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由上面所述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在估量小说中所提供之证据时，不仅要探索小说本身的问题，还要了解小说作者和他的社会背景。我们不妨借用吉卜林说过的一句话：就小说论小说，我们对小说到底了解多少？我们为了能够了解小说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是什么，必须先了解小说是怎样形成的。本书下面的篇幅所要探讨的正是小说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政治之中，以及赋之以生命形式的作者之中如何形成。

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归纳出小说写作动机的三个主要来源：社会、技艺以及个人心理学。当然这三样东西并非截然可分，而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复杂过程。只有把这三种东西置放在一起，以独特的、不可完全预测的比例大小，它们才会创造出一幅画像，一座雕像，一出戏剧——或是一本小说。只有三四流的作品才会主要取决于单一动机来源：一个受雇去为人捉刀的作家，他的写作动机只为图利而已；一篇平庸乏味的史诗必定是出自其作者对前人的拙劣模仿；一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大多只是他个人早年记忆的复述。为了让文学获得真正的特出之处，最内部的动机之升华需要比这更多的精神操练。但是基本上而言，我上述三种创作动机的来源——小说家的社会背景、小说家的技艺水平以及小说家的心灵状态——此三种要素之冲突性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三种要素之中的最后一个，行动的心理学泉源，包含了无意识的愿望和焦虑，这显然带有双重作用。对小说家而言，最终会对他们带来至大之冲击的，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中所发生的一切，还有他对此的看法；而且，这样的冲击也不单只是反映在他的专业对他的要求上面，这还涉及到他如何接受或塑造其经典程序。这听来好似我企图强行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去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尽管我对这种解读方式抱有同情甚至也参与其中，但我也充分意识到其自有危险性。这样的倾向会帮助还是阻碍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这得看我们怎样由此提出主张。比如说像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SilasMarner）这样的小说，把它看成是作者为了抚平她生命中的创伤而写是一回事——事实的确部分如此——而把这个片面的诠释当作充分的，排除其他调查的必要性，则是另一回事。所有简单的和单向度的阅读，包括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都会轻易落入我们向来所鄙夷的大而化之的“还原论”（reductionism），这不但无趣，而且不够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