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大合流(1)

□万明

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国际郑和学会顾问。长期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与徐英凯合著）等；论文有《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等百余篇。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主题会议第一位发言人，题目为《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二等奖。

万明研究员的演讲内容包括对白银货币化概念和发展阶段的解读，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并提出白银货币化开启了近代的历史，同时促进了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一、研究白银货币化的动机

16世纪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开端，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典型个案，恰恰是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研究白银货币化？这是因为在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中有一句话：元朝末年白银还没有形成完全的货币形态。所以我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切入，看它如何货币化。今天我把白银货币化和全球大合流这样一种趋势结合起来看经济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自14世纪末就开启了白银时代。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我认为一直到1935年结束，1935年中国才在国际的全面压力下废除了银本位，因为那时候国际上已经是金本位，但是中国起初一直坚持自己的银本位制，所以我们说这个白银时代如果从明朝开始，大约有500年之久。这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经济现象，这样的白银时代是怎么出现的？我的工作主要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中国的本土出发。我是做明史研究出身的，所以从中国本土的第一手资料出发来考察中国和全球化开端的关系。

另外，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实现了与全球的大合流。16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是一个白银流动于全球的时代，因此说那是一个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77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朝廷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翻开明代史籍《大明会典》，唯见“钞法”和“钱法”，却不见“银法”，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但是发展至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那么白银货币化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追寻探究的问题。

二、白银货币化的概念

白银货币化的概念，我分为五个方面来阐释：

第一，明朝的时候白银从贵重商品完全走向了货币形态。现在有许多同人做货币白银化研究，他们认为明朝以前白银已经形成了货币形态，所以他们研究货币白银化，但是我认为白银货币化在明朝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所以是在明朝的时候白银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第二，白银是从非法的货币到合法的货币，然后再到整个的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我称之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过程。

第三，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在中国古代史上，之前的朝代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我认为这是明朝的赋役改革—财政改革不同于之前朝代的一个新的特征。

第四，白银形成了主币，中国开始建立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它与现代的本位制概念并不完全吻合，所以我说它是实际上建立起的一种本位制，因为它在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后它又被确立为财政统一的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所以实际上它建立了一种白银本位制。

第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作为世界货币，我们都知道欧洲铸造银币，但是在中国，银币并不是合法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白银货币化产生巨大需求，通过白银和全球发生互动，促使白银成为一种世界货币，中国的白银货币化的概念中实际上包含了这层含义。

三、白银货币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洪武末年（14世纪末），是白银从民间市场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

第二阶段为成化、弘治年间（15世纪下半叶），是白银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以嘉靖初年（16世纪初）为始，是白银作为社会流通领域主币，被国家实际认可的定型阶段，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变迁—转型阶段；

第四阶段以万历初年（16世纪末）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国家财政体系进入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四、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

（一）从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看白银货币化过程

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从所见洪武至成化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入手，可见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

洪武—建文时期：宝钞已显示衰落迹象，白银货币化趋势明显。

永乐—宣德时期：宝钞经历巅峰后衰落，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出现。

正统—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大宗土地交易，白银成为大宗交易的货币。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白银货币化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市场萌发，经历了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与官方自上而下二者合流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中国货币经济化的进程。

（二）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一系列赋役改革与近代化进程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与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并行，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发展到张居正以财政为核心的改革：清丈田亩，一条鞭法水到渠成，通行全国。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之前朝代改革的特征是：从统一折银到征银，史无前例。明代赋役改革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进程一：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与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产品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农村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三农”的大分化过程。明帝国是一个农业帝国，晚明所谓“天崩地坼”就始于此，所以我们说从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明代中国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实际伴随着一系列明朝制度的变迁，同时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

（三）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明朝制度和社会变迁

下面我们从国计和民生两个方面研究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过程。

从国计方面来看，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比如田赋的货币化、徭役的货币化。因为折银，国家财政收入就有推进货币化的问题；皇室、军费、政府开支等明代文献说明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货币化；后来国家财政与白银货币化在全国铺开是同一的过程，不论云南还是贵州，尽管在国家财政中微乎其微，这个时期都已经有白银，空间分布逐渐扩大。

从民生方面来看，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其一，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农民要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换取银子才可以缴纳田赋，促进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其二，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同步；其三，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同步；其四，全社会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变化。

（四）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

《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张居正改革遗存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共四十三卷，约百万字，包括4.5万字以上数据，是一部明代户部财政大型数据文献，是张居正改革攻坚阶段的直接产物，也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

《〈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由我与徐英凯（一位数学教授）合作十余年完成。全书内容首为绪论，下分三篇。主要采用了统计列表的形式，共编制表555个、图28个，全书共401万字。第一篇整理篇全面系统整理了原书数据，列为表格，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第二篇统计篇进行了比较、归类等简单统计分析。第三篇研究篇分为十章，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将原书中财政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应用数理统计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补充了原书卷六山东田赋数据的全部阙失，基本复原了16世纪末明代财政主体的全貌，包括财政总量、结构与货币化比例，并有部分省份的个案研究。结果发现，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全面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五、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的互动

（一）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明代后期，中国社会对白银有巨大需求，但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故白银需求使市场超出国界成为必然，从海外输入成为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海外输入白银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二是美洲。

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地在全球扩张相衔接，而全球大量白银流向中国的时间也是清楚的。由此得到结论：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并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二）白银货币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使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之中。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导致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

围绕中国的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

丹尼斯·弗林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全球贸易在1571年诞生。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而如以中国活跃的国际白银贸易为起点，这一时间至少可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

（三）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影响

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那就是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中国商品交换而来的。以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发展作为典型个案，独步世界的青花瓷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推动了新的技术与知识的融通，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随着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仅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成为主要征收形态，标志着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中国由此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参与建构了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17世纪全球货币危机来临时，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明朝亡于内外综合因素，但白银货币紧缩是重要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全球的大合流，即与全球同步的近代化趋向性发展，遭遇了首次挫折。

六、结论

（一）明代白银货币化：近代的开启

白银货币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转型；②中国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型；③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⑤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二）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接轨

白银货币化，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国家与社会向近代转型趋向的产物；其次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也即中外变革互动的产物。

中国并非在西方人东来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中国自身内部即发生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扩展，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主动走向了全球。

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一个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七、历史的启示

首先，明代白银货币化由市场萌发，经历了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发展至结合国家事实上认可自上而下推行至全国的过程，是国家、市场、社会互动的产物，也是近代化开始的标志，从旧的治理模式向新的治理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其次，明代白银货币化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说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依赖于改革，改革是中国实现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再次，明代中国发展的趋向与全球趋同——进入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开端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走向了世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全球贸易和外银流入的依赖性大，也是最终导致王朝倾覆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直至1935年在国际压力下废止银本位制，白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国的白银时代存在了约500年，具有中国近代化进程独特的发展路径，这500年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万明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四篇她近期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2)

一、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3)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中国白银时代自明代开端，白银作为中国主币通行使用长达约500年之久。万明研究员考察并总结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以及明朝中国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与全球的互动。

万明研究员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归纳界定为五点：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主币；其三，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其四，随着白银成为主币，中国开始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

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过程，代表了中国货币经济化进程。白银在明朝初期并不是合法货币，只是因为市场的需要，在民间使用。明初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后，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初显，直到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逐渐绝迹，白银成为土地和大宗交易的货币。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与明朝社会的发展是重合在一起的。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也是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的过程，更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过程。万明研究员将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洪武末年（14世纪末），为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化、弘治年间（15世纪下半叶），是白银为国家官方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始自嘉靖初年（16世纪初），是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及国家实际认可的主币的定型阶段，国家也进入社会变迁—转型阶段；第四阶段以万历初年（16世纪末）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开启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与全球互动的过程。明代后期，中国市场扩张，对白银的需求巨大。由于国内矿产资源不足，海外输入成为白银的重要来源，日本和美洲就是海外白银输入的主要源头。16世纪，海上全球化开启，中国的商品也通过海上贸易走向世界。中国成为白银最大的需求体之一，直接促进白银成为国际结算通用的世界货币。对白银的需求也促使明后期的海外政策与海外贸易模式发生转变，进而推动了传统丝绸之路的极大扩展。不仅如此，白银货币化开启了白银时代，在与全球互动过程中，推动了明朝社会的转型，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更重要的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时代的结束。历代的造币权都掌握在君主手里，白银货币化以来，国家垄断货币能力却迅速下降直至消失殆尽。就此而言，万明研究员认为明朝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皇权相比其他朝代远被削弱了的时期，而白银货币紧缩则是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4)

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大背景下，白银通过海上贸易走向全球。万明研究员提出白银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的兴起与繁荣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白银货币化导致白银的社会需求大增，白银生产不足，于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此时，葡萄牙人来到东方，正好推动了中国国内市场的海外扩展。不过，白银货币化也导致了明朝财政危机，制度变革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澳门成为中国境内唯一允许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特殊区域，提供外银的输入通道，助推中国商品向海外输出。

澳门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葡萄牙人凭借中国的商品和市场建立了贸易网，以澳门为支点开展转运贸易。澳门作为明朝对外开放的视窗，很快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开通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如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和澳门—东南亚等，跨越了三大洲、三大洋，这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发展，白银之路联结起了全球。万明研究员认为，在全球视野下探讨明代澳门在推动海上白银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可为如今的“一带一路”实践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货币财政(5)

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四川彭山“江口沉银”引来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万明研究员认为，“江口沉银”是明代中国从传统到近代重大转型的历史见证，并试图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视角对“江口沉银”进行深刻解读。

明朝银锭均为明朝赋税银两，这反映出万历以后白银货币化以国家财政税收的法定形式得到确立，在全国征收白银货币税已制度化。但是货币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折银”阶段，第二个是“征银”阶段。“江口沉银”印证了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完成与财政货币化，从而促进了财政结构变革，导致了财政体系转型。

万明研究员指出，“江口沉银”的发现也有助于厘清四个问题：银锭概念与来源问题，大西朝财政问题，明末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流寇的原因以及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第一，许多学者认为银锭是大西军行军过程中所得，但是万明研究员通过对比银锭所涉地区与行军路线，发现沉锭不仅是大西军在行军路线上获取的，还有不少是明朝为筹措镇压起义的军费而加派的税银。第二，沉银中发现的大西朝税收银锭证明了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就开始征税，在财政上沿袭了明朝赋税制度。第三，明末农民起义发生在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社会流动性扩大，大量流民产生。在白银成为财富代表的背景下，农民政权未能立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只是一味搜刮白银，因此被称为“流寇”。第四，由于张献忠沿袭了明朝货币财政，严控白银财富，搜刮民财，最终失去民心，导致了政权的没落。

四、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6)

爪哇岛（Java）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和大洋洲大陆之间的十字路口，因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吸引了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欧洲、非洲等地商人在这里会聚。早在汉朝，中国已开始了与爪哇的友好往来，而郑和下西洋使得两国进入交流的高潮。

万明研究员根据郑和下西洋亲历者的记述和《明实录》的记载，总结出当时郑和下西洋主要在爪哇岛东部活动，并曾到达爪哇岛东部的四个地方：杜板、新村、苏鲁马益和满者伯夷，并且在外交过程中，爪哇华人充当了重要角色。

此外，万明研究员发现，井里汶是位于西爪哇北部的港口，但是在以往中外史界较少被提及。通过梳理明代文献，万明研究员发现井里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兴起的爪哇西部海港，追寻爪哇港口从东向西转移的发展演变史，变化是在西方人到达之前发生的，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附：万明研究员近期主要研究成果

［1］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N］．光明日报，2020-08-03.

［2］万明．“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货币财政——基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J］．中国文化论坛，2020（4）.

［3］万明．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J］．中国史研究，2020（2）.

［4］万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J］．南国学术，2020（1）.

［5］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二十年——学术历程的梳理［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6）.

［6］万明．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新探［J］．外国问题研究，2018（4）.

［7］万明．白银、性别与晚明社会变迁——以徐霞客家族为个案［J］．北京大学学报，2018（4）.

［8］万明．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J］．古代文明，2018（2）.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J］．学术研究，2017（5）.

［10］万明．“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J］．中国钱币，2017（3）.

［11］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云南海贝消亡的新视野［J］．澳门研究，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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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源自“大金融思想沙龙——学术名家系列”第41期（总第120期），2019年5月7日。

整理：刘文婕。

(2)整理：刘家琳。

(3)原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J］．学术研究，2017（5）.

(4)原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J］．澳门研究，2020（1）.

(5)原文：“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货币财政——基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J］．中国文化论坛，2020（4）.

(6)原文：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J］．中国史研究，2020（2）.

［12］MING WAN.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in China: Ming China and its global interactions［A］//Maria Dolores Elizalde and Jianlang Wang.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M］.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