根据传统的观点，只有“逐段逐句译出来”的，才算是名正言顺的翻译，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视乎当前需要而定”的许多形式，如“改写、编译、节译、译写、改编”等等，也是“堂堂正正的翻译方法”。

对周兆祥的这一观点，刘靖之曾经在《香港的语文与翻译》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认为周兆祥的“从今以后不要再翻译了”的基本出发点是源于奈达的“读者至上”论。刘靖之意识到，在“新形势下”，“有些人觉得严复的‘信、达、雅’、直译与意译等翻译原则、观念和方法已过时；有的认为翻译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进现代意识，要引进现代意识就要运用新的态度和方法；有的说旧式的逐字、逐句、逐章节翻译方式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不再适用于新时代，因为这种方式费时太久，译文和内容亦不一定适合读者的需要。基于这些原因，他们主张用新方法来翻译，如增删、剪裁原文，或甚至根据原文用中文重写，而不应该忠忠实实地去翻译”[26]。在刘靖之看来，以读者需要的名义，以“为谁翻译”为基本标准来任意增删、重写原文，不仅在逻辑上有漏洞，而且在思想上容易造成混乱，在实践上“贻害极大”。他指出：

每部著作、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研究所得，个人的经验体会所总结出来的成果，如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明、社会科学的创见、哲理上的探讨、艺术上的创作。这些学术和艺术上的成果无不是作者穷毕生之精力和时间所取得的成就，翻译者怎能有资格去编译、节译、改写、选译这些著作？又怎能忍心去冒犯这些献身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学者、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断章取义、误译、错译、漏译原著的恶果，贻害极大。[27]

刘靖之对周兆祥的观点的分析与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翻译界对翻译及翻译的形式、方法甚至原则等方面在认识上存在的分歧。客观地看，虽然“改写、编译、节译、改编”等活动有可能导向“断章取义、误解、错译、漏译”等恶果，但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周兆祥的本意，是以读者的名义和现实需要的名义，为“编译、节译、译写”等活动正名，让这些活动堂堂正正地进入“翻译”之殿堂。刘靖之及时指出这些做法有可能造成危害，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彻底解决“编译、节译、译写”这些在当代经常发生的活动是否属于翻译的范畴这一根本问题。刘靖之与周兆祥的争论，给翻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界定翻译活动的范畴？如果说在人们传统的意识之中，只有逐字、逐句、逐章节的全译或完整的翻译才叫“翻译”的话，那么与“译”有着本质联系的“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参译”等活动应该如何界定呢？在目前阶段，回答有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肯定的回答，有黄忠廉的《变译理论》一书为代表。他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系统探索，为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及其丰富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所提出的“变译”的概念[28]，为全面而客观地界定翻译活动范畴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对他的“变译”说，目前翻译理论界不可能完全认同。但有一点是不可视而不见的，那就是翻译活动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