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家

论“积极不干预”的误读：1965年香港银行危机的前因后果(1)

□李培德

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硕士和博士，专研中国近代经济史和金融史。2019年曾任布鲁塞尔世界储蓄银行协会访问研究员。最近五年著作包括：①《华商账簿——近代中国企业经营和会计》（香港中华书局，将出版）；②《蔡增基：中英借款谈判的推手——解读李滋罗斯与招商局贷款往来书信（1936—1937）》，收录于《近代史学刊》第2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③《为何研究中国企业史——近三十年的经历和体会》，收录于《中国经济史评论》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④《从递解侨汇到延伸网络——1899至1912年香港金山庄华英昌账簿分析》，收录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33卷第1期（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21年3月）；⑤《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收录于《商脉与商道——国际华商研究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⑥《改革、开放、全球化——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收录于《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10月）；⑦《受制于日债的汉冶萍公司的教训与反思》，收录于《中国国家地理（黄石专辑）》第671期（2016年9月）；⑧《阶级和职业——1930至40年代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收录于《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中国香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功实现工业化，到了8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地区的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之一。过去学者对中国香港工业化成功经验的总结，无不归功于政府推行有效的“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政策。换言之，自由放任被认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但是，中国香港于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对“积极不干预”这个词汇是否需要重新界定？1965年的金融危机是怎样爆发的？中国香港的本地华资银行是否出现了问题？恒生银行被汇丰银行收购造成了什么影响？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李培德教授通过香港银行危机这个案例带来了精彩演讲和深度探讨。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香港银行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爆发危机？爆发危机的原因是不是政府缺乏监管？危机爆发以后，政府采取的措施又是什么？

二、中国香港银行业的历史进程

中国香港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其中一点就是华人的金融业特别发达，当时好多的本地华资银行像明德、永隆、道亨，还有恒生，它们的前身都叫银号，后来都成为中国香港本土的华资银行。这些银号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规模比较小，做的业务也不是一般的存贷款这么简单，还包括汇款、外汇以及买卖金银、金条、珠宝，所以它们的特色就是经营得比较灵活，绝大部分实行无限责任和合伙制。

随着中国香港经济的发展，这些原来由华人经营的银号不断改变。第一个变化是重新注册，由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并更改为有限公司。名称从原来的银号改为银行，多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完成这个改造过程（见表1）。

如果说中国香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应该说这个中心里面包含银行业的两大类：一大类是英资银行，其中以汇丰银行为老大，下面还有渣打银行。外资像花旗，其他如日资、欧洲资本等在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中国香港市场，它们真正进入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另一大类是华资银行，它们的特点就是只有中小型规模，资本比较小，根本没办法跟英资银行竞争。华资与英资从来不存在竞争，因为英资银行就是大，华资没办法与之比拼。但是，华资银行能够从小慢慢壮大，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英资银行做不了或不会做的事情，华资银行拿来做。举个例子，英资银行给你三厘利息，华资银行可以给你四厘，以比别人高的利息来吸引顾客。比如英资银行上午十点半开门，华资银行九点开门，中午不休息。英资银行星期六、星期日休息，华资银行拼一点，在星期六、星期日也开门营业。这是华资银行唯一可以跟英资银行比拼的。

还有就是分行，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分行不算是什么特别的经营策略，每一家银行都有分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香港，基本上是没有分行的，就算是英资银行也不会有太多的分行。汇丰银行是中国香港银行业的老大，总行、分行共有17家，渣打银行有5家，恒生银行、上海商业银行、东亚银行等华资银行没有几家分行。那个年代开分行不是一种风气，但是华资银行为了做大，慢慢在不同的地方开设分行，通过增加分行的数量来与英资银行竞争。

恒生银行讲求顾客服务，它的对象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英资银行不能开户，到恒生银行就可以开户，而且恒生银行职员的服务态度很亲切，那时银行职员会从柜台走出来跟客户聊天。所以当时在中国香港银行业里出现了两个奇葩，一是恒生银行，二是广安银行，这两家银行鹤立鸡群。人家英资银行不做的业务，华资银行像恒生、广安是人弃我取，以吸引顾客，而且非常成功。

恒生银行是一家怎么样的银行呢？从数字上说很凑巧，刚好是四个三，即1933年3月3日开始经营，由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盛春霖、何添五人创立。到了2017年，恒生银行总资产是15 000亿港元，盈利达到200亿港元。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评价。作为中国香港最大的本地注册及上市的华资银行，一年可以赚200亿港元，大家认为它的盈利率高不高呢？不妨判断一下。要提到的是，它当时的总资产有15 000亿港元。

三、恒生银行于“二战”后的崛起

恒生银号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11个职员，初期主要经营黄金、汇兑、找换业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内地富人南迁，急于把法币兑成港币，恒生银号做了很多兑换的业务，发了财。到了1946年，有一个叫利国伟的人加入了恒生银号，这人是所有银号股东里面唯一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危机爆发后，利国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恒生银号和其他进取的银号一样，很早就开始炒卖黄金、外汇。

“二战”后的1960年2月，恒生改组为有限公司，但不叫银号，改称为恒生银行，而且在九龙油麻地及旺角成立分行，引起了汇丰银行的注意。因为过去汇丰银行没有开设分行的做法，那是由恒生银行带动的。汇丰银行要在某些地区开分行，老是开不起来，但是恒生银行就可以开起来。它对地区的渗透，做得远远比汇丰要好。

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银行危机还没爆发时，在存款和资产规模方面，恒生可以说是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在银行的零售业务方面慢慢变成汇丰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恒生银行最大的股东名叫何善衡，他写了一本名为《阅世浅说》的书，大谈自己对经营银行的看法，包括怎样经营、怎样创办、怎样提供服务、怎样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协助、怎样给它们贷款、怎样把香港的经济向前推进等。

到了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何善衡没有办法解决，不得已把银行股份卖给了汇丰。有两件事情何善衡始终觉得遗憾：一是他的儿子没有继他之后当上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因为汇丰银行不同意；二是何善衡当时正想创办恒生商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恒生管理大学，但当时汇丰银行极力反对，如果要办这个学院，只可以用何善衡自己的钱，不能用恒生银行的钱。

四、“积极不干预”的含义和由来

1965年香港银行危机的其中一名主角是当时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叫郭伯伟（James Cowperthwaite），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公务员，于1961年到1971年当了十年香港的财政司司长，他最有名的管理手段就是维护市场的自由，政府尽量不干预、不插手，而且他能够成功地把战后的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多人将此视为他的施政效果。

郭伯伟最有名的政策是“积极不干预”。他拒绝搜集经济数据，认为搜集经济数据对香港的经济政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很多人把香港战后的经济成功看成一个奇迹，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典型，目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

什么叫“自由放任”？什么叫“不干预政策”呢？英文laissez-faire的意思就是let it be，不要管它，市场自然会好的，政府根本不需要插手。“积极不干预”主要是香港早期推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最早是在1961年郭伯伟任财政司司长时开始的。而且他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对市场不给予过多的限制，市场自然会自己发展。这个政策被后来几任财政司司长奉为宝典，在1961年到1971年的时候，香港经济每年竟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套用中国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认为其是世界自由经济体的一个模范。

五、香港银行危机爆发背景

（一）热钱涌入房地产

为什么香港在1965年爆发银行危机呢？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外来的热钱太多了。20世纪60年代初，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没独立，加上菲律宾、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每年都有热钱流进香港（见表2）。热钱进来了，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从1960年的26亿元增加到1964年的65亿元，银行的钱与日俱增，它就需要找投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便是房地产。热钱越要进入，房地产价格就越涨。

从中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地价来看，在1960年的时候，中环的一平方尺才800港元，到1963年它就翻了好几倍，达到2 000港元；铜锣湾从650港元涨到1 000港元；尖沙咀从500港元涨到1 300港元；旺角当时还不怎么繁华，涨得少一点，但也在涨。地价在短时间内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不少人去投资。

大家不妨留意当时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如果1960年的指数是100，房地产业在整个60年代基本上都是增长的，只有在1962年下调过，降至61，但很快又爬上来。1963年是117，1964年是152，到了1965年更厉害，急升至296，短短几年间涨成原来的3倍。

把老房子拆掉改建新房子，英语叫“城市改造”（urban renewal）。如果把其1960年的指数定为100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初同样在不断增长，高峰是1963年的326，但随即于翌年下调至131。1965年银行危机爆发时回升至155。当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出现巨大变动时，商人是不会错过任何可以投机的机会的，恒生银行也不例外，最初在房地产业的投资（主要为房地产的贷款）是244万港元，后来逐渐增加至300多万港元，1962年时减少了一些，但到了1965年则有700多万港元。有意思的是1966年和以后的数字。如果说1965年爆发了银行危机，恒生银行应该有所收敛，但是数字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投资的金额一直增加，并没有减少，在银行危机爆发以后的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都在增长。因此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房地产业并非构成银行危机的唯一原因。如果这是主要原因的话，恒生银行为何继续在房地产业投资呢？难道不担心再出现一次危机吗？

（二）自由放任和过度竞争

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第一，1964—1965年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达到13%～16%。一般认为，自由放任政策是香港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却忽略了它所隐藏的其他问题。

第二，汇丰银行是于1865年成立的，一直得到支持，被赋予垄断性的特权。比如说汇丰银行可代理香港财政，可以发钞，但华资银行就没有这样的特权；汇丰有票据清算的功能，从20世纪初就有了，但是华资银行没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汇丰银行是香港最成功的银行，而且从来没有竞争者。恒生银行是1933年创办的，到了60年代它慢慢变成本地华资银行业里做得较为成功的一家老字号银行。那时候香港的银行业主要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英资银行，第二个是包括恒生银行在内的本地华资银行，第三个是中国内地资本的中资银行，比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到了60年代危机爆发，汇丰银行受香港当局委托，接管有问题的本地华资银行，包括恒生、远东、永隆，让汇丰银行有机会挤垮有可能成为它竞争对手的恒生银行。

第三，银行业的高度竞争。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危机爆发的原因。根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1965年银行挤兑共发生了两次，分别在2月初和4月初。第一次是2月初，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是单纯的“货币问题”（currency problem），香港的银行业一时之间周转不过来，未察觉到是银行业本身出现的结构问题，也不认为是因为香港当局监管不力。显然，英国外交部没有详细、深入了解银行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这份调查报告说，造成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明德银号的一两个厂家客户在春节期间一时周转不灵，开出的支票没有兑现，所以引起了恐慌，再由恐慌引发为挤兑，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过，时任财政司司长的郭伯伟被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批评，后来更派了专家高尔（Cole）到香港进行调查，高尔当时是英伦银行的顾问。

高尔的第一个批评就是政府不愿意去开罪那些已经被宠坏的本地华资银行家，把一次半次的挤兑、支票不能兑现等看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高尔认为应该调查这些本地华资银行家，他们到底有没有过分借贷、有没有过分投资、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以股东的身份向自己的银行借钱。还有，高尔认为没有对银行业进行深入调查，是爆发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比如提供过高的利率来吸引顾客，也是造成银行危机的原因。

高尔还向香港财政司提出建议，主张处罚这些违规的银行，认为是这些过度发展、过急发展、提供过高利息以招徕顾客的银行，把香港的银行业推向高风险的境地。高尔提出一个改革措施，就是马上撤销这些违规银行的经营牌照。香港的银行业由于过度竞争（over-banked），最后促成危机。

（三）政府管理脆弱

英国牛津大学金融史学者尚克（Schenk）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香港金融危机，第一便是脆弱的政府管理，几乎没有足够的银行条例来对银行进行监管。当时援引的1948年银行条例过时和过于松散，而且没有要求银行去遵守固定的储备率，没有法律效力的套现率或套现率定得太低，这些都造成了银行业的互相竞争。加上当时没有存款的保险，香港的银行业显得比较脆弱，“炸弹”随时会被引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

除了高尔以外，另一个被英国派来调查香港银行业的顾问同样批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这个“积极不干预”政策是不对的，但他并不认为银行业有过度的竞争，只认为是香港当局没有给予适当的诊治。此外，为了保护华资银行业而不让外资银行进入也是错误的，以上是尚克对香港银行危机爆发背景的分析。

（四）财政司判断错误

已故香港政治经济研究专家顾汝德（Leo Goodstadt）对两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管治进行过分析。一任是1952—1961年出任财政司司长的祁乐嘉（Arthur Clarke），另一任是上文讨论的郭伯伟，于1961—1971年任财政司司长。他们都有“非故意性忽略”（benign neglect）的弊病，就是不对银行业做任何限制，而且当局为得到政治上的方便，尽量不插手管理，对经济统计数据都是敌视的，认为根本不需要。正如顾汝德所说的，郭伯伟采取的是“虚假”的自由放任，对香港的税收、税率等都是估算出来的，可以说是一种不称职的行为，最后造成银行危机。

香港当时施行的紧缩财政预算、高政府储备，顾汝德认为都是不对的。相反，市场需要的是资金，应该减税，不应该加税，两任司长对香港经济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如果大家对银行危机的一些背景、相关文献等感兴趣，可以看看顾汝德的专著《创富奇途——香港银行业之起落与经济奇迹》（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2)，还有我本人跟科大卫老师合编、2004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历史文献经济卷》（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Economy），其中就有一章是讨论银行危机的。

六、恒生银行资金流动性问题

这个银行危机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为何“梅开二度”，出现了两次银行挤兑？第二次的挤兑可谓给恒生银行造成很大的打击，在短短数天内就有3 000万元存款流失。1965年4月5日开始挤兑，同月9日汇丰银行与恒生银行开始正式谈判，汇丰银行公开宣布无限量地支持恒生银行，希望市民大众不要来提款。香港当局为了应付这次危机，动用了共16 300万港元现金去拯救所有出问题的银行。按照当局的做法，爆发危机的银行如广安银行、道亨银行、永隆银行、远东银行等，都由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出手维持，才能够安全渡过难关，继续经营。

恒生银行没有其他办法，在危机发生时，它的流动资产比率（liquidity ratio）大概是32%，而且已缴付资本是2 250万港元，足以应付债项。当时政府对银行的规定是25%，恒生银行是32%，完全没有违规，比政府的要求还要高7个百分点。如果要总结这场银行危机，可以直截了当地判断，恒生银行是资产流动性不足（illiquid），没办法在短时间内灵活套现，而绝对不是资不抵债（insolvent）。

对恒生银行来说，危机爆发后它有三个选择：第一，接受美资大通银行给它的临时救急贷款；第二，马上关门，让当局来接管；第三，接受汇丰银行的支援，不是无条件的，汇丰银行要求恒生银行出让51%的大比数股权，以5 100万港元的代价售予汇丰银行。这个金额太低了，汇丰银行可以说是捡了一个大漏，就这样把恒生银行收购了。

其实，翻开恒生银行当年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便可以明白为何说汇丰银行占了恒生银行的便宜。恒生银行的资本是2 250万港元，手上持有的现金是22 400多万港元，能够收回的票据在6 000万港元左右，不过恒生银行的存款可有7亿港元，假如这7亿港元的存款人全部都来银行提款，恒生银行手上只有不到3亿港元的现金便没办法满足所有的存户了，所以说恒生银行的问题不是资不抵债，而是暂时不能套现，由于手持现金有限，无法应付所有的存户都来提款。

七、展望今后的香港华资银行业

汇丰银行兼并恒生银行以后，对汇丰银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便是它继续享有特权，其银行业的龙头地位不受影响。第一，汇丰银行是香港的发钞银行，其在香港银行业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说1991年香港市面上流通的纸币高达400亿港元，汇丰就占了八成。第二，清算票据。从1970年起，汇丰便与香港银行公会达成协议，全港的票据清算统一由汇丰银行承办。票据的清算对一家商业银行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利益。第三，汇丰银行又是香港当局的代理银行，而且每个月有5 000亿港元的流动资金，这对汇丰银行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利益。第四，汇丰银行在香港立法会等里，都有官守议员，对于香港的财金政策，汇丰银行都了如指掌。同时，它又是银行业的最后贷款人，说汇丰银行是香港的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也绝不为过，试问香港的华资银行如何有能力向汇丰挑战？于20世纪60年代稍有经营策略和渐具规模的恒生银行，最后都被汇丰控制，汇丰的地位可谓无与伦比，香港政府如此操作，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今天，香港本地的华资银行已没有几家，都被收购了。除了外资如星展银行收购道亨银行、华侨银行收购永亨银行，还有创兴银行被广州市政府窗口公司越秀集团收购，友联银行被中国工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被招商局集团收购，广东银行被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现在存活下来的可真是寥寥可数了，只剩下东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大新银行，还有大生银行。经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从今天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来看，严密的监管和高度的合规（compliance）要求几乎让银行危机销声匿迹，但这同时也是本地中小规模的华资银行难以追求高额利润的主要原因。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李培德教授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五篇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3)

一、江南制造局的“局坞分家”(4)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出现的现代大型企业，李培德教授在文章中考察了江南制造局的三次组织变革，重点讨论了1905年“局坞分家”给江南制造局企业组织结构带来的转变，并从企业经营史角度对该企业的历史重新加以评价。

1905年“局坞分家”后出现了新的商业化经营气象，由于经营得法，业绩迅速改善，江南船坞（1912年改称江南造船所）几乎每年都有盈余。李培德教授进一步指出，江南制造局从1865年成立到1905年实行“局坞分家”，完全符合美国经营史大师钱德勒所说的“范围经济”在纵向联合时的整合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规模扩张”的过程。“局坞分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企业经营的重要案例，揭示了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价值，为后人了解清末官督商办企业另辟了蹊径。

二、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华人商会(5)

香港政府欲制衡当地的华人厂商组织，催生了香港工业总会。李培德教授讨论了香港政府对华人商会的统治政策，并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为个案，分析政府与商会之间的关系。

香港在受殖民统治时期最大的政治特色，莫过于被给予“有限度”的政治参与。商人参与政治活动需要通过社会团体或商会，而政府则通过与社团、商会合作，实施成本最小但效果最大的管治。李培德教授指出，一方面，香港总商会并不能完全容纳华商，因此华商转而设立专门的华人商会；另一方面，中华厂商联合会与当局之间的猜忌难以摈除，故而当局主导成立了香港工业总会。至于其中更深层次的纠葛，还需要考虑到冷战背景下香港的“左”“右”阵营之争与香港当局的政治平衡手段。彼时的香港工业运动中，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其他众多机构一样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世界大萧条与中国经济(6)

大萧条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然而有些吊诡的是中国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影响。李培德教授探讨了世界大萧条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关系，发现虽然中国在该时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但更主要的是受日本军事袭击以及白银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与当时欧美世界的大萧条实际上并无直接关系。

李培德教授指出，对于国民政府、英美日列强和中外商人来说，中国所经历的并不是破产的年代，更多的是一个博弈的年代。一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恰好抓住了时机，在美国的协助下推行了币制改革，并于战时自主地掌控国家财政；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白银所给予的保护，加之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的中国已经别无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来看，“萧条”于中国而言是“危”“机”并存的，是可以被合理利用的。

四、买办的垄断地位和网络延伸(7)

买办是中国近代经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李培德教授在文中考察了19世纪的买办群体。研究指出，买办群体的凝聚力非常强，无论是从买办的推荐制度还是保证制度来看，都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特点。香港的广东买办多以世袭或互相保荐的方式垄断，将影响力从群体扩散到全国，甚至更进一步扩散到日本。

买办群体的衰落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有很大的关系。在一轮又一轮排外运动冲击下，买办这种特殊的商业制度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外商对买办群体依赖度的下降，则是买办制度走向衰落的另一主要原因。尽管洋商对买办能力和社会网络的要求逐渐提高，但是洋商经过多年的经营也越来越了解中国，买办存在的必要性自然就越来越低了。总之，李培德教授认为：外国商人对买办依赖度的下降，叠加中国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买办制度逐渐走向衰落。

五、从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来看胡文虎与陈嘉庚的竞争(8)

据李培德教授的分析，陈嘉庚和胡文虎的竞争并非源自族群，而在于网络的重叠和冲突。新加坡的殖民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在此过程中各自扮演了一个催化角色，企图利用两人的不和关系平衡两派势力。虽然发生过虎牌商标争夺事件、山东赈济会事件、华侨中学门楼事件，乃至《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骂战等，但李教授认为这些从未威胁过两方的生存。

胡文虎是一个跨界的人物，可以将其看作客家人，也可将其看作福建人。胡文虎的商业网络也是双重的。首先，他能够由仰光顺利转移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移到中国香港继而进入中国内地。其次，由虎标成药扩展到星系报业，利用报业去宣传成药，凭着所谓的“软实力”如大众传媒、慈善活动和社团网络与以新加坡殖民政府、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战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为代表的“硬实力”周旋。陈嘉庚和胡文虎的竞争是海外华商史的一个重要案例，陈胡二人的经历都在显示一种由族群、帮派的环境孕育出来的独特商业精神。

附：李培德教授近年主要研究成果

［1］李培德，蔡增基．中英借款谈判的推手——解读李滋罗斯与招商局贷款往来书信（1936—1937）［J］．近代史学刊，2020（2）.

［2］李培德．香港地区中国海关史研究：议题、成果和资料［J］．史林，2020（6）.

［3］李培德．全球化视野下的海关史研究［J］．国家航海，2019（2）.

［4］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A］//商脉与商道：国际华商研究文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5］李培德．汉冶萍公司史与大冶铁矿［A］//第二届汉冶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8.

［6］李培德．改革、开放、全球化：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A］//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理论前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7］李培德．受制于日债的汉冶萍公司的教训与反思［J］．中国国家地理（黄石专辑），2016（671）.

［8］李培德．阶级和职业：1930至40年代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A］//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9］李培德．民国乃吾友也：辛亥革命后的盛宣怀［A］//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0］李培德．论江南制造局“局坞分家”的经营史意义［J］．近代史学刊，2015（2）.

［11］李培德．多维视野下的汉冶萍公司史研究［N］．光明日报，2015-06-17.

［12］李培德．孙宝琦与汉冶萍公司：以1920年代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问题为中心［A］//矿冶文化研究文集（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13］李培德．中国银行行史：档案、实物、诠释方法［J］．近代史学刊，2013（10）.

［14］李培德．1960年代香港华人商会的政治分析——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与香港工业总会为个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15］李培德．19世纪买办的垄断地位和延伸网络［J］．国家航海，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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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源自“大金融思想沙龙——学术名家系列”第37期（总第111期），2019年1月3日。

整理：高庆如。

(2)顾汝德．创富奇途——香港银行业之起落与经济奇迹（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

(3)整理：杨智。

(4)原文：论江南制造局“局坞分家”的经营史意义［J］．近代史学刊，2015（2）.

(5)原文：1960年代香港华人商会的政治分析——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与香港工业总会为个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6)原文：略论世界大萧条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J］．史林，2010（5）.

(7)原文：19世纪买办的垄断地位和延伸网络［J］．国家航海，2012（2）.

(8)原文：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A］//商脉与商道：国际华商研究文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