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医学的“百慕大三角”：心身的统一性
玛丽是我治疗了8年的一位女性患者，40岁出头，本地人，身材瘦小，为人温和谦逊，已婚并育有3个孩子。她很爱笑，笑里透着一丝羞涩和不自信，却让人难以忘怀。每当脑海中浮现她微笑的脸庞，我总是心生温暖，但是想到她所遭受的痛苦，我的心又被紧紧揪住。
一场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最初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复杂：手指上针扎的伤口几个月都没愈合。非常不幸地，这是雷诺现象，即手指上供血的小动脉变窄，导致组织缺氧，形成坏疽。玛丽在一年内反复住院和接受手术治疗，因为疼痛太剧烈而要求截肢，但截肢之后病情依然持续恶化，连最强效的麻醉剂也无法缓解剧痛。
雷诺现象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伴随其他疾病一同出现。吸烟者患此病的风险更高，而玛丽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频繁抽烟。她反复戒烟后终于成功了，但是手指的血液循环还是没有恢复正常。雷诺现象只是先兆，更糟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玛丽随后被诊断患有硬皮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许多一直以来未被视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比如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些疾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是由自身免疫系统对身体器官的攻击引起的，这些攻击导致了关节、结缔组织乃至很多器官的损伤，可能是眼睛、神经、皮肤、肠道、肝脏或者大脑。硬皮病是免疫系统的一种“自杀式”攻击，会导致皮肤、食管、心脏和肺部等组织硬化。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身体的内战？
医学教科书完全从生物学视角去解释，认为疾病一小部分是由体内毒素导致的，但最大的影响因素是遗传易感性。这种只关注身体的思维定式在医学实践中更为明显。无论是作为专家还是作为家庭医生的我，都从未考虑过她特殊的人生经历、生病前的心理状态对病程和结果的影响，而只是单纯地治疗身体症状本身：让她服用消炎止痛的药物，做手术去除坏疽和改善血液循环，进行物理治疗来恢复行动能力等。
突然有一天，我脑海中闪过一种强烈的直觉：也许玛丽需要被倾听。于是我与她约谈了一个小时，让她讲讲自己的故事。她讲述的内容揭示了一切问题。在她那温顺、胆怯的外表下，隐藏着大量压抑的情绪。玛丽小时候曾受到虐待、抛弃，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7岁时的场景深深印刻在她的脑海中：幼小的玛丽蜷缩在阁楼的角落，紧紧抱着妹妹们，楼下喝醉的养父母在大声吵骂。“我是那么害怕，”她说，“我必须保护妹妹们，但是没有人会保护我。”甚至对结婚20年的丈夫，她也从未提起过这些创伤。她从小就学会不向任何人表达任何感受，包括自己。表达自我、表现出脆弱和质疑，对于童年的她来说都是冒险行为。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她才会感觉安全。小时候的玛丽被迫去承担保护他人的责任，而她现在依然无法从中跳脱出来。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也有权利被照顾、被倾听和被关注。
玛丽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她没有能力说“不”，一直强迫自己对别人的需求负责。即使已经病入膏肓，她最关注的还是丈夫和即将成年的孩子们。硬皮病是身体对她无尽责任感的终极反抗吗？
也许玛丽的身体正在做她心理上无法做到的事：抛弃永远将他人置于自己之上的期望——这种期望在童年时被人强加于她，又在成年后被她强加给自己。1993年我在《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医学专栏所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描述玛丽的情况时提到：“当我们无法学会拒绝时，身体最终会帮我们说出来。”当时我引用了一些医学文献来讨论压力对免疫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
情绪的应对方式可能成为硬皮病等慢性疾病的影响因素，这种观点让很多医生非常愤怒。一位加拿大的风湿病专家给报社编辑写信，对我的文章及其发表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她批评我经验不足，没有做过任何研究。
专家会无视心理和身体之间的联系，这不足为奇。我们在理解健康和疾病的过程中，总是受到二元论的影响，想要将心身整体一分为二。我们想在不考虑心理的情况下单独理解身体，从而单纯地去描述人类的健康及其他方面，仿佛它们是在我们成长、生活、工作、游戏、爱情和死亡的环境之外独立形成的。大部分医生在受训时就深受这种思路的影响，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与许多其他学科不同，医学还没有吸取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宝贵经验：观察者所在的位置会影响观察到的现象，从而影响观察的结果。压力研究的先驱、捷克籍加拿大学者汉斯·塞利曾指出，科学家未经验证的假设能够决定他们的发现成果，同时也会限制他们的发现。他在《生活的压力》中写道：“大多数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精神和从中吸取的教训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现者的个人视角，在这个如此仰仗科学和科学家的时代，这一基本问题尤其需要被关注。”1塞利作为医生坦诚地揭露了这一现象，但即便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话。
越专业的医生，对身体某一部位或器官的研究就越深入，而难以整体地去理解人本身。我在撰写本书时采访过的很多患者几乎一致表示，专家和家庭医生几乎从未请他们探索过自己的主观生活感受；即使探索了，与医生交流这些感受也是不被鼓励的。在和我的专家同事们谈论患者时，我发现，即使已经保持了多年的医患关系，他们很多人也并不了解患者疾病之外的生活和经历。
在本书中我会集中讨论压力对于健康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早年形成的压力，它们隐藏得如此深入和巧妙，以至于就像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我会尽量将收集到的科学证据呈现出来，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与读者分享那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也许这些故事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传闻”，并不具有说服力。
只有那些勒德分子[1]才会否认严格应用科学方法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好处。但是，实验研究或数据分析并不能证实所有的必要信息。我们不能将疾病的所有方面都简化为通过双盲研究和最严格的科学手段就能验证的事实。伊万·伊里奇（Ivan Ilyich）在《医学的局限性》（Limits to Medicine）一书中这样写道：“医学并不能完全呈现治愈、痛苦和死亡的意义，就好像化学分析无法描述陶器的艺术价值一样。”如果不接纳人类以往的经验和见解，我们就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认识领域。
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史上最伟大的医生之一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1892年就怀疑类风湿关节炎（与硬皮病有关）是一种应激相关障碍。尽管自其文章发表的110年来有很多科学证据支持他的观点，然而现代风湿病学几乎无视了这一点。这种狭隘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导着医学实践。我们太急于抛弃前人的见解，把现代科学放到如此高的地位，让它成为我们命运的仲裁者。
美国心理学家罗斯·巴克（Ross Buck）指出，在现代医学技术和药剂学发展之前，大多数医生都依赖于“安慰剂效应”。他们需要说服每位患者相信自己能够康复。为了使治疗起效，医生必须倾听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并且相信自己的直觉。现在的医生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于“客观”的测量、诊断技术和“科学”的治疗。
这样看来，那位风湿病专家对我的指责并非意外。但令人震惊的是，几天后编辑收到了一封支持我的信，这封信来自卡尔加里大学临床医学教授诺埃尔·B.赫什菲尔德（Noel B. Hershfield）。信中写道：“心理神经免疫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已经日渐成熟，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证明，大脑和免疫系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人们的情绪性格和面对持续压力的反应，可能会引起许多医学上可治疗但病因不明的疾病，比如硬皮病、大多数的风湿类疾病、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多发性硬化，以及大量出现在每个医学专科中的其他疾病……”
这封信意外揭示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心理神经免疫学。据我所知，这是一门关于心身交互的科学，一门关于人类发展过程中以及毕生的健康和疾病中情绪和身体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科学。这个名词看起来复杂，其实很好理解，这门学科研究心理（思维和情绪）与神经系统的密切互动方式，以及二者如何与免疫防御密切联系。有些人也称之为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以此说明内分泌或者激素是身体整体反应系统的一部分。新兴研究正试图在细胞层面上揭示这一系统是如何运转的。这些新的发现，正是基于那些我们早已知道但又遗忘了的知识。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医生逐渐认识到，情绪强烈地影响着疾病的产生和康复。他们通过研究和撰写著作去挑战主流的医学观念，然而这些理念、探索和见解一再地消失在医学的“百慕大三角”中。以往一代又一代医生和科学家对于心身关系的理解还没有被大众了解，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985年，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社论专横自恃地声称：“现在是时候承认，把疾病看作心理状态直接反映的观点无异于民间传说。”2
这样的断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赫什菲尔德博士在致《环球邮报》的信中所说，作为新兴学科，虽然心理神经免疫学还没有进入医疗实践的领域，但它已经开始获得承认了。
只要简单浏览一下医学图书馆或者网络，你就能够在论文、期刊或者教科书中看到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很多信息已经通过通俗书籍和杂志广泛传播。普通大众其实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专业人士，他们不会被固有的正统观念所禁锢，更能接受这一理念——人不能够被简单拆分，人类有机体这个奇妙的整体也不只是各部分的简单组合。
我们的免疫系统与日常经历息息相关。例如，健康的年轻人会有正常运作的免疫防御，但研究表明，处于期末考试重压下的医学生的免疫防御系统是被抑制的。孤独感对学生免疫系统的负面影响最大，甚至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健康和幸福。对一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研究也显示，孤独感与免疫力降低显著相关。就算没有进一步的研究证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也必须考虑慢性压力的长期影响。考试的压力是短期并且显而易见的，但许多人一生都像是在面对一个强大的、苛刻的考官，而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取悦这个考官。许多人尽管不孤独，但生活在缺乏情感的关系中，无法认识或尊重自己最深层的需求。情感隔绝和压力会影响许多人，即便他们觉得生活已经足够好了。
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疾病的？压力是人们面对强烈情绪刺激时产生的一连串复杂的物理和生化反应。从生理角度看，情绪本身就是人体神经系统的电、化学物质和激素的释放。情绪会影响主要器官的功能、免疫防御的完整性、生物物质的全身循环等，这些因素也会反过来影响情绪。就像玛丽在童年时不得不寻求保护一样，这种情绪的抑制会解除身体对疾病的防御。压抑将情感从意识中分离，并将其置于无意识领域，这会扰乱和迷惑我们的生理防御，因此本应保护身体的防御出了问题，成了健康的毁灭者。
我在温哥华医院姑息治疗科做医疗协调员的七年间，遇到了许多情感经历与玛丽非常相似的慢性病患者。来我们这里治疗癌症或神经退行性过程（例如肌萎缩侧索硬化[2]）的患者也呈现了类似的动态和应对方式。在私人家庭医生的实践经历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疾病：多发性硬化、肠道炎症性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慢性疲劳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纤维肌痛、偏头痛、皮肤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我在这些患者中观察到了相同的模式：几乎所有重症患者在他们人生中的重要领域里都没有学会说“不”。虽然从表面上看，很多人的人格和境遇与玛丽的截然不同，但潜在的情绪压抑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致病因素。
我有一名身患绝症的中年男性患者，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主要销售治疗癌症的鲨鱼软骨。他住进姑息治疗科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他在去世前还一直服用鲨鱼软骨，尽管他并不相信这真能治病。鲨鱼软骨闻起来很臭，这种刺鼻的气味即使离得很远也能闻到，更别提吃进嘴里了。“我讨厌它，”他告诉我，“但如果我不吃，我的合伙人会非常失望。”我劝他：“你有权利不再为他人的失望负责，只过好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
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他们生病，我想这是个敏感问题。在吸烟和肺癌的问题上，行为和疾病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涉及情绪和多发性硬化、乳腺癌或关节炎时，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难证明了。被疾病煎熬的同时，患者还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而感到被冒犯了。一位接受乳腺癌治疗的52岁大学教授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得癌症是因为我的基因，而不是因为我曾经做的任何事情。”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5年的社论指出：“我们不应去责备患者，将他们的疾病和死亡视为个人失败。当患者为疾病所困扰时，他们不应该再背负需要对结果负责的重担。”
我们之后将回到这个恼人的假定指责问题上来。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指责和失败并不是问题所在。这样的说法只是在混淆视听。正如我们会看到的，指责患者，除了道德上存在缺陷，从科学角度来看更是毫无根据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社论混淆了指责和责任。在我们所有人都讨厌被指责的同时，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对自己更加负责的人，也就是说，有能力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有意识地做出回应，而非仅仅做出反应。我们希望成为掌握自己生活的权威：负起责任，能够做出影响自己的可靠决定。没有觉悟的责任感并不是真正的责任感。西方医学方法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将医生视为唯一的权威，而病人往往只是治疗或者治愈的接受方。人们真正承担责任的机会被剥夺了。当我们屈服于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我们当然没理由被指责。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间被病痛压垮，但我们越了解自己，就越能免于成为被动的受害者。
我们不仅要在理解疾病的时候考虑到身体和心理的联系，在理解健康的时候也要如此。在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系任教的罗伯特·蒙德（Robert Maunder）博士曾经撰文论述心身关系对于疾病的影响。他在采访中告诉我：“尝试识别和解决压力带来的问题比忽略压力的问题更有益于健康。”3在治愈的过程中，每一点信息，每一个真相，都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情绪和生理机能存在着一种联系，却没有被公之于世的话，人们就会失去一种强有力的治疗手段。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语言的不足。即使讨论身体和心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意味着两个不相干的实体在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然而在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离：没有缺乏心理的身体，也没有不在身体中的心理。因此，有人建议用“心身”（mindbody）这个词表达这种真实的状态。
在西方，心身合一的思想出现得并不算晚。在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引用了一个色雷斯人对于他的希腊同僚的批评：“这就是希腊医生不知道如何治愈这么多疾病的原因，他们对整体一无所知。这是如今在人体治疗上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即把心灵从身体中分离开来。”4早在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出现的2500年前，苏格拉底就提出我们不能将心灵从身体中分离出来！
我撰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巩固一些我最初在写玛丽硬皮病的文章里就已经阐述的见解。我学到了很多，并且深深地感谢数以百计的医生、心理学家和研究者。他们绘制了以前从未被描绘过的心身地图。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对自己压抑的情绪的探索。在调查情绪压抑对癌症的作用时，因为要回答一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机构咨询员的问题，我开始了自我探索的旅程。很多恶性肿瘤患者似乎都有着对于心理和身体痛苦的自动否认，以及对于例如生气、悲伤和拒绝等不适情绪的否认。“你和这个问题之间的个人联系是什么？”那个咨询员问道，“是什么使你对这个专题这么感兴趣？”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7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晚，我去养老院看望76岁的母亲。她患有进行性肌萎缩——一种在我们家族中遗传的肌肉萎缩疾病。她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坐起来，所以已经没法住在家里了。她的3个儿子和其他亲戚经常去养老院看望她，直到她去世——那时我刚开始写这本书。
回到故事中。当天早上我因为膝盖软骨撕裂做了手术，所以去养老院的时候走路有些瘸。这是我忽略了每次我在水泥地上慢跑时身体都用疼痛来提醒我的后果。当我打开母亲房门的那个瞬间，我自动地用若无其事的正常步态走到她的床前和她打招呼。这突然出现的隐藏我瘸腿的想法并不是有意识的，我的行动在我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后来我开始好奇，究竟是什么促使我采取了这种没有必要的行为。之所以说没有必要，是因为我的母亲应该会平静地接受她51岁的儿子在膝盖手术后12个小时内一瘸一拐。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使在这样一种无害的情况下，我保护母亲免受痛苦的冲动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与我们两人当时的需求几乎没有关系。这种压抑是一种记忆，是一种动态的再现，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就已经铭刻在我发育中的大脑中。
儿时的我是从纳粹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我人生第一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度过的。我的外祖父母在我五个月大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我的姨妈被驱逐出境并且再无音信。我的父亲身陷一座服务于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的强迫劳动营。我和母亲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艰难度日。有几周她必须离开我才能让我免于饿死或病死。无须花费多少想象力也能理解，每天承受着这种非人类所能承受的压力，我的母亲很少能够露出温柔的笑容或是全神贯注，而这些正是一个发育中的婴儿建立安全感和感到无条件被爱所需要的。事实上，我的母亲告诉我，很多时候她感到非常绝望，照顾我成了她起床的唯一动力。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自己必须争取关注，同时尽量少为母亲增加负担，而且最好将焦虑和痛苦都压抑起来。
在健康的母婴互动中，母亲能够无条件地养育自己的孩子，而孩子本身并不需要做出什么努力。我的母亲没能给我提供这种无条件的关怀。她既非圣人也不完美，所以即使我们家并没有生活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中，她也很可能无法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变成了母亲的保护者——首先是保护她免于意识到我的痛苦。最初这种婴儿时期的自动防御机制，很快就发展成了固定的人格特性。51年之后，我在母亲面前依然要隐藏我哪怕一点点的身体不适。
我过去从未考虑过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身体会替你说不”这个课题。这开启了一次智性的探索，探索有助于解释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理论。虽然这是一个被他人探索过的领域，但总是存在着更多可研究的地方。那个咨询员的询问让我直面自己生活中的情绪压抑问题。我意识到，隐藏瘸腿仅仅是一个小例子。
所以在本书中，我不仅引述了我从他人身上和学术期刊中了解到的知识，也描述了我从自己身上得到的经验。这种压抑的机制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存在着。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否认者和自我背叛者。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就像我在“决定”掩饰自己的瘸腿时那样。
健康或患病是一个程度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考虑各种致病因素（如遗传或环境隐患）的问题。所以，当我提出压抑是压力的主要来源和疾病的重要促成因素时，我并不想指责他人“造成自己生病”。我写这本书旨在促进学习和疗愈，而不是增添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泛滥的指责和羞耻感。也许我对于指责的问题有些过于敏感，但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羞耻是负面情绪中最深的一种情绪，是我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避的。不幸的是，我们对羞耻的持续恐惧削弱了我们看清现实的能力。
尽管许多医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确诊8年之后，玛丽还是由于硬皮病的各种并发症在温哥华医院去世了。虽然玛丽的心脏已经非常脆弱，呼吸也已微弱，但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仍然保持着柔和的微笑。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要求我安排长时间的私人访问，只是想和别人聊聊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她曾说，我是唯一一个倾听过她的人。
我有时想，当玛丽还是一个被虐待、受惊吓、感到需要对小妹妹负责的小孩时，如果有人在那里听到她，看见她，理解她，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如果有人始终如一地陪伴她，她本可以学会重视自己，表达自己的感情，在人们从身体或情感上突破她的底线时表达自己的愤怒。如果那是她的命运，如今的她会不会安然无恙？
[1]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译者注
[2]肌萎缩侧索硬化，又称卢·格里格病，因罹患此病并去世的北美著名棒球运动员卢·格里格（Lou Gehrig）而得名，在英国则被称为运动神经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