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

世界是流动的，产业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技术流的重要载体，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地改变、重塑世界经济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见表1-1）。前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借助不同轮次的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第四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1世纪初，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东部沿海地区实施“腾笼换鸟”政策，大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也有向周边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转移的趋势；中国学者习惯将本轮次产业转移称为国内产业转移（刘友金，2011；张庸萍，2011；赵建吉，2014）。从历次产业转移浪潮可以发现，每一次产业转移的出现都与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息息相关，产业转移既可能是区域产业主动腾笼换鸟、辞旧迎新的过程，同时也可能是区域产业受到政策、资源、环境限制而产生的被动经济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不仅促进了转出地产业更新换代，也给承接地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台湾新竹、苏州工业园等产业高地日益隆起，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一块块五彩斑斓的“经济马赛克”。

表1-1　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演进轨迹

1.1.2 国际产业转移显著促进了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吸纳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受加入世贸组织影响，2001年后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不断攀升，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见图1-1）。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2009年，外资企业工业产值、税收、出口分别占全国的28%、22.7%和55.9%，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4500万。2010年，中国实际吸收FDI更是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年增幅达17.4%。以FDI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FDI所带来的资本、技术、研发能力、管理经验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并出现了倍增器效应，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和“代工制造平台”。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产业转移助推下，中国本土产业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见表1-2）。从总体格局看，中国内部各省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布很不均匀，其前沿阵地主要集中在东南及沿海地区。这种承接格局的失衡也导致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有研究发现，在1985—1999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90%是由FDI引起的（魏后凯，2002）。

图1-1　1984—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表1-2　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资料来源：范文祥，2010。

1.1.3 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遇到的问题

1.1.3.1　“飞地经济”与“候鸟经济”

产业转移具有阶段性且流动性较强，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能“黏住”这些流动的经济要素。从全世界范围看，转移企业就像一朵朵随风飘散的蒲公英，只有遇到合适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繁衍生息。无论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国内产业转移，都面临着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的过程。转移企业合理的地方化战略以及承接地良好的政策、经济、社会环境是转移企业实现在承接地深度嵌入的必要条件。从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践看，部分区域内转移企业与地方企业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转移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永恒追求会使其有目的地减少对承接地的依赖，纵然是因为地方制度约束而产生“被动嵌入”，它们也会基于“俱乐部收敛”策略首先同承接地内的转移企业建立产业联系，这种倾向无疑使部分转移企业成了漂浮在承接地上的飞地。“飞地经济”与国外学者发现的“沙漠中的教堂”和“孤立的堡垒”比较相像，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不足是产生类似现象的根源（Hardy, 1998；Lowe, 1999；刘卫东，2003；Liu, 2006）。其次，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企业的“蒲公英”可能仅在承接地短暂停驻后又飘向其他更具比较优势的区域。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产品价格下跌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大量台湾PC企业转移到福建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东莞成为重要的台商集聚区；但在9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的台资企业又开始纷纷外迁，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成为台资企业新的目的地，而且部分台资企业迁往了越南、马来西亚等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学者通常将这种情况称为“松脚型嵌入”或者是“候鸟经济”（王缉慈，2003；项后军，2004）。转移企业再次外迁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出现，对承接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飞地经济”及“松脚型嵌入”问题，但受考核制度驱动不少地方政府仍重点关注如何把产业“引进来”，并没有系统考虑“留得住”和“发展得好”的问题。

1.1.3.2　“低端技术陷阱”与“贫困增长”

尽管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转移为多数承接地打开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Window of Location Opportunity，WLO）（Boschma, 1999），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隆起了印度班加罗尔、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等产业高地。相反，有些区域却没能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波兰西南部的Wroclaw地区、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以及巴基斯坦Sialkot医药器械产业集群、中国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等，它们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不仅未能实现升级和跨越，反而陷入了“锁定”或“贫困增长”的状态，甚至最终走向了没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全球资本不断涌入使“中国制造”的体量迅速增加，然而从普雷维什的“核心—外围理论”来看，这种带有“梯度”意味的产业转移会使承接地产生对转移产业“技术权力”和“网络权力”的依附，并陷入“低端技术陷阱”不可自拔。比如在个人电脑生产的全球价值链中，核心技术、标准制定、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非核心部件制造、代工、组装等低端环节才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完成（见图1-2）。如果承接地企业都是以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原始装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则只能是廉价劳动提供者和经营风险承担者；承接地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量的增加，而很难有质的提升；而且在“马太效应”作用下，承接地与产业转出地等先发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为“贫困增长”。

图1-2　全球计算机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Wei, 2010；刘友金，2011。

1.1.4 国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4.1　国内产业转移是消弭区域差异的重要契机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而自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对消弭区域差异、促进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刘红光，2011；李国平，2016）。进入21世纪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家宏观战略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了一轮自发的产业升级过程，一些资源消耗高、人力需求大、污染排放重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10年，以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和发布《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为标志，中国的区际产业转移进入了较快增长期。比如，河南省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组织一届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2011年还举办了一届）。2010—2012年，河南省通过该对接活动签约国内外投资项目1474个，签约投资总额7389亿元。其中，国内省外项目1364个，投资额6233.3亿元，占签约投资总额的84.4%（见表1-3）。2020年的对接活动上，共收集汇总签约项目778个，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项目609个，占比76%。由此可见，国内转移企业是河南省近年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国内产业转移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研究发现与产业大规模西迁相对应，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效缩小，并且这种经济增长格局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新常态（刘刚，2011；丁鑫，2016）。

表1-3　2010—2012年河南省利用省外资金来源

注：将全国划分为东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福建、珠三角、中部地区（除河南外中部五省）、其他省份等区域。

1.1.4.2　国内产业转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何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近年，中国经济腾飞所依赖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正逐步下降，新兴国家追赶竞争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日益严峻。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都受到严重冲击。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基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的特点，利用沿海与内陆地区要素禀赋的梯度差异，在东部地区加快实施“腾笼换鸟”战略，推动有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把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提升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质量，进一步筑牢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增强经济的深度和韧性（张倩肖，2021）。同时，“十四五”规划要求中西部地区，要“着力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区际产业转移恰恰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提供了转型升级的“区位机会窗口”。所以，中西部承接地要引导转移企业实现地方深度嵌入，并基于此构建紧实高效的区域生产、创新网络，进而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推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